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三月， 我被以反动学生的罪名送到北安农场劳动改造。 一到队上，管理我的王奎选师傅就告诉我，队里哪些人可以接触， 哪些人少接触。最后他特别关照，丘德功，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能接触。

这是我头一次听到丘德功的名字，以后我自然特别留意这个叫丘德功的人。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戴着眼镜的瘦高人，一看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念书人。他说话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声调不是那种低沉类型的，而是尖高清脆，与他的形象非常相符。另外留给我记忆的一个印象是他的腰带上总是挂着一大串钥匙链，走路叮叮当当的，上面除了钥匙，还挂着各种小刀小螺丝刀之类的工具。

丘德功在高长太师傅的拖拉机上工作，我在大田班，平时根本就碰不到，只是下班时遇到。像这个队里的大部分老工人一样，高长太也是复员军人。丘德功摊上这么一个师傅是很幸运的，我感觉到他一定受到队里的指示监督丘德功，但是高长太不但正派，而且很有头脑，常常在暗中保护丘德功。有一次在地间休息的时候，丘德功与几个下放干部一起聊起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涉及到几个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国家领导人，不免有不敬微词在里面。这时候高长太走过来了，故意咳嗽，提醒大家他来了，然后说，莫谈国事，接着若无其事的将话题引到别的琐事上去了。

丘德功下班回去的时候，经常从地里检几个大树根挂在身上带回去。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什么珍贵药材，不免好奇问他，丘德功以他特有的认真告诉我，这是补家里燃料不够时用的，这些树根已经够做一顿饭了。另外丘德功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下班扛着锄头回家的时候，爱唱歌。他唱得并不好听，所有的歌到他嘴里几乎都变成了一个终于可以回家的高兴放松调。当然丘德功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嗜好为他将来的飞来横祸伏下了祸根，虽然他唱的都是共产党的革命歌曲。

以我的观察看，丘德功不是对队领导对他的敌意毫无察觉，就是在刻意的使自己显得与大家毫无区别。这个唱歌的习惯，与我后来发现他的其它特点一样，很可能都是他在那个艰难处境上，为了保护自己故意做出来的轻松。

从周围的谈话中我慢慢对丘德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是下放干部，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判七年徒刑。丘德功高中没有毕业，就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参干去了新疆。初解放，年轻有文化的干部缺乏，丘德功就被调去学俄文，大专毕业后一直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直到共产党认为他的出身不宜与已经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苏联人混在一起时，他才被下放农场。以丘德功的简历，我实在不明白四队的领导为什么对他这样敌视。

后来铲地和秋收的时候，我与丘德功也有一些短时的单独接触机会，但是我感到他并不想与我接近。而我们的首次单独谈话竟是非常不愉快的。时经多年，我已经记不起是因为什么事情冲突的了。好像是因为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说了这种东西某个国家做得比较好(当然不是一个中国的友邦，因为中国的朋友国家当时只剩了阿尔巴利亚和亚洲几个小国了)，想不到丘德功反应非常强烈，说话都结巴了，很严肃的对我说，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不要认为这些话就来拉拢他，他的阶级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我被这个意外和牛头不对马嘴的责备搞得狼狈不堪，不知说什么好。丘德功说完这番话后，似乎也为自己的过分反应尴尬，脸涨得很红，默默地低下头，看起来有些羞愧。我更感到痛苦和无奈， 显然我被他看成魔鬼，坏人了，就像那个戴在我头上的侮辱性帽子反动学生所标志的一样。可是更使我感到苦涩的是他怎么知道，我在背后也被告诫对他也要警惕呢？而且这些话我是无法告诉他的。这个世道的残酷，荒诞和专横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啊﹗

与队里的地主分子老姜头一样，这些队里处境不好的有各种所谓问题的人，对我比一般工人更严厉，更不见情理，但是一旦我的处境稍有改观的时候，他们的防线就会完全撤消，表现出来一种对我心照不宣的同情和默契。丘德功也是这样，在那次使我处境彻底改变的冬训之后(我将在自己的故事中叙述这段有趣的经历， 如果没有那个经历， 我很可能无法熬过后面的苦难， 今天能在这里讲故事了)，丘德功对我像变了一个人，友善而且同情。

农场少有休息，从五月播种到九月秋收，中间都没有星期日和休息日。过了这段时间才恢复正常的星期日制度。队里的工人终年穿着满是油污和破洞的工作服，休息日也不例外，丘德功却是不一样，他一到休息时，就换上自己的衣服。我记得他总爱穿一件蓝色的条绒夹克衫，这令指导员邵兰新很看不惯。邵兰新凡是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就会用一种非常鄙夷的目光很快瞪这个人一下。这个目光非常慑人，至少令我恐惧。例如邵兰新不喜欢我在食堂吃饭时与一队的难友聚集在一起，要是他看到了，他就会用这种狠毒和鄙夷的目光扫我一下。所以我每次去见难友时总是小心翼翼，不愿让邵兰新看到。记得有一次由于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差，几乎不见油水，在难友鲍有光的鼓动下，我们三人去食堂后面的小食堂改善一下。这个小食堂主要是招待干部开会用的，在没有会议的时候也向公众开放，但价钱很贵，我们只能偶尔去打一下牙祭。那次我们去小食堂吃饭的时候，正好邵兰新进来了，他就用那种目光狠狠盯了我一下，我心里直发颤，知道惹祸了。果然回队后，邵兰新在会上将我大大训斥了一顿，说我最近表现非常不好，放松改造，追求资产阶级的享受。当然邵兰新作为本篇文章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后面还要更详细的介绍，我不愿意大家将他想像成一个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常见的一个阴险，凶悍的坏人。他的个性和是非观念都是非常鲜明的，仅管这些观念非常简单而且无理，这是在他的位置和处境上他自己不可能明白的。

丘德功对邵兰新这种目光不是毫无所察，就是装得不在乎。也可能在丘德功位置上根本没有将邵兰新放在眼里，他毕竟是大学生，常年与苏联专家在一起工作，现在不就是下放劳动？ 也没有什么过失。对他来说。邵兰新只不过是一个部队转业的付连级干部而已，没有什么可怕。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中，很多灾祸并不来自那个灾祸所给的理由和名目，而常常根源于对于某人不尊重，这种不尊重，尤其是对你的直接领导，更准确的说不是不尊重，而是没有让你的领导感到你对他很服贴，那么就格外危险了。

所以丘德功照样在休息日穿得整整齐齐，与队里的工人显得不一样，对邵兰新的目光就像没有看见。

丘德功是个爱动的人，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属于那种阳刚路数的，大板的正抽和反抽，与难友鲍有光的爱球如命的打刁球完全相反。记得我第一次与丘德功打球的时候，挡不住他有力的两面抽杀，败下阵来。而难友鲍有光却不上场，他冷静的在一旁看丘德功的弱处，发现丘德功有几个落点应付得不好，等到鲍有光上去时，丘德功就比对付我吃力多了，不过鲍有光也很难赢到他。尽管这样，丘德功还是认为我的球比鲍有光打得好多了，说明他不喜欢那种耍计谋的玩法，喜欢光明正大的较量。

难友鲍有光是我在中国文学书中从未见到的形象，他的幽默影响了几乎所有周围和他生活的人，即便劳改时也不例外。他的智慧应该说在我之上，我在农场和大庆的生活到处有着他的影子。他的后来经历之所以没有像我走得那么远，恐怕就在于他的爱球如命。如果在每一件小事上都不肯吃亏，精于计算，那么虽事事得利，却失去了根本改观的可能和勇气。而我的历程却总是在不善于应付周围的环境的浪尖上挣扎，常常被逼到绝路，然而在绝处为了求生，不得不拼命一博，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了，走出了一条非我所愿的歪歪曲曲的生命之路。我希望我将来尚有时间将难友鲍有光完整地描述一下，丰富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物库藏。

丘德功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下象棋，他对我的棋艺非常佩服，一到休息他就常穿得整整齐齐来找我下棋。这时候如果邵兰新进来了，会非常不高兴。我虽然努力不去看他，但是我仍能感到他的双倍鄙夷和狠毒的目光从我们身上扫描过去：丘德功的衣服加上两个反动分子在一起！所以我每次与丘德功下棋总是提心吊胆和心不在焉，怕邵兰新进来，我觉得为了避免麻烦，最好不要下。有一次下棋时我假装无意的对丘德功说，邵兰新不太喜欢我们下棋，谁知丘德功也像心不在焉的轻描淡写的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似乎脑子仍在棋里。

丘德功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长得很高，人叫大李，很漂亮，是农场机械厂的车工。他还有一个四岁左右长得虎头虎脑的可爱儿子。大李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女性，我们后面会看到，虽然生活在那个精神和物资都是极其艰难的时代，她表现出来的气节和勇气都会让令天拜倒在享受，奢侈和虚荣的杰出女性汗颜。

丘德功除了爱玩以外，还有一个特长，这里没有说爱好，因为与他的唱歌一样，我不能确定这是他的爱好，还是他在那个特殊处境下，为了保护自己处心积虑所做的事情。基于农场除了一个小卖店以外别无商店，譬如钟，手表，收音机坏了是没有地方修的，所有这些东西都送到丘德功家里来了，丘德功总是能够修好，当然是不收钱的。有一次我的手表停了，就请他修，过了几天就给我了，他说没有大问题，里面都是麦屑，太脏了，他洗了一下就好了。农场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休息日，而且每天工作时间又长达十四小时以上，为大家业余做这些事情是非常辛苦的，用的都是宝贵的睡觉时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无疑在工人的心里留下了好感。丘德功出事前的一次冬训中，大家都在会议上说了很多感激他的话，连对我说他思想反动，不让我接触他的王奎选都说，老丘是活雷锋，我们下班了每天回家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呼噜大睡，老丘还要在灯光下为大家修表，修钟和修收音机。大家的褒扬，并没有缓解邵兰新对丘德功的成见，我注意到大家在褒扬老丘的时候，邵兰新的表情显示了一种坚韧的无动于衷，我觉得这种褒扬正适得其反地在邵兰新心中加强他对老丘的反感。他心里兴许再想，这是阶级敌人的蒙眼术，大家阶级觉悟不高，被丘德功蒙蔽了。

从另一方面说，所有丘德功做的这些好事累积起来的在人们心中的感激，最终也没有救得丘德功的性命，这些感激在不影响人本身利益的时候，能够换得一些鸡毛蒜皮般的公正，但是一当对当事人也有危险的时候，它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以后，我与丘德功还有过几次谈话，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地里单独相对。谈话是从丘德功的道歉开始的，他说自我来后，一直同情我，但是不敢表示出来，有时还恶言相伤，真对不起，显然他一直对我们的首次谈话耿耿于怀，并且为之内疚。接着他问起我因为什么问题被搞到这个地步的，我也收起了那付平时在众人面前老实接受改造的唯唯诺诺的面具，毫不掩饰的告诉他，北京的知识圈中已经到了疯狗乱咬的情形，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是为了升官入党或者保护己身的人强迫加上的。不管我怎么说 ，他还是不理解，除了鼓舞和安慰我以外，他还是认为我本身必定有些问题，有什么辫子给别人抓住了。不过他倒不走俗，他根本不相信这些辫子本身是有罪的，因为他自己心里也藏着各种，想不通的，不能让人知道的辫子。所以他有些诚挚，也有些带着自以为隐藏的不错的得意，更可能是对于自己恶劣处境的自勉告诫我，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他讲这个话时的语调，表情使我印象非常深刻， 以至于今天我回忆起丘德功时， 眼前就出现了他说这话的样子，诚挚、坚定而自信：

“要将自己的尾巴装在裤子中，不能让别人抓住。”

我也理解他在这句话中除了流露对现状的不满，还是认为我的遭殃是自己不小心造成的。那时候，我好几次内心冲动，想将我初来时，王奎选说的话告诉他，让他小心。但是，理智阻止了我，这是很危险的，搞得不好被理解成挑拨关系。再说一个自己没有被灾难冲击过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别人被灾难冲击时的无奈和不可自主，总以为自己离灾难很远，以为在受灾难和无灾难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是非界线，不会相信这种危言耸听的！

不过即便丘德功相信了我的话，在丘德功的处境上，这又有何帮助呢？ 一个以为自己的尾巴藏得不错的人，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恶劣吗？ 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时时想到要警惕别人抓自己的尾巴呢？

果然不久后，不管丘德功怎样牢牢看住他裤子中的尾巴，他依然遭殃了。在当时的中国，要一个人遭殃，何须一定要见到和抓住裤子中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