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继自发秩序后想写写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一些看法，但回帖时涉及到市场发育的渊源问题，觉得还是该先写一下韦伯（Weber, 1864-1920）。因为最近看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确实有很大触动。

哈耶克认为尽管没有人能全面了解和把握市场，但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负起责任，才可能成为独立的主体和潜在的企业家。这种责任感是维持市场自由文化所需要的基本品德。这里还隐含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市场所赖以生存的信用制度的建立。如果参与市场的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那么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信用自然就产生了。韦伯的著作，我认为，回答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个人责任感的来源问题。

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归结为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天职”观念。这个概念最先由路德在他从事改革活动初期提出，后来成为各新教教派的一个核心教义。它认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弃绝尘世在修道院的禁欲生活，而是完成每个人在俗世上被赋予的义务，为荣耀神而孜孜不倦地工作。这就是他的天职。这样，财富的伦理意义被彻底颠覆了。财富不再是罪恶之源，只要是为着荣耀神在俗世勤俭致富都是应得到鼓励的。从此时起，营利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因此，韦伯认为证明世俗活动具有道德意义，是宗教改革尤其是路德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后来加尔文教义中的“命定说”更进一步认为，尘世是为荣耀上帝，并仅仅是为这一目的而存在，被挑选的基督徒（命定的）在现世唯一的使命就是遵从上帝的戒律，在社会生活中取得成就，以增加上帝的荣耀。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他是否是被挑选的，加尔文教徒本人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自身获救的信心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他们不能再像天主教徒那样用过去累积的善行来弥补在软弱或轻率时犯下的罪过，加尔文教的上帝要求其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结合成一体的善行生活。这种严格的自律形成了一种冷静自制的人格，使人摆脱不理智的冲动的支配，过一种警觉而又睿智的生活。韦伯说这种性格成为后来英美绅士的典范。职业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中社会伦理的最重要特征，而资本主义在英美的兴盛和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自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为职业思想提供了最一致的宗教伦理基础。

清教的职业观强调不停歇并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认为这是禁欲的最高手段，因此也是获得救赎的最可靠的凭证。尽职，自律，勤奋，节俭，除了导致资本的积累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职业道德，今天西方社会常挂在嘴边的professionalism就是这种职业道德的展示。这样，韦伯认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就形成了。他以富兰克林的话来演示这样一种伦理：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工作要勤奋，生活要节俭，等等。韦伯特别强调，在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麻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就产生了。早在17世纪上半叶，新英格兰人就以不同于美国其它地方的精打细算的谋利方式引人注目。因此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源自其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而它的渊源则来自新教伦理。这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路迥然不同，我认为，韦伯的思路更有说服力，人类任何的物质成就都有其精神土壤的，无法凭空生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为历史唯物主义天真浅薄的观念所缚，以致今天很多人相信经济增长能自动促使政治制度的完善，也就不奇怪了。

谢谢阿达介绍，读后很有启发。“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源自其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而它的渊源则来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成就来自什么呢？比较一下，思考一下不禁让人扼腕。

昨晚太累了，今天接着写。

庸俗的唯物论害人之深可能国人迄今还并不觉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我们自小就耳濡目染的教条深刻地影响了当今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老邓鼓励经济发展同时又压制政治自由就是这种思想的突出体现，即认为经济增长可以绕过上层建筑而自行维持。然而有头脑的经济学家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颇不以为然。诺奖得主克鲁格曼（Krugman）曾给中国经济泼冷水，他引用资料证明，当年苏联30年代到50年代经济起飞时，增长率不低于今天的中国，但由于毁弃了有关的产权和法律制度（因为苏共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用中央计划经济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开始经济增长势头惊人，让西方瞩目。然而当模仿的潜力耗尽之后，破坏私有产权和法律制度的痼疾就暴露出来，使经济增长的前功尽弃。因此，有远见的中外经济学家一直呼吁中国吸取前苏联的教训，进行产权改革，建立一种尊重私有产权同时又督促市场参与者运作公正的宪法秩序，这种秩序就是市场良性运行所依赖的上层建筑。没有这一上层建筑的先行，经济增长是难以维继的。我想杨小凯晚年致力于宪政研究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目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whatever），有个潜藏的危险就是市场信用制度的缺乏。今天中国人的伦理体系全面崩溃，完全靠人的原始欲望和功利心来支撑的经济繁荣是危险的。中国经济的前景让人担忧。

很感谢adagio的介绍.非常受益。我觉得，好的文章，能让你浮想联翩，虽然你不一定同意文中的观念。我也想了不少，争鸣一下。


“因此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源自其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

合理行为，而它的渊源则来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这和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思路迥然不同，…”

仔细读了这篇文章,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韦伯和马克思研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韦伯是考察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例子，然后分析什么因素导致它成功。

马克思没有成功的例子可借鉴，他认为他当时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例子都是失败

的，所以想构造一个新系统。


韦伯的分析方法，现在很流行，走到书店的business section，一大堆书告诉

你为什么微软会成功，walmart会成功，Warren Buffet会成功。

韦伯的研究，看来是针对美国的，所以，其实这暗含了一个判断，不只是资本主

义造成了美国的成功，而且美国人的“天职思想”也帮助了美国的成功。这就解释

了为什么有些国家搞资本主义不是很成功，比如南美的一些国家，印度。


韦伯进一步说，美国的“天职思想”来自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可是，这不意味着

“天职思想”只能来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比如，日本人，也有“天职思想”，所

以，它的资本主义也很成功，

可是，他的天职思想不是来自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而很可能是“武士道”或者是

忠君思想。

况也问，“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成就来自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大陆开始

使用韦伯的分析方法，他们研究了新加坡，发明了保税区，引进外资，研究了了

台湾经验，发项台湾的半导体工业是由海归带动起来的，所以大力吸收海外人才

回流，这比印度都做得出色。

马克思研究的对象与韦伯不一样。韦伯是假定了成功的标准就是富有，然后告诉你

怎么才可以富有。马克思连这个标准都怀疑，他认为，成功的标准应该是社会平均

满足感。他想构造一个系统让大家都感到满足。

马克思做的事情，非常难，也很容易出错，他没有成功的样本可以借鉴，

却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有些像某些科学家，没有什么成功的实验，

就提出一套理论。

可是，他的问题在于，一般科学家的理论都可以在实验室小规模测试的，

马克思说他的理论不能在小范围内测试，共产主义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功。

这种方法，容易出误差，出误差时后果很严重，一般人是不会轻易去试验的。而

他的理论之所以被接受，去测试，是因为有很多无产者，他们无所顾虑，不怕损

失。

"美国人的“天职思想”也帮助了美国的成功"
同意.不光是美国, 是这种"敬业"带来了西方的文明.

“天职思想”只能来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
这点好象和我理解得有出入.  还不太知道"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现象,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的美国,都是基督教兴旺传播, 经济迅猛发展, 向全世界派出大量的宣教士
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 该轮到中国了,(韩国好象比还中国早一些)
大家怎么看这个现象?

新教的德国到俾斯麦以前也还是容克小农嘛？看来这里面问题多多。

>工作要勤奋，生活要节俭

这两句会不会有些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可能是低生产力，象中
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或亚马逊的印弟安？

难怪胡耀邦当年说要有高消费。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社会的活力。

当然，天职是个好说法。这里更多是个“人”的东西。另外，新教之
力在于“新”，宗教也是个好东西，至少强于哲学与戏剧！

阿达的文字清晰细密, 可读性很强. 各位的跟贴也多让人受启发.
奔放先生比较了不同地区, 不同文化. 尤其让人开阔思路.
我觉得, 民族性问题很重要. 而在民族性的形成过程中, 不同地区有不同来源.
宗教不是随便移植就可见同样效果的.

>>>哈耶克认为尽管没有人能全面了解和把握市场，但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负起责任，才可能成为独立的主体和潜在的企业家。这种责任感是维持市场自由文化所需要的基本品德。这里还隐含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市场所赖以生存的信用制度的建立。如果参与市场的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那么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信用自然就产生了。韦伯的著作，我认为，回答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个人责任感的来源问题。<<<

这个“天职”的概念，和某某说过的意思一样：

你要跟它认真，它就不能不跟你认真。


我们中国人有时就是太不认真了。

谢谢各位阅读和跟帖。我晚上有空将详细作答。

有一点得先提醒一下，就是立蒙兄说的宗教不可移植，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精神土壤，基督教到了中国也许就会变味的。它在西方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促进也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现在这种精神其实也没落了。。。韦伯看到了这点，他提到加尔文教派强调的精力的经济性导致了功利作风和后来的实用伦理，他提出的现代性概念也涉及到不少这些看法。

然而，脱离了精神土壤，任何物质成就都是虚空和短暂的，这就是我文中想说的主要意思。

慢板玩不玩股票呀？这是我感兴趣的资本主义。

不玩。不感兴趣。

回奔放先生 -

韦伯和马克思的确看到当时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韦伯想知道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成就在精神上的根基，他找对了，令人信服。马克思想知道资本主义分配不公的根源，用他臆想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解释，不能说服人。若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我认为韦伯用的是科学方法，马克思不是。

所以还不能以成功或不成功去看。韦伯对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是一位集大成的学者和思想者，他的高度和演绎能力现在畅销书里的成功案例分析恐怕是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的。

“天职思想”不只来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这个我同意。顺便说，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说法比较笼统，在文中我改成了新教伦理，具体其实是清教伦理。日本人的资本主义也很成功，是否与他们的“天职思想”有关还待研究，然而他们的宪政改革不可忽略。

至于大陆研究新加坡是使用了韦伯的分析方法， 不敢苟同。若真搞懂了韦伯，大陆不会去学新加坡。新加坡，恕我直言，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翻版，当今世界个人自由最缺乏的国度之一。

回xw -

韦伯其实谈的是清教，主要是加尔文教派，他们的天职思想最显著。新教的德国是另一回事了。实际上，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主要在英美发展，德国后来滋生纳粹有他们内在的精神土壤，总的说来，德国人的集体主义倾向远比英美严重。

工作要勤奋，生活要节俭，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很多人靠此致富，早期清教的工商经营者靠此完成资本积累。当然，这个现象在美国已不成主流了，除了新移民。

我也觉得“敬业”精神是维系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健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不读任何经济理论，只在现实世界中注意观察比较也可以对此有所体悟。商业世界里，敬业确是一种精神层次的东西，姑且不谈它和宗教有多大关系。敬业至少让商人遵守基本商业道德，尊重行业传统和信誉，另外也提供了一个超越小利小我的行业全局观。经商固然是为获利，但要持久获利，恐怕还得从钱上升到业来考虑，否则与
杀鸡取蛋何异？

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缺这么一个环节，可以照搬技术，经营和管理模式，但无法照搬敬业精神，要照搬敬业精神恐怕就得照搬整个制度了。其实中国以前也有敬业精神，我熟悉的一位解放前的大企业主就有这种精神，他的敬业精神不是来自基督或天主教，甚至不直接来自佛教，他只上过几年私塾就当学徒了，但确实来自某些民族的精神性的东西。可惜这个环节给历次革命打断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回见光 -

我不认为基督教和经济发展有必然联系，基督教的新教（清教）伦理有助英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就是韦伯所研究的内容。

至于21世纪是不是中国人的世纪 。。。我认为这目前还是不切实际的憧憬。我关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sustain itself，在各种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同时还有分配不公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中国人能否培养“天职”观念？这个我想深入探究一下。天职，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所要求个人的责任感，不一定非来自宗教观念不可。记得以前见过余英时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人自古已有的“修心”。余文我会另外ZT。如果现在中国社会还有这个修心的传统，恐怕市场经济所依赖的诚信和信用问题都解决了。人未必信仰一个上帝，若能像康德那样，对先天的道德律令心存敬畏，自然容易产生天职的观念。

然而我想说的是，过去几代人之间，中共的唯物论和五四以后对中国传统的继续摧毁，早已让国人不知“修心”为何物了。没了这个，中国人培养天职思想怕是很难很难，更何况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心越发要泯灭了。

[quote]Originally posted by 况也 at 2006-5-23 01:29 AM:
觉得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缺这么一个环节，可以照搬技术，经营和管理模式，但无法照搬敬业精神，要照搬敬业精神恐怕就得照搬整个制度了。其实中国以前也有敬业精神，我熟悉的一位解放前的大企业主就有这种精神，他的敬业精神不是来自基督或天主教，甚至不直接来自佛教，他只上过几年私塾就当学徒了，但确实来自某些民族的精神性的东西。可惜这个环节给历次革命打断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况也兄说得好。读读余文，你会有启发的。

看了，谢谢转载，余说得很好，解答了我部分的疑惑。反正殊途同归，宗教也好，修心也好，人总要有点精神的东西的。

阿达原帖:
"回见光 -

我不认为基督教和经济发展有必然联系，基督教的新教（清教）伦理有助英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就是韦伯所研究的内容。

至于21世纪是不是中国人的世纪 。。。我认为这目前还是不切实际的憧憬。我关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sustain itself，在各种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同时还有分配不公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中国人能否培养“天职”观念？这个我想深入探究一下。天职，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所要求个人的责任感，不一定非来自宗教观念不可。记得以前见过余英时的一篇文章，提到中国人自古已有的“修心”。余文我会另外ZT。如果现在中国社会还有这个修心的传统，恐怕市场经济所依赖的诚信和信用问题都解决了。人未必信仰一个上帝，若能像康德那样，对先天的道德律令心存敬畏，自然容易产生天职的观念。

然而我想说的是，过去几代人之间，中共的唯物论和五四以后对中国传统的继续摧毁，早已让国人不知“修心”为何物了。没了这个，中国人培养天职思想怕是很难很难，更何况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心越发要泯灭了。"



谢谢阿达.
我的确相信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 首先在里面"顺天"(就是基督教所谓的"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或你提到的"修心", 才会带来外部的繁荣和丰富.(经济只是其中之一)不知有没有必然联系或只是巧合, 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几年,的确是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我个人看法:还会更广泛地传播, 甚至会有大复兴)

日本的发达, 按我的看法, 是由于禅宗在日本的兴盛. 为什么日本会那样强盛,看看日本的茶道, 听听日本僧人吹的笛子,就明白了(说不清楚, 只是心中的直觉)

当然物质的丰富, 也的确是一种诱惑,所以我们会看到"物欲横流"的现象. 可是我还是乐观: 人吃些苦, 犯些错, 总会明白什么能够满足他,而什么不能吧?
当这些正确的想法能够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开来, 这群人就会大大地受祝福.

人大概不会为了培养天职观念而去培养天职观念, 一定是一个更高的更美的东西让他看到了, 他承接过来, "天职"观念就随之产生了.

间断读阿达的政治经济笔记，头脑中有过的点有的连成了线。

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早就不抱信心，我以为现在英美等施行的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所能看见的最合理的社会形态。阿达从宗教改革后新教的“天职”观念，“完成每个人在俗世上被赋予的义务，为荣耀神而孜孜不倦地工作”，以及加尔文教的“结合成一体的善行生活”，“这种严格的自律形成了一种冷静自制的人格，使人摆脱不理智的冲动的支配，过一种警觉而又睿智的生活”。在西方生活这么些年，只要不存成见，就能够同意这个结论。

中国和西方“接轨”后，除了政治上的僵化顽固，处处学习西方，但总是东施效颦，这个根子恐怕不仅仅在马克思，不在缺乏“清教的职业观”。新加坡没有马克思，但是新加坡的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的现代翻版，当今世界个人自由最缺乏的国度之一”。阿达还说，“天职，或者说自由市场经济所要求个人的责任感，不一定非来自宗教观念不可”。

余英时提到中国人自古已有的“修心”，可我对中国的文化也缺少信心。毛以及鲁迅，也是否定和批判中国文化，无论他们出发点怎样不同。中国文化能否熏陶出“结合成一体的善行生活”？台湾没有。

我以为胡锦涛的“和谐论”很好，尽管没有施行的可能，但看到了中国的问题。缺乏和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部和外部都缺乏和谐。台湾也不和谐，佛教没有办法，将天主教基督教移植了来也没有办法。这个民族没有什么敬畏的东西。

说不清楚。

[quote]Originally posted by 冷热 at 2006-5-23 04:09 PM:
这个民族没有什么敬畏的东西。]

这一句很刻骨刺心啊 。。。我有时也这样想，每念及此，就很upset.

民族性是个大话题，没有足够的功力不能去触及，鲁迅，毛，我都不认为他们有此功力，何况后者更是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人。

然而我们能做的是清理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给中国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之深远可能超出了我们的估算。当然，这种影响得以产生又是结合了中国的民族性东西的。我感兴趣的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的融合，没有这个，马克思在中国无法立足。

接下来想写西方政治理论中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概念，为什么集体主义导致专制，为什么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底色，等等。

再次谢谢各位阅读。这样的讨论也能帮我澄清想法，开拓一些思路，所以于我本人也是受益的。

中国的现代市场有没有过天职或敬业精神, 我认为曾经有过的. 现在没空, 等会再写几句.

我还想举前面提到的那位企业主为例(我仔细收集过资料)，否则大家会说你没读过经济你没发言权，当然我举了例子人们也会说这是个例不能概全，那就姑且听之吧。

这位企业家童年读了三年私塾，因家境所迫弃学去大城市当学徒，从给老板倒马桶干起，有些积累后与人合伙营自己的生意，他们不想小打小闹，而是选中了一个当时在中国空缺的主要制造业，到解放时，他们的公司已为中国民族资本在那个领域打下了大半壁江山，产品(一个曾经很有名的牌子)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欧洲名牌并远销国外。在日占时期，他不买轴心国的帐与那个欧洲名牌竞争而险些给日宪兵喂了狼狗(那个生产国当时是德国的占领国)。解放时，基于当时的信念，他没有为了家庭和生活舒适而去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替他和家人飞机票都买好了)，他认为企业去了台湾弹丸之地不会有发展潜力，他暗中支持工人护厂留下了大部分设备。

以后他和企业的经历咱这里就不谈了(反正大家也能猜想出个大概)。我要说的是，尽管他资本雄厚，他自己的生活完全可用清教徒来形容，和不识字的从小指定的妻子相伴终身。他对子女要求极严，不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他的事业(他们以后都成了真正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倒是扶持了不少穷乡相邻和穷亲戚进企业当了工人在城里立了家。他的敬业精神自不必说，他还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他会把马路上光脚给玻璃渣割破的黄包车夫载回家包扎。

把他这样的民族企业家和现在中国富翁比(即使所谓现代儒商如某某某和某某某)，我是感到相当迷惑的，这似乎不是同一块土壤。他没受过正规教育，更没接触过宗教，我曾想：是什么指导他的操行的？后来有点想明白了，第一，可能就是那个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大众理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人可能对此心存敬畏，但相信更多人是把它作为一条基本操守的规范来遵守的。这个朴素的思想就像一颗种籽，随着人的成长发育成高尚的花树。可是革命把这因果链打破了，人们开始不再相信。第二，那些鸦片战争打开的中国大商埠，尽管资本主义历史不长，却是把资本主义的经商模式和商业精神及制度一块拿来的。这和文革后的开放是决然不同的。商场缺乏应有的天职商业精神的后果现在是显而易见的，坑蒙拐骗，行贿腐蚀，急功近利，骄奢淫逸，道德沦丧，恃强凌弱，甚至雇凶杀人。

发明一项新东西难，模仿一样东西相对容易些。中国第一个原子能要比美国造第一个原子弹要容易一点。虽然美国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可是，知道原子弹能够被做出来，这就是很有价值的信息。

     资本主义的发生条件可能要求高些，“新教伦理”确实对资本主义的发生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学习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就容易多了，门槛也低了。

     美国近几十年，大量移民涌入，这些人很多都不是清教徒，如果清教徒的伦理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那美国的资本主义就应该有衰退的迹象，可是，并没有，主流的观念都认为新移民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的是促进作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新移民不一定接受清教徒的伦理，可是，他必须按照既定的资本主义规则行事，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负担得起汽车、住房。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将来。

    就连美国本身的新教徒，伦理标准也在下滑。有一篇名著“红字”，讲的是美国早期的清教徒，违反了教会的戒律，自己在胸口刻了一个“A”字，代表通奸罪。到了克林顿，面对陆文斯基的坦白，他在电视上当着数亿美国人，说谎说，“我从没有与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过了几天，在检察官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他又改口说，“我犯了一个错误。”

     美国伦理道德下滑了，可是，经济为什么依然繁荣，关键是法律健全，监督制度好。

况也提到的例子我身边就有，家乡饮食一条街的东主，我几十年的好友，从一个车工干到厂长、董事长和什么总。几十年前，夏天炎热的夜晚，我们爬到房顶上乘凉看星月，下面是毗邻的街道房屋，也曾悲天悯人。几十年后，他香车宝马，经常来美国加拿大出差开会，一再提到如何善对弱势人群。

但是我知道他也在挣扎，巨大的利益放在那里，习惯势力放在那里。这就是缺乏天职的大环境。根据心理学的道理，人被孤独多少小时之后，就会出现改变。这不是革命和文革的结果，是文化和民族性。

这一句点睛啊。谢谢况也兄。

对了，我也想到了这个。美国现在清教徒是近乎绝迹了，然而两个多世纪前清教背景的founding father们建立的宪政制度一直稳固不撼。这个太厉害了，布什们再平庸混账，也必须在它的框架里行事。所以政治经济的运行不受太大干扰。

49年之后中国国内对传统进行了有计划的灭绝性地破坏。这种毁灭对民族的影响是最深远的。

小夜曲的博客写成了气候。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