降E大调注：本文译自所罗门的贝多芬传的第一章。梅纳德.所罗门是著名的研究贝多芬的音乐史学家，以擅长心理分析著称。他最有名的研究之一是基本解决了谁是贝多芬“不朽的情侣”。本人曾经据此写过关于贝多芬不朽的情侣的文章，在CND。这是两年前的译文，供有兴趣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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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生于一个科隆宫廷音乐家家庭。科隆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教廷公国，其宫廷位於波恩。他的祖父是个男低音和这个选帝侯宫廷的乐长。贝多芬继承了其祖父的名字。他的父亲名约翰，是宫廷男高音歌手和才能平庸的音乐教师。约翰•贝多芬在1767年11月17日与寡妇玛丽亚•玛德莱娜•莱蒙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路德维希•玛丽亚于1769年4月2日受洗礼，但只活了六天。路德维希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于1770年12月17日受洗。

人们不会想到，这一系列如此直接了当的事件，怎么会产生传记方面的疑难的。然而，正是这些本无可争辩又有记载的事实中，围绕他的出生日期这个不起眼的事情所导致的一系列的误解，在贝多芬的一生中，极大地影响了他很多的情感心态与行为举止。

第一个误解是贝多芬的出生年份。贝多芬在这点上是如此固直己见，真可以认为他是受制於幻觉。在他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相信自己是生于1772年而非1770年。(在他那1802年所写的充满情感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中，他暗示自己比实际年龄小三到五岁)。他的朋友费迪南德•瑞斯，佛兰茨•杰哈德•韦盖勒，和维海曼•克里斯迪安•穆勒曾分别给他提供了三份他受洗礼的证明文件，但他都拒绝认可这些文件的有效性。私下，贝多芬总认为，那些文件是他哥哥路德维希•玛丽亚的受洗证。他提醒过他儿时的朋友韦盖勒注意这个可能性。在1810年5月2日，他写信给韦盖勒，要他取得一个“正确”的洗礼证。信中写到：

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我有个兄弟生于我之前，他的名字也叫路德维希，加上玛丽亚。但他死去了。要排除我的年龄中的疑点，这个兄弟的必须要先确定。因为在这点上，有人一定已经弄错了，我已经被说得比我实际要老。真是不幸，我自己活着却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务请注意此事，找出路德维希•玛丽亚和生于他之后的路德维希。

当由“波恩市长办公室”正式签发的出生洗礼证到手时，上面写的仍然是1770年12月17日的出生受洗日期。贝多芬还是不接受。他在这个出生证背面写到：“1772。这个洗礼证看来不正确，因为在我之前有个路德维希出生”。

如何解释这点呢？长期来，人们相信，贝多芬只是接受了对他的年龄所产生的谬误。在波恩时，那年龄是很为人所知的。有的传记作者将责任归于他的父亲，说是他父亲为了让人相信贝多芬是莫扎特那样的神童可能有意在他的年龄上弄虚作假。而有的人认为其父是无辜的，强调那时在保存家史记录方面的广泛存在的松散不严。然而，经过对史料的细心分析表明，约翰•凡•贝多芬从来未将他儿子的年龄减掉两岁。在1790年之前，贝多芬的年龄也从未被少说两岁。相反，在他20岁前，他的年龄常被少算一岁。显然，贝多芬及其他周围的人们(也许还有他父母)都相信他生于1771年12月。这样看来，贝多芬的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生于1772年12月(或之后)，是源于他本人的想法。他本可以有多种途径来明白无误地验证和确定他的出生洗礼证书的准确性的，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或者不能对自己的出生年份予以合理的考虑。这个在出生年份上的幻觉完全是贝多芬自己的。只有当我们对他的生活与个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这个幻觉可能的意味和结果就会更清楚。

与此相关的另一件更大的情感上的冲突，是贝多芬对自己生身父母本身的怀疑。有关贝多芬是某个普鲁士国王，诸如佛里德里齐•魏赫姆二世和他的叔叔佛里德里齐大帝之类的私生子的报导最初于1810年开始出现，并在贝多芬的余生中，反复出现在各类百科全书，音乐辞典，和音乐期刊中。人们并不知道，到底贝多芬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这些报导的。很可能，他会在当时就立即注意到。从1819年开始，他的朋友们和他侄子卡尔恳求他否认这些报导。贝多芬的对话本多处包含有诸如此类的片语：“这样的事情必须更正，因为你不必借助国王来增添荣耀。与之相反，倒是真的。”或“你被写成佛里德里齐大帝的私生子，我们必须在报上刊个说明”。但这位作曲家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也不委托或准许他的朋友去否认他这个皇家出生的故事。在那时，这个故事不仅已在德国和奥地利，而且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广为流传。韦盖勒在一封写于1825年12月的信中，对贝多芬居然容许这个故事流传多年而不提出异议表露了一点他的恼怒和沮丧。他在信中说，“在对话辞典上和法国，他们说你是个私生子。你为何不为你母亲的名誉雪耻呢？你对此漠不关心，只能是因为你不愿以任何音乐之外的事情来分心的本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让世人知道此事的真相。你无论如何应至少对我的这点予以回应。”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无论指责他对此“漠不关心”还是他的老朋友主动要为他母亲的荣誉雪耻的请求都未得他的立即响应。几乎又过了整整一年，在致他死亡的疾病发作之后，贝多芬才在写于1826年12月7日的遗留的信中，回答了韦盖勒：“你说有人提到我是已故普鲁士国王的儿子。其实，很早前就有这种说法。我已经采取了既不写任何关于我自己的东西，也不回复任何写下的关于我的东西的原则。所以，我很高兴将此事留给你来做：让世人知道我的父母亲的正直，特别是我母亲。”然而，写了这封信之后，他却疏忽了，没有将它发出。显然，他对辟谣仍然很勉强。当韦盖勒再次写信责怪他时，贝多芬于1827年2月17日回复到：“从你的上封来信中得知，你居然还没有收到我的回信。这真让我感到很惊讶。从这封你就要收到的信中，你会知道，我已早于去年12月10日给你写信……。那件事至今一直是个谎言。”

这件事，正如在贝多芬的出生年份幻觉中一样，我们面对一个疑难的问题：在贝多芬生活中的什么魔力或事情导致了他否认其父，使母亲名誉蒙受不白？对这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的解释，也要等到我们全面了解了他在波恩最早的经历之后。

1767年，贝多芬祖父，宫廷乐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竭力反对尔子约翰与玛丽亚•玛德莱娜•凯维瑞奇•莱蒙的婚事。他宣称，他已打听过并发现，她当过旅馆侍女。他的斥责声音很大，足以被住在楼下的房东费希尔家人听到。他们曾说起，老贝多芬对儿子这样说道：“我真没想到你会如此降低身份”。这是影响了贝多芬早年生活的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最早的冲突：他祖父，他父亲，他母亲。

玛丽亚•玛德莱娜•凯维瑞奇生于1746年12月19日。她父亲亨瑞奇•凯维瑞奇是在恩瑞雷特斯坦的垂尔的选帝侯的宫中厨房的主监管。在16岁时，她嫁给了约翰•莱蒙(生于1733年8月9日，是这个垂尔的选帝侯的贴身男仆)，为他生了个儿子，但还是婴儿时就死掉了。她也从1765年19岁前就开始守寡。约翰•贝多芬将他心仪的新娘从恩瑞雷特斯坦带回波恩家中，并不顾老贝多芬的反对于1767年11月12日与她成婚。哥特佛雷德•费希尔曾说，“贝多芬太太后来说起，她家本来是要给她的婚礼大大张罗一番的，但她公公顽固不化，扬言除非事情简单了结，否则拒不到场。”

老乐长说玛丽亚•玛德莱娜当过家庭寺女，是搞错了。其实，她家有过很富裕的商人，宫廷理事，及老资格参赞。所以，正如辛德迈尔所指出的，不是约翰•凡•贝多芬屈身，而相反，是玛丽亚•玛德莱娜屈尊下嫁。那为何老贝多芬反对这桩婚事呢？多年来，他与儿子住在莱茵格斯街934号，一栋归银行世家的最新一代热奥多尔•费希尔所有的楼房中的二层上的一套公寓中。他们在那里过着舒服有序的生活。老贝多芬也许觉得这个婚姻会骚乱这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费希尔的后代的回忆录中描绘了这个公寓：“里面一切都很漂亮,陈设得当，井井有条。还有不少值钱的东西。所有六个房间都配有漂亮的家具，许多画和几个碗橱，一个装的是银餐具，一个装满了光亮的陶瓷和玻璃杯，还有花色齐全的最漂亮的亚麻制品。家中所有从小到大的一切都象银俱一样，洁净光亮。”如此精心维持的家庭反映了心细的主人同样有条不紊的生活。他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本不愿与自己唯一的儿子分离。

贝多芬的祖父，老路德维希于1712年1月5日在比利时的马林斯受洗。他是迈克尔和玛丽的第三个儿子。五岁时成为圣罗巴特教堂合唱学校的学生。他在这个学校学到1725年。那年，他开始接受管风琴指导和伴奏技术，并在键盘上练数字低音。很快，他就开始在各教堂的仪式上演奏。在1731年，他被任命为劳范的圣皮艾尔教堂的合唱指挥。到1732年，他就在利吉的圣莱蒙伯特天主教堂唱男低音。在下一年的三月，也许是应科隆主教，选帝侯克莱门斯•阿古斯特的要求前往科隆公国的波恩。他们据说此前曾在利吉见过面。老贝多芬后来在那里度过余生。他先是做男低音独唱歌手和合唱队中的歌手(他一直维持了这个职位至死那年)，并从1761年到死，担任宫廷乐长，负责在教堂，音乐厅，剧院和宫廷舞会中的音乐。1773年初，他经历了一次心肌梗塞，并于同年12月24日死去。

他开始的工资是每年200第纳尔，后来于1746年8月22日又增加了100第纳尔。在1761年签发的教令上被任命为宫廷乐长之后，他的薪水几乎达400第纳尔。这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不仅如此，他在其宫廷差事之外，还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开他的酿酒生意。他在到波恩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这个生意。早在1738年，他就签下了一个六年的合约，租凭在温热尔格斯街上的一栋建筑中的两间公寓，一个酒窖，和一个储藏库的一部分。他和家人住两间公寓中的一间，将另一间出租，留下酒窖和储藏库的空间来做生意。在他后来的日子中，他还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放贷。据当时的文件显示，在1769年与1773年之间就有他发放的三笔总计约500第纳尔的贷款。这相当于他当宫廷乐长一年的薪水还多。

这位宫廷乐长的生意经是很得家传的。他父亲迈克尔(1684到1749)在1770年曾签契约给面包师当学徒。到1707年，成为一个主面包师。他后来在房地产上干得很火。1720年之后，又干过精织品，画，家具的中间商。到1739年，他的财运逆转，遭受损失，他要破产的谣言四处传开，导致他只好开始变卖房地产。到1741年，他的确破产。法官判他负债约一万佛罗林(只相当于现今的很小的一笔财产)。他只好和老婆一起投奔在波恩的两个儿子，路德维希和库尼卢斯，因为波恩是不受佛兰芒法庭的司法约束的。他们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余生，死于1949年。库尼卢斯(1708到1764)是在1731年和1732年间到波恩的。他先做蜡烛生意，后成为选帝侯宫廷的蜡烛供应商。他在1734年娶了一个波恩中产阶级的寡妇。在1736年之后，他的名字出现在波恩自由民的名单上。在他的第一个妻子于1755年死后，他又娶了他妻子的一个亲戚，安娜•芭芭拉•马尔克斯。这事经过了罗马天主教会的特许，因为当时教会禁止有任何与血缘关系相关联的婚姻。

在1733年9月7日或17日，路德维希(贝多芬之祖父)与玛丽亚•约塞法•波尔成婚。(她的名字叫Poll,或Pols,对她的情况，无从得知。她大约生于1714年)。他们共生了三个孩子，但只有约翰(贝多芬之父)活了下来。他生于1739年或40年，从未发现过他受洗礼的任何记录。据传说，玛丽亚•约塞法酗酒成性。她后来情况变得十分严重，被送进修道院，并呆在那里直到1775年她去世。无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被送进修道院的。费希尔的回忆录描述了1761年6月24日这个女人的丈夫在热奥多尔•费希尔的婚礼上的情景。“在婚礼期间，他泪流不断。当问起何故，他说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姻和婚礼”。可以想见，他是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不幸婚姻。如此看来，他的妻子可能已经于1761年初离去。至於她的酗酒问题的说道，是来自费希尔的儿女，哥特佛雷德和凯西丽亚。他们多半是从其父母那里知道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贝多芬家族的任何人曾去修道院探望过她。贝多芬本人后来从未提起过他的祖母，虽然她死时，他已五岁。老贝多芬在他妻子离开去修道院后，似乎也没有和任何别的女人有交往。据大家所知道的那点线索，他独自与儿子在费希尔所有的那个房子中生活。他后来对儿子婚事的反对，也有可能是有点出於不愿再看到个不协调的异性因素出现在他完全自我满足的独身生活中。

在玛丽亚•玛德莱娜•凯维瑞奇•莱蒙的家中，对这桩婚事好象同样缺乏热情。婚礼没有在新娘家中举行，而是在波恩，可能是因为家人的反对。玛丽亚•玛德莱娜的父亲黑尔•凯维瑞奇(生于1702年1月14日)已在1759年8月3日去世。她当时只有12岁。她母亲生于1707年11月8日。她父母亲是1731年8月14日结婚的。婚后生有六个孩子，但其中四个可能还是婴儿时就死去了。在她父亲于1759年死后，母亲为养家糊口去宫廷当了厨娘。接近1768年时，凯维瑞奇夫人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这可能与她女儿的第二次婚姻有关。一封代她而写给垂尔选帝侯的呼请信上写到：“在操持她的独女的不当婚姻的过程中，多达300第纳尔不见了”。尽管有人对此的理解很大度，认为是她给了女儿一份丰厚的嫁妆，但其他人得出的结论是，约翰•凡•贝多芬揩干了他丈母娘的油，花掉了她一生的积蓄。由於她的贫困，以及按那封呼请信上的说法，她“心智虚弱”，给她指定了监护人。呼请信上还写到，“她生活在苛刻而不寻常的悔罪感之中，真不知她如何活下去的。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生活，吃得非常少，而且吃的东西很糟糕，有时整个晚上就躺在教堂外刺骨的寒风和雨水之中”。的确，她没能再活多久就于那年九月死去了。

人们并不知道玛丽亚•玛德莱娜对自己母亲之死，以及自己的婚姻可能对此所起的作用的反应。但她曾向费希尔的后代之一凯西丽亚将自己的婚后状况描绘成“悔恨链”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母亲之死是这条链上最早的环钮之一。一次他们谈论起凯西丽亚的追求者时，凡•贝多芬夫人(玛丽亚•玛德莱娜第二次婚后的名字)曾对这位年轻的女人讲：“如果你想听我的劝告，那就保持独身。这样你会过最宁静，最美好，最欢心的日子。婚姻是什么？一点点快乐，然后就是一条悔恨链。更何况，你还年轻。”凡•贝多芬夫人对她的这个观点常常说得很细，“这么多年轻人草率结婚，不知道婚后的懊悔在等着他们”。她知道很少幸福的婚姻，更少幸福的女人。她说，“当女孩降生于世时，你当哭泣”。

她与约翰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起名路德维希•玛丽亚，于1769年4月2日受洗，只活了六天。下一个小孩路德维希于1770年12月17日受洗礼，所以，大概生于12月15日或16日。她后来还生过五个小孩。其中只有两个活下来了：凯斯帕尔•安顿•卡尔于1774年4月8日受洗，尼古拉斯•约翰于1776年10月2日受洗。另外三人是：安娜•玛丽亚•佛兰兹斯卡于1779年2月23日受洗，只活了几天；佛兰茨•基奥格，1781年1月17日受洗，活到1783年8月16日；玛丽亚•玛加雷沙•约塞芬于1786年5月5日受洗，死于1787年11月26日一岁半时。

这便是这桩一开始就受到父母反对的不祥婚姻初期的写照。在其不算长的岁月中，充满了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冲突，和悲剧，女方在婚礼之后很快就明显后悔了。玛丽亚•玛德莱娜对自己婚姻的失望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她母亲和她的第一个孩子的死亡，也不能归根于贫穷。前四个孩子中有三个活了下来。在婚后几年，她的这个家也受公公的保护。老贝多芬不仅有宫廷乐长的高薪，而且还有其它生意带来的收入。他其实也没有不情愿帮他儿子的家。很清楚，这桩婚事并未给他带来他所估计的那些不快。他按部就搬的日子也如同往昔。他的儿媳也认同他作为家中长老的权威。他与儿子的关系也没有大的改变。他还得到一个孙子，和他同名。

玛丽亚•玛德莱娜的丈夫也并非不能维持自己的家庭。与早期的那些传记中很流行的说法相反，贝多芬并非在十分不快的家境中度过了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更不用提A.W.查依尔和其他人所称的“极度贫困”了。约翰•凡•贝多芬在宫廷当男高音时最一般的年收入是100第纳尔。在1769年曾加了辅币25佛罗林。在1772年4月3日的一个文告中，他接受了另外50佛罗林。1774年1月，他被给予每年60第纳尔以供养其母亲。这个数目在他母亲于下年死后，永久地转入了他的薪水中。这样算来，到1774年，约翰从宫廷所得到的固定收入有210第纳尔，这按当时流行的转换比率，相当于315佛罗林。这个数目是与付给其他宫廷乐师的薪水相当的。后来，1784年6月之后，当小贝多芬开始为在宫廷乐队工作挣钱时，他一家从宫廷来的达450佛罗林(300第纳尔)。在当时的一个德国教廷公国，这并非一笔小数。它比大多数挣低薪的音乐家要高一倍，只比宫廷乐长和乐队指挥挣得要低。

约翰还从音乐教师的工作中挣得一些钱。他至少在1770年代被认为是个称职的音乐家。我们没有理由不接受哥特佛雷德•费希尔的说法。他说道，这那些年中，约翰“准时去工作；他教钢琴和声乐，学生有英国，法国，以及从帝国委派的公使的儿女们，当地贵族的公子和年青小姐，以及当地显赫的自由民的儿女们；他常常有做不完的事情。”据说他很受学生们的喜爱，从他们的家人那里得到不少好处和礼物。(礼物中有好酒。贝多芬学者日奥多尔•佛瑞迈尔曾调侃道，早在那时候，“人们就知道以酒来说话了”)。他还经常被召去帮助年青的乐师们准备教堂仪式。

可以说，这位年青的宫廷乐师的所得是足够维持家庭的正常开支的。后来，当他父亲于1773年12月24日去世后，他成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的唯一的继承人。那时贝多芬刚满三岁，财产中包括长期积攒下来的相当数量的现金，家中物产，银行存款帐户，发放的贷款，现金贷款，房屋贷款等。他追索了那些向他父亲欠下的债务，其中有几笔数量惊人。有一笔给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卡儿斯的贷款高达一千佛罗林。这笔钱足够一个波恩家庭开支两年多。这位宫廷乐长的遗产让他儿子从辛苦的宫廷乐师中解脱出来。所以说，约翰并非在养家方面不称职，至少在最初几年是如此。

从贝多芬一家几年中居所的改变上可以看到他家财富的起落。约翰和玛丽亚•玛德莱娜在1767年婚后不久，他们便找到了一套与他们的收入相称适合年青夫妻的房子。这是他们搬进的第一个居所，在波恩格斯街515号(现在是20号)后面一个简朴的带花园的房子。贝多芬就生在这里。然而，六年之后，他们刚继承老乐长的遗产，这个多了人口的家庭就将拥挤的小房间换成了德雷克泊拉茨街上的上等房屋。到1775年或最晚不超过1776年秋天，他们搬回了靠近莱茵河岸莱茵格斯街道上费希尔家的房子，就是贝多芬的祖父和父亲从1760年到1767年住过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住了有大约九年，中间有两次住在别处。一次是在1776年和1777年间，他们住在黎沃格斯街，第二次是在1784年2月，莱茵河发洪水，波恩的很多地方都遭水灾，贝多芬家住在斯托肯斯特拉斯街9号，直到洪水退去。费希尔家的房子尽管说是在波恩较为简陋的地段，但既舒服又宽敞。贝多芬一家占用了六个房间。两间大房间面对街道，四间小点的面对后院。另外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黎沃格斯街上那套公寓较小，而且房外景致较差，但位於市内中心地带。搬去那里，大概是因为凡•贝多芬夫人想住得离宫廷，教堂和市场近一些。可能在1785年初，他们最后一次搬房子，租了温热尔格斯街462号上一套很好的公寓，地点也很满意。在那里，凡•贝多芬夫人死后，家中请了个管家来照看。

约翰•凡•贝多芬受过小学教育，并曾上过波恩的耶稣会学院的预科班，但却没有能从那里升入高等的学校。十二岁时就进入了宫廷教会当男高音歌手。他父亲教他唱歌和弹钢琴，他也学会了熟练地拉小提琴。到他的声音改变之后，根据一个1756年的宫廷文告，他被接纳加入选帝侯的合唱团。他在团中任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於他的“干瘪的声音”和臭名昭著的酗酒行为而被迫退休为止。他老老实实地按照父亲已经树立的模式生活，而且无论在家还是在合唱队都在父亲的关照之下。这样的日子直到他1767年违抗父命结婚而终结。明显无疑，这是这个顺从的儿子到那时还从未有过的反抗行为。

他其实在此之前的几年中已谈起过婚事。他和房东的儿子热奥多尔•费希尔是好朋友。他们曾一起弹齐特拉琴，唱歌。大约在1760年，他们就觉得该是他们成家的时候了，要“启航驶入爱情的海洋”。热奥多尔•费希尔在1761年结婚，但被父亲戏称的“逃跑小子约翰”却迟迟未有进展。过了六年之后，他才汇集起充分的勇气。他的时机终於来临了。他在一个远方的城市找到了他的新娘，并将他们订婚的事情告诉了他父亲。费希尔的家人回忆道，“当约翰•凡•贝多芬将他的恋人带到他父亲面前时，他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他不动声色地宣称，他决心已定，绝不动摇。她就是他的新娘。”

查依尔相信，约翰的酗酒问题很可能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的。而哥特佛雷德•费希尔简单地将之归咎于他老父乐长所经营的酒生意。传记作家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普鲁德弘妄猜“随着他父亲死后家中财产的日渐衰落”，这位宫廷男高音开始逐渐地放任自流，最后酗酒成性。辛德迈尔认为玛丽亚•玛德莱娜的死导致了事情的恶化，约翰在酒精的迷魂汤中度过了余生。

然而，酗酒问题有比这更深的根源。正如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爱德华•格拉维尔所观测到的：“酗酒问题的主要特征在本质上都是表现出个人想将自己从绝境中解脱出来的企图。”酗酒者在饮酒时可以暂时忘却自己不幸的生活状态或是从难以承受的精神冲突中得到临时的解脱。我们可以认为这个约翰所不能自拔的僵局是他与其父亲之间的冲突。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工作上，老贝多芬盛气凌人的性格不容任何不同想法。他不能说服别人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强加于人。一次，他没能得到宫廷乐师们的服从，便上书选帝侯。选帝侯立即发话，并以开除相威胁，要那些不听话的乐师服从乐长的所有吩咐。他父亲对约翰的支配是显而易见的。老贝多芬为儿子选择了职业，教他音乐，带他入了宫廷教堂，为他求得了宫廷歌手的职位。他既是儿子的上司，保护人，又是他唯一的父辈。他母亲的不在身边既强化了他父亲这样的保护作用，对约翰来说，也是必要的，这大概也在双方产生了怨恨。费希尔的回忆录勾画了一个深信其子会一事无成的父亲的形象，他并以轻蔑的口吻传播自己在这点上的想法。老路德维希对儿子婚事的反对明显反映了他对儿子的这种不信任。在他看来，那时已二十七或二十八岁的约翰，是当不好丈夫和父亲的，更不用说挑选一个合适的新娘。如此看来，约翰的结婚表示了他对这个病态父子关系少有的反抗。

但是，约翰在结婚后，却也未能得以从父亲强有力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尽管这位宫廷乐长搬出去住了，但离得很近，距儿子在波恩格斯街515号的家只有一小段距离。他仍然是儿子新家庭中说话算数的人。约翰找到了自己的女人，建起了自己的家，开始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他尽力而为。但还是不不够。一切其实都未改变。在他父亲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逃跑小子约翰”，那个轻浮反复无常的约翰•凡•贝多芬。当他父亲因差事不在家时，他就会乘机离开波恩，去科隆，德沃茨，安德尔纳奇，科勃兰茨，恩瑞雷特斯坦，“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地方”，他父亲挖苦道，“跑吧，到处跑吧，总有天你会跑到你的终点的”。

他父亲的去世将约翰的抗争甚至敌意的态度暴露了出来(当然并非真需要钱而导致了他典当了他亡父的画像)。约翰在自己职业中的平庸表现应当已让他意识到他与其父的才学之间的巨大差距。但唯一记录下的他对自己老父之死的反应却表明他的不同想法。在1774年1月初，他父亲死后刚不到两个礼拜，他就向选帝侯请求加薪。他写到：

敬致选帝侯大公，本父亲已不幸辞世。他荣幸地为克莱门斯•阿古斯特大公与殿下您和至高的上帝服务…荣任宫廷乐长42年。尽管本人觉得有能力继任父亲所留下的这个职位，但不敢冒昧向殿下您提请考虑。

他的可以当乐长的想法无疑只是约翰的想法中最自以为是的，但却是由来已久的，而且试图在十年后父亲去世时将它变为现实。但总的看来，他缺乏能量去追求自己的幻想。费希尔家人记得，他常常倚着窗户，呆望着雨中，或与住在街对面的酒伴，也是喜欢靠在窗口上的鱼贩子克莱做脸色。他在外面的时间越来越多，许多晚上在小酒馆，要不就与朋友一起在城里闲荡，深夜或第二天清晨才回家。他的确是在回避家人和丈夫的责任，将家庭的担子留给了妻子。当1784年莱茵河发洪水时，不是约翰，而是他妻子展示了勇敢和大胆，以鼓劲的话来让居民安心，并等到大家都离开之后才从房顶上用临时搭起的梯子逃入吉尔格斯街。

在后来的岁月中，约翰被大家认为是变幻无常而靠不住的人。1784年夏，马克斯米利安•佛兰茨大公接替死去的选帝侯马克斯米利安•佛里德里奇。他一到波恩就收到的一份正式文件中反映了一般的看法：“约翰•贝多芬的声音干瘪，已服务多年，相当拙劣，举止行为一般，已婚”。在1784年之前他被人容忍，是由於有他父亲，后来是有权势的选区牧师凯斯帕尔•安顿•凡•贝尔德尔布希公爵的保护(可以认为贝尔德尔布希给予的保护是看在他与其父，乐长之间长期的友情上的。他们同是佛兰芒人)。这位公爵是约翰的第三个孩子的教父，并经常探访贝多芬家。他是有记载的访问过贝多芬家的很少几个有职有名的贵族之一。约翰被人当成紧跟贝尔德尔布希的门徒，以致于他受到了这位牧师的敌人的赌咒。一份当时由贝尔德尔布希的对手起草的匿名文件，将约翰•凡•贝多芬列在一个“可以低价雇佣来当不错的警犬和密探”的人名单上。这意味着他可能已被看成贝尔德尔布希的帮手或探情报的人。

这位牧师在1784年选帝侯马克斯米利安•佛里德里奇去世之后几个月也死去。这样，约翰•凡•贝多芬在宫廷中便失去了任何可依靠的朋友或保护人。让他雪上加霜的是，在1785年末或1786年初，他试图欺骗贝尔德尔布希的后代，伪造文件来索取他们的财产。他在给选帝侯的诉状中宣称，他曾给过很多值钱的礼物给公爵以及他的夫人，威利奇的女修道院院长，以便得到他会被任命为乐长的承诺。他要求贝尔德尔布希的后代们退还他的礼物。详细的礼物清单列在约翰•凡•贝多芬的诉状中，还有个伪造的签名。他声称得到暗示，“已故父亲的继承人定会带来可靠的服务，也会将他从贫困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份文件指称，就是这样，他父亲的遗产逐渐耗尽，“其中的大部份给了他那时所依靠的这个人”，并给他的妻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他的伎俩被揭穿之后，他并未受到任何法律指控，但他在宫廷中和波恩的名声到达最低点，这也许加速了他螺旋一样向下的衰落过程。一份关于小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在1784年2月15日给宫廷的请愿的报导，呼请他正式担任宫廷助理管风琴师，增加报酬，并直接了当地指出，他父亲再也无力维持家庭生计。至此之后，约翰上了选区名单上接受慈善补给的人，他象是变成了喜剧中的小丑人物。1793年1月1日，选帝侯给马西尔•凡•斯恰尔大公写信说，由於约翰•凡•贝多芬最近的死亡，“从酒税的收入遭受了一点损失” 。

在家里，玛丽亚•玛德莱娜抱怨丈夫酗酒欠债，经常对自己被留在家中独自一人而叹息。但这点很清楚，她自己和约翰都对由她来操持家务感到满意。这点可以从费希尔回忆录中一段关于他们早期的婚姻生活描写的片段中得到印证：

当他收到他的工资或从学生那里得来的工钱时，他一进家门就与老婆开玩笑：将钱扔进老婆的裙兜里，然后说：“钱都在这里了，老婆”。她然后就会给他一瓶酒，说：“真的不能让男人空手回家”……他回答：“对阿，空手！”她然后答应道，“真是空的，我知道你想满杯而不是空杯”，“对啦，女人知道。女人总是很清楚”。

这在后来的年头中并未改变。约翰通常手提酒瓶，喝着酒，遮遮掩掩地穿过邻舍。有一次，凡•贝多芬夫人从窗口上叫他，他回答到，“天好热，我太口渴”，她回应到，“对啊，你可是没有夏天的炎热时也口渴的。”他对此心平气和地答到，“还是你说得对，我同意。谢谢你，快吃饭了，别担心，我马上就回来。”当他酒气熏熏时，他常会行为失礼。他开玩笑地将房东家的年青的凯西丽亚•费希尔小姐称为“音乐的守护女神”，并要求吻她。她拒绝他，并对他说，“我可不是个轻浮的女孩，你有老婆，去吻她，不要来找我” ，他对此回敬到，“你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知道任何对付。”当几年后他又想占她的便宜时，据费希尔回忆，“她将他推开，他敲击炉子，将炉子打翻，并将炉灶从墙上拔了出来。”约翰说，大家看着这场戏好玩，“那真给我上了堂课”。他妻子赞扬凯西丽亚，“你做得对；就是要那样对付这种事。”

撇开这些羞耻轻浮之事不谈，从这些和其它的记载，可以公平地说玛丽亚•玛德莱娜做了个伤心和痛苦，而又贤惠的酗酒无用的男人的妻子。她生活在这样的悲剧中，直到自己死于一种长期折磨她的疾病。这肯定不是事情的全部，但在留传下来的史料中，找不到能让人设想到一种满怀希望和信心的婚姻关系的任何迹象。凯西丽亚•费希尔甚至记不得曾经见到凡•贝多芬夫人笑过(“她总是板着脸”)。寡妇卡茨将她描述为“一个寡言，受罪的女人”。她也被认为是“一个聪慧的女人，谈吐得体，礼貌，对无论高低贵贱的人，都不卑不亢。正因为如此，她深受到大家的喜欢和尊重”。很明显，她并非孤僻。她据称偶尔会发脾气，争吵。据哥特佛雷德•费希尔的观察，“她以每个诚实的人都具有的方式，应付自如”。凯西丽亚•费希尔回忆到，贝多芬的母亲常常讲起她的旅行，以及她曾经历过的危险。与她曾对婚姻的警告相联系，这可能显示出了她的恐惧与幻象的意向，很象后来贝多芬在他的<<海利根斯塔特遗嘱>>中，在<<致不朽的情人>>的信中，和在一些他的通信与日记中所显示的那些幻觉。我们完全可以说，玛丽亚•玛德莱娜直接或间接地给她的儿女们，特别是他的最大的儿子，灌输了许多她向凯西丽亚•费希尔表露过的想法。的确，费希尔家人声称，当玛丽亚•玛德莱娜向凯西丽亚提起关于婚姻的警告时，贝多芬在场。如果这事属实的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贝多芬在1817年由范尼•吉安那塔西奥写的报导中会在同样的话题上给出与母亲完全相同的看法。

每到玛丽亚•玛德莱娜的生日那天，这个家庭就暂时抛开了它的麻烦和矛盾。凯西丽亚•费希尔描述了那天的情景：

每年，玛丽亚•玛德莱娜的生日和命名日聚会都很庄重。音乐是从图克萨阿尔来的旅行演出乐队，被按置在临街的两间客厅中。在挂有祖父路德维希画像的房间，由花，树叶，和月桂树叶花环搭起了天蓬。在生日前夜，贝多芬夫人就会被早早引开。到10点时，全部准备就绪。乐器调音的声音打破夜晚的寂静。贝多芬夫人也被惊醒，并请去梳妆，然后被领到天蓬下装饰漂亮的椅子上。音乐突然响起，惊醒四周的邻居，就连最困倦的人也很快就被快乐所感染。音乐之后，摆好餐桌。吃喝完毕，这对快乐的夫妻开始跳舞(脚上穿着袜子，以减少震动的声响)。之后，生日庆祝结束。

这个家庭的父亲没有受过如此的敬意，因为正是他扮演这个亲切和谐但徒劳无益的酒神狄俄尼索斯，这个人欲的弱点的后嗣，作为玛丽亚•玛德莱娜泰然处之的苦难生活中的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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