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卡佛：几件过去和现在的事
于晓丹
记不得当年第一次听说卡佛的名字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形下了。应该是他去世不久，即我大学毕业不久。他只有五十岁，肺癌。纽约时报的悼文称他为专写贫困工人阶层的作家和诗人。那时的北京有很强的文学氛围，对各种小说的敏感是一种自觉也几乎是一种惯性。当年还在《人民文学》作编辑的朱伟很认真地建议我翻译两个人的作品，一个是纳博科夫，第二个是卡佛。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从卡佛的集子里选了十几篇译了，用《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为题与花城出版社合作出了本小书。那时没有想过这本小书会是中国最早的卡佛的译作，而且据网友在我博客里留言说现在它还有了一定的收藏价值。书出来以后，包括朱伟等几个人写过书评，都遗憾书太薄，读得不过瘾。我自己的遗憾除了书小外，其它还有一些。
当年我出校门不久，对美国口语色彩过强的东西把握不住；到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以后再回头看，那些错译或错会的地方白纸黑字留在那里总觉得扎眼。一直想再有机会重新译过甚至重新出过，但时过境迁，加入了版权公约以后拿到版权却成了最棘手的问题，便没能有个满意的结果。最近，隐约听说国内几家出版社都在出卡佛，既觉得兴奋，也觉得恍然。想想看，这次译林出版《教堂》，距离我第一次译卡佛竟已经有二十年了。
《教堂》是卡佛在1983年出的一本集子，里面共收录了十二篇短篇，其中的一些篇目在我那本小书里也收过。《教堂》入选了当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和普利策奖，这是卡佛个人生活和创作生活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就真正成了美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了。
有评论者认为卡佛的创作明显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他的前两部小说集《请你安静点，行不行？》和《我们谈到爱情时都谈什么？》为代表，后期则以他的《教堂》和《我打电话的地方》为代表。就内容来说，它们的区别不大，主人公都是生活沮丧、在贫困和无聊状态中挣扎的工人，比如被解雇的推销员，餐馆女招待，旅馆清洁工，汽车旅店经理等等，酗酒，烂醉，没完没了地开着电视，婚姻大多不幸。但就风格而言，它们的差别却相当明显。他的早期作品调子较冷，语言枯瘦干巴，常给人以只有骨头没有血肉的感觉，完全像未经任何艺术加工的生活原态，因此被称为极简主义──虽然卡佛始终不愿接受这个标签。但后期则丰满许多，有了不少暖色和亮色，以及令人动容的乐观、甚至是感伤的结尾。《教堂》便是他从前期到后期的转折，他自己说过，“毫无疑问，我知道《教堂》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风格的小说。我找到了我希望朝彼转移的另外一个方向。我转移了。而且很快。”
为什么要转移，转移成什么样，这种转折究竟是好是坏见仁见智；而造成他这种转折的原因，多年来，一直存在着“评论”派和“传记”派的争议。卡佛的第二任妻子泰斯（Tess Gallagher）显然属于后一派，她认为他的转变与他的生活境遇改变有关。那时他刚刚离开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孩子，与泰斯住在了一起，困扰他多年的繁琐的日常生活和沉重的经济负担终于得以摆脱，身心都得到了自由。然而，十年前，更多的评论者则不顾泰斯的反对，挑起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卡佛前后风格的改变与他早期作品的编辑哥顿?力世同他断交有很大干系，因为《教堂》正是他和力世分手之后的第一篇小说。力世究竟有没有为他早期作品做过深度编辑，这现在已没人怀疑，卡佛现存印第安纳大学Lilly图书馆的手稿上就留着力世密密麻麻的笔迹──经他改动的地方很多而且很大。只是他的改编对卡佛的作品到底是种伤害还是种“润色”？是他帮助卡佛找到了卡佛的声音，还是他塞进了过多他自己的声音？评论界，即使看过这些手稿的人，在这个话题最“热”的时候，对此也没做绝对的评论。泰斯当年为了保护卡佛，也选择了沉默，她聪明地说，“我想总会有一个我感觉恰当的时候来说明这些。”她认为恰当的时候似乎已经来了，去年她发布消息，要将卡佛经力世改动过的十三篇小说再以原貌结集出版一次。她的话一出，便引来包括编辑、出版商和作家各方的嘘声。不少人质疑，她这样做是会强化还是会削弱卡佛的文学形象？而更重要的是：卡佛是否需要她这样的证明？让卡佛再从墓穴里出来是否必要？
对于热爱卡佛的读者，这些争论都不具有太多的意义。如果让我选择，我多半会选卡佛早期的作品。他早期作品里的严酷和冷峻有种让人脊梁骨发凉的力量，比如《一件好的小事》和经典的《他们不是你丈夫》。早期的卡佛（或者说早期在力世帮助下的卡佛）虽然身处愁云惨雾的现实中，却始终睁着一双极具穿透力的眼睛。他后期作品中温暖多了，虽然这些温暖也能轻易感动像我这样的读者，但暖的感动永远赶不上冷来得有力，对现实的触碰也缺少了原先那种刀刻斧凿的深度。当你读到那个女招待对自己的同事说“他是我丈夫”时（《他们不是你丈夫》），当你再读到那个盲人握着那个正常人的手画教堂时（《教堂》），你的情绪为哪个来得更复杂？你受到的震动为哪个更大？如果不是太仇视现实主义的读者，我感觉大多数人应该会选择前者。更何况《教堂》这篇小说多的还不仅仅是暖色，它走得实在是更远了点，竟还隐约有了那么点道德的含义，这在卡佛是非常少有的，便更让人感到些不自在。泰斯在几个场合下都说起，《教堂》这个故事来自于她，是她的经历。这，我非常相信。
2006年秋末，我第一次去加拿大西南部旅游，要在温哥华的朋友家逗留几日。去之前查看地图，突然发现温哥华离鹿米岛（Lummi Island）和安吉拉斯港（Port Angeles）很近，便给玛瑞安?卡佛的代理人写了封信，希望能顺道去拜访她。但很遗憾，朋友因为签证限制，无法开车载我从加入美，这个计划最终没能实现。
从地图上看，顺着温哥华西岸的乔治亚海峡往南，开车大约两三小时就能到鹿米岛，再往南拐过海湾就到了安吉拉斯港。也听人说，站在温哥华的岸边，如果能见度好，顺着海水的流向就可以看到美国华盛顿州的贝克山。这几个地方，以及隔得不远的亚基玛（Yakima），哇啦哇啦（Walla Walla），虽然我都从没去过，但感觉上却并不陌生，因为它们在卡佛自己的传里和他人写他的传里，以及他的小说中都出现过无数次。而之所以特别想去鹿米岛和安港，则是因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现住在那里，从她们那里或许仍然可以听到卡佛的回音。
他的第一任妻子玛瑞安（Maryann Burk Carver)，现在鹿米岛上教书。两年前，即2006年，她终于在岛上完成了她已酝酿了三十五年的一本回忆录，书名叫《过去什么样：我与雷蒙德?卡佛的婚姻》（What It Used To Be Like：A Portrait of My Marriage to Raymond Carver)。仔细琢磨，你会觉得这个书名颇有意思，它用过去时强调了“过去”，也用一个定语 “我的”强调了这是谁的声音。这部回忆录里的确有很多句子都是以“我”开头的，你可以感觉出玛瑞安对她自己出声是多么渴望。但这个书名说到底还是卡佛的味道。很多年来，玛瑞安的声音一直相对微弱，这自然跟她的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有关，但也跟某些人有意无意的引导、甚至跟卡佛自己对早年生活的某些片面回忆不无关系。这部回忆录文字尚显幼稚，感情也有着“高中甜心”似的天真，字里行间还有不少家长里短的絮叨，一看便知不是出自作家之手；但它朴拙，实在，因此并不妨碍你在读后产生颇多心碎的感概，而这许许多多的感慨中一定会有一点，便是玛瑞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弱，相反，她在卡佛早年生活里，一直扮演的是个“强”的角色。讲到他们婚姻的破裂，玛瑞安的用笔倒颇像卡佛的小说相当克制，含混其辞，但读者总能隐约感觉到，她的“强”是个不小的因素。中文里“强”的两个发音包含了相互联系的两个意思，但我直觉卡佛可能并不喜欢这种联系。他不拒斥玛瑞安的“强悍”，因为在他们二十五年的共同生活里，多数时候是玛瑞安在支撑着他们的家；但他恐怕受不了她的“倔强”。
一直以来，总有人说卡佛沉重的家庭负担是限制他在小说方面有更大发展的原因；他离开玛瑞安和孩子以后表现出的成就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玛瑞安显然对这种假设不以为然，她在回忆录中为自己辩解道：“没有我和两个孩子，没有我们双方的大家庭，雷很可能会在经济上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精神的稳定和支持。我们给他的，无论好坏，是一个他可以回家的地方。”
距离鹿米岛一百多公里的安吉拉斯港则住着卡佛的第二任妻子，诗人泰斯。安港是她的出生地，她和卡佛最后的家安在那里，卡佛最后也死在那里。他们的家是用橡木和衫木建的，房前有个开阔的廊檐。据泰斯讲，卡佛死前的最后几天，就一直坐在那个前廊上静静地望着他们园子里的玫瑰，跟她说着他对契诃夫的热爱。卡佛的遗体，按照他父亲的老家阿肯色州的乡村风俗，在家中停放了数日，玛瑞安带着两个孩子便在那里跟他告的别。
卡佛死后，泰斯仍然住在安港，一直作着卡佛遗产文学方面的执行人。她继续为卡佛做了许多事，包括让他的三部作品付梓，完成一部卡佛影集，为根据卡佛九篇小说改编的电影Short Cut顾问，并参与了三部有关卡佛的纪录片的制作。当然，她发出的最大的声音还是她与各种媒体做的无以计数的访谈，有的是文字的，有的则是声像的。她与卡佛的多帧私人照片也出现在以“卡佛”命名的网站上：他们在安港家里的最后一张合影，在罗马看望雪莱和济慈的墓，在巴黎，在朋友家过感恩节，在卡佛的私人白木船上，她一个人在卡佛的墓前，等等。听着她的声音，看着她那双带着点“巫”气的眼睛，谁都不能不感叹，这个女人给卡佛的最后十年，也就是他们在一起的十年，与玛瑞安给他的那二十一年相比，真如天壤之差。
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卡佛去世十三年后（2001年），泰斯仍有可能出版了他的一部新作品集《如果需要我就打电话》，其中收入的五篇卡佛生前从未发表过的小说，有三篇是在他们安港的家卡佛书桌内的一个文件夹里发现的。
记得我看过几个卡佛的纪录片，有一个片子里剪辑了一段卡佛的访谈。他回忆他和玛瑞安的生活时这样说道（大意）：在最初的大约十年里，我们有很多希望，理想，也有力气，觉得只要拼命工作，面包和牛奶就都会有的。可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该拼的都拼了，结果却是期望中的结果并没出现。这几句话不多，句子也都像他小说里的句子一样短，他说话的节奏也像他小说里的人物一样缓慢，中间还停顿了几次，深吸了好几口气。我还看到另一个片子，是泰斯讲述她和卡佛去雷诺赌城结婚的一次经历。那时距离卡佛去世只有一个来月了，他们在赌城呆了三天，泰斯的手气出奇得好。第三天他们到汽车站准备乘大公共汽车回家，快上车时泰斯突然把卡佛拉住，说她还想再去试试运气。卡佛很不情愿，怕误了乘车时间。泰斯就一个人跑到旁边的老虎机丢了几个铜板，只赌了一把，一把就赢了。她跑回来跟卡佛说，亲爱的，忘了你那个公共汽车吧，咱们坐出租车回家！镜头没有照下卡佛的表情，我只好努力想象他当时会是什么反应，却不大想的出来。前一个卡佛他的小说里到处都是，但这后一个卡佛好像没那么好找。
卡佛的这两个女人，从外形上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玛瑞安修长，泰斯丰满；前一个高，后一个矮；前一个有张五十年代电影演员那样干净清秀的脸，后一个，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照片就立刻想到那些坐在黑暗的光线下给人看手相的女人。对比这两个女人的面相是件挺有趣的事，虽然这种对比很难说明什么，也很难上得台面。但其实，想想，也许还是能说明点什么的。
再回到那个秋末。那次我虽然没有去成鹿米岛和安港，却还是如约在温哥华逗留了几天。那几天天气时晴时阴，气压时高时低，前一天还是秋阳明媚，第二天就变成凉飕飕的惨淡秋雨，总让人有点心绪不定，坐立不安。屋前的街道窄而安静，四周从没见过一个人影，车过来过去也慢得出奇。我每次从外面回到屋里，都感觉像是从空气中回到空气中，总是不由自主要冲到电视机前拿起遥控器，然后拐进厨房，想找一瓶或红或白的酒，让手里端着个酒杯。有一天上午，天突然下起小雨，天色一点点灰下去，屋前的草坪一点点湿了，我看见快递公司的卡车停在了屋前，从驾驶室里慢悠悠跳下来一个工人，转身到车厢里取下几只白色纸箱子，一只一只挪到屋前的廊檐下。过了很久，门铃才响起来。那一刻我真觉得我活在卡佛的小说里了。
2008.12.25. 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