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骑士：论《双城记》
《双城记》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它的人物不多，情节也并不复杂，但小说的思想内涵却众说不一，引来不少争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小说主角西德尼•卡顿这个令人费解的人物身上，因此，能否理解这个怪异人物，也便成了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关键所在。
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西德尼•卡顿是个迷一样不可解的人物，也是个太不像主角的主角，因为在他身上狄更斯过于吝惜笔墨，显得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生怕一不留神弄巧成拙，在那些稀稀零零的描述中，我们隐约窥见到小说的主人公：律师（也许确切点说是律师助理）上层社会出身，受过良好教育，父母早亡，独身一人，生活懒散放荡，酗酒，心地良好…… 很简单，就像卡顿本人一样，老那么默默无闻的躲在一个阴暗的小角落，没人注意。
这让人不禁怀疑，莫非狄更斯把他忘了？与读者匆匆见上几面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难道是一个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吗？狄更斯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继续读下去，就会明白这是作者的策略，先打下“伏笔”，让读者摸不着头脑而后大吃一惊。
他有很多故事得讲给你听，更外还有很必要的社会与时代大环境需要交待，有时候你觉得这些一层又一层的叙述简直就是伦敦的茫茫大雾，而那个重要的主角就这样在雾中失踪了。
你急切地读下去，像在大雾中寻找那个应该出现的家伙，可是没用，几十页，几百页，雾越来越浓，你看见了什么？雾，还是雾！狄更斯心里藏着他的秘密，继续朝读者施放烟幕弹，只偶尔向你透露一点主角的行踪，让你知道主角还活着，正等着干他的大事呢。没办法，你只好心平气和地读下去，看看以后还有什么名堂。
由此看来，《双城记》名符其实，更像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笔紧紧抓住那个狂热的年代，令人怀念的年代。我们不清楚作者的目光焦点在哪儿，他这样不慌不忙地写下去，到底想干什么？不能因此就说狄更斯的主角缺少血肉，绝对不能，因为事实上正好相反，该小说的主人公恰恰非常完满逼真，也是令人信服的。
西德尼•卡顿，这个爱被人忽略的小人物，有时更像作者的一只眼睛，一小片心灵，一段深藏不露的记忆，他既潜存着作者的愿望、理想，也暗示着作者关于那个时代那个世界的种种观点和思虑。当然，主角不是作者，他只是作者创造的。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卡顿身上有一股超然的味道，从他的处世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一生都在替别人卖命，最后死也是作为别人的替身，但他又声称这世界上他不关心任何人，这有一定的真实成份，那种过于无所谓的态度，那种对名利的漠然，几乎可说“与世无争”。大多时候，他像一个“局外人”，躲在一边瞧“热闹”，时不时悠然笑之。他也是一个“例外者”，“可以说，他们代表着人类的一些命运，一些牺牲，他们在世间的路途是为他人而体验。以他们整体的生命做为赌注，他们确实是现代形式的殉道者。……以敢于让自己确礁而言，他们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通过他们，似乎是真理自身在说话，将一种不安带入我们存在意识的深渊。”（W•考夫曼）他身上散射着“存在主义”的光芒，一个头脑清醒、内心迷惘、对世界失去信心、对自己绝望的小律师，在狂放纵饮中等着毁灭，可是有一天突然萌生了爱，太不可思议了！这更像命运的捉弄，爱能拯救一个日益滑向深渊的人吗？他自己也对此不抱幻想，只会让他痛苦，真糟糕，狄更斯不会让他小说的主人公平平淡淡地走向终点的，在这一点上几乎残忍，这是一次炼狱，卡顿躲不掉狄更斯的狂热梦想——崇尚真爱，信仰上帝，为此他必须在作者的笔下做出牺牲，他的命运是被安排好的，他别无选择，狄更斯已将他引向一条道路，“在这条路的尽头，一个行动在等待着他，这就是他的行动，他向前走去，赤裸的双脚踩在土地上，在碎石上擦破皮肉……”（萨特）。
《双城记》中，为爱献身便是等待卡顿的行动，他的行动。作为一名有着传统人道主义观念的作家，狄更斯不允许卡顿作出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他把他从超然物外的半空中拉了下来，重新拉进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局内”，从爱上医生的女儿直至走上断头台，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再没有喘息的机会，终于获得新生一般变得“庄严崇高，有如先知”，伴随着那句著名的临终遗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卡顿人头落地，狄更斯梦想成真，《双城记》永世不朽。
西德尼•卡顿这个人物成形的过程也是“神化”的过程，本来是个有实无名的可怜家伙，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苦力”，可是他没想到爱情又来了，这一下，内心那早已沉淀的美好情感重又浮出水面，使他不知不觉起着变化，不再是个跟在别人后头的小律师，当医生一家即将被泛滥巴黎的“自由之血”窒息而死时，他们还有我们读者早已忘掉的律师卡顿出现了，一头乱发，郁郁寡欢，茫然而忧伤的眼睛，默默执行自己的计划。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他的双手，可是没人看见他，每当这片倍受苦难，被血浸染的疲惫的土地沉睡之时，这个人却还在怀着一腔悲悯独自游荡。阴沉的傍晚，或者昏暗的凌晨，一个神秘的黑色身影四处出没，观察着人间，简直像个纯洁善良的天使，负有上帝的使命降临人间。
此时的主角已像复活的基督，为拯救众生而被针上十字架的基督，为了医生一家而走上断头台的卡顿。我们不禁怀疑狄更斯在运用神话模式。说实话，我有时觉得狄更斯很天真，我知道这是一种毫不理智的抱怨，狄更斯是无辜的，他生活于一个我们无法确切了解的时代，只要对他自己的时代负责这就够了，他当然不可能行使他人的意志而成为一名存在主义式的作家，也就不可能将他的主人公引向另一条路——摆脱上帝的绝对自由，意即将反叛进行到底，在狄更斯的世界中，无论是谁，哪怕曾如何叛逆，都不曾逃离过上帝的视野，对卡顿来说，也是如此：“漫漫迷途终有回归”。
这个迷一样的人物，一出场，便有一种独立的，与众人格格不入的奇怪姿态，老贝雷法庭上的衣着不整而又傲慢无礼的无名律师，作者的笔触巧妙而不无暗示的带过，即引发我们的好奇又在慢慢消解这种好奇。实际上，从这简洁的寥寥数笔中，我们也依稀感到了这个古怪家伙的未来命运。是的，卡顿的命运一开始就定了，那已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封闭的生命圈，更可怕的是，卡顿本人似乎也潜意识里预知了自己的结局，他的满不在乎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想细看清楚，只求借酒忘掉这一切。用他的话说，这个世界对他没有好处，同时他对这个世界也没有好处。这世界对他并不重要，由此可知，这个人患有的是“死症：——绝望就是最致命的病症。没有人（包括狄更斯在内）理解他这种日渐消沉，自甘堕落的行为。
紧接着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医生，露茜，洛里，达奈，斯揣沃，等等这些人在改变着他的内心，或者说他们更像一面面镜子，让沉沦中的卡顿不断地亲眼目睹自身的各种无法挽回的缺陷。斯揣沃，这位饱学的法律界同仁，也是他的主人，让他清楚看见自己在当时那种疯狂竟争的社会环境中的软弱无力，当然还有厌倦；而洛里七十八年的辛苦奔波又令他陷入了自卑甚至是自我仇视，他怎么能受得了自己良知的七十八次狠狠的咀咒？达奈呢？这人的出现简直就是对他的残酷嘲讽，如此相像，却又如此不同，达奈的所有一切都在暗暗伤害着卡顿，那已不仅是夺走所爱的情敌，绝不仅仅是这方面，其实算不上情敌，也谈不上夺爱，因为露茜从未爱过卡顿。伤害在于达奈这个人，严肃，庄重，体面，可敬，几乎是无可挑剔，处处都映照出卡顿的全部，好像这个人的出现就为了证明卡顿已经多么不可救药，这必然大大震动了他。卡顿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本应有的形像，所以，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不是喜欢这个体面的人。这是对他最严重的伤害，比对露茜的单恋还要严重，卡顿终于彻底丧失了信心，他完全垮了。奇怪的是，倒是他内心的深深的爱支撑着他，艰难地经受灵魂的拷问，活下去。
也许卡顿自己并不清楚，他正在等待，等待他的命运降临头上，而那时，他要实现对露茜的爱情许诺，“一个爱你的人的生命”，他无意间把这一郑重许诺当作对自己堕落行为的惩罚，也包含了对自己的拯救，这其中不无绝望。
当他怀着赎罪心情默诵着经文，最后一次在人世徘徊时，我们不能不感动，这个不幸的人，要替一个伤害过他的人去死，为了爱。其实这是一种自杀，只是这一层被崇高的献身精神掩盖了，在狄更斯的巧妙安排下，上帝最终对他迷途的羔羊伸出了慈爱之手。另外还有他心底里的美好情感——爱，这两方面促成了卡顿灵魂的升华，在他临刑前遥想未来美丽景象的那个时刻，我们能够领会他心中的痛苦——那种正在悄悄消散，几乎也是幸福的痛苦…… “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人的生活就像作品，各人为美感所导引，……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最痛苦的时候，各人总是根据美的法则来编织生活。”（米兰•昆德拉）
我觉得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更是如此，当然，这可能是无意识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作家们常常有违自己的最初计划。狄更斯在写《双城记》时似乎也有这种情况，他的审美理想便是有着博爱精神的宗教生活，这一点导引他赋予他的小说主角以另一种几乎不可能的人生道路。
卡顿这一人物的怪异费解之处在于，他身上汇集了非常矛盾的因素，而最为明显的就是古典性与现代性。《双城记》创作于1859年，此时欧洲大陆现代主义已初露端霓，波德莱尔是其卓越代表，大批贵族子弟、青年知识分子拒绝工作，对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进入文学作品便成了纨裤子、浪荡儿，狄更斯正是以那些十九世纪中期青年一代为蓝本塑造他的小说主人公，尽管小说写的是历史，仍处于十八世纪末期，作者正是想要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把握来观照现实，以立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认识社会与人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设想。
现代性意味着背叛、离弃。卡顿一出场时的玩世不恭、懒散、傲慢等等就体现了这一现代性，达奈也具有这些因素，但他的背叛只是对他的农奴主家族的背叛，而且带有十分明显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叛逆者特点，与他相比，卡顿走得更远更极端，他离弃的是整个社会及其价值体系，实际上他并不属于书中他所处的时代，而是另一个时代，19世纪中叶，用不了多久，尼采将要宣布上帝之死。因此，卡顿身上的现代性同时又意味着对传统的宗教观念，即上帝的背离，但这还未来得及实现，狄更斯便为他的主角选定了另一条路——看起来相当矛盾的路：回归上帝。转折点在爱情的萌生，命运完全被改变了，此后的人生是作家理想的审美人生。从此以后，主角身上更多闪现的是古典性，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合理的，有它内在的动因。因为一个人一旦沉沦于俗世，被失败感所围困，他肯定会在自己清醒的意识后面看到绝望，这是克尔凯郭尔式的绝望，恰恰适合于卡顿的情况。这种绝望的意义在于，“它能使人体验到向外追求享乐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要获得自己的真实存在，只有返回自己的主观性中，在自我中与上帝交往，以统一一个人的存在。”这样一来，卡顿的一生不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是一个圆，终点即起点，死即生，他的人生由此获得了永恒，信念使他坚信这一点，即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将会永生，现世生命的死亡会在另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被拯救，得以复活，也正是这一信念使他安祥从容地走上断头台，而非革命者的勇敢、大无畏。
那些认为此种结局带有阶级局限性与软弱性并由此导致作品思想内容有嫌欠缺的观点，是带有倾向性的，持此类观点的人总是爱用偏颇的眼光，功利性的目的去衡量作品，他们总是忽视作品的更本质的内涵。在我看来，艺术美是一部作品重点追求的目标，其余虽不可忽视却难以对一个创作者起决定性作用，唯美主义者认为艺术没有目的却有符合目的性，在某些方面看来是很有道理的。狄更斯创作《双城记》决非让我们利用它，而是为了欣赏它，并从中得到启示。我想狄更斯也无意替宗教作宣传，他的作品只是为了表明，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选择形成自己的人生，而宗教式人生也不失为其中的一种，人类生命的丰富多彩正由此而来。
也许有人借宗教的麻痹作用而指责宗教式人生不可取，但不应忘了，说到底，人总是受着多重谎言的养育的，一个摆脱任何蒙敝的人是不可想象的，那只能是说他承认自己受了蒙敝而且将永远如此。通常是那种“片面的理性”（克尔凯郭尔语）更专断更限制人的自由，它认为自己可以包罗一切。
另外，一个一开始就笃信宗教的人与一个经历了叛离而后又皈依宗教的人是截然不同的，我总觉得后者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他们仿佛是在打碎了一个被强加的偶像后重又自己动手塑造了那个偶像，并像皮格马利翁一样用真诚的信念赋予偶像生命，但这时候他是洞悉一切的，正如克尔凯郭尔对上帝的态度一样，此刻上帝存在与否无关宏旨，只要人们心中为他留有一席之地就行了，人们会因此感到他们是在上帝的怀抱中。
还是回到小说中来，开篇：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作者使用了一连串对比性词汇，概括了他所描绘的那个时代（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的特征，同时他也暗示了他的主人公的矛盾性格，和那个时代一样，卡顿也是一个矛盾复合体，除上述一组对立外，还有人性与神性的对立。作为一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卡顿想完全摆脱工作已不可能，他委身于斯揣沃，靠辛苦的打杂为生，处于一种总是被人忽略的卑微地位，于是和别人一样过着纵饮无度的生活。一个普普通通、毫不引人注目的酒鬼，心不在蔫地消磨着时光，杜绝了一切信心和希望，在精神上达到了彻底的弃绝，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似乎又从自己的堕落的生活中汲取了非凡的智慧，即酒神的智慧，正因为这一点，他比其他人更清醒，他更像个酒神，品尝着醉带给他的生之痛苦与欢乐。
“不要存在，成为虚无。”西勒诺斯如是说，摆脱自我，进入“太一”之境，“一条忘河隔开了日常的现实与酒神的现实”卡顿领悟到了这种智慧，对他来说，一杯酒要比这个世界更有益更重要。但不幸在于他没有走向那条本可以救助他的路：艺术（这样说对于一部既成的作品显得可笑），那些拯救他的事物在拯救他的同时也毁灭了他，正因为此，卡顿的一生是悲剧性的，而殉教的圣徒常常也是如此，如《塔尖》的主人公，在他登上塔尖的时刻坠地而死，这似乎是失败，然而正是这一刻使他得救了。“因为成功，甚至人类的任何努力都不会导向上帝”（罗杰•加罗蒂），世俗生活的彻底失败是被上帝拯救的一个前提，因而卡顿可能被拯救，狄更斯极力促成，爱导致他的内心生活的改变，导向了上帝，卡顿重新记起了《圣经》，他在找到出路的时候，发现这条路已到了尽头。他知道，自己只能在路的终点获救，在那个时刻，灵魂的净化和超越正式完成，需要他做的是“以血赎罪”，狄更斯的描述使卡顿的行动不再是一个普通教徒的赎罪，而是含有广泛得多的意义，在此，狄更斯是对基督精神的一次演绎，书中的每一事件，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一个远古的宗教神话，都在暗暗证明耶稣的再生。
塞纳河畔，他默诵经文，祈求上帝宽恕他的一切轻率行为和过失；巴黎的沉寂时刻，他为所有苦难的被压迫者祈祷；通向死亡的囚车中，面对愤怒的人群的咒骂，他保持宽容的沉默与平静，因为他的死将不只是为自己赎罪，还是替以爱福勒蒙德家族为代表的旧压迫者和以“复仇女神”、德日发太太为代表的新压迫者赎罪，他和他们的罪恶只能用血洗清，他为一切有罪的人赎罪，同时，也以宽恕和博爱拯救一切人，至此，我们看到的是一起庄严而神圣的仪式。
“仪式”之后，狄更斯又用史诗般的语言告知我们巴黎人民的反应，进一步加强了主角身上的神的光辉，最后作者假设了死者临刑前的思想“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了今天的扭曲和丑恶。那孩子长了个我所熟悉的前额和一头金发。我听到他用温柔的，颤抖的声音跟他讲我的故事。”可想而知，一个神父会对一个孩子讲什么故事？事实是他不可能知道大革命时期一个无名的英国人为爱情献身的故事，他只会讲述那个尽人皆知的“羔羊之血”的故事，而在这里，狄更斯想对我们说，那正是西德尼•卡顿的故事，他在书中讲述的双城故事。
小说到此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18世纪未叶的神话，一个历史掩盖下的动人的宗教传说，狄更斯赋予主人公的神性光辉使他的行动超越了革命与爱情，同时，狄更斯也通过他的宗教哲学完成了对历史与现实的一次审美超越，一次形而上拯救（当然，他从中获得的慰藉也是形而上的），我认为这也是《双城记》的魅力所在。
《双城记》作为一部世界名著之所以流传至今，吸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文本表层的内容（伦理道德家所谓的“善”“仁爱”“果报”及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对旧社会的认识、批判价值等）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潜文本中的艺术性，即上述的与表层故事并行的神话模式，神话作为一种更接近人的原始心理的语言恰恰满足了人们潜意识中的美好愿望，而宗教只是这种神话的形式，物质外壳，那些神谕似的赎罪、拯救故事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永远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参考书目： W•考夫曼《存在主义——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
F•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
罗杰•加罗蒂《无边的现实主义》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