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是在上帝面前犯的 — 读《祁克果的人生哲学》
范学德
1. 没有自我的人
祁克果（1813—1855，名字又翻译为克尔凯戈尔，基尔克果）是哲学家，又是基督教大思想家。谢秉德先生翻译的《祁克果的人生的哲学》一书，汇集了祁克果的六部论著。该书收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二部第二十三卷）”，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到如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收入这部书中的前三部论著是《今日的时代》，《我著作中的观点》和《致死的疾病》，我曾一读再读，爱不释手。我当然不信祁克果的话句句是真理，但他激励我思考，让我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的黑暗，这已足矣。祁克果屡次说过，他的整个写作事业“同时即是自我教育”，这应当成为我的座右铭。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的自我意识是蛮强的，周围的人也大都这么认为，但按照祁氏的思路，并非如此，实际上它并不发达，或者说很不发达。自我意识并非一个赤裸裸的自我而已，它与上帝意识直接相连，在天人，人我和物我的关系中反思自身。可是，多年来，我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知道天国在我心，更不明白灵魂中潜伏着恶魔，何论自我意识！
人是有灵性的，他心中有永恒的因素，这就是祁氏所谓的上帝意识。这也是他论述自我的根本之点。无论人是否承认它，都无法从心中除去它。无论人们用什么名字来表达它，都将以它为人生的基点，只是有真假之分而已。当然了，不信上帝的人也能事业成功，积赚金钱，家庭美满，诸事顺利，但是，“从灵性的意义说，这种人没有自我，没有一个为其值得冒险一切的自我，没有一个在上帝面前的自我；他们只是自私。”（注一）
一个人若不相信上帝，那么，他就无法知道我从哪里来，失去了根，或者说，他就必须承认我是从虚无中来，结果也是一样，他还是失去了根，因为虚无就是没有根。同时，他也不能知道我将向何处去，于是就绝了归宿，或者说，他要去的那个去处，本来无“处”，是绝对的空虚，完全的毁灭。在这两个虚无之间，他执意走自己的路，但那只是死路；他渴望成为他自己，但这个“己”或者“我”却是水中月、镜中花，表面上实实在在，但却无根无底，并且到头来却都化为空虚的空虚，从而完完全全地失去了那个本来就没有的虚幻的自我。
在祁克果看来，自我是在上帝眼中的自我。因为人本来就在上帝的目光中，上帝一直注视着人，只是人闭着眼睛，不去面对上帝的目光。人的自我意识中包含了衡量自我的要素，或者是以父母来衡量自我，或者是以他人、国家和社会来衡量。衡量自我的标准越高，自我意识也就越高。但唯有以上帝为标准，自我才进入了永恒之中，而那本来就是他所在也应该在的地方。人的标准是神，而不是人，人“衡量自我的标准越高，自我意识也就越高；那么一旦以上帝为衡量的标准，自我的价值就无限地加重了。人越感觉上帝，就越有了自我；越有了自我，就越感觉上帝。只有当那自我觉得自己是于上帝面前之存在，只有那时这自我才是无限之我” （第147页），同一个道理，“人对基督的意识越多，他自己的自我也就越多，其本身在本质上也是什么。”（第180页）
这的确美妙！反过来，人若是以他人为标准，无论他怎么自视甚高，无论哥儿们怎么彼此吹捧，但 “他们对自己终不免看得太卑微，那就是说，他们不认知自己是灵性，是具有一种绝对价值；他们的自高不过在于与别人相比较” （第110页），而这一个比较，也不过是半斤对八两之比，比来必去，也比不出什么名堂，说白了，脱不了一个“俗”字。
2. 我们这个时代
祁克果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来审视基督教信仰的。收入《祁克果的人生哲学》中的第一部书，就是《今日的时代》。
祁克果在《今日的时代》中严厉地批评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在本质上，乃是一个没有热情，只重理解和思想的时代，有时亦发出热忱，但转眼又如黠鼠般归于缄默。”（注一） 在这样一个不知价值为何物的时代中，“一切的事都只变成了念头而已”。（第6页）
把理解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是近代以来的时代潮流。笛卡尔鼓吹“我思故我在”，把“我在”和“我思”联系起来，“思”，或者说“理解”，就成了人“存在”的根据。培根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发展到了启蒙运动，就成了“理性就是力量”，“教育就是力量”，“社会制度就是力量”，这种种的力量，说到底，都是推崇“理解和思想”，而否认“信仰就是力量”。而信仰与思想一样，本身就是人生命中所蕴藏的力量。被剥夺了信仰之力量的人，他就只会从事理解，成了几条干巴巴的脑筋，信仰，勇气，热情，意志，就都被从人的生命中剥夺了。即使有什么勇敢与勇气，也被心智巧妙地转化为一种巧计。到头来，一切巧计都被运用去获得金钱，“人们所爱的唯一事物乃是金钱，而金钱变成人万事万物的抽象代替品。”（第7页）
这样的时代，全不知道行动或者决心的意义，大家都袖手旁观，夸夸其谈。人人都知道当走的路，而且知道各种不同的路线，只是无人愿意动身。因此，祁克果又说：“今日乃是颓坠” （第1页），从骨子里来看，就是心力的懈怠。于是，行动被宣传所代替，“我们的时代乃是一个广告宣传的时代，一发生什么事，就到处都是宣传。” （第3页）但从来不付诸于行动之中。
在这样一个空想的时代，“思想用尽各种所能有的方法，阻止世人了解他们与其时代都是同处于囚牢中——并非为暴君，权贵，祭司或秘密的警察所困，而是困囚于他自己的思想中；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困囚他，是因为它用一种自鸣得意的见解来欺骗人说，想象中的各种可能性，是远胜于一个决定的行动。” （第13页）其实，人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人的牢房，就因为这只是“我思”，而不是“上帝之思”，更不是在上帝之思引导下的生命之创造。
在这样“一个没有热情，只存在空想的世代里，妒忌便在消极方面成了一个联合原则” （第12页），于是就出现了祁克果所谓的“平夷运动”或者“平夷过程”，就像一个工程师平夷一块土地一样，把大家拉平。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平夷运动” 表现为把“平等”视为价值的最高目标，唯一目标。“平等” 成为上帝的代名词。“大家只注重‘平等’，总是说，有定数的人值得一个人为代表，人只要有那数目的人来拥护他，他的地位就算重要。。。近日则趋向一种数学式的平等，在这个平等的社会中，在各阶层都有差不多同数的人数来拥护某一个代表”。（第16页）
祁克果批评的是被近代人视为偶像的“平等”观念，并且，这种所谓的“平等”始于“被代表”直接相联系的，即一定数量的人由某一个人为代表。一般的人批评绝对的平等观，都是从人与人之间有不可抹煞的差别入手的，祁克果却是从灵性的角度着眼的，他始终着眼于上帝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人是属于上帝的，而不是属于某一个抽象物。但“平夷运动”使一个人不再是属于“上帝，或自己，或他所爱的人，也不是属于他所献身的艺术或科学，他在凡事上，都只觉得他是属乎一个抽象物，受他心中的思想管制”，这个抽象物可以是代表他的集体，政党，组织，国家，也可以是某一个领袖，或者领导，人就这样地 “做了自己思想的奴隶”。（第17页）
就以实现人类平等的理想而论，按照世俗的平等观念也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世俗之道本含着人间的种种差别，以不平等作为出发的条件”。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人的眼光来衡量是永远无法消除了的。只有从一种超越人的标准来评价人，人才可能有平等。这样的目光只能来自上帝。而上地看人的时候，是从高天上看的，他看到的是人心。因此，真正的唯一可能的平等，乃是“一种属神的，属本质的”平等（第46页），他是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并且都实为上帝所爱的；每一个人都堕落了，都是醉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要拯救的，都是上帝呼唤他归家的。这就是真平等，并且是唯一可能的平等。
但近代却高举起否定上帝的旗帜。平夷过程就是始于人拒绝认识自己是在上帝面前生存的。于是，就要扯平一切，把个人消失在“公众”或者“群众”之中，“因为群众既将个人变为一个组织中的分子，就使个人不负责任，忘却忏悔，或至少是削弱了他的责任感。”（第49页）
“平夷运动”为了把一切都降到一个平面，首先必须取得一种幻想作为其抽象精神，作为其代表。这个幻想就是“公众”。公众是“平夷运动的发号施令者” 。（第22页）多年前我学过的语录说的正是这样：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什么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但公众是什么呢？
祁克果尖锐地指出：“公众只是一个抽象名称”。（第23页）
“公众只是一个幻象。”（第23页）
多数人或者少数人都实有其人，都有其客观存在，但“公众”却没有其人，实际上也并不存在。 “公众是一个指万人的名称，但它无法被代表，或被检阅，因为它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虽然它在当代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名词。但它只是一种抽象的精神，“是一种包含万有而终归于空虚无物的海市蜃楼”。（第22页）
与“公众”这个词直接联系的是“群众”这个概念。那么，“群众”是什么呢？有什么意义？祁克果认为：“‘群众’只有数目字的意义，不论是权贵，富热，显达，凡事只讲数量，那就是‘群众’。”（第50页）
“群众”并不是什么英雄，而是“怯懦”的代名词。从历史和现实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人像群众那么怯懦的。当每一个人逃入群众中，而以群众为他逃避所的时候，他是因没有个人的勇气而避入怯懦中（他没有勇气去捉拿该犹，马流，甚至没有勇气承认他没有），他就把他的一份怯懦带给那号称‘群众’的怯懦群体。” （第50页）当一个人投入到群众中的时候，他就自己把自己抛弃了。于是人们在理始于现实中就常常看到，一旦成为“群众”中的一分子时，一个懦夫就成了英雄，胆小鬼就成了豪杰，而人民往往就成为“暴民”“乱民”的代名词。
群众是用投票来决定真理的，但真理却并不是依靠群众而以确立。无论是发现真理还是传扬真理，都要靠单独的个人，并且，真理也只对个人说话。“所谓真理，不外乎尊重每一个人，绝对地每一个人，而这就是敬畏上帝和爱‘邻人’之道。从道德和宗教的观点而论，接受群众为最后的裁判，乃是否定上帝，而亦正与爱邻人之道相反。” （第53页）
群众用数量作为道德的权威。凡是大家认为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大家以为好的，就是最高的善。对此，祁克果提出了抗议，他说：就宗教信仰而论，无论男女老少，贵贱贤愚，“凡是感觉他在灵修上有了根基，而与上帝接近的人，都必然完全与我同意，作为‘集团’来做修养或被修养，是绝不可能的” （第60页）。道德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是这个人独自做出的选择和行动，并且也是这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要辨别一个人是否配称为‘真理的见证’，须从道德上考验那人的言行是否一致，看看他的私生活是否代表他所说的话——不过这个条件，恐为如今这个只重体系，讲坛而不重人的品格的时代所摒弃。”（第64页）
“‘群众’乃是‘非真理’。”（第48页）这就是祁氏的结论。
我从自己的经验中深深体会到，“群众”是不存在的，“群众”是 0，存在的是代表群众的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他们是 1 或者 2。3。4，且排在 0 之前。若没有这些1啊2啊3啊，那个0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有他们（1，像什么1号首长之类）才知道群众的利益、愿望和喜好，只有1号才能代表0号。什么“首长”啊，什么“首领”啊，什么“首脑”啊，这都与脖子以上的部分相联系，把“头”交给别人，由别人来做自己的头。什么“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是说着玩的，是宣传！只有领袖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组织才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天职是什么？听话而已。听代表自己的那个“群众”的话，这也就意味着自己无话可说，或者自己的话，根本就算不得人话，所以不说也罢。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但当人把自己的话语权交给“群众”时，他就只是动物而不会说话了，虽然他获得了力量，但却失去了自我。所谓群众者，失去自我（个人）之谓也。
3. 这个“单独个人”
“单独个人”，是祁克果思想的基石。在收入《祁克果的人生哲学》中的第二部书——《我著作中的观点》之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那单独的人。”祁克果曾有一个心愿，他死后如果有一块墓碑的话，那碑上只要刻上几个字就行了。这几个字就是：“那个单独者”，这也可以译成“那个个人”（第62页）。在这个群众被视为英雄的世代，做一个“单独个人”，它需要的不仅是大勇，还要有大智。在许多时候，人们嘴上说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坚持的却是“吾从众”，俗语谓之随大流。一个人若要成为一个“单独个人”，那他不仅要在认真思考之后对“生命”，“真理”和“道路”的有真确的见解，还要有选择走与众不同的路的勇气，他要敢于独往独来，特立独行。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单独个人”的，实际上，只有少数的人才称得上是“单独个人”。因此，人能不能通过“单独个人”这一雄关窄路，对于祁克果来说，就成了一个问题。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令人悲哀的就是，这从来就没有成为他们的问题。
什么是“单独个人”呢？
“单独个人”，这“可能意味着唯一的个人，也可能意味着每一个的个人” （第58页）。祁克果如是说。
“单独的个人”这个范畴，不是社会学的范畴，而是灵性的范畴，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灵性上醒悟的范畴。就基督教而言，这个范畴“乃是决定性的范畴，它对基督教的将来也具有决定性。” （第65页）因为那“构成宗教信仰的基本条件，即是做一个独立的个人。” （第60页）如此，才能面对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生命的主人是谁？或者谁对生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每一个单独的个人，一定不敢对在天的上帝提出诉讼，判定他与上帝之间，究竟谁拥有最后和完全的产业权。上帝必要成为决定因素。但是，作为决定因素的上帝，正与单独者相对称。若果‘人类’应是最后判决的法庭，或甚至只操有次要的司法权，那么，基督教就不啻是被取消了”。（第66页）群众并不拥有人生命的最高主权，只有上帝才有。
“上帝爱世人”，上帝对所有的人讲话，但听到的却是每一个个人。无论别人怎样说怎样行，我都必须对上帝有个反应，因为那是我的反应，是我必须独自做出的反应。别人，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组织、政党、民族、国家和全世界，都代替不了我的选择：我的灵魂必须独自面对上帝，或者“自己跳入上帝的怀抱中”（第39页）；或者自己跳入到魔鬼的怀抱。
在宗教中，“个人是独自站在上帝面前。一旦在这一点上归于腐败，人就只好从团体中去找安慰，结果使人一生作了空想的奴隶” （第17页）。这也就是说：“信仰意味着个体性”。构成信仰的基本条件就是承认自己在全世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渴望要做一个独立的个人，独立地站在上帝面前，“担负他对上帝的本人的责任。”
无论人是否相信上帝在，但上帝一直在，且是我在的根基，且是一直在看着我，正像大卫所说得那样：“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注二）
基督教告诉世人，无论你是谁？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活着，“他若愿意，可以随时与上帝说话，而且一定会蒙上帝听到，总之，这个人是蒙上帝呼召，要他极亲密地与上帝往来！而且因为这个人的缘故，上帝降世，亲自诞生世上，受苦受难，这位上帝要求人接受他所赐的恩典，来作为他的帮助。” （第152页）
但这样白白的恩典却使人恼怒了，他既不能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又不能感恩地接受上帝的恩典。他的灵性死了，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强人。
祁克果强调，没有一个人能不成为罪人而认识上帝。只有当人感到了自己有罪，他才能进入基督徒生活之门。于是，“个人是在上帝面前生存的”，就变成了个人是作为一个罪人在上帝面前生存的。就像路德说的那样，人在上帝面前要成为一个实在的罪人，就是他的内心感觉自己有罪，他深深知道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在上帝面前是恶的。
4. 绝望是致死的疾病
可普天之下，有几个人愿意成为一个实在的罪人哪？有，但不多。这个时代流行的口号是我就是上帝，这话口气大是大，就是不实。无论我怎么气盖山河，才华横溢，死到临头，万事皆休。
祁克果写了一本分量很重的书，名字叫《致死的疾病》。他认为，从基督徒的立场上来了解人生，甚至连死这件事都不是致死的疾病。但基督教却“发现了一个世人所不知道的灾祸，那就是致死的疾病”，这个“致死的疾病”是什么呢？它就是绝望。（第76页）
祁克果从自我入手开始分析绝望。他认为，人乃是灵性，灵性乃是自我，而“自我乃是那与自己的我发生关系的那个关系，或者说，自我就是那在关系中使这关系与自己发生关系的。。。人是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间的一个综合。总之，自我是一个综合。” （第79页）在这个综合中，自我既不要变为有限，也不要变成无限，而是“无限地脱离自我而向着无限，同时又无限地回到自我而向着有限。”于是，“一个自我是不断在生成的过程中，因为一个自我原不是自存的，它只是在那生成中。” （第97页）在这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自我意识是自我的决定性标准。”（第96页）
自我是关系，自我是在不断地生成的过程中，这是祁克果定义自我的两个基本点。
在两件事物（如有限与无限）发生关系时，那个关系本身就是一个第三者，这种由两个关系（如暂时与永恒）彼此发生关系而来的新关系，就是人的自我。正是在这个关系中，才产生了绝望，有“两种真正的绝望：一是因不愿作他自己而绝望，二是因要做他自己而绝望。”（第80页）
为什么会这样呢？祁克果的分析是：人若要做他自己，就必须使自己与那产生整个关系的上帝（即权能）发生关系。他若想靠自己来做自己，就必然要否定那包含在他自身的他与上帝的关系，这就必然造成关系失调，“人的自我关系中的失调，也是使自我和那造成自我的权能之间所应有的关系失调” （第80页），因此，通俗地说，绝望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失调。“绝望乃是人与自我在其应有的关系上的失调”（第82页）
绝望到底从何而来？在祁氏看来，绝望之产生，首先是由于人以自己为人生关系的中心。“绝望是由人生的综合以自己为关系之中心而来，更是因为那使人成为一种关系的上帝而来，让这种关系的发展，好像是脱离了上帝之手一般；那就是说，绝望之生，是源于人以自己为人生的关系的中心。”（第82页）
虽然人以自己为人生关系的中心，但人不能解除作为由无限与有限两者构成的自我，“人无法解除他心中的永恒成分，不，永远也无法解除它；人想要把永恒排除，那是绝不可能的；人每逢没有把持永恒，就是正在把它排除，但永恒却马上回来，这样，人就在每刻的绝望中招惹着绝望。” （第83页）换句话说，绝望就是拒绝以上帝为自己生命的中心。
近二，祁克果把绝望定义为“病至于死”。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死”，死本身乃是过渡到生命的一个过程，因此，在人的身体上并没有致死的病，死固然是病的最后阶段，但死却非生命的结束。说“病至于死”，“乃指死为最后之事。而这就是绝望”，换句话说，“绝望乃是病至于死。” （第84页）绝望的苦痛正在于它使人欲生不能，求死不得，求生无望。
如此这般，绝望就成为“一种最焦人的矛盾处境，是一种在自我中的深病，是永远不断地临于死境，然而却是死而不死，求死不得。”就像人濒临死亡一样，是“活着而体验死；这种经验若是一刻可能有的话，那即等于永远有。” （第84至85页）
人对于某事绝望，这只是绝望的开始，“真正的绝望，那就是对自己绝望” （第86页）因为人不能作他想作的，而他做出来的又不是他要做的，于是，他想取消他自己，但他又无法取消他自己，于是人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对自己绝望，绝望至欲消除他自己，这是一切绝望的定式。”（第87页）
“人绝望之不能毁灭自己，正是人绝望中的痛苦。人心中若未曾禀赋永恒，他就不会绝望，但绝望若能把他的自我消灭，那么，也就不会再有绝望” （第88页）。但这两点对于人都是不可能的，于是，人就处在不断地绝望之中。
5．绝望症的种种形态
祁克果肯定绝望具有普遍性，即使人没有感觉到自己正在绝望中，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其性灵的深处，不是多多少少在绝望之中，并且，这个绝望并不是罕见的例外，这就是祁克果关于绝望的普遍性的概括。
同时，绝望也具有辩证的性质。但是，如果不了解人的灵性，就无法了解人的绝望。因为绝望“乃是一种灵性上的病患。”（第90页）从来没有在精神上感受到绝望的人，却可能正是绝望，“绝望所最喜欢停留之地，即是当前幸福的核心。”（第92页）“正如一切的心灵医生所承认，大多数的人通常是活着而不知道自己是属灵性的——就因为这样，他们乃觉得安全，满足，殊不知那正是害着绝望症了。反之，那些说他们自己是在绝望中的人，倒是那具有较深厚的天性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灵性的。（第93页）
古语说，哀莫大于心死。人生中最可悲的事情就是，许多人从来未曾深刻地认识上帝的存在，也未曾认识到他自己的存在就是活生生地站在上帝面前存在。他们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平平常常地度过一生，但却不知道自己是属灵性的，虽然他们口中也知道什么认为万物之灵。他们心在绝望之中但思想对此却一无所知。而人对上帝的认识，“除非经过绝望，是达不到的。”（第94页）
在肯定绝望的普遍性的基础上，祁克果分析了绝望症的种种不同形态。
祁克果首先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中分析绝望症的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由“无限”而生的绝望，它是由于缺乏“有限”而产生的。由“无限”而生的绝望就是幻想，“所谓幻想，乃是将一个人引领到无限之境，使他脱离他的自我，并阻止他回到他的自我。” （第98页）无论当人是在情感上陷入幻想，还是在知识上和意志上越来越虚张他的自我，使自己为幻想所驱使，但他都无法成为自我。
第二种形态的绝望是由“有限”而生的绝望，它是由于缺乏“无限”而产生的。“一个缺乏‘无限’的人是心意极端狭隘而精神卑鄙的”，他使自己完全有限化了，“他不再是一个自我，而只是一个人群中的数目，只是彼此相同的人群中的另一个单位”（第100页），让自己被别人夺走。从灵性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自我阉割。
每一个人都被上帝安排要有一个他自己的“我”，独特的自我，有其独特之点，或者说特性，因此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独特之点“加以琢磨，而并非是将之磨成平面。他不应该因为害怕别人的议论，而不敢成为自己，更不应该因怕人而不敢表现其本质上所有的特性（人的特性正是不当削平的），其实，只有凭着人的特性，才有自我。” （第100页）
但是，不敢成为自己的这种类型的绝望之人，却像祁克果所形容的那样：“他圆滑像一个水中磨过的石头，光滑就像一块在人手中转来转去的银钱”，（第101页）这样的人，不管他“是如何地患着绝望症，他在世上仍能完满地过生活，甚至因此而顺顺利利；他于追求今世之一切生命目标时，倒常受人赞许，尊崇，敬仰。因为所谓世俗，正是有这种典型特质本身以适应世俗而成的。”（第102页）
祁克果从可能与必然的关系又分析了绝望症的两种类型。
一个开始存在的自我，它既是属于必然性，同时也属于可能性，“就其已有的自我而言，它乃是必然的；就其所需生成为自我而言，它乃是可能的。” （第103页）由此就产生了两种类型的绝望，由可能性而生的绝望和由必然性而生的绝望。
由可能性而生的绝望是由于缺乏了必然性：它使自我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在各种可能中挣扎，但却“不能脱离那地点而行动，也不能达到任何地点。因为‘必然’正是据点；要成为自我，正是要在某地点行动。” （第103页）拒绝行动，就不可能使任何一个微小的可能成为现实，于是，自我就没有现实性。
造成这种绝望的原因是因为人缺乏 “顺服的能力，即顺从人本身的必然，这内在的必然性亦可以称为人自己的限界”，此种人不知道他的那个自我“乃是一种固定有限的，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反之，他因只顾到可能的，幻想的自我，就丧失了真的自我。”（第104页）
与之相反的由必然性而生的绝望是由于缺乏了可能性：人若以为自己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可能的关头，他必然陷入绝望之中。这样的人，祁克果称之为“定命论者”（“宿命论者”）和琐屑论者。对于“定命论者”来说，一切都是必然的，必然律就是他们的上帝；对于琐屑论者来说，一切都是偶然的，偶然就是他们的上帝。二者都封闭了任何可能。
祁克果特别从信仰的角度分析了可能性，他说：“最肯定的一件事是：在上帝凡事皆能。这事是永远地真实，所以也是在每时每刻上皆真。”但人只有到了山穷水尽再也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时候，“才能决定地肯定这真理。那时候，问题乃是，他是否真‘信’在上帝凡是皆能。但是，这正是他放弃了自己的理解力的道路；信乃是人为要得着上帝而放弃自己的理解力。”（第105页）
人生的奋斗，就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而不断地争取可能，为“可能”而竭力奋斗。在这一场争战之中人成败与否，“全凭他是否定志要为自己争取可能，那就是说，他是否有信心。” （第106页）他知道，从人的方面来说，他是必然要灭亡的，但他仍然相信有可能靠上帝而得救。他知道，在上帝凡事皆能，时时刻刻都能，这就是解决可能与必然之矛盾的健全的信仰。
由此祁克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祈祷乃是呼吸，可能之于自我，如同氧气之对呼吸一般。”因为“为要使祈祷有可能，就必须有一位上帝，那就是说在自我之外还必须再加上可能，因为可能是创造的原则。上帝就是那凡事皆能的存在，而凡事皆能的原则即是上帝。只有那在心灵深处受着感动，以致了解凡事皆能而因此使自己成为灵性的人，才能与上帝接触往来。正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属于可能，才使我能向他祈祷；倘若上帝的旨意只是属于必然，则人就只好哑口无言了。” （第108页）
祁克果从意识方面去分析绝望，又概括出了绝望的两种类型：没有被意识到的绝望和人感觉到的绝望。绝望与人的意识有关，意识越是加深，绝望也就越是加深。没有被意识到的绝望，就是不感觉到自我甚至永恒而生的绝望。这种人过惯了情欲的生活，他没有勇气来过灵性的生活（第110页）。
这种人经常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什么也不害怕。“那不感到在绝望中的人，是更不觉得他自己是灵。而不感觉自己是灵，那正是绝望，是丧失了灵性。” （第112页）这种没有感觉到的绝望，是在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绝望。“因为绝望症的特征，乃是不觉得自己是在绝望之中。” （第113页）因此，如果人不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有灵性的，从而皈依上帝的，那么，无论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无论他如何地享受人生，他的生存终究都是绝望。
与上面这种类型的绝望相对称的，是感觉到自己患了绝望症而来的绝望，这种绝望的产生，或是由于不愿意达成自我，或是由于想达成自我。
人由于不愿意达成自我而产生的绝望，是由于心志软弱所生的绝望。它首先表现为对世俗之事的绝望，外在的事物使人挫折，站立不住，于是，他陷入绝望之中。以后，一旦有外来的援助到来，他就又重新生活。他没有自我，即使在绝望中也没有达到自我。他对事物只是采取直接反映。另外一些人，虽然他们也能够做自我反省，但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还无法认识到自我之中包含永恒。
对尘世的绝望其实是对永恒或者对自我的绝望。因为它将世上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因此，这就是对永恒的绝望。这种绝望是由于人感觉到了自己的软弱而产生的绝望。“他在绝望中不能忘记他的软弱，所以恨自己，不肯在他的软弱上凭信心使自己谦卑，以便再得着自己。”（第130页）一般说来，这种类型的绝望是稀少的。
祁克果分析了另一类的想作自我的绝望，他称为灰心失望地愿做自己而陷入绝望违抗行为。在这里，人不愿意丧失自己来重新生活，他想摆脱自己已创造他自己，使自己在无限的自我的帮助下成为他所愿意成为的自我，“在每一件事上，他能够武断地重新做过。不问他把一个思想推演到多远，一切仍在假设之中，这样，自我不但不能越来越成为他自己，反而越来越来表明，他不过是一个假设的我。”虽然这个自我是他自己的主人，但却可以断定，“那作主宰的没有可以统治的国家，他所统治的是空的；他的国度和地位是受辨证律之支配，随时都可以起革命的。最后他所靠的，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于是他就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海市蜃楼，直到自己也沉没于其中。（第135至137页）
无论人如何要成就自己，让自己成为一切，但他绝对成为一切，于是只好绝望。
人以史为镜，以人为镜，镜镜都照出了人的不完美。柏杨写了本书名叫〈丑陋的中国人〉，有评书人说丑陋的柏杨，都是妙语。但更妙的是圣经上说的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若人看到了自己如此陋和污秽，他怎么愿作他自己呢？可他不愿又能怎么样呢？他就是那个样子，砸不烂，除不掉，也摆脱不了。人之所以绝望的，正是他无法自己取消他自己。人要统治一切，但他的统治是空的；他要得到平安，但却为焦虑所笼罩；指望靠越来越多的东西满足自己对幸福的渴望，结果是什么？火上浇油，或者说，水中捞月。
6. 绝望是罪
罪是什么？罪是绝望。祁克果认为这里的要点是在于“在上帝面前”和“有了上帝观念”这两个概念，因为“那使人的绝望成为罪的，就是因为涉及上帝观。” 人的过错之所以成为罪，正是因为是在上帝面前。（第143页）
自我的要素之一，就是衡量自我的标准，使基督徒与异教徒相区别的，就是衡量自我的标准，是以上帝为标准？还是只凭人性的我作为标准？
于此，祁克果定义说：“罪乃是：人在上帝之前不愿做他自己而陷入绝望，或是人在上帝之前要做他自己而陷入绝望。” （第147页）这样说来，罪的反面就不是什么德行，而是信心，“罪的反面为德行，那是一种异教徒的看法，因为他们只以人的标准为满足，而不知‘罪’的特征乃是在于罪是在上帝面前犯的。罪的反面不是德行，而是信心：正如罗马人书（14：23）所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在整个基督教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定义：罪的反面不是德行，而是信心。”（第149页）
什么是信心？ “信心乃是：自我之作自我，或定意要作自我，须明明白白地靠上帝。”（第149页）这可以看成是祁克果的定义。
“在基督教的每一个教义中必须要着重它是含有冲撞人之可能性，”从而防止信徒想入非非，就罪的定义而论，它所包含的激怒人的因素就在于，“它肯定个人是直接站在上帝面前，因此他的罪是为上帝所关心的。” （第149页）这个关心既包含上帝恨恶罪，不愿意看到人由于犯罪而走向死亡；又包含上帝要拯救罪人，使人不再在罪中沉沦，从而获得永生。
这对人来说实在是太奥秘了，完全无法理解，他如果不接受，就必定要否认它。
苏格拉底定义罪是无知。一个人做错事，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事是对的。祁氏说，不对。这个苏格拉底的定义缺少了意志，就是违抗上帝命令的意志。基督教证明，“罪是源于人的意志，而不是由于人的心智；人的意志之腐败是远过于他所意识到的。” （第162页），由意志的概念，基督教达到了违抗行为的概念。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思想却勇气不足，它“不敢承认人能明知故犯，不敢承认人知道什么是义但却去行不义”。（第161页）
在祁氏看来，“人不能靠自己并且由自己来解说何为罪，因为人自己是陷在罪中。他所有关于罪的谈论，骨子是要替罪说话，想凭原宥推诿，以减轻自己的罪。因之，基督教乃从另一个途径开始，宣布人必须从上帝那得着启示的训诲，才知道罪是什么。罪不是因为人不知道什么是义，乃是因为人不愿意知道它，更是因为人不愿意去实行它。” （第16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可以说罪乃是无知，即“人不知何谓罪。”（第162页）
由此，祁克果区分了“不能了解”与“不愿了解”的区别，“人之所不知是因为他不愿知，而人之不愿知，是因为人不肯志于义......人即令懂得何为义，也是要做错事的，或说，人明知何为义而不肯去行义。”（第161页）
据此，祁克果提出：“你如何信，就如何行；或说，你如何信，就如何为人；人如何信就如何在。”（第160页）
在以上的基础上，祁克果进一步定义说：“罪乃是：人凭上帝启示知道何为罪之后，于是在上帝面前不愿意做他自己而陷入绝望，或是在上帝面前定意要做他自己，而感到绝望。”（第162页）
祁克果严厉地拒绝那种认为人能够凭借理解来了解基督教的思想。他认为，理解基督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整个基督教都以凭信心而不凭理解为关键，”人如果不信，就不免感到恼怒。一切理解的企图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对那本来不愿意被人理解的事却要用理解去理解它，这岂不是愚笨鲁莽。“人相信或不相信，只是信心的问题。”（第163至164页）
基督教坚持，“必须从上帝得着启示，然后堕落了的人性才知道何为罪，而且坚持这启示既是信条就必须为人所信。”（第163页）因此，不能认为罪只是消极的，只是软弱，无知，情欲和有限，那是泛神论的思想，是理性主义。在基督教看来，罪不是消极的事，乃是积极的。罪“之所以是积极的，乃因它是站在上帝面前。”（第166页）
7. 罪的连续性
祁克果说：“人之陷入罪中的每一刻是一种新罪，或说得更精确些，他之陷入罪的境地即是新罪。”因为“永恒的本质乃是在于连续不断的意识”，或者说，永恒要求人要不断地意识到自己为灵性，并且有信心。“永恒只承认两种境地，若不是属乎信心地即是罪；凡未曾悔改的罪即是新罪。” （第171页）因为人如果不脱离罪，罪就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人之留在罪中，较之所犯的每一个别之罪更坏，“他之留在罪中便是罪的连续，每刻是一个新罪。”因为罪的本身是一贯的，罪的本身中具有邪恶的一贯性。（第172至173页）
“基督教的道理是从世人的罪开始的。罪的畴是属个人的。光凭玄想，人绝想不到罪究竟是什么。” 并且，人想到罪不能不想到罪人，就如人想到人不能不想到个人一样。对罪“唯一认真的看法，乃是认你与我都是罪人。”（第185页）正视罪乃是认识它在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不问这个人为你为我，但你我却因认罪而得认识自己，并且叫自己以罪人的地位对罪牢牢负责。
基督教关于罪的概念表明，人与上帝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更准确地说：“上帝和世人之间，在品质上具有无限的差异。” （第193页）“人与上帝之不同，根本上因为人是一个罪人，再没有什么差别和这相比的了。” （第188页）罪是人的品质中唯一不能归与上帝的事物。
因此，人唯一的路就是：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上帝是上帝，而我是一个罪人。老老实实地认罪悔改，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罪人。
注释：
注一，祁克果 著，谢秉德 译，《祁克果的人生哲学》，基督教文艺出版社，香港，1986年3版，第102页。（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第二十二卷），以下引该书只注明在本书中的页码。
注二，《圣经》（和合本），《诗篇》第139篇第2至3节。
(定稿于200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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