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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幽默：介绍土干的中篇传记小说《土城之歌》

廖康

现代科技使得写作和发表比以前容易多了，愈来愈多的人说：“我写，我方在。”似乎人生不写出来，就形同虚度一般。然而别人为什么要看你的人生经历呢？人们阅读传记或传记小说，无非两大原因：一是要了解名人，不管那传记写得多烂，人们还是要看，为的是了解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或明星的花边琐事。二是因为写得有意思，哪怕你不是名人，人们也愿意读你的传记，就像读精彩的小说一样；或情节跌宕起伏，或人物栩栩如生，或情感撼天动地，或文字诙谐风趣，可以让读者享受文学美。土干的中篇传记小说《土城之歌》属于后者，我相信读者会像我一样，体验到土干独特的幽默，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一开篇，土干就拿张戎的《鸿》作引子，为小说定下了反讽和幽默的调子。“我也想写我的爸爸妈妈，又怕后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不想让他们遗臭万年。”我的兴趣一下便给勾起来了，但仍存疑虑，心说了：“土干哪，你正话反说，这可是一步险棋啊！幽默一两次不难，难的是一气幽默到底。后继不上，读者会失望的。”紧接着，作者在谈到母亲虽然连共青团员都不是，却被选上照顾老干部时说：“我猜想，照顾首长，思想过硬不行，要外貌过关啊！”我不禁菀尔，开始感到土干这不同寻常的诙谐含有反讽，其弦外之音远远超过一般逗乐的玩笑。果然，作者不负我望，从父母写到孩子，一路幽默下去，每两三段就让我笑一次，让我欲罢不能，一气读完。

掩卷回味，觉得作者深得不动声色的幽默真传。土干的幽默是以高度自信为起点的自嘲，是其秉性与智慧的坦然表现。说到父亲三十年后终于领悟到自己一个非党员却在学运中被国民党盯上了，大概是地下党利用了他个子高，作者评论道：“多糊涂！这么多年才明白真相。我才找到原因我为什么这么迟钝，遗传的。”一句话，幽了父子两人一默。生活中，不时会见到两种极端的人，有些因自身的缺欠而非常敏感，一提到与自己的不足相关之事就吃心，就怒火勃发。另一些人为了博人一笑而不惜损爹骂娘，比如时下许多相声的廉价噱头。土干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使作者有气度拿自己的迟钝和容貌开开玩笑，而又从不流俗。谈到自己小时候逃学，不用说，那多半是因为老师无暇管学生，上课也极其无聊，但作者并不怨天尤人，反而自责道：“我的记忆很坏，到现在也想不起我逃学的动机，不然，可以给教育心理学家提供第一手资料。”后来小土干读了高玉宝的书，又纳闷儿道：“我不明白高玉宝为什么想上学，我为什么要逃学。我倒是想当个放猪娃，赶着一群肥猪，躺在阳光下，多好玩啊。”如果高玉宝之类的老革命家读到这文字，看到他们为之献身的事业被文革折腾成这个样子，不知会做何感想？小土干渐渐从字里行间活起来，颠颠儿地走着，傻呵呵一个乐天派，人们说这孩子是捡来的，他也不伤心，还感叹呢：“被捡到这个家多好啊！”

如果只是描写一个傻小子，倒也没什么新鲜。但土干在为自己辩解时，就傻出水平了：“请不要笑我当时那么傻，我那时才八岁。十八岁的红卫兵们见不到毛主席时，哇哇地哭，见到毛主席时，还是哇哇地哭；毛主席咳嗽一声，他们就满世界去串联，打、砸、抢；毛主席一生气，把他们全轰到农村去了，他们还争先恐后地去。我们每个人傻的方向不一样。”这话要是让我一本正经地说，不定要得罪多少人呢！可是在那种自嘲的上下文中，由土干嘴里说出来，再激愤的读者大概也只能苦笑一声而已。因为幽默的反义词之一是认真，读者跟土干往往是认不得真的。谈到自己的长相时，作者这样写道：“我很高尚，爸爸妈妈的俊美财富，我一点都不要，心甘情愿地生活在普天下的平凡中。”小说中还多次谈到自己如何丑，与时下的美女俊男自吹自擂的文章“傻的方向不一样”，可你能拿这些话当真吗？

很多回忆文章谈到自己的父母，都描写他们如何美貌、浪漫、有风度、有教养，与“解放后”我们这粗糙的一代做鲜明对比。但土干反其道而行之，以当时革命傻小子的眼光看待父母的优雅，幽默之余，又让读者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扭曲。描写父母第一次见面时，作者说：“妈妈穿一件丝面大花棉袄，爸爸穿一件丝质，高领，中式大棉袄，很象现在的唐装，又很象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穿的丝棉袄。总之，不象共产党人。”可不，当年我们接受的就是那种教育，革命者要艰苦朴素，样板戏里的主人公，好好一件衣服也得缝个崭新的大补丁，那可跟现在的新新人类穿破衣服有本质差别。这差别在深入内心的描写中可见一斑。有一次，土干偶然看到当年父亲给母亲的情书：“我爱的竹：请允许我的心伴随着这份礼物，飞向你——我天边的爱人，我的梦……”作者描写道：“我的手迅速捂住这张便条，四下看看有无外人，又到门口看看有无盯梢。屋里屋外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心在剧烈跳动。我心想，毛主席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行吗？”今天读起来，好笑死了，但在当时，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人们是健忘的，于今，需要具有幽默感的作者把这些荒唐的想法再现出来。

土干的幽默显然是家传的，这在他父母第一次相见，最浪漫的时刻也掀开门帘，露出一小手：妈妈为爸爸泡茶，出去打热水。“爸爸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整齐地叠在那里。他想，也许是冬竹写给我的一首诗呢。他打开看，原来是一张清理鼻涕用过的废纸。”这个细节肯定是父母告诉作者的，能对孩子说这事，可见他们的幽默逾越了代沟。因而，土干讲到父亲不白拿人家礼物，“反行贿”时，也用幽默的口吻：“爸爸给工人‘行贿’去了。我当时心里直着急，要是多几个人给爸爸行贿，我家将要花多少冤枉钱呀，用这些钱给我买一个照相机该多好啊。”无疑，这比露骨地歌颂自己的家人有意思多了。

土干的幽默又是庆幸的自然流露，庆幸自己一家在中国的风云变幻中竟生存下来。提到父亲的上级决定为他找个对象时说的话：“小土，我去给你物色个姑娘来”，作者评论道：“这让我想到奴隶社会，奴隶主去市场买奴隶。”如果这领导之命的婚姻酿成《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悲剧，这话就不是调侃，而是泄愤了。但有了前面的幽默垫底，我知道土干一家一定是幸运的、幸福的。果然如此，领导只是搭了个桥，土干的父母还是自由恋爱结合的。虽然他们也遭受了我们共同的厄运，幽默帮他们度过了文革的磨难。发配到干校去劳改，他们一家开始住在粮仓里，小土干兴奋地说：“我们真阔气，住这么大的房子。”在干校他们白天干活，晚上偶尔有晚会，“赞美祖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可能是他们一天最高兴的时候，倒不是为祖国形势高兴，而是看台上的人出笑话高兴。”当然，那少不了土干自己的笑话。还有姐姐土思讲鬼的故事：“情节声色配合极佳，吓得我不能入睡。白天我还感到关爱温暖，晚上就让我魂不附体。土思只比我大一岁，就能把我折腾得如此起落，咱们就不要怪伟大领袖了。”土干可不仅是为了好笑而讲笑话。

土干是幸福的。大多数中国人的家庭都相当刻板，父辈与儿女的关系多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作者虽未明说，但看得出来，这是和睦谐美，其乐融融的一家。父母当年的趣事，包括恋爱的经过和细节都开诚布公了，也许就是他们时常玩笑的话题。母亲在教育孩子时，也透着幽默。为逃学，土干曾盼望发烧，但“总是跨不过‘三七’线，更不用提‘三八’线了。于是……体温计在经过暖壶口的一霎那，水银头就热爆了，水银掉进暖壶里了……妈妈说：‘土干想发高烧。’妈妈看穿我了。我心慌意乱地问妈妈：‘那你为什么不打我呢？’妈妈说：‘我不能打掉你的诚实，不然，我们总有一天会汞中毒的。’”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难怪土干会幽默！

这幽默又传给了下一代小土豆，在纠正土干的英语中初露锋芒，对女生的谦让更显示他平和的秉性，而在与英国首相的合影时，这小家伙竟然注意到“布莱尔一口黄牙……这么大的殊荣不感恩，却散布流言蜚语。”看来《皇帝的新衣》端的是有现实依据。在尚未被世俗的观念污染的童心中，人和物就是其原本的样子，再大的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光环。在民主国家里，幽默这种秉性就更不容易毁灭了。我说它是秉性，能够传承，因为幽默原本是指体液。欧洲人过去认为，人有四种体液：血、痰、黄胆汁、黑胆汁。血多了活泼，痰多了迟缓，黄胆汁多了暴躁，黑胆汁多了忧郁。如果四种体液适中和谐，人的禀性就平和，脾气就好，出言就诙谐、逗趣。这一说法未必科学，但也表现了幽默的特点——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来的，而是从小培养出来的。或者说，幽默流动在土干这种人家的血液中。

2006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