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创] 钱文军批阶级斗争论
钱文军批阶级斗争论
转贴者按：钱文军原为广西422造反派学生领袖之一，此文对马恩列斯毛的阶级斗争论，作了非常深刻、系统性的批判，不知老洪（哲胜）能否从中得到一点启蒙。原文较长，分三段贴出。
钱文军：阶级斗争理论批判
（2007-06-24）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曾经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大利、德国、苏联；后来又在五、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乃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风靡一时，甚至被立为“国教”。这股风刮到哪里，那里的国家就会经济落后甚至凋敝，人民就会付出惨重的牺牲，遭受空前绝后的灾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至今尚未对它做出过认真的清算，特别是在我国。这是一个耻辱，尤其是经历过这场风暴的文化人，以一句“留待后人评价”来推脱我们自己的责任，那实在是无耻到了极点。
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题目，对于一场席卷了半个地球的浩劫，决非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体、学派所能够客观评论得清的。这是一个曾经“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的故事，需要争论，实事求是地探讨是非。
毛泽东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本着这个原则，试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做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求得到专家们的赐教，但愿可以算“抛砖引玉”。
本文的小标题如下：
1， 人类起源及原始公有制评说
2， 阶级斗争理论的由来
3， 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及问题
4， 社会主义的异化与阶级斗争理论的野蛮性
5， 阶级斗争理论是独裁者招兵买马的有力武器
6，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武断的结论
7，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8，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模式
9，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实践
10，社会主义成了独裁者乐此不疲的旗帜
11，私有制的必要性
12，理论的反思
一，人类起源及原始公有制评说
已经被世所公认的达尔文学说，对于人类的起源可以用一句惊世骇俗的简语来描述：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尽管当年曾被众人唾骂，接着便成了定论。但本人认为这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澳大利亚的生物学家测定，人类的DNA与黑猩猩只有19个不同，据此认定人与黑猩猩同属。不过这恰恰也成为人类并非猿类的证据。本人以为，类人猿本来就是似猿而非猿的人类始祖动物，或许称其为“类猿人”更准确一些。应该说，任何动物不具备进化成为人类的“内因”，包括猩猩、狒狒以及各种猴子。只有“类猿人”才可能进化成为人类。
“类猿人”进化成为人类，只靠劳动也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所谓“劳动创造人类”并不成立。蚂蚁、蜜蜂乃至其他的各种动物，无一不在劳动，其辛勤程度远胜于“类猿人”。但它们永远不会进化成人类。还有人把能使用工具才叫做劳动，这也同样说明不了问题。猴子一样会用木棍、石头作为工具或者武器，甚至连某些鸟类，也会利用岩石，砸开甲壳动物作为食物。而且，使用工具只是一种行为，它应该有根本的驱使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证明，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大脑。人脑从核桃般大小进化到一千克左右，更重要的是，人脑进化产生了大脑皮层。这是任何动物所不具有的，可见人从动物状态脱颖而来，更重要的是思维在起作用。
我们对动物的了解使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有领地占有的天性，这是它们生存的必须。对于这块领地，已经占有的动物是决不允许其他动物侵犯的，除了异性-------一般都是雌性-------之外。剥夺占有者的占有权，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暴力手段。强壮者用牙齿或利爪驱逐病弱者，占领这块领地以及生活在领地上的雌性同类。这就是达尔文学说中所描述的种群繁衍原则-------弱肉强食的原则。“类猿人”同样还是动物，当然同样具备这样的禀性。
在同一个族群中，至少在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中，可称之为不平等的现象就存在了。一个被认作“王”的猴子（或猩猩、或狒狒），统治着它的族群，享用着“王”的特权，也尽着头领的职责。而每个族群都有着自己的领地，在这个领地之内，还有次一等的公猴，它们也有次一等的权利。但它们决不可以侵犯“王”的特权，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甚至驱逐出群，成为野猴。野猴的命运是凄惨的。但是，如果它们有更强壮的体魄，或遇到其他猴群，而这群体原来的“王”已老弱，搏斗失败，这只“新王”就会取代“旧王”，那只旧王便遭受被放逐的命运。这是种群繁衍的必需，生存迫使不得不如此，因而是合理的。
到原始人的时代，生存环境并未有多大的改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就消失了。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可能突然立地成佛，一下子跳跃到“原始共产主义”阶段。整个进化过程只能是缓慢而且循序渐进的，由此可知，人类社会的阶级现象，早在动物时代就已经萌芽了，它是从动物时代延续而来的。
原始社会处于公有制时代，这个命题似乎已经天经地义。但却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在人类尚未进入文明时代，根本不存在所有制概念的情况下，武断地强加“公有”的所有制到原始人头上，是荒唐的。
所有制是相互间权利的约定，其实只是在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能具有。当人类尚无这种权利意识，更不存在相互间的约定时，所有制只是无稽之谈而已。原始人部落一样占有他们自己生存必需的领地，一样不能容忍外部落的侵犯。只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限制，任何原始人部落都不可能涉及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但也决不会让外部落侵犯本部落的领地。如果说，这就是公有制，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今天非洲那些狮子、大象、斑马也实行着公有制？例如非洲狮，它们会组织配合攻击猎物，然后共享美餐。如同公社化时期的“公共食堂”一样。算不算公有制？换一种方式说，周口店人与肯尼亚猿人共同对美洲大陆实行公有制？对任何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谈论所有制是荒唐的。即使强定一个所有制，那也只能说是：部落所有制。而且这种“所有制”是临时的。当生存需要部落迁徙时，他们会视原来的领地如粪土。
参照几百年前黑非洲的原始部落、美洲的印地安原始部落，直至20世纪中叶发现的巴西亚马逊原始雨林中的原始人部落，照样存在着不平等、或曰阶级的状况。部落内，酋长统治着部落人群；部落间，为生存条件的争夺同样是残酷而激烈的，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现象依旧天经地义，其限度仅仅表现在武器的原始限制上。假如真的是土地公有制，领地便不应该存在，部落之间的厮杀也不应该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早期的殖民者所贩运的黑奴，基本上是黑人部落从其他的部落俘获来的。过去这些战俘只被杀戮，因为具体的个人，其产出尚不足以维持他自己的生存，活着就是负担。直到个人生产能够产生剩余价值，战俘才有存活的可能。奴隶只能是剩余价值的副产品。而此时则被用于交换，向白人换取生活用品。对于酋长和他的部落，这种交换是值得的。不用养活战俘，便能换回用品，而这些生活用品的只会是酋长首先享用的。这种交换甚至还用本部落成员进行，当部落产出不能满足部落需求时更是如此。事实证明，非但这些换得品，即使是原产的贵重物品，如珠宝金银，大都属酋长所支配。由此可见，从动物界，到已发现的原始部落都没有所谓原始公有制的证据，却给人类安排上一个子虚乌有的原始土地公有制社会，显然是想当然的。
人类从动物时代就具有的野蛮禀性，在生产手段进步之后，便遇到了文明的挑战。文明正是从占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开始的，它也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进一步便成了私有制，而所有制又正是从私有制开始。私有制的本质，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先富”是有条件的。首先是要被他人认可，这个认可或者只是默认，或者以契约方式承认，或者以法律制度保障。只有约定被遵守，才能称之为文明。人类的整个历史，从根本上说，只能是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是一部进化史。只有文明的发展，才能保障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等有序正常地发展，人类才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获得过去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不可能获得的进步。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也同样取决于他们的思维。这种思维发展的方向，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发展方向。东非人、印第安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思维的发展进步极其缓慢，于是停留在原始和半原始状态；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的古老文明，因为思维的发展方向不同，于是社会的发展也不相同。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古希腊文明传播到意大利，并与古罗马文明结合，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形成的。马克思称意大利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甚至“资产阶级”这个单词，也来源于希腊文的“市民”。
但任何单一的文明模式，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现代文明来。因为地理环境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古埃及、巴比伦、希腊等文明可以以各种方式交融渗透，甚至包括流血的方式，终于得以产生近代文明。而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这种交融渗透扩展到世界范围，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文明。而中国、印度的文明囿于地理条件以及交流手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更为封闭的玛雅文明，终于下落不明地失灭了。恰如最近发现的四川三星堆文化一样。
顾准先生对各种文明作了大量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顾准文集》第326页）确实，资本主义进入中国阻力之大，曾经伴随着血与火的野蛮手段。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到毛泽东先生夺取政权以后，可以说，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资本主义阶段。又何谈社会发展规律呢？
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性克服兽性的过程。任何理论，假如它是文明的、进步的、理性的或者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都应该有助于克服兽性，张扬人性。反之，一切煽动仇恨、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或者惟我独尊的理论，都是伪科学甚至邪教。但文明终将战胜野蛮，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阶级斗争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类社会史发展规律：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共产。仿佛冥冥中上帝为人类做出的安排，于是宿命的人群便信之不疑。更坚信如果走了捷径，例如直接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能早于其他人类进天国---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荒谬的。亚马逊的原始部落，并不比周口店人历史短，而有证据证明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原始人应属东非猿人。但直到西方殖民者发现他们为止，依旧停留在原始部落状态。甚至连奴隶社会也没进入。所谓社会发展规律，对他们无效！反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如林肯时代美国南方的庄园主、甚至普通劳动者的白人，都蓄养黑奴。甚至自称为人类最先进的无产阶级也可能成为奴隶主的。斯大林就下令把大批被德国俘虏过的苏军将士，德国、日本战俘，以及苏联的不听话的人押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实际上就是奴隶。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被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无辜百姓，大批人被非人地折磨死去，生还者并不多。阶级情谊到此无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原则也被抛到九霄云外，可见它的虚伪，只不过是为某些独裁者获得和巩固统治权的理论罢了！并不因社会到了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就没有奴隶制了，恰恰相反，斯大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奴隶主！
二，阶级斗争理论的由来
因为社会现象存在，人类对阶级早就有所认识。这种认识形成思想潮流，至少在五百年以前。与之伴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也在各种文化中有不同的表述。如中国古代早就有“均贫富”、“耕者有其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平均主义理想。到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便是典型的理想社会的例子。这种依据人类社会现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如何改变它的文学性理想，引起了无数思考者的极大兴趣。这正表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伟大，理性思维引导着历史不断前进。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利又有趣的金书》出版了。尽管中世纪欧洲的专制势力夺取了他的生命，但这个理想却在启迪后人。“乌托邦”一词便由此而来。1623年，意大利人托马斯.康帕内拉又出版了《太阳城》一书。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美好的理想。这是人类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一座里程碑，当然还得益于那时已存在的、相对自由的出版制度。好在专制尚不能统治一切。到1755年法国人摩莱里出版《自然法典》、另一个法国人马布利1776年出版《论法制和法律的原则》、1789年出版《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把这种文学性理想进一步演化成现实的法律化、制度化的探讨。再往后，1800年前后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英国人欧文又进一步发展成理论论证。他们三人被马克思称为“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3卷，230页）
这些理想统统被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他们都只看见了社会的不公正，设想了平等社会的模式，却没有具体的操作办法。特别是圣西门等人，他们预言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必然要让位于“各尽所能”、“每个人都随便到公社的总仓库去领取他所要领的任何物品”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他们不赞成阶级斗争，认为旧制度“不符合人类的理性”，而只要张扬人类的理性，通过各阶级的合作，实行社会改革，便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原始定义只限于人人努力劳动，按劳分配甚至各取所需的。它推崇理性的文明进化而排斥了非理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应该说，这些思想者代表了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峰。他们勇敢地挑战“弱肉强食”的原则，主张每一个人的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了前人的理想，并依据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之后，在《共产党宣言》里，列举了六种社会主义模式。并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模式。在“科学”与“空想”之间，架起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桥梁。这桥梁就是《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宣布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
这个理论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前七十年风靡一时。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披露，毛泽东多次说，我从马克思那里只学得四个字：阶级斗争。他把这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毛选开篇第一文便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它还成了中共的“三大法宝”之一。再往后，毛简直开口不离阶级斗争了。直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这与戈培尔的“谎言重复三遍就是真理”，是一致的。
阶级斗争理论早已在邓小平时代即被废止，这说明它是行不通的。邓先生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更是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的奇谈怪论否定得一干二净。但官方并没有对阶级斗争理论作任何清算。理论界似乎对此论讳莫如深，宣传部门更是绝口不提。实在涉及不能回避时，便以“扩大化”一言以蔽之。言下之意是：阶级斗争理论是成立的，问题只是搞过了头。这也不奇怪，“为尊者讳”本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上都建造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远较列宁、斯大林的来得温和；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基本上是抄袭斯大林的。
如果对阶级斗争做哪怕浅薄的反思，有人都担心，这三座大山就会坍塌。这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既然毛泽东早就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既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谓惧的；那么，又何必害怕人们说三道四呢？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只有谬误和谎言，才需要遮遮掩掩。马克思主义崇尚全人类的解放，并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不受它产生的环境条件限制的绝对真理，这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三，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以及问题
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里说：“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论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四卷，第547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郑重宣告：“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购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3卷，685页）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进一步补充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253页。）
如果我们再看《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上书，第307页。）这样，不仅仅是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目标也很明确-------以一个党，以及这个党所宣称它代表的阶级，颠覆整个世界！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有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论述，只是我想，这几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脉络，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列举。但这些结论不符合历史事实。最简单的道理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奉为经典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就与之自相矛盾。如果“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就只能在历史之外进行了。而人类的文化、艺术、卫生等活动更是只能安排在历史的业余时间进行。可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类历史的巨大推动，就连马克思也给予高度评价。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把它也连带到阶级斗争之中，但它毕竟不是一场阶级与阶级的搏斗，更不是斯巴达克式的暴动，而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百花齐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称：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无可否认的是，中世纪的宗教政权，以野蛮的专制手段迫害那些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科学家。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都受到迫害，但那与阶级关系并无因果关系。这些受到迫害的伟人，都不是被统治阶级中人，反倒是统治圈子里的活跃分子。他们并非为阶级进行斗争，而是代表民主自由的思维同愚昧野蛮的专制制度的冲突。有人说，文艺复兴是所谓新生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斗争形式。这是迂腐的俗套，在文艺复兴兴起的时代，资产阶级连萌芽都称不上，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得拉克，谴责的是野蛮与退化的专制制度。而伽利略正是在他的挚友、教皇乌尔班八世的保护下完成《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篇战斗檄文的。乌尔班八世是当时专制制度的最高统治者，却又是以保护科学艺术而出名的教皇。恰还是他，下令传唤伽利略到罗马宗教法庭受审，理由是冲撞宗教的尊严。这些，用阶级斗争理论是解释不通的。
即便是钻进阶级斗争理论的牛角尖里去思考，问题也会接踵而来。
首先是怎样界定无产和有产，即以何种数量为分界限，因而可以清楚地区分哪些人属于无产阶级，哪些人属于资产阶级。把复杂的社会理论化或理想化是简单的，但同时却是不可操作的。因为无论定义的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只是人口的少数。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成为这两个圈子里的人物。例如：教师、医生、艺人、作家、职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警察、士兵、农民、小商贩、律师、画家、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小业主甚至妓女等等。即使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也并不都是无产的，哪怕是在他那个年代。
其次是，任何财产权都是可转移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从群体的人来说，社会恒定有着一个不断加大的财产存在，成为人类社会的物资基础。但对于个体的人或团体而言，财产所有权决不是永恒的。正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把这种权利变成了“铁打的资产，流水的人”，使经营的成效变成了财产权转移杠杆。
财产与资本是有区别的。正是所谓资本主义社会，把僵固着的财产，改变成流通着的资本。而恰是这种资本的流通，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人类文明与进步，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恰是这种区别，使马克思先生用了四十年才写出《资本论》来。
资本主义法制，其全部内涵，只是规定了资本流通的规则。它所要保护的，决不是资本自身，而是流通。资本是不需要保护的，需要保护的只是它流通的方式与程序。在它以前的社会里，规则只保护财产，并使之陷入不流通的泥坑里。区别只在于此。马克思先生的社会理想是毋庸置疑地崇高的，但很显然，他钻进所有权的牛角尖里去了。这样，他所设计的、漏洞百出且未经实践检验的社会模式，恰恰又倒退回资本僵固的泥坑里去了。正如他自己所嘲笑的：封建领主和无产阶级都在踢资产阶级的屁股。笑过之后我们如果认真思索，就不难发现，这个统一战线并非碰巧结成的。
其三，股份制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伟大的发明。股份制最显著的特点是使资本社会化，从而模糊了资本所有权的阶级界限，也就进一步模糊了阶级划分的基础。它还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不必占有，这对于人力资源无疑是积极的。无论对于财产权的再分配，还是对社会平等，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生产能力，使人类社会得以突飞猛进。正因此，马克思本人也对它给予高度评价。
其四，资产阶级革命并非以资产为根本的，它更主要的目标在于：打破专制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民主、自由的社会体制。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欧洲民主革命从来没有以资本为其口号或纲领，马克思剥离了这个体制的政治本质，只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又反过来以这个经济结构推演出另一个政治体制幻象，并以此幻想为目标，展开堂.吉柯德式的讨伐。
四，社会主义的异化及阶级斗争理论的野蛮性
1871年9月17--23日，也就是马克思密切注视巴黎公社并以《法兰西内战》为之总结以后，他在伦敦会议上号召：“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在谈到美、英两国情况时，他又说：“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他补充认为这是一种例外，这其实改变了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里的“只有用暴力”的观点。马克思先生自己向后退了一步。只是这一步被所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直到赫鲁晓夫时代才又被肯定。但这个肯定很快就被毛泽东为代表的、自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信徒们斥责为“现代修正主义”。再就是，他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首先实现，已被历史无情地否决了！
还有另一个马克思始料不及的情况是：他写书时民主只是初级阶段，当《资本论》出版当年，英国的工人才获选举权；德国北部也获俾斯麦批准实行普选。而且，直到他的晚年，股份制这个足以改变阶级论立论基础的怪物才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能量。马克思本人也注意到它的威力，他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23卷，第688页）他还进一步指出，股份公司的资本已不是个人资本，而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或“社会资本”。标志着“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同上书，25卷，493页）还有，恩格斯晚年进一步研究了股份制和托拉斯之后，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并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同上书，22卷，270页）而无计划性恰是他和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依据。只是修改《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已来不及了。
列宁对阶级的定义是：“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法律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部分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的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1页。）到后来直至今天，怀揣股票的“无产阶级”比比皆是。这意味着以经济分析为全部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要彻底推倒重来了。
1895年3月，不久于人世的恩格斯在回顾1848年历史时，在《卡.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中明确宣布：“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他在论述了当时对“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企盼之后，还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卷，595页、597页）这年8月5日，恩格斯去世。
许多号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御用文人，对恩格斯的这篇文件进行了强词夺理的否定。硬说它与伯恩斯坦的主张有本质的不同，却又没有令人信服的分析。只是打横了称恩格斯并没有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那么，恩格斯所说的“错了”在哪里？“迷误”在哪里？“陈旧”在哪里？“不对”又在哪里？御用文人们全都虚晃一枪。其实，任何头脑没毛病的人，都不难看出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更何况恩格斯此文还“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他不但分析了“暴力革命”的不可行性，并且热情地认可了曾被作为“叛徒”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赞扬“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同上书，第598-602页。）
必须注意，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文章只有《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两篇，此外就是出版了《新莱茵报》第1号。用列宁的评价就是：提出了“整个民主派的行动纲领”。（《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295页）这些文章已经由恩格斯在本文中引述并予以评论。恩格斯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也是勇敢的，他在这里清楚、明确地用“错了”、“不对的” 、“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样的不容置疑的措词，并捎带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认定：“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也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是合理的。毫无商量地把他和马克思提出的“行动纲领”称为“只是一个幻想。”天知道他如果多活几年，并进一步“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还会纠正些什么？
上两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导，被所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精心地忽略、放到哪里也不准了。列宁首当其冲。列宁主义把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现实化，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暴力原则。列宁说：“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全集》26卷，375页）他还说：“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全集》25卷，388页）“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全集》27卷，464页）这样，马克思尚留有余地的暴力革命论，甚至可以依据恩格斯在1895年3月的论述认为，暴力革命论已被恩格斯否定。但却被列宁绝对化了。列宁宣称：我们就是要做雅各宾派！可是恩格斯早就评论雅各宾派道：“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列宁还宣布：“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什么完备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分条列款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4卷，第466、467页）并把社会主义扭曲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更有利于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列宁选集》第三版，3卷，第265、266页）到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经列宁同志异化之后，反而成了扑朔迷离的无定之物了。一直到邓小平时代，还要“摸着石头过河”；邓还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三卷，137页）可怕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甚至今天，仍以为是完全搞清楚了。如果进一步把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东西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么，灾难就是必然的。
列宁进一步把马克思从来没有说清楚的无产阶级专政，扭曲为一党专制：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与势力更大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共同领导的。革命后左派社会革命党占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54.5%，在各地政权机构中他们居稳定多数的县更达60%。列宁同志恭维道：“现在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起，不论在苏维埃中，不论在军队中，不论在整个国家中都拥有了多数，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代表农民的真正意愿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列宁全集》32卷，260页，33卷，264页）到1918年夏，布尔什维克在30个省中建立300多个支部，兼之分化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使其民粹派和革命派并入布尔什维克之后，列宁在1918年指出，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权中稳固下来后就“根本谈不上分掌政权了”，“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列宁全集》37卷，125—126页）到1922年，俄共（布）11大决议：“在较短时期内彻底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些政治力量。”使俄共成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同年12月成立苏联，（这是人类历史上惟一没有地域特征、民族特征的国家名称。）干脆以《宪法》确立苏联为一党制。到斯大林就进一步发展成为个人独裁。斯大林于1924年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宣告：“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斯大林全集》6卷，102页）
至此，马克思先生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憧憬的社会主义模式：“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已经面目全非了。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将“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进行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3卷，98页）也完全被遗忘。一个君王似的领袖，统领着一个统治一切的党；而这个国家的全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社会保障体系全都由这个党掌管着。任何人都要听命于这个党，否则将衣食无着。这却成了社会主义。这就应验了英国哲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伯特兰.罗素1918年初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所说：“社会主义形式多种多样：以国家作为雇主、所有人都从它那儿领工资的这种社会主义，包含着暴政和阻碍进步的危险，这些危险很可能导致比现行制度更坏的后果。”
可悲的是，列宁建造、斯大林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新鲜。它恰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巴枯宁、涅恰也夫的主张。他们在1870年发表的《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一文中提出：未来社会中一切都是公共财产，每个人都要加入某个劳动组合，“谁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加入组合，谁就没有生存权”。“把社会存在的一切手段都集中到我们的委员会手中，并且宣布人人都必须从事体力劳动”，“那时，尽可能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费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一个人的意愿”。等等。马克思当时就挖苦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他称之为：“荒唐的实际组织计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18卷，469—471页）列宁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相对于“兵营共产主义”唯一增加了的内容是：动用镇压机构、用最原始最残酷的暴力手段来应付不满，打击不同意见，维持统治！而阶级斗争理论正是用来麻醉人民，消灭人性，使人民对野蛮的、残忍的、兽性的血腥手段无动于衷甚至为虎作伥的工具！
五，阶级斗争理论是独裁者招兵买马的有力武器
伯特兰.罗素评论《共产党宣言》的目标是：“产生一个政党最终倾覆世界。”（《自由之路》上卷，第155页。）而要做到这一切，没有力量是不可能的。那么，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无产者。而在马克思的时代，以及他所生活的环境，这支生力军只有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所起的作用之一，就是为这个党招兵买马。马克思所写的《资本论》，实质上是《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描述。他搜罗了当时社会的最黑暗面。而这些黑暗面却是他所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提供的，就连当年的大多数无产者也只能从马克思那里听说。这一点，马克思本人非常清楚。于是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打预防针似地告戒：“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即使在当年，伯恩斯坦的论断也是可信的：“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无产阶级。他们既不象《共产党宣言》所描写的那样一贫如洗，也不像他们的奉承者所吹捧的那样没有偏见和弱点。”（伯恩斯坦：《进化的社会主义》）如果要想不明白这一点，你只需看看，迄今为止，所有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没有一个出身于无产阶级。而所有出身于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却无一例外地成了“修正主义者”。出身钟表修理工人的蒲鲁东是一个早期代表，出身火车司机家庭的伯恩斯坦成了“修正主义”的鼻祖，出身矿工的赫鲁晓夫则是晚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出身无产阶级的向忠发、顾顺章都成了叛徒。既然无产阶级如此先进，何以连自己的领袖和导师都产生不了呢？难道代表人类最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却只能从律师、工厂主、贵族、神学院的学生、小地主之中去寻找自己的领头羊吗？那么，这个阶级的先进性又从何体现？自己阶级出身的杰出人物，无一例外地成了叛徒。这本身就是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莫大讽刺！难道说他们只能以充当“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来体现他们的先进性吗？
倒是可以作为反证的是：被称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人群，却绝大多数来自无产阶级队伍。从普通工人、贫苦农民、小职员拼搏成为世界级大垄断资本家的有：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非勒、通用电器创始人爱迪生、百货大王罗兰.梅西、IBM创办人托马斯父子、金融大王贾尼尼、汽车大王福特、“红色资本家”哈默、食品大王鲍洛奇、娱乐大王迪斯尼、微软总裁盖茨；瑞典炸药大王诺贝尔；德国电脑大王海.尼克斯道夫；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英国报业大王麦克斯韦尔；日本摩托大王本田宗一郎、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韩国大宇总裁金宇中、现代总裁郑周永；香港首富李嘉诚、世界级船王包玉刚、工商巨子霍英东、领带大王曾宪梓、郑氏集团郑裕彤、台湾化工巨商王永庆等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足以代表整个垄断资产阶级，已经不需要我们再一一列举。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历史真实，即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全都来自非无产阶级。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被这些领袖们吹捧上天的阶级，决不会是最先进的阶级。人类决不存在这样一种人群，他们可以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就天生是最先进的。正相反的是，人类的发展得益于那些思考着的头脑，不管他们是工人、农民、教师、资本家、地主、科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恺撒对人类的贡献毫无疑问比斯巴达克要大得多，牛顿、爱因斯坦也决不是无产阶级。诸如此类的事例多不胜数，这些本来都是小学生的常识。可是给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一指点，简单的道理变得复杂了，接着就颠倒了。反倒是毛泽东那个“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真理。须知，无论聪明还是愚蠢，同卑贱与高贵都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没人可以说，伦敦街头卑贱的乞丐，都要比高贵的丘吉尔更聪明的。毛泽东在此混淆视听煽动起另类宗教情绪，而没有这种宗教的情绪，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以一种宗教的情绪，煽动人的内心产生另一种狂热，而这种狂热却是充满自以为是的崇高激情的。用这类崇高的宗教所独具的正义冲动，掩盖其非理性的瑕疵，结果必将造就罪恶与灾难。
阶级斗争的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煽动仇恨、泯灭人性的理论。它以夸张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段，使人丧失最起码的良知，变成嗜血的恶魔。它与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一切邪教理论殊途同归，把人变成野兽，制造了一幕又一幕人间惨剧。
六，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武断的结论
我们来看看历史。人类有记载的、最早的阶级斗争，当属公元前1750年古埃及的奴隶起义。至今珍藏在欧洲两家博物馆里的纸草文书：《伊浦咪箴言》和《聂非列胡箴言》上记载着：“暴动者在一小时内就占领了京城，国王竟被穷人捉去了，国王宫廷的大门、列柱、屋顶都烧成了灰烬，只剩下王宫的一些断墙残垣。”“三角洲在哭泣，因为国王的粮仓已经成为一切人的财产了。”“那宏大的审判厅已经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盗走显贵人的财产，把它交给穷人。有财产的人遭受损失，而穷人则很满意。”这里确实描绘了列宁所称“盛大的节日”景象。但紧接着情况就不妙了。纸草书说：“河渠空空如也，人们可以涉水过河。”“在一切的道路旁，谷物都枯萎了。人们没有衣服，没有油脂，更没有奶油......”。40年的奴隶起义，历史非但没有前进，反倒酿成灾难。这场景，竟好像3710年以后，中国的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
曾获马克思和列宁赞誉的斯巴达克，领导角斗奴起义，从公元前73年起事，到前71年失败，两年时间。相对于古罗马千年史，（前753年--公元476年）不过一瞬。即使发挥神话故事的天才，也说不出如何推动历史前进的所以然来。有人把古罗马共和国的终结归功于他，也太牵强。只能说，这是一次因为古罗马共和国的腐败造成奴隶的正义的反抗而已。奴隶起义当然是对社会不公平的讨伐，是正义的。但它也只是历史的一朵浪花，决不是全部历史，更不会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动力。
公元前44年，恺撒结束了共和制，屋大维成了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整个古罗马灭亡于公元476年。12个世纪的古罗马，给人类留下极其丰富的历史遗产：普劳图斯的喜剧、维吉尔的《伊尼特》、奥维得等的诗歌、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编年史》、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儒略历（现代公历的基础历法）、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法学界的《十二铜表法》及夹尤斯等的国家法、《罗马法大全》等等。直至今日，古罗马建筑仍使人心灵震撼。这些科学、教育、艺术成就对历史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推动了历史前进，而这与阶级斗争却毫无关系。如果把这一切全部抛开，只等奴隶起义来推动历史前进，我们至今也许还在奴隶社会，甚至平等地倒退回到原始时代。谁能说创造了史前辉煌文明的玛雅人，不正是因为打倒了“剥削者”，平等地重归原始的印地安人部落去的呢？
人类的全部历史，是文明不断战胜野蛮的历史。是一部进化史。阶级与阶级斗争只不过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罢了。以偏慨全，把一朵浪花说成是整个大海，如果不是无知就一定是另有所图。再继续把它夸大，甚至立为国教，那么就无可避免地导致灾难。
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始终未有定论。从西周封建说到魏晋封建说，跨越12个世纪都有划断。正说明按照阶级斗争理论把人类社会定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不严谨的。如果按照郭沫若所支持的春秋封建说断代，前841年到前221年六百二十年间，即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个封建社会长达两千七百多年。这是人类史上最完整的封建社会。如果用我国的御用文人的描述，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胜于欧洲。但历史并没有因此而进步，以顾准先生的研究结论，中国如无外来侵略的打击，根本不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这些御用文人其实也并不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教导行事，例如被马克思以极其罕见的刻薄语言描述成“一群妖魔”的太平天国，却至今仍被恭维成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的伟大典范！
所谓阶级斗争决定社会发展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发明人，自己给自己画的大饼，自己望着这大饼发呆罢了。君不见，资本主义起步的年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兴起，而奴隶贩运也同样发达。
到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无产者”，更别说他们的阶级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到上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阶级斗争更已经了无踪迹，而历史正好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失去了这个“历史的直接动力”，他们现代的历史何以不会停滞不前呢？反之，在毛泽东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中国几乎面临崩溃！两个方面的证据显示，阶级斗争非但不是什么“历史的直接动力”，而是破坏性阻力！
七，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并非阶级斗争，而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
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那场大革命，是从1640年英国革命开始的。马克思称它为“欧洲范围的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并意味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321页）但这次革命决不只是所有制的革命。它源于“长期议会”通过的《大谴责书》。这份文件历数国王查理一世和他的政府的种种罪行，限制国王权力，如不经议会同意不得解散议会和征税。限制主教权力，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保证工商业自由发展等等。
不难看出，这次革命是政治的，它的核心在于对集权的否定，并设定国家权力的分立与监督。在保障公民政治民主的同时，也保障了公民的经济自由。这当然是人类文明的福音，毫无疑问是进步的，发展的。如果把它仅仅视作物权的占有制度变革，实在也太庸俗了。况且，这次革命是人民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地主、贵族都参加了，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敌对的双方，一边叫做“国王军”，另一边叫做“议会军”。就在这次革命胜利、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的1649年1月，“真正平等派”的代表人物温斯坦莱出版了《新的正义的法律》一书。他主张无神论，主张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按需分配，取消货币，实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继承了莫尔的理想社会-------乌托邦。可见，参与这次革命的还有社会主义者。
随后，没有国王和专制的英格兰，各种观点、派别百家争鸣。出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查理一世趁乱出逃，联络长老教会、苏格兰封建集团、外地保王党叛乱。革命英雄、议会军统帅克伦威尔率军迎敌，消灭了保王党军，歼灭了苏格兰干涉军主力，回师伦敦。清洗了下议院中的长老会派议员，处死国王，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但他决不是资产阶级人物，而是一个封建贵族。并且很快就成为“护国主”，并以《政府约法》建立军事独裁政权。导致怨声载道，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1658年克伦威尔病死，不知如何是好的政治领袖们请回查理二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他也只是倒行逆施，连死去的克伦威尔也挖出来斩首。并接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津贴，还把战略要地敦刻尔克卖给法国。他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后更加变本加厉，这使英国人民不满，反抗浪潮不断。议会两党领袖和一位主教邀请他女婿威廉武装干涉。詹姆士二世逃亡法国，国会宣布他“自行退位”，威廉成为英王，其妻成为女王。国会颁布《权利法案》限制国王的权利。接着又颁布《王位继承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原则。革命者与被革命者实现妥协。所有这些，起于1649年，完成于1701年。历时52年。
简介这个过程，说明一个问题：被马克思赞为“欧洲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英国革命，完全是在“摸石头过河”。这是人类理性思维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一次探索，并非资产阶级的刻意安排。“君主立宪”发祥地的英国，至今也没有一部宪法。当新的民主制度取代了旧的集权制度之后，英国人民找到了一个和谐的政治体制，以各种习惯法、判例、法令来完善这个体制。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也就没必要刻意去搞一部宪法了。之所以说它和谐，是指它可以包容各种不同意见自由发表，给文化、艺术、科学、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等，都有表现的余地，让民意和历史来“择优录取”。这是一次文明战胜野蛮的光辉范例，是人类理性思维的胜利。即使是诅咒这块土地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块土地中生长起来的。
它能存在至今并继续欣欣向荣，本身就证明了它的合理性。我们不能不看到，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并发誓要用暴力推翻它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在帮助它继续完善。这决不是挖苦讽刺，任何理性的思维，都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理性部分，同样不会被文明所拒绝的。
这个制度建立之后，200万人口的英国顿时生机无限。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界，接二连三地获得突破性成就；纺纱机、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推广应用，又带动了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飞速发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它一百年取得的生产力大发展，比以前所有社会的总和还要多并非夸张。把这个功劳全归于资产阶级，我以为实在是不公平。还是那句话：这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功劳，并非哪个阶级的事。
英国革命的成功，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无疑给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头羊伏尔泰、孟德斯鸠，都见识了英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篇幅原因，不赘述。在他们的影响下，狄德罗、魁奈、卢梭、梅叶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人类理性思维的树，开出了从未有过的繁花。人的思想是会相互启发的，文明的观念迟早会受欢迎。可以说法国的启蒙运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理论的深度、广度上，它超过了英国前辈。对整个欧洲、美国都有深远的影响，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都从中获益非浅。
美国的独立不是英国人始料之中的，那是他们不愿看见的收获。法国革命更不是偶然的，它使整个欧洲恰如多米诺骨牌般引起了连锁革命，这些革命并不能简单地归结成资产阶级革命。更准确地说，是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革命。领导这次革命的，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甚至封建阶级的最高统治者，同样有站到进步势力一边领导社会变革的。如普鲁士的哈登堡改革、奥地利特莱西亚女王的全面改革、俄罗斯彼得一世的改革等。甚至后来东方的日本明治天皇的维新运动。特别是彼得一世，他在换装出访西欧各国之后，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甚至不惜处死了站在封建贵族一边反对改革的皇太子------他的亲生儿子。用阶级斗争理论是解释不清的。
无可否认的是，这些革命和改革，都不是一举成功的。它们全都经历了动荡、反复甚至失败。而且即使成功，也都是有限的进步，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健全起来。例如世界上第一个民主革命的英国，始终也没能制定出一部成文宪法。又例如，法国的《人权宣言》，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我就想不通凭什么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热衷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们，实在想不出正当理由反对，便以一“虚伪”蔽之。其实，这口号正是人类文明的方向，有碍于阶级斗争理论所倡导的残酷厮杀罢了。
八，阶级斗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如果说，阶级斗争理论在经过民主革命洗礼的西欧还会受到文明的节制的话，到了专制理念还占上风的俄国，它的恶性膨胀便是不可避免的。彼得大帝的民主改革尽管手段强硬，但只是触动了专制势力的皮毛。他死后很快便连续发生五次宫廷政变，最后，叶卡特林娜二世在1762年政变，处死了继续改革从而侵犯了贵族利益的彼得三世，继续强化专制的农奴制。直至1856年克里木战争沙俄被英法打败，农奴制的腐朽落后暴露无疑。尽管农民暴动不断发生，尽管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鼓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以废除农奴制，但在人民习惯于旧制度的壁垒面前毫无建树。1857年，农奴主的总头目亚历山大二世叹息道：“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最后，经农奴主们激烈争论，直到1861年3月3日才颁布《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法令》。列宁说：“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前进的一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3页。）这次历史的进步并非阶级斗争推动的。但是，因为民主之风并未吹遍这块土地，农奴制的废除并不彻底，直到列宁掌权，俄国这块专制土地依然非常肥沃。
1917年3月8日爆发的二月革命之前一个多月，流亡瑞士的列宁就悲哀地说：“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那时他46岁。而这次革命却是俄罗斯的母亲们以国际妇女节活动为名，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战争和饥饿引发的。沙皇的卫戍部队乘机反戈，打倒了沙皇。
十月革命原本也是俄国人民对于匆忙的二月革命没有成功地解决专制、并且继续进行战争而举行的，它企图彻底摆脱专制实行民主制度。十月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只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选票。于是列宁于1918年1月解散了立宪会议，并建立“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即“契卡”。马克思先生“只有用暴力”传到列宁这里，便确立了一个原则：“如果目标很重要，那么，达到目标的手段就无关紧要。”（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162页）列宁的哥哥因谋划暗杀沙皇被绞死，列宁发誓要讨还血债 。有了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依据，这种报复便可以堂皇地进行。
他严厉批判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并下令：布尔什维克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理解”。死刑是与“反革命言行”斗争的“必要措施”。于是，1918年被囚禁的前沙皇全家被“契”杀绝，连5个孩子也不能幸免。从1917年到1921年，25万人成了“契卡”的牺牲品。其中也包括不顺从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全部领导人。列宁用暴力手段实现了从民主的多党制，向一党专制过渡。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1919年在德国的监狱中留下了遗作：《论俄国革命》。她公开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出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对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3月，曾经是革命主力并被苏共领导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宣布起义，其宣言《我们为何而战》称：“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局。”3月17日，列宁调动5万红军战士残酷地镇压了这些无产阶级的水兵。他的理由是：“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6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这就使阶级斗争理论跳出了阶级的界限，并且成了随意打击任何人的武器，无论他属于哪一个阶级。关键是谁更强大。这就成了兽性原则！
斯大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掩护，极其残忍地对一切不利于他的权力欲的人下毒手，堪称人类史上一绝。首当其冲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恩师列宁本人！1921年底，列宁健康状况恶化。担任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大权独揽。1922年10月当列宁健康情况好转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发现斯大林的专断和阴谋已不能容忍。12月他对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民族镇压政策作了严厉批评；又反对斯大林的外贸垄断政策，并为党代会草拟一个报告，还称之为“对斯大林的一枚炸弹”。1923年1月4日写下著名的遗嘱：“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把握。”14日他又在这个遗嘱上附言“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能关心同志，而且较少任性等等。”（《列宁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39-340页。）23日又提出要组织工人监察委员会来制约权力的计划，而且布置托洛茨基准备执行这个计划。但他的健康又恶化了，这个计划只得搁置。到二月底，斯大林召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称列宁本人向他要毒药，用它结束痛苦。根据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的笔记，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前。斯大林却在此时要求政治局几位巨头批准给列宁毒药，但被否决了。3月2日列宁写道：“让我们坦白地说，监察人民委员部今天毫无威信可言”，“我们没有比监察人民委员部更坏的机关了”。这个部的领导正是斯大林。3月6日，列宁留下生平最后一个文件，宣布断绝“同斯大林的一切私人和同志关系”。接着3月10日就中风了。没人料到的是7月列宁开始好转，10月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并能够回莫斯科一次。正当他逐步恢复时，1924年1月21日，列宁死了。托洛茨基坚持认为他是被斯大林毒死的，至少他对病中的列宁几次激怒，并强行隔离加速了列宁的正常死亡进程。因为斯大林负责监护列宁，他还管着秘密警察，在那里斯大林有一个药剂师出身的心腹：亚戈达。他常备着一个特种毒药箱，而且1933年斯大林给他授了“列宁勋章”，1935年首批五位战功卓著的军事家被授予元帅衔之后两天，亚戈达也被授予“政治警察元帅”衔。而且，列宁的夫人1926年说过：“如果沃洛佳（列宁）还活着，他现在是在监狱里。”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掩护下，一切卑鄙的阴谋都成了冠冕堂皇的正义举动。我们从斯大林夺取权力的过程中，看到历代封建专制王朝宫廷政变的血腥重演，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卑鄙无耻的程度在人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这也是代表人类最先进的阶级的“革命行动”？
斯大林在夺取了苏联的最高权力之后，从20年代中期强行推行集体化，镇压了500万“富农”，被驱逐到边远地区的农民约900万人，许多人因反抗而被杀，更多人死于途中。由此引发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斯大林不许报道饥荒，反而向国外出口粮食：1932年出口1800万普特，1933年出口1000万普特。为了防止农民因饥饿藏匿粮食，斯大林于1932年8月亲自起草法令：“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次大饥荒饿死人数约800万人。据苏联官方统计，从1929年到1937年，因集体化和饥荒死亡人口达1450万人。（苏联《星火》周刊，1988年12月20日）二战中，斯大林本人对邱吉尔承认：“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并称：“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
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的高尔基，十月革命以后称老朋友列宁为：“冒险家，准备最可耻地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1918年他的《新生活报》不停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斯大林写道：“俄国革命推翻了许多权威。我们担心，这些大人物的桂冠会搅得高尔基无法安睡，我们担心，高尔基会醉心于钻故纸堆。有什么办法呢，随他去吧！革命既不会怜悯，也不会保护死人。”于是高尔基的剧本被禁，家被抄。季诺维也夫甚至威胁要逮捕高尔基的家人。高尔基未予理会，在他的报纸上继续写道：“这个政权惧怕舆论的阳光，胆怯畏缩，反对民主，践踏起码的公民权，派讨伐队对付农民”。于是《新生活报》1919年被查封。经列宁建议，无产阶级的文学大师只好离开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28年被斯大林诱骗回国并礼遇有加，但高尔基在说假话之余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于是拒绝了为斯大林自己和列宁写传记的要求，还为加米涅夫等受迫害的人抱打不平。当斯大林要求他写一篇文章谴责“个人恐怖”时，他回答：“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终于被软禁。1936年6月被特工毒死。在清理他的笔记时，亚戈达气得大骂“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在苏联最负盛名的军事统帅伏龙芝，被斯大林强令作手术治疗已痊愈的胃溃疡。却因“麻醉过量”，死在手术台上。死于同样手法的还有列宁遗孀娜.克鲁普斯卡娅、斯大林第二个妻子的哥哥帕.阿利卢耶夫。他并不放过自己的亲戚，两个妻子的亲属都被迫害，至少五人被枪毙。甚至他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因无法容忍斯大林的暴行而自杀。
斯大林对红军将领的清洗最为著名。伏罗希洛夫1938年11月底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1937-1938年，我们从红军中清洗掉4万人。”后来苏联统计，对红军将领的清洗杀掉了80%的高级军官。这是一组数字：6名元帅中的4名（包括空军元帅阿尔克斯尼斯）；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5名方面军司令中的57名；195名师长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全部军区司令。这些杰出的军事家和将领的被害，后来是希特勒进攻苏联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
对党政干部的清洗同样令人发指。1934年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70%被清洗。71名中委被处决51名；68名候补中委被处决47名；1966名与会代表被清洗1108名。出席此会的列宁格勒代表团154人，到1939年只剩三人，其中一名正是斯大林。1937年组成的人民委员会22人，1人遭撤职；1人自杀；17人被处决；幸存的只有4人。1939年333位州委书记中，有293位是顶替“被处理掉”的老书记的。“列宁遗嘱”中所提到的六位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除斯大林自己之外，全被消灭。斯大林还在1937年7月5日做出政治局秘密决议：所有“人民的敌人”的妻子要关进劳改营5-8年；15岁以下子女送进孤儿院；15岁以上子女“视情况个别解决”。托洛茨基的全部亲属被枪毙，甚至殃及小孙子的保姆。加米涅夫全家被处决，就连他那个还是少先队员的小儿子也没能逃脱。依据的是1935年4月颁布的法令：12岁以上的儿童犯罪承担与成年人同样的责任，可判死刑。而他的“罪行”只是：加米涅夫的儿子。
1938年11月12日，斯大林在叶若夫呈报的一份名单上签批：“批准枪决全部3167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同样的批件在前苏联档案中还有366份，总共人数44000人。
不仅苏联人，共产国际中那些外国共产党人也不能幸免。以库恩.贝洛为首的匈牙利共产党12位领导人全部枪决。墨西哥、土耳其、伊朗、朝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遭同样下场。蒙古共产党政治局除乔巴山外，其余10位亦都遭处决。德共领导除皮克、乌布利希外也都被处决。瑞士共产党创始人、曾掩护列宁避难并安排他们回国的弗里茨.普拉滕也被枪毙。南斯拉夫共产党被捕800余负责人，铁托检举了原领袖戈尔基奇和米莱蒂奇，他们被消灭了，轮到了铁托当家。
斯大林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担当刽子手的角色。大清洗时的领导人叶若夫写道：“我清除掉了14000名肃反工作者，但我的重大过失是清除掉的人太少了。当时我有这样的情况：在审讯被捕的任务交给某个部门的头头时，我常常想：‘今天你审讯他，明天我逮捕你。’”“关于斯卢茨基，我得到过指令机关下达的命令：‘不要逮捕斯卢茨基，要用别的方法消灭他’……于是斯卢茨基被毒死了。”
我们看看这个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人：列坚斯（斯大林的亲戚）、亚戈达、叶若夫、彼得罗夫斯基、扎科夫斯
基、雅库博维奇、卡鲁茨基、科罗温、茹拉夫廖夫、阿巴库莫夫、贝利亚。他们除贝利亚是被赫鲁晓夫枪毙的、彼得罗夫斯基是自杀的以外，全部都是被后任枪毙的。其中，雅库博维奇和卡鲁茨基上任第二天就被处决了。伴随着这些头面人物，还有上千名知情的秘密警察干部被消灭！而这一切的决策者，都是斯大林。
斯大林首创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出面抨击一个具体学术讨论，动用政权机构处置学者的先例，甚至发明了“科学上的阶级斗争”。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苏联科学院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号召“向各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斯大林全集》12卷，106页）并亲自裁判哲学、经济学、文学、历史等学科的学术争论。还指令对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进行迫害，数以万计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还以政治权力扶持伪科学，打击任何怀疑者。如典型的李森科一伙，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残酷斗争世界著名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将其至于死地。彻底毁掉了苏联遗传学。至于那些没遭打击、甚至受礼遇的学者，也被严酷的阶级斗争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例如著名诗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等就自杀了。
二战胜利后，斯大林又开始了他的阶级斗争：联共中央书记、苏联英雄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院士；联共候补中央委员罗季奥诺夫等“列宁格勒案件”主犯被处死。被处死的还有前苏联元帅库力克、空军元帅胡佳科夫、将军戈尔多夫、雷巴利琴科、基里洛夫、克鲁佩尼科夫等几十位将领。
一个情节：斯大林在自己的别墅里设宴，他诏来了他的接班人沃兹涅先斯基。接着当众拥抱了他。宴会进行中，斯大林为沃兹涅先斯基敬酒，谈笑风生。宴会结束后，沃兹涅先斯基深感幸福地回到家里，等着他的却是逮捕。后来就被处死了。
这故事有点像野兽玩弄它的猎物，玩够了再吃掉。顾准先生说：“这不是阶级性，而是兽性。”斯大林就是一只野兽，他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故事，已经有一本又一本书在讲述。用罄竹难书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份的。希特勒也罢，东条英机也罢，那毫无人性的程度，都是无法望斯大林项背的。就连斯大林最忠实的弟子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过火”行动。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2卷，333页）
九，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
斯大林的头号大弟子、立志要做他的继承人的毛泽东，更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弘扬者。毛泽东说过：“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2页）这是实话。毛泽东一生所有的阶级斗争实践，基本上都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并没有多少新意。他在谈到1920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的感受时还说：“人类有史以来就有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的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李锐，《李锐文集》，880页）在这方面，毛泽东确实是“其乐无穷”地搞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他把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35卷，237页）当成圣典，1957年反右时，批判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观点，并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1960年干脆让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合署办公。还津津乐道地说自己“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其实，1930年，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引下，他在江西苏区就首开“反AB团”杀戒，四千多红军将士成了冤鬼：红20军从军长到连排长几乎杀光，江西省委杀得只剩曾山、陈正人两个人。恰好从上海来的党中央接了班，博古继续发扬光大，各苏区杀声震天，七万红军死于阶级斗争。而中共方面宣传的蒋介石背叛北伐，大肆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只是五万人而已。接下去又在延安整风，其心腹康生奉命搞成抢救运动，80%的知识分子搞成了特务。结果无一例真实。连王实味也是冤鬼。如果不是毛的理发师遭罪，使他忽然明白，还不知又有多少刀下鬼。
1949年他登基后，学习列宁的经验，大搞镇反。他后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李锐，《李锐文集》第423页）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在7月31日常委会上说：“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8月11日谈到中国为什么没有出匈牙利事件时说：“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同上书。132页，209页）阶级斗争成了暴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杀人也很光荣了。
再接着，胡风事件把知识分子当成靶子，文艺批评也用阶级斗争加以歪曲，毛泽东亲自操刀，指鹿为马变成真事了。他宣告：“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57页）谁来判定呢？当然是掌权人。因为你说的话我认为是反革命的，所以你是反革命。反之，你是反革命了，所以你的话就是反革命的。鸡和蛋的循环，言论自由便蒸发了。
由于胡风判了刑，接着搞肃反。目标是“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干部”。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次肃反查出了81000名“反革命”，被列为批斗对象的约有140万人，占全国知识分子的25%。如江苏文联，2/3的成员被关进监狱。全国人民噤若寒蝉，“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惟恐被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董渭川教授，《师大教学》第114期） 这还没完，毛泽东还要“引蛇出洞”，号召帮党整风，“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4月30日，毛亲自在天安门上约集民主人士谈话，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求大家对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否则官僚主义永不能解决。中央统战部组织了38次座谈会，会上免不了有尖锐的批评意见。毛指示：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5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5页）到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开会，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56页）毛亲自定下划右派的比例，从1%--10%。最后，平反时统计全国共划了55万多人。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九分之一。
其实，在苏共20大的影响下，中共八大也决议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毛本人讲话也作了结束的结论。但墨迹未干，毛即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起阶级斗争来了。到1957年2月，他就否定了八大的决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加进：“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89页）从此，毛泽东便不断地挥舞阶级斗争大棒，作为打击任何人的有力武器。
1959年庐山会议，他把阶级斗争引进中央的高层。彭德怀一封信，被他上纲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得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毛泽东一步一步把阶级斗争从行动到言论、到思想、到党内生活，最后导致文革。在马克思那里还只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划分阶级，到毛泽东就以言论、思想甚至“莫须有”来划分了。这几场狂风暴雨过后，毛泽东成了独裁者，无论党内党外，无人敢说一个不字。他于是可以胡作非为，“三面红旗”飘过，留下三千万饿殍。毛泽东说这只是“一个指头”，但是，中国人民终于尝到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滋味。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当他把刘少奇推上国家主席的位置，自己退居二线。“三自一包”救了无数中国农民一命，国家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他又跳出来了，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知道，玩阶级斗争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使人民侧目；另一方面，他在这方面是高手，足以镇住党内的高层。对苏联发生的清算斯大林他也耿耿于怀。除去兔死狐悲之外，更怀疑身边这些人将来会像赫鲁晓夫一样。“四清”运动就打算对刘少奇开刀，首次提出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
阶级斗争的舆论甚嚣尘上，全国人民都被这个理论毒化，雷锋那句“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成了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座右铭。人性，居然成了资产阶级的谬论，被狠狠批判。“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毛泽东更有所谓“资产阶级有了民主、自由、博爱，无产阶级就无反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博爱！”。而“敌人”则是毛泽东钦定的。如此，当文化革命从天而降，革命小将被捧上天，本来天真无邪的青少年，一下子就被阶级斗争烧红了眼，变成了恶魔！
1966年8月，野蛮的、残忍的、毫无人性的事就在北京发生，批斗、抄家、殴打、破坏频频发生，毛泽东则亲自出面给以鼓励。乃至8月27日发生了大兴县的屠杀，在18个公社的48个大队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年长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并受到政权机关的庇护。这样，一股阶级斗争的歪风，迅速刮向全国“红色恐怖万岁！”成了时髦的口号。法律的尊严、人民的权利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践踏。更有惨绝人寰的事例。只是说了自己的观点，被杀不但，像张志新烈士，还活活地先割了喉管，以免她喊话。又如李九莲烈士，枪毙前是用竹签穿了下腭，还有史东生，是用针线缝了嘴唇再枪毙的。在阶级斗争的旗帜下，屠杀也成了乐趣。广西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由军区和人武部指挥，各县都在成批地屠杀。那些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人甚至全家被杀，连孩子也不留。据1982年中央工作组不完全统计，全广西被屠杀人数达八万五千余人。甚至演出了人吃人的骇人听闻的惨剧。仅武宣一个县，被挖肝吃肉的就有75人。阶级斗争理论把人异化成了魔鬼！
阶级斗争在中国还有一个“成果”，那就是自杀现象。土改、镇反、批《武训传》、“洗澡”、三反、五反、批俞平伯、批胡适思想、反胡风集团、肃反、反右，建国八年，搞了11个运动。自杀的人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多，这些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整人。人是有尊严的，“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看着身边残酷的事实，选择死亡。而这些自杀的群体之中，乃是以中国最缺少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生命的代价，换回来的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即便如此，依然前赴后继。到文革，就达到高潮。我们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仅能开一个自杀的、并不完全的名人名单：李立三、邓拓、陈琏、吴晗、田家英、徐冰、周小舟、阎红彦、卫恒、潘自力、傅连璋、文年生、王世英、金仲华、杨朔、姚溱、陈笑雨、范长江、闻捷、老舍、赵树理、邵荃麟、萧也牧、冯志、傅雷、阿垅、贺绿汀、小白玉霜、韩俊泰、言慧珠、袁雪芬、上官云珠、严凤英、郑君里、白辛、李劫夫、翦伯赞、周瘦鹃、储安平、舒秀文、李达、海默、孔厥、赵慧深、熊十力、赵九章、黄绍宏、卢作孚、饶毓泰、顾而已、罗广斌、应云卫、顾圣婴、马连良、马寒冰、陈同庆、郭世英、张琴秋、沈志远、李琪、容国团、姜永宁、张宗燧、周予同、谢家荣、汤非凡、李广田、刘授松等等。这个名单实在是当年自杀者中的九牛一毛。但都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中，有中共创始人、元老、部长、将军、作家、诗人、作曲家、学部委员、教授、艺术家、世界冠军等等。许多人是夫妻双双、甚至有一家几口共赴黄泉的。例如罗广斌，九死一生从白公馆逃脱；陈琏是蒋介石心腹陈布雷的女儿，背叛权势的父亲投身革命；田家英更是毛泽东多年秘书，结果都被自己的政权逼上绝路。 十，社会主义成了独裁者乐此不疲的旗帜
正是这种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被所有独裁者看好，他们不约而同地举起了社会主义大旗。恰如恩格斯指出的：“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10页。）
希特勒、墨索里尼是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者。“纳粹”的全名叫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个党的名称具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仅凭这个党名，便可以知道希特勒靠什么发家。他1920年3月25日起草的“民族社会主义”纲领文件除了反犹之外，还要：“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没收一切战争利润”，“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实现社会主义”等等。而墨索里尼则是靠主张打倒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和退伍军人起家。他于1919年3月23日正式建立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宣言则要求：“实行普选，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把工厂或公用事业的管理权交给无产阶级的组织”等等。还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建立社会主义的意大利。
1952年7月23日，纳赛尔少校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1953年1月宣布解散一切政党，6月18日立国。1962年5月成立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实行一党专制。其口号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
1959年1月1日，古巴各革命力量联合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总司令。2月就任总理，7月撤换了总统。接着兼并了人民社会党、“三.一三”运动成立古巴革命统一组织，62年改称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实行一党专制。
1962年3月2日，吴奈温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成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实施军人一党专制，解散一切其他政党，宣布要走“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
1964年4月26日，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成坦桑尼亚。宣布由坦桑尼亚革命党一党专制，1967年2月5日发布《阿鲁沙宣言》，实施社会主义制度。
1965年6月19日，布迈丁少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多党制政府。1976年颁布宪法，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一党专制。
1968年7月17日，由贝克尔、萨达姆夺权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发动军事政变，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实行“统一、自由、社会主义”。至今仍由萨达姆独裁。
1969年5月23日，尼迈里发动军事政变，取消一切政党，宣布：“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是惟一合法的政治组织。”（至今为止，仅苏丹的内战，就夺去了两百万人的生命。）
1969年9月1日，卡扎菲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改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同年12月颁布宪法，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的全面统一。”
1970年11月13日，阿萨德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宣布实行“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总统必须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提名。阿萨德死后由他儿子继任。
类似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在只有50个，非洲曾达20个，它们基本上都执行专制制度；以军队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经济。毫无疑问，独裁者们都发现，社会主义这个品牌还是挺好用的。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国家资源，并以冠冕堂皇的阶级理由，残暴地镇压国内任何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首当其冲的目标都不约而同，即取消民主的政治体制，实行一党专制乃至个人独裁。
例如缅甸，1962年4月30日，吴奈温发布《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纲领性文件：废除多党制议会，实行纲领党一党专制；实施国有化经济，土地、工业全部国营；还推行农业合作化、计划经济。但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终于1988年下台，缅甸实行了26年的社会主义终告结束。
十一，私有制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宣布，共产党人的目标只有一个：“消灭私有制。”但这个目标并没有实施细则和时间表。我们如果宏观一些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不难看到他和恩格斯对个人的政治、经济权利并不是绝对否定的。恰恰相反，经典马克思主义正是建立在“每一个人”的权利基础上的。它所反对的，只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利的剥夺。正因此，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作里，马克思承认了私有制的合理性。他复述了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对于这个观点，马克思先生予以肯定：“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1页。）联系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条件，也就是社会生产极其发达，物资条件极大丰富的情况，我们不难推断：马克思主义是承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私人利益以及私有制是不可能消灭的，它具有合理性。
只要人类还没有进化成更高级的动物，私有制就是文明进程必须的保证。没有人类对物资的占有规则，社会就会是无序的。完全的私有制，使人在具备明确的自我权利保护意识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从而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公有制蔑视一切个人的权利，造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进一步破坏文明，直至造成战争。个人的财产权，是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当一个人不具备财产权的同时，他将必然失去责任心，同时也就失去了人的尊严。他在随时可以被剥夺的同时，也同时可以剥夺他人。最后结果是，权力至上！用毛泽东的话说，即：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丧失政权便丧失一切。“消灭私有制”的旗号之下，列宁、斯大林都公开宣布：专政就是不顾法律的暴力手段。毛泽东更是宣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从苏联到中国，都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史无前例的人间惨剧，践踏法律成了时尚。而任何人，他们可能今天是践踏者，明天就是被践踏者，被剥夺成了悬挂在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人在失去私有财产之时，也就失去了一切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手段。而丧失一切自我保护手段正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主张者所需要的，那样才能实现独裁与专制。
阶级斗争理论的立论基础便是：私有财产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而政治态度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他的财产多寡。财产越少越正确，于是无产阶级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先进的阶级。于是剥夺一切人的财产便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标。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
这个立论基础本身就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在人类物资生活尚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恰恰是有一定财产，并足以保障生活的人们才有机会思考发展的问题，而且往往更加正确。马克思也认定，生存，享受，发展是人类正确思维的必然途径。如果马克思、恩格斯都处于必须打工才能糊口的境地，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又例如，鲁迅的政治态度公认为极其正确的。据《鲁迅日记》的记载统计，从1912年到他1936年去世，他的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约为467万元。他对于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很在意的，甚至不惜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权。但他的政治态度并未因此而落后！以财产的多少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至少在鲁迅这里是站不住脚的。
也许总有一天人类确实会消灭私有制，但即使马克思也认为，那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等待物资极大丰富之后。在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公认是历史唯物主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认为：“物资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资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31-33页。）私有制在人类物资生活尚未极大丰富之前，“是决不会灭亡”。
阶级斗争理论的倡导者显然抛弃了他们的导师的训诫。他们把“消灭私有制”这个终极目标当成手段，马克思主义以物资生产的极大丰富作为实现“消灭私有制”、也即消灭阶级的条件。但斯大林提出：“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37页。）则已经把马克思主张和以人道方式从事阶级斗争的观点给否定了，他以因果倒置的手法、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实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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