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葬礼亲历记（原名：卡尔维诺之死）
Gore Vidal [美] / 俞宙 译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一个星期五的清晨，这年第一场秋分时的雷雨骤降罗马城。我被雷声和闪电惊醒，恍然觉得又一次置身于二战。快到午时，我被车子接走，前去地中海海岸边的一个叫卡斯提格连的小镇，因为九点钟这里将下葬两天前去世的依塔洛?卡尔维诺，他将长眠于一个乡村墓地中。
两星期前，正在家里的园子中准备诺顿讲座的卡尔维诺突发脑溢血，这个讲座他原本是为今年秋季和冬季在哈佛的讲学准备的，他整个夏季都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工作。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五月。我恭维了一番他的勇敢：他打算用英语做讲座，这种语言他能轻而易举地阅读，可说起来却不很流利，不象法语和西班牙语，他能说得极好；他毕竟是两个意大利农业学家生在古巴的儿子，而且又在巴黎生活了好多年。
那晚我们俩在我罗马的公寓的凉台上；头顶的灯光使他深陷的双目幽深异常。他向我皱眉，那种隐含选择意味的皱眉方式；随后他笑了，他展颜时，整张脸仿似一个极度聪慧的孩子刚刚解出了统一场理论。“在哈佛我一定会打结巴”，他说：“不过反正我每种语言都要打结巴。”
不象美国，意大利既有教育系统（是好是坏无关实质问题），也有大众文化环境，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存。这些年来卡尔维诺已成为意大利文化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因它贡献出一位国际性作家而骄傲，我不必自谦地说，自从我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在《纽约图书评论》上介绍了他的全部小说作品，卡尔维诺在美国声望鹊起。到一九八五年，英国以外所有读书的地方都有人在读卡尔维诺（译者注：原文如此）。我甚至在莫斯科的官僚气十足的文学圈内找到一个卡尔维诺读书小组，我相信我能说服美国的出版商翻译更多他的作品。有趣的是他一九五七年脱离意大利共产党的事没有令任何一方感觉不舒服。
在卡尔维诺六十二岁生日到来前的三星期，他与世长辞；意大利举国陷入哀痛之中，仿佛失去了一位敬爱的王子。我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发现两国的反差是巨大的。当一位美国作家离世，假设他是名流（威望已经是我们不再可能企及之物），他的照片将出现在头版折缝的下方；随后一段评论将刊登在报纸的阅读栏（假如存在这个栏目），通常由一个记者写就，更糟糕的是可能它是由一个从未读过死者的任何作品的业余写手呆在家里用陈词滥调堆积起来的。那就是全部了。
这一回，美国新闻报刊登出的卡尔维诺的讣告仓促而苍白无力：联系我们的可怜地维持着文学声誉的国内英语系和新闻王国的纽带前所未有的单薄虚弱，而接收端总是故障不断。奇怪的是，尽管《时代》和《新闻周刊》都把这件事排在阅读版面，它们的表现不算坏，尽管一家认为他是“超现实主义者”，另一家称他是“幻想大师”；可他不折不扣是个写实主义者，坚信“惟有从文体的坚实感中才能诞生创造力：幻想如同果酱；你必须把它涂在一片实在的面包片上。如果不这样做，它就没有自己的形状，象果酱那样，你不能从中造出任何东西。”这个朴素的比喻来自卡尔维诺死后意大利电视台播出的对他的访谈。
《纽约时报》为解释卡尔维诺在这些领域里的重要，援引了厄普代克——我们文学界里记述庸庸大众的不懈的使徒（这样说并无恶意）、阿特伍德（一个我所知的新名字）、勒-古因（大约是科幻小说作者，可为什么叫她来给当代最复杂的一位作家写闭幕词呢？）、迈克-伍德（他的评论相当精彩），以及出色的安东尼-伯吉斯，不过这次他的发挥不如以前。此外，赫伯特-密特甘又一次摘录了厄普代克和约翰-加德纳（记叙底层阶级的使徒），口气仿佛天主教的福音书，把天堂看成一所标准的美国大学。
欧洲将卡尔维诺之死视为文化的一次灾难。一位文学批评家——有别于文学理论家——为此撰写长文以哀之，而在意大利，两个星期内的每一天医院都对外发布病情公告，全国因为共同的尊敬之情被团结在一起，这位伟大的作家不仅通过他收集的童话故事进入了小学生的心中，也不时地被每一个读书的人阅读着。
第一次脑溢血过后，为卡尔维诺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外科手术。他从昏迷中脱离。他显得神智混乱：他以为一个医疗助手是警察；随后他怀疑自己刚做了一次心脏手术。那时手术主治医师却变得乐观起来，甚至很是多话。他告诉传媒他从未见到过象卡尔维诺这样复杂而精密的大脑。这话立时使我联想起记载中最小的大脑，阿纳托尔-法郎士的大脑。主治医师对传媒说他感到有义务竭尽他的全力救治卡尔维诺。毕竟去年夏天他还和儿子为《马可瓦多》起了争执。这个使他们迷惑的大脑必须存活下来，包括它的每一处稀罕的分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句话的美国版本：我真不敢相信现在我正亲眼目睹约翰-利佛司（译者注：为美国七十年代著名女喜剧演员）的神奇的大脑；就在上周六，她还使我和儿子们不停大笑。当然，这个约翰-利佛司的崇拜者完全有可能救活卡尔维诺；除非其实根本没有希望，从不曾有过。六月间卡尔维诺感觉一阵剧烈的头疼；其实是中风第一次袭来。而且他来自一个有动脉缺陷的家族。这是报纸上这么说的。媒体对卡尔维诺的最后时日的报道和最近为那个老演员（译者注：里根）做的手术的报道何其相近，这个老演员被我们国家的主宰们选来打扮成总统，类似主题使卡尔维诺莞尔——表演的总统，就是如此。
二
当我们在雨中向北驶去，我翻阅着他的最后一本小说《帕洛马尔》。他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给了我这本书。我打了个冷战——并感到罪愆——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题赠：“给戈尔，关于自然的最后的思索，依塔洛”。“最后”（Last）不是个艺术家轻易使用的词语。这里“最后”意味着什么？最新的（Latest）？或指他最后一次为现象世界写作的尝试？或许出于某种原因，他是否已经知道他已处于“学习死亡”的过程之中，这正是全书最后一章的题目？
我读过那本书。它很短。内容主要是一个叫帕洛马尔的老年男子对不同的主题产生的沉思，他实际代表了卡尔维诺本人。小说的环境变化不定，有海滩、有森林边的小屋、有罗马带阳台的公寓、有巴黎的食品店。现在不是评论这本书的场合。但我还是在书中找到了一些痕迹，在某些段落还做了记号，我觉得它们似乎可以来证实我的猜想。
帕洛马尔在海滩上，他试图找出波浪的本质。仅仅跟踪一个波浪是否可能？还是它们全变为了一个更大的浪头？“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和“化一为众”正好用来总结卡尔维诺对我们身处环境的思考。 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或者，简单说，假设宇宙真的存在，我们本身就是宇宙？ 卡尔维诺经常象科学家那样写作，就象他父母一样。他精确地观察自然的各种细微之处：星星，浪花，壁虎，海龟，海滩上妇女的裸胸。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动摇。部分和整体。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们眼睛的错觉。这本书用现在时写成，就象一个科学家在对正在进行的实验做报告，实验的内容是考察生命。
浪花带给他的只是暗示，而不是答案：在某个方向看，它们好象并不是来自地平线那头，而是来自海岸本身。"这会不会就是帕洛马尔先生将要得到的真正的结论呢？使波浪倒转、时间倒流?超越感觉与理智的局限去发现世界的真谛呢?”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不能“将这个认识扩展到整个宇宙”。在傍晚游泳时，他看到“阳光反射在海中，宛若一把亮闪闪的利剑，从岸边刺向他。帕洛马尔先生在这把闪光的剑中游泳…”但是当其他人在这个时间也这样做时，每个人都身处这把无所不在又无从发现的剑中。“那把剑平等地强加在每个人的眼睛中，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啊。‘难道我们共有的东西恰恰是好象专赐给我们个人的东西吗?’”当帕洛马尔在漂浮的时候，他想知道他是否存在。现在他滑向了唯我论：“假若在这由海水和陆地组成的地球上，除了死人那暗淡无光的眼睛外，再也没有人能睁开眼睛来观看．那么这把闪光的剑也许不会再闪光了吧。”他躺在海水里，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想法。“可能不是因为有了眼睛才产生了闪光的剑，而是因为有了闪光的剑才产生了眼睛，因为闪光的剑离不开眼睛，需要有只眼睛在它的顶端向它观看。”长日将尽，帆板爱好者都收工回家了，帕洛马尔先生也只好回到岸上：“他现在深信不疑，那闪光之剑即使没有他也会继续存在。”
在庭院里，帕洛马尔先生观察乌龟独特的交配方式；他对鸟儿的鸣叫产生了沉思，这听上去就象人类的口哨，也许它们都是同一种的交流。“他认为这个观点前途无量，因为人类行为与其它物种行为之间的差异，一直是不安定的源泉。他认为，人类如果像乌鸫啭鸣一般打口哨，那么就有可能在人与其它物种之间架起—座桥梁。”但他打算用类似的口哨声去和鸟儿沟通，却只能得到令双方都尴尬的结局。接着，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他的草坪和其中不同的草种，他被那里面的野草吓了一跳，打算精确地把野草的种类和数目统计出来，直到“他不再想草坪，而想整个宇宙。他要把自己对草坪的这些想法应用到宇宙中。宇宙是规则的、有序的，也许是混乱的、盲目的。”这种卡尔维诺一贯使用的类推，就停止在这里（想想他说的幻想是面包上的果酱），答案又是整体中无数个体，或者“集合的集合”。
观察和沉思在继续，他写道：“月亮在黄昏时最不引人注意，然而这却是月亮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时刻，因为这时它自身的存在尚成问题。”当黑夜来临，他想知道是否月亮明亮的光辉“是因为天空离得远了，沉入黑暗之中了呢，还是因为月亮离得近了，把原来散射在四周的光从天空中集聚起来，统统归入自己那个收集器的圆口之中。” 现在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典型的卡尔维诺的沉思。他看；他描述；他有一种科学家似的对数据的崇敬（超现实主义者和幻想小说家就绝不会这样）。他要我们不仅看到他所看到的，还要我们看到不用足够的注意力就会忽略的部分。在他的作品里突然出现了伽里略是毫不奇怪的。多少个世纪以来，庸人占据主导，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地心说，但对如伽里略或卡尔维诺这样的精英分子来说，宇宙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伽里略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方法；卡尔维诺用他的想象。他们要么得出了事实，要么收集了数据，令他人理解这种现象。
1982年，我正和其他几个人在洛衫矶参加一个公开的演讲会，那时正赶上“三个外行星相‘冲’，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夜晚都可以同时看到它们。”不用说，“帕洛马尔先生便急急忙忙走上阳台。”比较卡尔维诺看到的星星和我看到的，他看得比我更清楚，也许这和他为报纸写过大量的政治评论有关。但在他离开共产党以后，他更多地是描述政治和它的各种表象，而不是分析它的原因。“在这个人人都竭力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的时代与国家，帕洛马尔先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发表意见前先咬三次舌头。咬了以后，如果他还深信自己应该讲，便开口讲。”但是这样一来，“有了正确的想法也不值得夸耀，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头脑里出现的众多荒诞的、平庸的或含糊不清的想法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条理清楚的想法，甚至会有天才的想法。对他是如此，对其他人当然也是如此。” 他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理论家，所以他是一个政治的观察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三
卡尔维诺不仅对城里的居民感兴趣，对动物园的居民也同样如此。“帕洛马尔先生的小女儿看长颈鹿早已看厌倦了，这时抓着他的手把他拉向企鹅馆。帕洛马尔先生讨厌企鹅，很勉强地跟随着女儿走向企鹅馆，心里一边还盘问着，为什么他对长颈鹿如此感兴趣呢。也许是因为他周围的世界就是这样不协调，他常常希望在这不协调的世界上找到某些和谐的图案，找到某种不变的常数；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头脑就像这样杂乱无章，仿佛脑海里各种思绪互不相干，越来越难以找到一种能使自己的思想处于和谐状态的模式。”
帕洛马尔先生被吸引到了散发着恶臭的爬虫馆。“玻璃笼子之中有人类出现之前的世界，亦有人类出现之后的世界，表明人类世界既非永恒的世界，亦非惟一的世界。”静卧不动的鳄鱼让他感到恐惧，“它们正等待什么呢?还是不再等待什么了?它们怎么看待时间呢?……这种超越我们经验的关于时间的思考，我们是无法进行的。” 帕洛马尔先生又去看白猩猩，“它是世界上惟一的白猩猩，但并非出于它自己的意愿与喜好。” 那只猩猩出于无聊，玩弄着一只橡皮轮胎；它长时间的把它按在胸口。这幅情景刺激了帕洛马尔先生。“‘白猩猩有个摸得着看得见的轮胎，这使它那些无声的话语得到了一个有形的支持。’他想，‘我有这个白猩猩的形象。我们大家手中都有一个旧的空轮胎，这使我们达到语言所不能达到的最终含义。’”这是一个作家的终极境界；在这个无法描述的境界中，语言的缺席并非因为动物园中兽笼铁栏的阻挡，而是因为血肉制造的二进制电子信号系统的极限，卡尔维诺的那个系统就在1985年9月19日崩溃了。
突然，我已来到了卡斯提格连，它位于一座临海的山上。我左手边的海滩是帕洛马尔先生曾一度观察那光之剑的地点。海水泛起使人怏怏不乐的古怪的紫色，这颜色更适合卡尔维诺的出生地加勒比海岸，而不是在地中海。天空阴沉。空气闷热、潮湿而无风。我比预定时间早到了四十分钟。
墓园在镇子背后一座低矮的山上。我们把车停在已倾圮的塔以及一堵中世纪的土墙边。我回忆起卡尔维诺对水泥的深深的厌恶感。在他早期的一本书中，他描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筑业如何将他的家乡掩埋在“可怕的混凝土”的海洋里。墓园入口的右方，墙壁的很大一块贴满了相同内容的小片的葬礼通知，把这件事复述了上百遍：他的名字“卡尔维诺”；镇子的名字卡斯提格连，“帕洛马尔先生的镇子”，通知自豪地使用了这样的称呼；以及城市市长、议会和老百姓表达的敬意。
墓园里面有许多被墙隔开的区域。首先是一处前厅，周围的墙壁里布满了一只只抽屉，死者就躺在里头，抽屉一个叠着一个，上面挂着死者的相片，由于拍照的时间相对此人的一生是太晚了，相片无法勾起敬畏的反面——怜悯之情。到处可见塑料花和一些天然的花。还有少数几个小礼拜堂，应该是富豪和世家的亡人摆放处。我感觉到一阵焦虑：他们应该不准备把卡尔维诺放进这样一个抽屉里吧？但在前厅尽头右手露天的一堵矮墙处，我看见一排巨大的更合适出现在美国或那波里的黑帮葬礼上的花圈， 以及一垄新坟，大小和中等豪华宾馆的浴缸相仿。我从一个花圈上读出“共产党”和“参议员”的字样，那这应该是意大利议会里共产党代表团敬献的花圈。顺便说说，意大利是一个多政党而少意识形态的国家，相对美、英两国的同行而言，它的普通议员的个人水平更高。莫拉维亚是欧洲议会的一员。夏侠被选入下议院。每个政党都力图在自己的竞选名单中加进更多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的名字。佛罗伦萨的现任市长直到最近还是巴黎歌剧院的院长：按照大众的逻辑，能调理那帮无赖的人自然能管好佛罗伦萨。
目光越过围墙，便能望见紫色大海和红砖白漆的房子。当我有些郁然地眺望着帕洛马尔先生的国土，我被一个来自那波里的记者认了出来。不管怎样，我是他的邻居；我住在那波里旁边的拉佛罗。我就在墓地间接受了采访。请谈一下你和卡尔维诺见面的情形？几点微温的雨点滴落。一个摄影师从礼拜堂后面跑出来，给我拍照。国家电视台的摄制组也来了。十一年前，我说，我写了点关于卡尔维诺的作品的东西。你在此之前见到过他吗？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小国家，作家间的恭维反而比在我们亲爱的《纽约时报》上更招人注意。不，在我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我还没有见过他。我只是读过他后对他很敬佩，我愿意为那些有机会读到我写的东西的人们介绍他的作品（这是批评家的唯一任务）。你后来和他见过面吗？是啊，他为此给我来了封信。是意大利语还是英语？意大利语，我说。信里说了点什么呢？你以为他在信里会说什么呢？我感到恼怒。他当然说我写的东西他很喜欢。
实际上卡尔维诺来信的特征是趣味盎然而点到即止。我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对卡尔维诺的阅读带给我迷醉的感觉，仿佛我正在写下他已经写下的文字；这表明他的艺术有力地将读者和作者合成一体，亦不妨称之为太初的一。”他注意到了这句话。他在回信的起首先客气地说了些一向认为我的“尖刻的讽刺”很有吸引力之类的话，随后指出出于两点原因他很偏爱我对他的评论。首先，“评论本身使人觉得它是作者的尽兴之作，文中的赞扬、批评和保留都饱含诚意、洒脱和不尽的幽默感，这种愉快的兴致不可阻碍地传递给了读者。其次，我一向认为从我的作品里很难抽出统一的主题，因为它们之间是如此不同。现在你——用恰当的方法探索了我的作品，也就是通过一种并不系统的接近方式，这里停停，那里靠靠；有时毫不绕弯直取中心；有时又象个漫游者般徘徊——却成功地为我的全部作品提炼出一个更象是哲理的观念——即“整体和万象”等——我为此非常高兴，有人从我没多少哲学细胞的心智产品里也发现了哲理。” 随后卡尔维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你文末的断语在我看来极其重要。我不肯定这感想是否为我而发，但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所理想的文学都是正确的：作者和读者应合为一体，即太初的一。我将以一个完整的圆结束你我的讨论，让我们把这个一也指称那一切吧。”这样说来，此后出版的《帕洛马尔》正是一切哲学线索的集大成之作；由此也就能理解他的题词：“我关于自然的最后的思索”。
四
我没有把这些讲给那年轻的记者听。不过我确实告诉他在那次通信后不久，我见到了他和他的夫人齐琪塔，那是在一个美国出版商的家里，尽管在此之前他保证我那里只有我和卡氏夫妻，结果一屋子辉映着美国的文人才子。因为害怕和他们过早地合为一体，我乘夜色离去。
两年前，当我被授予拉佛罗的荣誉公民，卡尔维诺应邀也来参加这个仪式，仪式上他为我的作品作了精彩的评讲，尤其提到了《图卢斯》。而且，卡尔维诺的罗马公寓和我的在一条街上（我们之间隔着——哦，美妙的飘忽的象征——万神殿），我们时不时在此碰面。
去年，卡尔维诺兴致勃勃地等待着去哈佛讲学的秋冬季的到来。他甚至集中精力于“文学理论”。他完全清楚我们大学的英语系已变成了何等臭不可闻的幼儿园，我也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五个讲座想讲点什么。我打算助他一臂之力，向他提供一段出奇愚蠢的笨人所阐述的文学无市场的观点（摘自《党派评论》）。约翰-加德纳的话经常被尊敬地加以引用：“几乎所有的好小说里，基本的——逃不掉的——小说套路是：主角在追求，遇到阻力（也许包括他自己的疑虑），最后不外乎赢、输、达成交易。”想区别精英、庸人和笨人的差别吗，刚才那句话就是笨人贩卖的货物里的极品，金灿灿地镌刻在米高梅大楼的门口大堂中央，不过《党派评论》几个笔杆子不会亲手这么写。《党派评论》的“文评家”只肯从《纽约时报》的“文论员”那里摘录卡尔维诺为何受欢迎的解释。“如果生活失败了，还会重新开始；他小说中人物的生命能经历一次次新的开始，生活的复杂性没有显示的机会。和法国与俄罗斯伟大的小说家不同（这里表现出标准的庸人思维：哪个小说家，蠢货？把名字说出来，举你的例子，写清楚），他们追踪着小说人物漫长曲折的人生中的事变，卡尔维诺却在轻松的开头之后背离原来的布局，转向另一条轨迹。”此类的文字使美国的“文学闲扯”（告诉您这是我造的词）常背负着恶名。但我们的《党派评论》的文论家，一个今年走红的少数民族的女子，固执地声称这种“不确定性”绝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喜欢的东西。“而卡尔维诺仅仅在文学理论家中流行——假如真有这回事——那都是些‘文本’的消耗者，根本不关心小说或者故事。”可惜我现在再无机会与卡尔维诺读着从布瓦尔和白居谢先生移民的国度（译者注：福楼拜所刻画的两个书呆子，是现代化的愚蠢的典型）发出的最新报告而一同大笑了。
一辆载满警察的大篷车来到了山脚下。人群等待着。前天，意大利的总统莅临西爱纳医院向卡尔维诺遗体告别。我可以想象出咱们美国一幕相似的场景。在图尔莎医院的顶层，令人尊敬的院长先生步入肃静的病房。“总统先生，都结束了。他已经跨过了闪光的河水。”演员总统的眼眸里泪光荧荧。“收场了，”他低语道。那个他身旁的矮小的人没有睫毛的大眼睛里充满泪水。“莫非世上再也没有滑稽小说了？”演员总统将她搂紧。“滑稽小说总是会有的，妈咪，”他说。“但那是两样的。因为没有了路易斯-拉马（译者注：美国著名的畅销小说家）。”
这时数百位卡尔维诺的朋友挤满了墓园，有作家、编辑、出版商、媒体和本地名绅。我久久地握住齐琪塔的手；据说她已经有两星期在和渐渐死去的噩梦作斗争
《帕洛马尔》最后一章的开头是：“帕洛马尔先生决定从现在开始他就表现得如同已死之人，看世界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如何运转。”至今为止，我觉得情况表现得不是很妙。墨西哥发生了地震，他的女儿因此将迟些才能来到葬礼上。再加一句，葬礼上没有牧师、仪式和悼词。突然数十台电视摄象机一起闪光，装着卡尔维诺的黑得发亮的木棺出现在前厅。我发现棺木很小。他难道比我记忆中的矮小吗？或者躯壳萎缩了？当然他已不在了，可恰如他写到的那样：“首先，你不要把死亡和活着混淆，死亡是这样一种状态，它绵延于你出生以前的无尽时空，并且明显地与另一半对称，我指的是蔓延于你死后的无尽时空。确切地说，我们在出生之前只是无数可能中的一种，它可能实现也可能不；然而，一旦死去，我们就不能实现我们的过去（那时我们已经完全拥有过去，却再也没有能力去影响它）和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影响即使能到达那里，也已经和我们无干了）。”
重重一声，执绋者将棺木放进浴缸相仿的浅坑中。帕洛马尔先生的鼻子现在低于他曾费心考察的地面四英寸。然后瓦片粗粗地置放在棺木上；匣子看不到了。大家在等他女儿的时候燥热难耐。我们面面相觑，仿佛置身于迟迟不开的晚会上。我认出了娜塔莉-金斯博格。我还看见个人应该是艾科，应了那句“人的一生是事件的集合，那最后一件也可能改变整体的意义”。我注意到人群里有数十个学生小孩。他们是卡尔维诺收集的童话的崇拜者；当然啦，他们大概算是早熟的“文本”消耗者和“童年”文学理论家。随后他的女儿和一桶桶水泥同时到达。一个泥水匠把水泥铺在瓦片上；他技巧娴熟地用铲刀刮平表面。可怕的水泥。“由此帕洛马尔准备好了成为一个怨气十足的死人，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他将停止变化的判决；可他也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部分他自己，即使那不过是个负担。”最终水泥和地面齐平了；那就是全部了。
我站在一动不动的齐琪塔身后。终于我把目光从长方形的灰色新水泥处移开，另一处正凝视着我的是卡尔维诺的脸。他看上去焦虑、奇怪，有些不对劲。但错不了那是帕洛马尔先生，目睹着他自己的葬礼。有一刻我们相互对视着；然后他向棺木看去，那里装的是依塔洛，而不是他。我误当作依塔洛的人原来是他的弟弟，福罗里艾诺。
我比其他人早离开。在返回罗马的路上，阳光灼热；可雨点开始飘落。魔鬼在揍老婆了，意大利南方有这种说法。接着一道彩虹横贯东面的天空。对罗马人和伊特鲁里亚人来说，彩虹是世事将起变化的不祥之兆，君王驾崩，城市陷落，世界毁灭。我做了个赶走毒眼的手势。此刻时间可以停止了。但是，“‘如果时间终结了，它就能被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描述了，’帕洛马尔想，‘描述的时候，每个瞬间都会膨胀起来，看不见两端。’他决定致力于描述自己一生中每个瞬间，在他完成全部的描述之前，他不再去想死亡。就在这时他死了。就此结束了。”“我关于自然的最后的思索”就这样结束了，卡尔维诺与自然是一体了，回归太初的一。
1985年11月21日《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