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如烟
朱晓玲
一
敏儿是被一辆拉西瓜的大货车撞倒的。敏儿是出了车祸之后,才发现的丈夫的不轨行为。奇怪的是,当敏儿发现了丈夫的不轨行为后,一点儿也不恼,反倒显得非常的平静。这样一种态度,完全与敏儿平时的个性相悖的。
敏儿出车祸的那一天,天下着朦朦细雨。敏儿出事的地点是在丁字桥十子路口的拐弯处。敏儿出事的时候正置上班高峰。敏儿骑的自行车的后轮胎,被汽车碾压得不成样子。如果不是敏儿反应得快,下意识地将人连同自行车向路边猛一倒,恐怕人也会被汽车碾压得成了肉饼。
据敏儿后来回忆,她当时人是在踩车,心里却在想其它的事情。她在想着出差在外的丈夫已有两个月没有音信这档子事。想得很有些恼火,也很有些担心。结婚快20年了,丈夫凡出差在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带个音信回的。以往,那怕到通信网络不发达的山区去施工,丈夫都是会想方设法地三五天带个信回。
这次出鬼了,二个多月了,半个音信都没得带回的。而且,那个施工的地方离省城并不是很远,交通也很方便、通信也很发达。同丈夫一块去的人也三三俩俩地隔三岔五地回家休息,而丈夫国庆却就像要同她作死对似地,一点儿音信也不给她带回。
心事重重的敏儿,夹在车如潮人如潮的人流中,拚命地踩着车子,她快要迟到了。迟一次到,就等于一天是白干了。敏儿当然不想被扣工资。
敏儿不想被扣工资倒不是想争当一个什么先进工作者,或劳动模范之类的角色。说到底,敏儿不想被扣工资是生活所迫。因此,她非常在乎这薪水不高,劳动强度又很大的工作。
经济的窘困和生活的艰难,将敏儿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读书的儿子费用高,加上每月必须给乡下的婆婆、爹爹寄去的赡养费,这七七八八一算下地,每月没有仟儿八百的是无法支付的。可是她和丈夫每个月工资的总收入不足700元钱。更何况,即便这700元的收入也不是很稳定的。丈夫已有两个多月没拿一分钱回来,家中的一切开支就靠敏儿每月不足300元钱的工资。正在读中专的儿子每星期回家必须拿50元钱走。其实这50元钱用一个星期,儿子已是够节俭的了。对此,敏儿心明如镜,也深感愧对儿子。可是,面对生活的艰难,敏儿恨自己无回天之力。
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生活对穷人有时是非常残酷的,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这不,在敏儿为丈夫国庆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音信也没有带钱回来的事儿焦虑万分的时候,家属院中上上下下又讲开了一件既令人高兴又令人犯愁的事儿——进一步深化“住房体制改革”。
“住房体制改革”,这个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搅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的名词,在冷了好几年后的今天,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在敏儿居住的这个大杂院中,“住房体制改革”就被人们说成:以后有钱的人就住好房子、大房子,没钱的人就住坏房子,或者没房子住这样一个很实际、很是生活化的事件。这个家属院的人们从不说“住房体制改革”、“企业改革”这之类文绉绉的新鲜名词。他们用他们独出心裁的思维方式诠释着社会的变革和在社会变革中不断发生着的新鲜事物。
敏儿所居住的这个家属院,一色都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们在谈论住房体制改革这类的话题时,个个义愤填膺、个个满腔愤怒七嘴八舌。有的说:我们现在连饭都没得吃的,哪还有钱买房子;有的说:连工资都没得拿的,到哪儿去弄钱买房子呢?还有的说:随便一套单元房,就要大几千上万块,把老婆孩子卖了也凑不够几千几万块钱啦。等等不一而足,全是一些发泄不满情绪的过激言词。
敏儿平时从不看报,也很少看电视(她家至今还是12寸的黑白电视),她坚定地认为:报纸上所讲的一切都是假的,不可信的。无事可干时,她喜欢和家属院里的嫂子们扎堆儿,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敏儿得知房子马上要买给个人的信息,就是同嫂子们扎堆儿知道的。
她知道这个消息后,沮丧得很。别人给她家粗略地算了一下,她们家房子面积虽说不大(大约45个平米),成色也不新(好像是八十年代初期建的),但林林总总算下地,也要再交15000多元钱。这样一个数子,虽然不是很大,可是这个不是很大的数目对敏儿家而言,真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子。她说她这一辈子,想都没想过能挣这么多钱。
这笔钱愁死了敏儿。
结果,在她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就出了车祸。
敏儿出车祸后,她的同事们愤愤不平,都嚷嚷着要肇事者赔偿一切费用。敏儿却说:“这不能全怪司机,只怪我当时心事太重,没注意看路。不然就不会……”“好了好了,看你这架势,恨不得你倒要向司机赔理道歉、赔偿损失才好。”没等敏儿的话讲完,赶到医院来看她的陈班长打断她的话说。她说敏儿的心善得有些过了头,善得没有原则和分寸。“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吃亏才怪呢。”陈班长对敏儿不向司机索赔的行为,似乎耿耿于怀大惑不解。
面对敏儿的如此态度,同事们虽说不能理解,但也只好作罢。大家都说,当事人不急,我们急哪门子呢?也有说敏儿心肠太软的,当然还有人说她怪的。
敏儿对大家对她的种种说法不以为然。她知道大家都为她着急,为她抱不平主要是出自同情她。可是敏儿有敏儿的做人原则。她说,中国人都活得不容易,尤其是平民百姓活得更艰难。如果为一些小事情纠缠不放,争个你死我活的,就更没意思了。陈班长们说:别人差点要了你的小命,你还说这是小事,不晓得么样的事情落到你头上,才算是大事。敏儿就说:我看那司机怪可怜的,他说他是下岗工人。那车子根本不是他的,他只是给别人“挑土”(意:被车主临时顾请的打替司机)的。未了,敏儿说她自己就是个下岗工人,她是偿尽了下岗工人的酸甜苦辣……
二
敏儿恐怕是中国最早一批的下岗女工之一。早在1982年的时候,敏儿就下岗了。
敏儿从上班开始工作,到下岗,仅三年的过度时间。
敏儿常对人讲,在她这一辈子当中,吃大锅饭,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待遇,对她而言仅三年的光景而已。她说她现在捧的是随时都会被人砸碎的泥饭碗。只是在敏儿下岗的那阵子,社会上还没有流行“下岗”二字。当时称下岗工人为“待业”或“待岗”。敏儿记得好清楚哦,企业改革的初始,叫了一个非常民主也非常冠冕堂皇的名子“自由组合”,也有叫“优化组合”的。也就是说,企业人员结构形式,由原先的组织统一安排,变为由各大小承包头“择优录用”(谁也不知这些承包头们是由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择优录用”他们)。但是就敏儿所体验到的,所看到的所谓的“企业改革”,其实是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被少数打着“改革”晃子的腐败分子肆无忌惮地侵吞瓦解;所谓“优化组合”无非就是“裙带组合”。
敏儿清清楚楚看到她们的厂,就是这样被一帮腐败分子分割掉的。敏儿在她所工作过的木器厂垮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缓不过劲来。她既伤感又伤心和迷茫得不得了。她弄不懂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她恨不得让自己变成一个小甲虫,永远龟缩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定要使她看不到人间的肮脏、龌龊、凶残、狡诈、弱肉强食、贪官污吏……
在敏儿的记忆中,“优化组合”是中国最早的企业改革。敏儿就是在这最早的企业改革中被“优化”掉了的。敏儿的姐妹们有时就开敏儿的玩笑说:敏儿是我们这个家族中改革的先驱,最早将自己的铁饭碗砸碎,投身市场经济的竞争之中。对这样的玩笑,敏儿总是付之以苦笑。或者说一些类似于“饱人不知饿人饥”的话,算是对姐妹们的玩笑的一个小小的还击。
那个时候,敏儿不是在武汉市,而是在她的老家水柳镇上的一个木器厂上班。这个木器厂的规模不是很大,大约百把人。可是,别看这个不足百人的小厂,可真称得上是企业改革的典范。改革的春风(敏儿说是残酷的冬风)一刮到那个小镇,木器厂立马行动起来。没要三二天功夫,一个好端端的工厂就给彻底解体了。木器厂的锯板车间被敏儿的师兄黑子承包了;油漆车间被厂长的小舅子承包了;还有最出经济效益的木工车间,被厂长自己承包了。带敏儿的师傅是个50多岁的老油漆匠,据说这个木器厂是由他一手创办的。他不忍心看着由自己一手创办的集体企业就这样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愤愤然臭骂了一通厂长是“败家子”,“资本家”之后,背起行李拂袖而去。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厂长还是挽留过敏儿和敏儿的师傅的。敏儿的师傅自不必说,他看不惯这种“败家子”式的改革,他是断然不会留下来的。而当时的敏儿,心气也是傲得很,随着师傅一唱一合:“我才不给你们这些新型的资本家做奴隶。”
毫无疑问,1982年就自动离职的敏儿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家。在这个时候,敏儿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回家“待岗”对她这一辈子将意味着什么。或者说,这一次的回家“待岗”将彻底改变她的整个人生命运,她也无所察觉。她当时还天真地想,这种将集体企业承包到个人的现象一定是错误的,暂时的,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她说“社会主义是不会让工人没饭吃,让资本主义现象存在的。”
初中还没读完就参加了工作的敏儿以她朴素的感情洞察社会,感悟世事。她坚定地认为,企业如此改革,是一种非正常社会现象,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种非正常现象,终有一天会被纠正过来的。因此,她当初离开木器厂时,走得义无反顾,走得很有一些悲壮的意味。她坚定地认为她的行为是在捍卫某种东西。这东西是什么呢?她想了好几天,结果她想出来了,她所要捍卫的那种东西就是使人人都有饭吃的——社会主义制度。她认为自己是在为“主义” 而战。她为自己的这种高觉悟和壮举的确感动了。因此,她觉得自己没接受厂长要她留下来的请求是对的,她觉得自己“很无产阶级、很革命”了一回。她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人将她们这些“工人阶级”请回单位,重新让他们做企业的主人的。她做梦也没想到她这一等,就等了快二十年也没有谁来问津她现在生活得怎样。更没有谁来请她们回去做什么企业的主人。
现在回忆起来,那个小小的木器厂,敏儿还是很怀念的。她常常对别人讲起“那时我们厂的馍馍做得真是又大又甜又香。那像现在,馍馍,油条都是用洗衣粉发起来的。一点嚼头都没有不说,还害得人得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是的,敏儿那时觉得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莫过于她们厂食堂做出来的又大又香不是很白的馍馍。她每次回家休息时,总是忘不了要带些馍馍回家。她认为这是她带给母亲和妹妹们的最好礼物。敏儿觉得那时的生活,真是过得简单又充满着人间温情。
敏儿至今还非常怀念她同寝室的纳英。纳英是一个天真活泼又热情大方的回族姑娘。她的父母亲都是铁路工人。纳英家的经济条件,在敏儿工作的那个小镇,算是优越得不得了的。纳英时常将敏儿带到她的家中,要她的妈妈给她们做好吃的解馋。她和纳英在一起的日子,真是过得无忧无虑快活极了。工厂虽小,工资虽低,但她们从来没有自卑感和危机感。她们从来就是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是工厂的真正主人,是顶天立地的工人阶级。是社会的栋梁……
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可是领导一切的阶级呵。那个时候小镇的人们见到刚参加工作的熟人就说:“呵,你工人阶级了”的那种口气,充满羡慕。
在一切商品都需持票证供应的计划经济年代,敏儿觉得,自己参加了工作就是把一切交给了国家和这个集体。同时她坚信,国家和集体也会将她们这一辈子的生老病死等等一切都安排得顺顺当当的。这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没等初中毕业,就就了业的敏儿当时的真实想法。当然当然,在那个年代有这种思想意识的绝对不仅仅是敏儿或敏儿的同事们。可以说,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只要你进了单位,无论这个单位的规模大小,经济效益如何(在敏儿的记忆中,在计划经济年代,每一个企业好像永远是赢利的,没有亏损这一说。),你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不是保险公司),你的一切的一切,单位都会为你大包大揽下来。
这种大包大揽,在新工人刚上班时,接受工厂对新工人教育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比喻:敏儿们上班的第一天,厂长就将她和几个刚招进工厂的新工人带着,在小得可怜的木器厂化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转了一圈后说:你们从今天起,就一切都交给了国家和这个集体。木器厂就是你们的家,你们就是工厂的主人。有什么困难和思想问题都要积极主动地向组织反映,汇报,组织随时都会为你们排忧解难……等等等等。这些年仅十五六岁的新工人听着这样的话,心里暖暖的,热热的。他们一个个被厂长的一席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在这种时候,谁会想到会有下岗的那一天在不远的将来在等待着他们这群孩子们去承受和面对呢?再比喻:敏儿们上班没多久,就亲眼目睹了一件充分体现集体大家庭温暖的事儿。
这件事儿的发生经过是这样的:敏儿她们这拨新工人上班没多久,单位就出了一件事故。采购员李四清出差东北的途中出了车祸,差点将小命丢在了东北。单位接到电报后当即派人去了东北。很快李四清被接回到湖北。回湖北后,李四清根本就没有回水柳小镇,而是被直接送进了武汉协和医院。尔后,全木器厂的干部职工几乎人人都轮番着到武汉看了他,有的甚至反反复复去看过好几次。因为去看李四清的所有费用,全由工厂报销。工厂还专门派人在武汉协和医院侍候他将近三个月。李四清是由农村招进工厂的职工,他的农村亲戚们来来往往如同过流水席般地往武汉跑的吃、住、拉、撒的一切费用,也全都由工厂负责。
李四清事件的发生,对敏儿这些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教育课。还比喻:职工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一应都由单位安排。甚至因自身条件差或其它原因,而找不到对象的大龄男女青年,单位领导都要将其纳入议事日程,并且如同父母般为你张罗着找对象。一个不行找二个二个不行找三个三个不行找四个四个不行……总之,一直找到你满意为止。
……敏儿常常想起那个时候的日子,回想在木器厂工作时,既简单又温馨踏实的生活,就觉得现在生活得真是没有个人样。
敏儿自1982年待岗至今,已有近二十年了。这近二十年的变化是:敏儿先是在乡下的婆婆家生活了好几年,农村的生活使敏儿由一个小城的女孩儿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媳妇。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使敏儿不能容忍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本来是个非常好的情节,但本文主人翁敏儿始终不同意我将其写出来。为了尊重她,我也就在此打住。但是一思量,又觉得对不起读者,那么我在括号内这样写上一句可否,“敏儿的谁谁……竟然……”可是我还是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否则,我会失信于敏儿。对不起了,亲爱的读者)敏儿在武汉铁路局工作的男人是断断不会将敏儿由乡下迁移到武汉来的。
在乡下生活的那几年光景,敏儿真是一点儿也不想去回忆。想想那些日子,敏儿的心就堵得慌。总算在1990年的时候,敏儿的男人将她及他们的儿子的户口由那个破烂不堪的小乡镇迁移到了武汉,敏儿总算重新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
虽说已是城里人了,但敏儿在这个大都市里,日子过得不是很顺心。好几年的城市生活并没有使敏儿感觉到自己是大都市的人。无论是衣着打扮或是生活习惯,敏儿还是保持着一种本原或本色。家庭的窘困使她无法融进大都市的生活潮流之中。
保持本原或本色,其实不是敏儿的本意。她的这种心思曾在同家属院的嫂子们扎堆时,就有意无意地表露过。她说:“我还不是想烫烫头发,穿穿羊皮大衣,穿穿踩脚裤,穿穿高跟鞋,背个时髦的坤包,每天早晨像别人家那样,全家都到外面过早(吃早点)。可钱哪里来呀?”宽裕的生活、阔绰的穿戴其实是敏儿做梦都向往的。可是敏儿由1990年迁居武汉至今,工作一直没一个着落。这个现实,无论对敏儿本人或敏儿的家庭,都是残酷无情的,它直接导致了敏儿家庭生活的贫困和窘态;它使敏儿活得无滋无味;它使敏儿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处在危机之中。
当然,敏儿的户口刚迁移到武汉来的时候,还是有过一阵子的喜悦。不管怎么着,总算摆脱了因不会干农活而时常挨婆母小姑子骂及公爹不怀好意的纠缠的日子;不管怎么说,分居多年的夫妻生活总算结束了。可是好景不长哦,没要多久,经济的拮据和工作的无着又使敏儿愁上心头……当然,在工作无着的这几年中,敏儿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找到过工作。比喻:丈夫一个工班的钳工余洁菲,曾非常热心地在郊区一个部队招待所,为敏儿找了一份当招待员的工作。敏儿也欢天喜地地去上过几天班。最后因儿子太小,中途又不能回家喂奶加上丈夫经常出差,家中无人照料,不得不弃之。后来儿子长大了一点,又找过几次工作。到餐馆端盘子、洗碗;给有钱人家做钟点工;在停车场收费等等。凡重活,脏活,无人干的活,敏儿都干过。最后都因敏儿体力不支中途病倒而被人一次次辞退。
每被辞退一次,对敏儿的打击就加重一次。敏儿刚到武汉来的一点点喜悦和微乎其微的自信心,在这一次次被辞退的打击中消解殆尽。敏儿简直觉得自己是个一文钱不值的废物。她在生活的现实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她的人生坐标了。她迷失了。她将自己迷失在无边无际的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
敏儿的身体本不是很弱,可是在一次次的辞退中,她的身心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她迁居武汉的第三个年头,她终是不堪重负,一种奇怪的病缠上她身。使她变得弱不禁风。任何大一丁点儿的声音都会使她受到惊吓,严重时甚至晕死过去,全身痉挛,口吐白沫……敏儿的这种病使她吃了不少苦头,也使她失去很多机遇。
敏儿日渐衰弱的身子使本是拮据的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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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