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

［捷］米兰·昆德拉著/宁敏　译

第一章 面相

　　1

　　那女人约摸六十或六十五岁，我坐在健身俱乐部游泳池边一张折叠椅上看她。这里是一幢塔楼的顶层，整个巴黎可以尽收眼底。我正在等阿汶奈利厄斯教授，每有必要，我们就相约在此聊天，但今天他迟到了，我便只好看那女人。她独自站在齐腰的池水中，两眼直盯着一个身穿运动长裤、正在教她游泳的年轻救生员。他发出指令：让她手把住池边做深呼吸。她做得那么卖力，认真，活像一台老掉牙的蒸汽机在水下呼哧呼哧喷气。（那充满诗意的声音，早已被人遗忘，若要向不知情者描述，不妨就说像一个手把着游泳池边的老太婆没入水中的出气声，那再确切不过了。）我看得出了神。她让我着迷，是因为她的姿势很滑稽（救生员也注意到了，他的嘴角微微绷着）。这时，一个熟人过来搭讪，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等我想再看，授课已经结束。她正绕着水池朝出口走去。她经过那个救生员，朝前又走了三四步。忽然，她扭过头来粲然一笑，向他招了招手。就在此时，我心头怦地一震！那笑靥，那动作，分明属于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她抬臂时，有一种令人销魂的轻柔感，仿佛顽皮地将一个五色彩球抛向她的情人。那笑靥和动作，优雅而富有魅力，但是她的那张脸和身体，却已魅力全无。这是淹没于身体的无魅力之中的一个动作的魁力。毫无疑问，那女人已意识到自己不再美丽，但此时此刻，她却忘记了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某一部分存在于时间之外。我们或许只在某些特殊时刻觉察到自己的年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无年龄可言。不管怎么说，她转身、微笑、向年轻救生员招手（他忍不住而嗤笑）那一瞬间，她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年龄。她的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内在魅力，在那动作的一刹那显现，令我目眩。我奇怪地受到感动。于是，阿格尼丝一词浮上脑际。阿格尼丝，我从来不认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的女人。

　　2

　　我躺在床上，美滋滋地假寐。大约清晨六点时分，曾有过一阵醒觉前的翻身，我伸手摸出枕边的半导体小收音机，按了一下按钮。正在播送早晨的新闻节目，但分辨不出具体在说些什么。我迷迷糊糊又睡过去，于是播音员的话语混进了我的睡梦。千金难买回笼觉，这是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刻：多亏了收音机，使我能品味这似睡犹醒的乐趣，在清醒与沉睡之间回旋真是妙不可言，仅此一点，我们应不必为自己出生而懊悔。我究竟是在做梦，还是真到了歌剧院，聆听两位穿骑士服的男高音关于天气的一段二重唱？他们为什么不歌唱爱情？我想起来了，他们是播音员。唱歌停止，他俩开始逗趣：“今天将又闷又热，可能有雷暴雨，”第一个话音未落，第二个又调笑似地插入，“真的？”前一个声音也报以调笑的口吻说，“Mais oui①请原谅啦，伯纳德。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只能忍着啦。”伯纳德哈哈大笑说：“这是对我们罪孽的惩罚啦。”接着又是前一个声音：“伯纳德，我凭什么要为你的罪孽受罚？”伯纳德的笑声更响了，为的是让全体听众明白这罪孽指的是什么。我猜他的意思是，这是我们生命深处的一个愿望：让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看作是罪孽深重的人！让我们的恶行被比喻为暴风、旋风、飓风！当法国人今天晚些时候撑开雨伞的时候，让他们充满嫉妒地回想起伯纳德模棱两可的笑声。我调到另一个台，因为我觉得又一阵睡意正袭来，我希望一些更有趣的意象掺入我的睡梦。在隔壁那个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今天将又热又闷，可能有雷暴雨。我很高兴，法国有那么多的电台在同一时刻用同样的话语说同样的事情。这正是统一与自由的完美结合——人类还能要什么呢？于是我又拨回到方才伯纳德大谈他的罪孽的地方，但这时已换成另一个声音，正为一种新型雷诺汽车唱赞歌；我拨动旋钮，听到庆贺裘皮酬宾展销的女声合唱；再拔回雷诺台，只赶上雷诺赞歌的最后两拍，接下去又是伯纳德的声音。他单调地摹仿着渐渐逝去的旋律，然后宣布海明威的一部新的传记——第一百二十七部传记出版，说这部传记才真正有价值，因为它透露了海明威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的真话。他夸大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负伤次数，他一向把自己装成勾引女人的老手，可是早在1944年8月就已证明，后来又一次证明，他从1959年7月以后完全丧失了性功能。“啊，真的？”另一个声音笑着说，伯纳德又调侃着回答：“Mais oui……”接下来，我们觉得又一次登上了歌剧舞台，与阳痿的海明威在一起，说着说着，不知哪里冒出一个非常严肃的声音，讨论起几周来一直为全法国瞩目的审判：一名年轻妇女因麻醉操作不慎而死于一次非常简单的手术。由于这个事故，一个为保护它所谓的“消费者”而成立的组织建议，将来一切外科手术都必须实况录相，胶片存档。该保护消费者协会认为，只有这样，法庭才可能恰如其分地为每个死在手术台上的法国男女伸张正义。听到这里，我又睡着了。

　　我大约八点三十分醒来，醒后就试着描画阿格尼丝的形象。她和我一样，也躺在一张大床上。床的右侧空着。她的丈夫该是谁呢？显然，是个星期六也必须清早离家的人。这才能说明为什么她此刻独自一人，甜蜜地在清醒与沉睡之间回旋。

　　然后，她起床。面对她是一台电视，由一根鹤脚似的长腿支着，她随手把睡袍往显像屏上一搭，颇像舞台上一挂缀满流苏的白色幕布。她贴床站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裸体：阿格尼丝，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美丽的女人，也许她觉察到了我的目光，急忙捱进邻屋去穿衣。

　　阿格尼丝是谁？

　　恰如夏娃由亚当的肋骨变来，恰如维纳斯诞生于海浪之中，阿格尼丝是从游泳池边那个六十岁女人向救生员挥手致意的动作中蹦出来的，而那个女人的五官特征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淡忘。当时，那动作唤起我对往昔的一种无法解释的深切怀念，这怀念产生了我称之为阿格尼丝的女人。

　　一个人，或者椎而广之，一部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就其定义而论，难道不应该是个独特无匹、不可模仿的存在吗？那么，当我看到某人做了一个动作，这个与她有联系的动作，这个表现其特征、作为她个人魅力一部分的动作，何以同时又成为另一个人的内质、成为我的梦中所见呢？这，值得思考：

　　如果我们的星球见过八百亿人，那么很难设想人人都有其独特的动作套路。从数学上说，这也根本不可能。毫无疑问，世上的动作要比人少得多。这便引出一个令我们吃惊的结论：一个动作比一个人更有个性。再说得简明扼要些就是：人多动作少。

　　当初我在谈论那个游泳池边的女人时曾说过，“她的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内在魅力，在那动作的一刹那显现，令我目眩。”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错了。那动作根本没有显现那女人的内质，实际上是那女人向我展现了一个动作的魅力。一个动作不能被视为一个人的表现，不能被视为他的创造（因为无人能创造一个完全独创性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动作），也不能被视为那人的工具，相反，恰恰是动作把我们当作它们的工具使用，当作它们的载体或化身。

　　阿格尼丝这会儿已穿戴整齐，走进了客厅。她停下脚步，侧耳谛听。隔壁隐约有响动，她知道是女儿刚起身，便急忙闪进走廊，好像要躲着她似的。她走进电梯，按下去门厅的按钮，电梯非但不下降，倒像害了舞蹈病－样抖动起来。这电梯作怪、让她担惊受怕，已经不是第－次。有一次她想下楼，电梯却往上跑；还有－次门就是不开，把她囚禁了半个小时。她觉得它想同她达成某种谅解，以它那粗鲁、无言、兽性的方式告诉她什么。她向门房抱怨了好几次，可是电梯对别的房客相当正常友好，于是门房认为阿格尼丝与电梯不和是她自己的毛病，未予理睬。这一回阿格尼丝傻了眼，只好走出电梯从楼梯下楼。谁知楼梯间的门刚刚关上，那电梯又正常如初，跟随她下了楼。

　　星期六是阿格尼丝最辛苦的一天。她丈夫保罗通常七点之前离家，午饭与朋友在外面吃，而她就得利用这一天的空闲，料理那成百上千比正经公事还要讨厌的杂活：上邮局耗半小时排队，到超级市场采购，在那里跟一个职员吵了一架，在付款柜台等候浪费时间，给水暖工打电话，央告他准时上门，免得整天等他；她还想抽个空，挤出点时间洗个桑那浴，休息休息，这是她一个星期都干不成的事；而到了傍晚时分，她发现自己总是与吸尘器、鸡毛掸为伍，因为每星期五前来打扫的女佣变得越来越丢三落四。

　　然而这个星期六不同一般：这天正好是她父亲去世五周年。她眼前出现了一幅特别景像：父亲拱背坐着，面前是一堆扯碎的照片，阿格尼丝的妹妹正朝他吼叫：“你千嘛要把妈妈的照片撕掉？”阿格尼丝站在父亲一边，妹妹俩大吵，突如其来的憎恨让她们失去了理智。

　　她出门钻进停在房前的汽车。

　　①法语，意为“是的”。

　3

　　电梯带她来到塔楼顶层，这里是健身俱乐部，里面有一个大游泳池，有涡旋浴、桑那浴、土耳其浴，还能观赏巴黎全景。更衣室的扬声器里传出隆隆的摇滚乐。十年前她初来时，俱乐部还没有这么多会员，比较冷清。年复一年，俱乐部不断改观：玻璃越来越多，彩灯、人造花草、仙人掌、音响、音乐也多了，人也越来越多，俱乐部的管理人有一天决定把健身房的四壁都安装上大镜子，这一来又使人数翻了好几倍。

　　她打开一个衣柜，开始脱衣。两个女人正在一旁闲聊。一个是女低音，不紧不慢地抱怨她丈夫把什么都摊在地板上：书、袜子、报纸、甚至火柴和烟斗。另一个则是女高音，嘴皮子快一倍，完全是法国人的习惯，每句话的最后一个音节都提高八度，听上去像母鸡生蛋后愤怒地啼叫：“你的话真让我吃惊！你真让我失望！我真是吃惊！你得拿定主意！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毕竟是你的房子！你得拿定主意：别让他捏住你！”那另一个女人依违于两种选择之间，一方是她的朋友，她尊重她的意见；另一方是她的丈夫，她仍然爱他；于是她只好郁悒地解释说：“我该怎么办呢？他就是这么个人！一贯如此。打从我们认识，他就把东西摊得到处都是！”“那他必须停止这么做！这是你的房子！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你得把这－点跟他讲清楚！”那女高音说。

　　阿格尼丝从未参加过这样的交谈；她从未说过保罗的坏话，即使她觉察到这使她多少与其他女人疏远。她扭头朝女低音方向看去：她是个年轻女人，浅发，面庞像天使。

　　“不，不！毫无疑问是你有理嘛！你不能让他那么做！”另一个女人又继续说：阿格厄丝注意到，她说话时脑袋飞快地左右乱晃，还耸起肩膀，竖起眉毛，仿佛有人胆敢不尊重她朋友的人格，她必须表示极大的愤怒和震惊。阿格尼丝熟悉那动作：她女儿布瑞吉特摇头扬眉时一模一样。

　　阿格尼丝脱去衣服，关上柜门，通过一道转门来到一间铺了磁砖的大屋子，这里一头是淋浴，另一头是用玻璃隔开的桑那浴室。女人们挤坐在里面的长木凳上，有人还裹着特殊的塑料布，像不透气的罩子蒙在身上（或身体其他部分，最常见的是腹部和臀部），这样皮肤更能出汗，她们就能更快地减肥，或者说，她们相信会这样。

　　她爬上最高的一张凳子，因为只有那里还有空。她倚墙而坐，闭上眼睛。音乐声传不到这么远，但女人们声势不减的聊天，亦吵闹得可以。一个不太眼熟的年轻女人走进桑那浴室，她刚进门就吆喝众人挪动，要她们挤一挤，然后提起一桶水倒在石头上。滚烫的蒸气腾起，嘶嘶作响。坐在阿格尼丝身旁的一个女人怕烫而后缩，双手捂住面孔。那新来的见了说：“我喜欢滚烫的蒸气，这给我真正的桑那的感觉。”她边说边挤进两个赤裸的身体当中，开始谈论起昨天电视中的聊天节目，说的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最近刚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真了不起！”她说。

　　另一个女人点头称是：“啊，是的！而且那么谦虚！”

　　新来的说：“谦虚？你不觉得那人是多么骄做？但我喜欢那种骄做！我崇拜骄做的人！”她转脸问阿格尼丝：“您觉得他谦虚吗？”

　　阿格尼丝说没有看那个节目。新来者似乎感到这句话表示了婉转的异议，顿时两眼直视阿格尼丝，高声重复说：“我厌恶谦虚！谦虚是虚伪！”

　　阿格尼丝耸耸肩。新来者说：“洗桑那浴，要的就是真正的热腾劲儿。我必须大汗淋漓。然后我非得再来个冷水澡。冷水冲凉！我最喜欢这样！即使早晨我也喜欢冷水澡。我觉得热水澡很讨厌。”

　　不一会儿，她又宣布桑那浴太闷人；她重复一遍多么讨厌谦虚之后，起身离去。

　　阿格尼丝还是小姑娘时，常常跟父亲去散步。有一次她问他是否相信上帝。父亲回答说：“我相信造物主的电脑。”孩子之所以记住是因为这个回答很奇特。“电脑”这个词很奇特，还有“造物主”，父亲从来不说“上帝”，总是说“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局限于他的工程活动。造物主的电脑：人怎么才能与电脑交流呢？于是她问父亲是否祷告。他说：“那就像电灯泡烧了向爱迪生祷告一样。”

　　阿格尼丝自忖：造物主给电脑安放一个详细的程序后就离去了。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把它交给人类；被遗弃的人类在茫茫虚无之中不断呼唤着上帝却得不到回答——所有这些想法其实并不新颖。但是，被我们的先祖上帝抛弃是一回事，被宇宙电脑发明者的上帝抛弃则是另一回事。程序取代了他的位置，程序在他不在时不停运作，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给电脑安放程序：这并不意味未来的一切都已纳入计划，什么都由“上苍”写好。譬如，程序并没有具体说明1815年滑铁卢有一场大战，法军败北，它只说明人的本性好斗，注定要交战，而技术的进步将使战争愈加凶险。从造物主的眼光看，其余一切都已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总体程序中的排列组合游戏。这些不是对未来的预言式的期待，它只是标明了各种可能性的局限，在此范围内，各种决定性的力量均受到偶然的摆布。

　　我们称之为人类的设计也是这样。电脑不曾安排一个阿格尼丝或一个保罗，它只规划了所谓人的原型，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一大批样品，它们都没有内在的个性。这就好比一辆雷诺轿车，它的内质储存于车外，在设计中心办公室的档案库里。单独的轿车只有序号的区别。人类样品的序号就是面相，即各种面部特征的组合，它纯属偶然，却不可重复。它既不反映性格，也不反映灵魂，更不反映我们所谓的自我。面相仅仅是样品的序号。

　　阿格尼丝回想起刚才那位讨厌热水澡的新来者。她进来是为了向所有在场的女人通报1．她喜欢滚烫的桑那浴；2．她崇尚骄做；3．她不能忍受谦虚；4．她喜欢冷水淋浴；5．她讨厌热水淋浴。寥寥五笔，她勾勒出一幅自画像，通过这五点，她界定了她的自我，并展示给大家。她没有谦虚地展示，（她毕竟说过，她讨厌谦虚！）而是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势。她用的动词诸如“崇拜”、“讨厌”都充满激情，这仿佛是宣布，为了这五笔中的每一笔，为了这五点中的每一点，她随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

　　为什么如此激动？阿格尼丝反躬自问。她想：像我们这样被抛掷到世界上，我们必须首先与掷骰子时那特定的一掷认同，与超凡的电脑所安排的偶然动作认同：我们看到“这”（镜子中面对我们的映像）就是我们的自我时，不必大惊小怪。没有面相即自我这种信念，没有这样一种基本的幻像、原幻像，我们就无法生活，至少不能认真对待生活。与自我认同是不够的，必须充满激情地认同，视为性命攸关之大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人类原型的一个变体，而是一种有其不可替代的内质的存在。那位新来者之所以要给自己画像，而且明确告诉大家它体现了某种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属性，某种值得为之奋斗、甚至牺牲的属性，原因也正在于此。

　　阿格尼丝在桑那浴蒸气中熏了一刻钟，起身一猛子扎进了一个注满凉水的水池。然后，她也来到大屋躺下休息。四下都是女人，她们仍然在没完没了他说话。

　　她很想知道电脑程序安排的死后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她脑子中出现两种可能。如果电脑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我们这个星球，而我们的命运又完全依赖于它，那么死后的存在除了我们现世已经历的几种排列形式以外，不会再有什么；我们将重复类似的情景和存在。我们将独处还是群居呢？可惜，独处不太可能；活着时只有那一点点，我们死后还能指望吗！不管怎么说，死者的数量远远超过生者！她现在正斜躺在一张折叠躺椅上，死后的存在充其量与此刻的经历相仿：四面八方都传来叽叽咕咕女人的说话声。这没完没了的说话声就是永恒：当然还可以想象出更糟的比喻，但女人的无休止的说话声已足以使她一定要抱住生命不放，一定要竭尽所能把死亡挡在远处，越远越好。

　　还有第二种可能：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电脑之外，或许还有更高级的其它电脑。那么，未来存在就不会重复我们的过去，人死的时候就会有希望，虽然朦胧，却值得怀抱的希望。阿格尼丝想起近来萦回于脑际的一个情景：一位陌生人上门来见她。此人态度和善、性格可爱。他捡了一张椅子坐下，面对她和她的丈夫，侃侃而谈。他的友好态度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保罗情绪极佳，有说有笑，还取出了家庭影集。客人一页页翻看着，对某些照片感到困惑。例如，有一张是阿格尼丝和布瑞吉特站在埃菲尔铁塔下，客人间道：“那是什么？”

　　“那是阿格尼丝，没错。”保罗回答。“这是我们的女儿布瑞吉特！”

　　“我知道，”客人说，“我问的是这个结构。”

　　保罗惊讶地望着他：“啊，那是埃菲尔铁塔！”

　　“哦，是埃菲尔铁塔！”他的语调听上去仿佛你给他看了一张爷爷的照片，而他则说：“啊，这就是您那位大名鼎鼎的祖父！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

　　保罗有些困惑不解，阿格尼丝却表现但然。她知道这男人是谁，知道他的来意，以及他会问些什么，所以她又有点紧张；她想把保罗支开，与他单独在一起，可是她不知道怎么安排才好。

4

　　阿格尼丝的父亲五年前去世。再早一年，她先失去了母亲。那时父亲就已经病倒，人人都以为他命在旦夕。那时母亲好端端的，生气勃勃，好像命中注定她还将有漫长而平静的孀居时日。正因为如此，临了撒手而去的竟然是她，而不是父亲，反倒使他局促不安了，仿佛人们会因此而责怪他。“人们”指的是母亲家的人。他的亲戚分散在世界各地，除了在德国的远房表弟，阿格尼丝一个也不曾见过。相反，母亲家的人都住在一个镇上：姊妹呀，兄弟呀，表兄妹呀，还有一大串外甥、侄女们。母亲的父亲是山里的农民，为了孩子而苦了自己一辈子；他让所有的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又让他们舒舒服服地结婚成家。

　　母亲与父亲结婚时，显然是爱他的。这也不奇怪，他相貌堂堂，三十岁时已是大学教授，而当时这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她有这个让人眼热的丈夫，当然高兴，但更使她高兴的是，她可以把他当个宝贝奉献给自己的家里。她按照农村生活的传统，与自己家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可是，阿格尼丝的父亲是个寡言少语、不善交际的人（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生性腼腆，还是别有心事，他的沉默究竟是谦虚还是冷漠也不得而知），于是母亲的这份礼物非但没有能让全家开心，反而令人尴尬。

　　岁月流逝，两人年事日高，母亲越来越倾向于娘家。譬如说，父亲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而她却渴望有人说话，于是她就整日价给她的姊妹、兄弟、表兄妹、甚至侄女们打电话，而且越来越愿意掺和他们的事。现在想来，阿格尼丝觉得母亲的生活画了个圆圈：她迈出自己的小天地，勇敢地同一个全新的世界打交道，但后来却转了回去。她和丈夫、还有两个女儿住一幢花园别墅，一年数次（圣诞节、家人的生日）邀来她所有的亲戚举行家宴庆典；她盘算着待丈夫死后（大家这么等着已颇有时日，甚至都以为他早就大限已过），她的妹妹带外甥女就可以搬过来往。

　　但结果是母亲死了，父亲却活着。葬礼后两个星期，阿格尼丝和妹妹劳拉去看他，只见他端坐在一堆扯碎的照片前。劳拉捡起碎片，厉声喊道：“你为什么把妈的照片撕了？”

　　阿格尼丝也俯身端详桌上的碎片：它们并不尽是母亲的照片：其中大多数都是他一个人的，有些是他俩的合影或母亲单独的照片。面对两个女儿，父亲始终一言不发，未作任何解释。阿格尼丝对妹妹嘘了一声：“别跟爹嚷！”可是劳拉仍嚷个不停。父亲站起身，走进隔壁房间，姊妹俩第一次争吵起来。第二天劳拉去了巴黎，阿格尼丝仍留在家里。直到此刻父亲才告诉她，他在城里找了一套小公寓，并打算卖掉别墅。这又让她大吃一惊。大家向来以为父亲是个书生，家政全由母亲掌管。他们以为他离了母亲没法活，不仅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料理，而且，由于他早就把遗嘱托付给了母亲，人们觉得他恐怕连自己还要什么都不知道了。此刻，在母亲死后不几天，他突然义无反顾地决定搬走，阿格尼丝才恍然大悟，他正在执行一项早已制定的计划，他完全知道自己要什么。考虑到他不可能得知他会死于母亲之后，那城里的小公寓只是个梦想而不能成为现实，现在的一切就愈加不可思议了。他和母亲一直居住在这幢别墅里，和她一起在花园散步，招待她的姊妹表亲，好像专心地听他们谈话，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在别处，在那套单身公寓里。母亲死后，他不过是迁回那长期梦魂紊绕的居所罢了。

　　直到这时阿格尼丝才觉得他有点神秘。他为什么要撕掉照片？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梦想一套单身公寓？又为什么违拗母亲的意愿、不让她妹妹带女儿搬进别墅？按说这更加实用，他的病早晚得请护士照料，而她们至少会比护士更加精心周到。她问他为什么搬家，回答却很简单：“我单独一人要住这么大的屋子干什么？”她不好意思让他接纳母亲的妹妹和她的女儿，因为很清楚，他不愿意那样做。她于是想到，父亲的一生也画了一个圆圈，他也回到了自己的初始。母亲：从家庭到结婚，又回到家庭。他，从孤独到结婚。又回到孤独。

　　那还是在母亲去世前几年，他曾大病一场。阿格尼丝请假两周，回来陪伴。但她无法与他单独在＝起，母亲总是守着他们。有一次，父亲学校中两个同事来探视。他们问他许多问题，都是母亲一一作答。阿格尼丝实在忍不住了：“好了，妈，让爸爸自己说吧！”母亲生气了：“你没见他病着吗！”两个星期快结束时，他的病情略有好转，阿格尼丝终于两次找到机会，同他单独出去散步。但第三次时，母亲又跟他们一起出去。

　　母亲去世一年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阿格尼丝去看他，同他呆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他死了。一直到这最后的三天，她才实现了与他单独相处的梦想。她一直觉得他俩相互喜欢，却又始终不能真正了解对方，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唯有一段时间他们比较亲近，是她八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母亲那时一门心思照顾小劳拉。他俩经常在乡间久久地散步，他回答她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就是在那时，他说起造物主的电脑等许多事情。她现在仅记得一些简单的陈述，宛如古董陶器的残片，现在长大成人了，她想把这些残片再拼成原状。

　　他的死结束了他俩甜蜜的三天独处。参加葬礼的全是母亲的亲戚。因为母亲不在，无人安排守灵，众人匆匆散去。再说父亲已卖掉了别墅，搬进单身公寓，亲戚们觉得这本身就是断交之举。现在他们想到的只是摆在两个女儿面前的遗产，因为别墅一定卖了个好价。谁知公证人告诉他们说，父亲把一切都留给了他帮助创立的数学家协会。这一来，他们更觉得他是个怪人。仿佛他想通过他的遗嘱告诉他们，最好把他遗忘才是。

　　他死后不多日，阿格尼丝发现她的存款数额大增。她这才明白了一切。她那表面迂阔的父亲其实非常精明。十年前他第一次生命垂危时，她曾呆在他身边两个星期，他说服她在一家瑞士银行开了一个帐户。就在他临终之前，他几乎将所有的存款转到这个户头，剩下一个零头捐给了数学家。如果他在遗嘱中说把一切都留给阿格尼丝，那就会毫无必要地伤害另一个女儿；如果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所有的钱都转到她的帐上，却没有特别为数学家留下象征性的一笔，那么人人又都会心急如焚地打听他钱财的去向。

　　起初她觉得必须与妹妹分享遗产。她比妹妹年长八岁，她从来都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可是她临了也没有告诉妹妹。这倒不是贪婪，而是她不愿出卖父亲。他的这份礼物清楚他说明他想告诉她什么，要表示点什么，给她一点他生前不能给她的劝告。现在，她把这一点看作是仅仅属于他俩的一个秘密。

5

　　她停放好车，信步朝大街走去。她又累又饿，但一个人上餐馆很乏味，于是她决定上她看到的第一个小吃铺吃点心。早先这一带有许多不列塔尼人开的小餐馆，价廉物美的卷馅薄饼或荞麦粉烘饼，就着苹果汁，味道极好。可是不知何日，这些小店铺都不见了，代之以专卖所谓“快餐”的现代餐馆。她忍住心头的厌恶，朝一家餐馆走去。透过店面橱窗，她看见人们坐在餐桌前，面前尽是油渍斑斑的纸质食盘，一位肤色白皙、嘴唇鲜红的姑娘吸引了她的目光。她刚用完午餐，可口可乐的空杯推在一旁，只见她仰着脖子，把食指深深地伸进喉咙，这么掏了半天，两眼直瞪着天花板。邻座一个男人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目光注视着街面，张着大嘴。一个无始无终的呵欠，宛若瓦格纳的旋律一样没有止境。有几次，他的嘴行将闭上，但终不彻底；它于是一而再地张大，而他盯住街面的双眼，则随着嘴巴开合的节奏时睁时闭。其实，同时打呵欠的还有好几个，他们的牙齿、龋齿补斑、金属牙冠、还有义齿，都暴露无遗，谁也不抬手稍作遮挡。一个身穿粉红色罩衫的小孩，手拎一只玩具熊的腿，在餐桌间蹦蹦跳跳，那熊也咧着嘴，当然那算不得是打呵欠。小孩手中的这只玩具熊时不时地与顾客碰撞。餐桌相互靠得很近，即使隔着玻璃窗也可以看清，客人们用餐时一定捎带吞下了邻桌的汗臭。丑恶和污浊通过视觉、嗅觉、味觉等各个渠道，劈头盖脸地向她袭来（她立刻想起油腻腻的汉堡包浸泡在甜水中那种味道），她当即转身，决定另找地方填饱肚子。

　　便道上人群熙攘，行走很不方便。她前面是两个白人大个儿，金发北方佬，他俩在人群中推搡开路，这一男一女比周围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要高出一头一肩。他俩每人背一个粉色帆布包，胸前各兜着一个孩子。但转眼间这两人就不见了踪影。现在她面前冒出一个穿齐膝肥裙裤的女人，这是那年的流行式样。这装束使她的臀部愈加肥大，几乎坠及地面。裸露着的白净的腿肚子，好像一对粗瓷水罐，上面暴突的青筋宛如一条条盘成圆球的小蛇。阿格尼丝暗自思忖：这女人明明可以找到十多种式样的外套，把她的青筋遮住，让她的臀部别那么招摇，可她为什么不呢？人们出门与众人在一起时，非但不想让自己更加引人注目，怎么连起码的遮遮丑也不肯去做呢！

　　她打定主意，一旦丑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她就上花店买一枝勿忘我，只买一枝，那纤细的花茎上开一串小巧玲珑的蓝花。她将这样上街，把花举在自己面前，死死盯着它，让自己只看见这个美丽的蓝点，在这个她已不爱的世界上，这蓝点是她唯一愿意保留的东西。她将这样走遍巴黎的每条街道，她很快将化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形象，孩子们将尾随她身后，嘲笑她，朝她扔东西，整个巴黎将称她为手持勿忘我的疯女人……

　　她继续朝前走。她右耳灌满了音乐声浪，商店、发廊、餐馆中传出有节奏的打击乐器的鼓噪；她左耳在分辨马路上的声音：轿车的低声哼唧，公共汽车起动离站时的嘎嘎声响。突然，一辆摩托车尖厉的轰鸣声劈面而来。她不得不探寻这恼人噪音的来历：一个身穿牛仔裤的姑娘，乌黑的长发飘在脑后，她僵直地跨坐在一辆小摩托车上，像坐在打字机前，摩托车的消音器被卸去，发出刺耳的噪音。

　　阿格尼丝想起几小时前桑那浴室里的那个年轻女人。为了让大家认识她的自我，接受她的自我，她进门便宣布厌恶热水淋浴、厌恶谦虚。阿格尼丝确信，这位黑头发姑娘也出于同样的考虑而卸去了摩托车的消音器。发出噪音的不是机器，而是黑发姑娘的自我；为了让人听见，为了穿透他人的意识，她把废气排放的鼓噪与她灵魂相连。阿格尼丝目睹那咆哮灵魂的飘散头发，意识到自己恨不得看到这姑娘立刻死去。倘若此刻一辆汽车从她身上轧过，她倒在一汪血泊中，阿格尼丝既不会感到恐惧，也不会为她难过，她只会感到满意。

　　她突然为自己的仇恨心理感到惶恐，觉得世界位于某个交界点上，一步迈过，一切都将化为疯狂：人们或者手捧勿忘我走上大街，或者互相残杀。酒杯稍加一点就会溢出，也许只需一滴；也许多一辆车就大多了，多一个人，多一个分贝，也会这样。事情总有一个数量界线不得越过，可是没有人把关，甚至没有人意识到界线的存在。

　　她继续前行。人行道上越来越拥挤，谁也不给她让道，她只好走下道沿，紧贴着人行道边，躲着迎面来车往前走。她过去就习惯这么做，因为别人不肯让道。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觉得很倒楣，总想克服：她想鼓起勇气，勇往直前，沿着既定的路线，让迎面来人给她让道，但她从来没有成功过。在日常这种无聊的较量中，她总是输家。有一次，一个大约七岁的孩子朝她迎面走来，阿格尼丝想不给让道，可是最后，为了不与孩子相撞，她仍旧不得不屈服就范。

　　她又想起一件往事：大约十岁时，有一次与父母去山间散步。他们沿着一条宽宽的林中小道往前走，突然跳出两个村里的男孩，他俩伸展双臂双腿站在路中央，其中一个斜拄着一根树棍，挡住他们的去路。“这是一条私人小路！留下买路钱！”他一边喊一边还用树棍轻轻碰了碰父亲的胸口。

　　这很可能只是一场孩子气的恶作剧，至多只需把孩子们推搡到一旁，要么，他们是想讨钱，父亲只需掏个硬币也就能打发。然而父亲闪到一旁，另捡一条小道继续往前走。当然这也没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毫无目的地散步，走哪条道都无所谓，可是母亲却对父亲大为光火，她忍不住抱怨说：“连对两个十二岁的毛孩子也认输服软！”阿格尼丝也为父亲的表现感到失望。

　　又一阵噪音打断了她的回忆：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用汽锤钻挖柏油路面。而在这喧闹声中，又夹杂着演奏巴赫的一首赋格曲的钢琴声，那琴声来自头顶上方，仿佛从天而降。一定是顶楼上什么人打开了窗户，将音响旋钮开到了最大，巴赫的质朴无华之美对于已然扭曲的世界不啻是一种警告。但是，巴赫的赋格曲不敌汽锤和汽车；或许恰好相反，汽车和汽锤将巴赫内化为它们的赋格曲的一部分，阿格尼丝只好双手捂住耳朵，并保持这一姿势继续往前走。

　　就在这时，对面走来的一个过路人瞪了她一眼，并用手拍打他自己的脑门，按照国际通行的手语，这意指对方疯了，思想开小差，或者脑子不好使。阿格尼丝注意到他那一瞥，那憎恶的目光。她顿时怒火中烧，停下脚步；她想扑向那家伙，想揍他。但是不行，人群在推着她往前，又有人跟她撞了个满怀，这人行道上根本停不下三秒钟。

　　她必须不断前行，但心里总忍不住要想他：他俩都被同一噪音包围，而他却觉得有必要让她明白：她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力捂住双耳。那人是责备她的动作失误。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要严厉地申斥她，因为她不肯忍受人人必须忍受的事情。正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不允许她在我们都生活其中的世界中别出心裁。

　　杀掉那男人的想法并非一时的冲动。最初的激动平息后，这念头仍拂之不去，稍有不同的是其中夹杂了一点惊诧，惊诧她怎么会产生如此的仇恨。一个人手拍脑门的样子堵在她心头，像一条充满毒汁的鱼在慢慢腐烂，但就是吐不出来。

　　她又想起父亲。从她看见他对那两个十二岁孩童退让以后，她就常常想象他在这种境况下的表现：在一条沉船上，救生艇有限，不可能人人都上，甲板上一片惊慌。父亲起初与众人一齐奔跑，但他突然发现，人们都在你推我搡，试图将别人踩在脚下，一个急了眼的女人正向他一个劲地槌打，说他挡了她的路，于是，他停下脚步，站到一旁。最后，他眼睁睁看着超载的救生艇在叫喊咒骂声中，慢慢地放到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对这种态度怎样命名呢？怯懦？不对。怯懦是怕死，并不顾一切求生。高尚？毫无疑问，如果他的行为的确出于对同伴的关心。但阿格尼丝不相信这是他的动机。那又是什么呢？她说不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在一条沉船上，如果要拼搏才能登上救生艇，那么父亲宁愿提前接受未日的审判。

　　是的，这一点可以确定。但又有一个问题：父亲仇视船上的人吗？正像她此刻仇视那摩托车手，仇视那嘲笑她手捂双耳的男人？不会，阿格尼丝不能想象父亲会产生仇恨。仇恨把我们与敌人联系得过于紧密，结果把我们也拉入陷阱。这就是战争的污秽：两败俱伤的密切关系，两名怒目相视、以刺刀搏杀的士兵淫荡的接近。阿格尼丝断定：正是这种密切关系，父亲感到讨厌。船上这种混战令他恶心之极，以致他情愿被淹死。人与人之间拳打脚踢，互相残杀时的肉体接触，在他看来，远不如在纯净的大海中孤独地死去。

　　关于父亲的回忆使她从仇恨心理的控制下解脱出来。那手拍脑门人的恶毒形象一点点消失，她脑海中渐渐浮现出另一句话：我不能仇恨他们，因为我和他们毫无关系；我和他们毫无共同之处。

　6

　　阿格尼丝将她未能成为德国人的原因归结为德国的战败。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败者不准有任何的炫耀，哪怕是痛苦地炫耀灭顶之灾也不行。战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胜利，它要对战败者审判，对整个民族审判，因此，那时候要说德语或做德国人是很不容易的。

　　阿格尼丝的母亲祖上是住在瑞士德语区与法语区交界地带的农民。尽管从行政区划说他们属法语区瑞士，但是他们两种语言都说得很好。父亲的父母是定居匈牙利的德裔，他从小在巴黎念书，所以法语说得也还可以。结婚以后，德语自然成了他俩的共同语言。而只是到了战后，母亲才重操她父母的官方语言，阿格尼丝也被送进了法国公立学校。父亲只被允许保留一项日耳曼传统乐趣：用原文向他的大女儿背诵歌德的诗。

　　这是一首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德语诗歌，所有的德国儿童都会记得：

　　　　群山之颠
　　　　一片静溢，
　　　　所有的树顶
　　　　你听不见
　　　　一声叹息。
　　　　林中鸟儿无语。
　　　　只等着，很快地
　　　　你也休息。

　　诗的内容很简单：树林中一切都已睡去，你也要睡了。诗的目的并不是向我们炫耀某种令人惊羡的思想，而只是某一时刻的存在变得不可忘却，值得作不堪忍受的回首。

　　经过逐字翻译，诗已不成其为诗，只有当你用原文诵读时，才能发现它是多么美：

　　　　Uber allen Gipfeln
　　　　Ist Ruh,
　　　　in allen Wipfeln
　　　　Spurest du
　　　　Kaum einen Hauch;
　　　　Die Uogelein schweigen im Walde,
　　　　Warte nur, balde
　　　　Ruhset du auch.

　　每一行的音节数量不等，韵律也不断变化，扬抑格，抑扬格，扬抑抑格，第六行则出奇的长，全诗虽然由两个对句组成，第一句按照语法不对称地到第五行才结束，这样形成的旋律，是以往任何诗中都不曾有过的，看似平常，却美妙无比。

　　阿格尼丝的父亲在匈牙利时就记住了这首诗，他在那里上过德国人的公立学校，阿格尼丝从父亲口中听到这首诗时，正好同他当年一般大。他们一起散步时背诵这首诗，故意对每个重读音节夸张强调，让走路合着诗歌的节拍。由于诗歌的韵律不规整，这么做并不容易，直到最后两行War-te nur－bal-de一ru-hest du一auch! 才能成功。最后一个词auch他们忍不住总要高声喊出，响得数里之外也能听见。

　　父亲最后一次给她背诵这首小诗是他去世前两三天。起初，她以为他想试着重操母语，回归童年；后来发现他亲切地凝视着她的双眼，希望唤起她对当年他们一起快活散步的回忆；而最后她才终于意识到，这首诗说的是死亡：他要告诉她他在死去，而且他自己知道。她过去从来不曾想到，那些天真浪漫的诗行，学童们喜爱的诗行，竟然会有这一层意义。父亲躺在病榻上，额头因发烧沁出虚汗，她紧握住他的手；为克制自己的眼泪，她和他一起哺哺背诵： 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不久你也将休息。她听出了正一步步逼近父亲的死亡的声音：那是树顶上无声无息的鸟儿带来的平静。

　　他去世后，平静的确降临。那是她灵魂中感到的平静，美极了；我想重复一遍：那是树顶上无声无息的鸟儿带来的平静。随着时间推移，父亲的遗愿越来越清晰地从寂默中透出，宛如森林深处传来的猎号声。他的馈赠要告诉她什么呢？活得自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他自己从未敢这么做。为此，他给了女儿放胆去闯荡所需要的一切。

　　自从结婚后，阿格尼丝便失去了一切独处的乐趣：工作时，她一天八小时与两个同事呆在一间屋里；回到家，那是四间一套的公寓，但是，没有一间屋属于她：一大间起居室，夫妻俩的卧室，布瑞吉特一间，还有保罗的小书房。每当她抱怨，保罗就说她可以把起居室看作是她的屋子，他答应（其诚意不可怀疑）他和布瑞吉特都不会去打扰她。可是，在这间摆放着一张餐桌、八把椅子，专供宴请宾朋的屋子里，她如何能感到踏实自在呢？

　　也许现在该明白为什么那天早晨保罗离家之后她感到非常高兴，而且为什么她走过客厅时要轻手轻脚，以避免布瑞吉特的注意。她甚至喜欢那反复无常的电梯，因为它能使她有片刻的独处。她还盼着开车，因为汽车里没有人同她讲话，也没人看她。对，最重要的是没人看她。独处：甜蜜地摆脱一切目光。有一回，两个同事都歇病假，她独自在办公室干了两星期。她惊奇地发现一天下来竟轻松得多，此后她懂了，外人的目光是将她压至地面的重荷，是吸吮她力气的吻，是在她脸上镂刻皱纹的钢针。

　　早晨醒来，她从新闻广播中得知，一名年轻妇女因实施麻醉不慎而死于极其简单的手术。三名医生受审，一个保护消费者协会已经建议将来一切手术都应录相，电影胶片永久保存。人人欢呼这一建议！我们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目光刺中，但这还不够：最后总有一道目光一刻不停地盯着我们，跟我们上街，到树林里，看医生，上手术台，上床；关于我们生活的实照，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将被存档备用，随叫随到，供法庭调查，或供公众消遣。

　　这些想法重新唤起她对瑞士的向往。实际上自父亲去世后她每年都要去两三次。保罗和布瑞吉特说到她这种情感保健方面的需要总带着宽容的微笑：她去清扫父亲坟上的落叶，在瑞士旅馆中，通过宽敞的窗户呼吸新鲜的空气。但他们错了：即使那里没有她的情人，瑞士之行也是她深刻而系统的背叛他们的行为。瑞士：树顶鸟儿的歌。她梦想有一天能呆在那里永远不回来。好几次甚至已去看过出售或出租的公寓，甚至已想好给他们写的信，告诉女儿和丈夫尽管她仍旧爱他们，但她已决定独自生活，离开他们。不过，她恳求他们经常给她写信，因为她希望他们万事如意。这一点是最难表达、最难解释的：她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即使她毫无看他们或与他们住在一起的愿望。

　　当然，这些只不过是梦想。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怎么会放弃幸福的婚姻呢？可是，远处传来一个充满诱惑的声音，不断打破她婚后生活的平静：这是独处的声音。她双目紧闭，聆听来自遥远的森林深处的猎号声。那些林中小路，她父亲正站在一条路上，微笑着，招呼她同行。

7

　　阿格尼丝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等保罗。他们的下一个节目是法国人所谓的diner en ville ②。她一整天没有吃东西，觉得有点累，于是她随便翻着一本厚杂志，休息一会儿。她没有精力去读文章，只是浏览图片，那一页页的彩照。杂志的中页报道了一次航空表演中发生的惨剧。一架飞机起火坠毁，冲进了观众席。那些照片很大，每一张占了一整页。照片上的人们惊恐万状，四下逃散，烧焦的衣服，灼伤的皮肤，从人体腾起的烈焰；阿格尼丝不由自主凝视着这些照片，想象那摄影师会有怎样的狂喜，日常的平庸景观使他意气消沉，但突然间，他看见了他的好运正随着这架吐火喷焰的飞机从天而降！

　　又翻了几页，她看见裸浴海滩上一丝不挂的人，一条大字标题写着：这些照片不能收入白金汉宫的影集！下面有一篇短文，它的最后一句是“……摄影师就在那里。由于她有这些可怕的耳目，公主又一次发现自己位于舞台的中心。”摄影师就在那里。其实摄影师无处不在。摄影师藏在灌木丛中，摄影师伪装成跛足乞丐。到处都肩窥视的眼睛。到处都有镜头。

　　阿洛尼丝回想起小时候总感到困惑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上帝能看见她，而且一直在看着她，也许，这是她第一次体验到的一种快感，一种当人们感到自己被监视，躲也躲不掉，包括在最最隐密的时刻也不例外，监视的目光让你不得安生时所感受到的奇特的欢愉。她的母亲相信这一说法，她对她说：“上帝在看着你。”这是要她别撒谎、别啃指甲、别挖鼻孔时才这么说的。但这产生了另一种效果：恰恰是在这些时刻，当她沉溺于这些坏习惯，或在触及她肉体的隐私的时候，阿格尼丝就会想起上帝，并且按照他的旨意行事。

　　她想到了女王的妹妹，认识到上帝的眼睛今天已由摄像机取代。一个人的窥视眼已由众人的眼睛取代，生活已变成一场宏大无比的狂欢，人人都参与其中。人人都可以看见一位英国公主在亚热带海滩上一丝不挂地欢度生日。摄像机表面上似乎只钟情于名流，可是，只要一架喷气式飞机在你身边坠毁，你的衬衫着火，那么，转瞬之间你也就名杨天下，被拉入这场普天同庆的狂欢，这种狂欢并不给人们欢乐，它只是向大家发出严正警告，警告他们无处藏身，每个人都受到别人的钳制。

　　一次，阿洛尼丝与一个男人在一家大饭店的门厅约会，她正想跟他亲吻，一个下下颏蓄着髭须的家伙突然出现在面前，他身穿牛仔伪，上身一件皮夹克，脖子上、肩膀上挎打五个袋包。他弓着腰，眯缝着眼打量手中的照相机。她连忙摆手遮脸，那男人却哈哈大笑，冒出一句不三不四的英语；他象跳蚤似地往后蹦了几下，咔嚓按下了快门。这本是一桩无意的插曲：饭店里正举行一次学术年会，他们雇了一个摄影师拍照，这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便可以订购各自的留影，作为纪念品。但是阿格尼丝却无法忍受世界上什么地方保存着某个文件，证明她曾与那男人在那里相会；于是她第二天又去饭店，买下了她的全部照片（她站在那男人身旁，伸出一只胳臂挡自己的面孔），她还追问底片的下落，可是，底片已存到摄影代理行，无法取回了。虽说这并不会给她造成真正的危险，但是她总摆脱不掉心中的焦虑，因为她生命中的这一秒针没有象其他的分分秒秒那样化入虚无，而是被拉拽出了时间的进程，日后万一碰上什么倒楣事，就会将它唤醒，它就会象没有掩埋踏实的尸体一样作祟。

　　她换了一本杂志。这一本偏重政治和文化，里面既没有什么惨剧灾祸，也不登裸浴海滩与公主。杂志中尽是人脸，除了脸还是脸。即使是书后刊登的书评，每篇文章都附有被评作者的照片。许多作家鲜为人知，照片可成为了解他们的有用信息，但这里却登了五张共和国总统的照片是怎么回事呢？他下巴和鼻子的形状是人人都熟悉的。甚至是社论也发一张作者的小照片，刊在文章的上方，显然每星期都在同一位置。关于天文学的文章附有放大了的天文学家微笑的照片，甚至广告——打字机、家俱、胡萝卜的广告中也有人脸，而且是无数的人脸。她又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她发现其中有九十二张照片是纯粹一张人脸的照片；四十一张为一张人脸加点别的什么；二十三张集体合影中又有九十张人脸；只有十一张照片中人处于较次要的位置或完全消失。加在一起，这杂志中共有二百二十三张人脸。

　　保罗回到家里，阿格尼丝告诉他这个数字。

　　“是啊，”他说，“人们对政治、对别人的利益越是冷淡，他们就越迷恋于自己的脸面。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当你极为痛苦时，一架照相机摄下你的照片，这又与个性主义有什么关系？相反，这正意味着个人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成了别人的财产。你知道，我记得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候，如果你想拍某人的照片，你得征得同意。即使我是个孩子，大人也会问我：小姑娘，我们能给你拍个照吗？可不知什么时候，她们再也不同了。照相机的权力压倒了所有别的权力，这使一切都改变了，一切的一切。”

　　她又翻开杂志说：“如果你把两张不同人脸的照片放在一起，你的眼睛立刻能感觉到它俩的不同。可是如果你把二百二十张人脸摆在一起，你突然会觉得这些都是同一张脸的许多变形，而根本不曾存在过所谓的个体。”

　　“阿格尼丝，”保罗说，声调陡然严肃起来，“你的脸跟谁也不同。”

　　阿格尼丝没有留意保罗语调变得严肃，于是芜尔一笑。

　　“谁跟你笑，我说真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爱他的脸，那么他的这张脸与任何别人就都不一样。”

　　“是的，你认识我是因为我的这张脸，你把我当作一张脸，而且你决不会以别的方式了解我。因此，你永远不会想到我的脸可能不是我自己。”

　　保罗像一个老医生那样耐心地回答：“为什么你认为你的脸不是你呢？你这张脸的背后又是谁呢？”

　　“你不妨想象一下一个没有镜子的世界。你做梦看见你的脸，就把它想象成你的内在的外观。一天，当你四十岁时，别人第一次把一面镜子摆在你面前，想想你会多么害怕！你将看见一张陌生人的脸，你将清楚地懂得那原先无法理解的道理：你的脸不是你。”

　　“阿格尼丝，”保罗从扶手椅中站起，他靠得很近，她从他眼中看到了爱意，从他的五官，看到了他的母亲。他很像她，正如他母亲很可能也像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又会像另一个人。阿格尼丝第一次见到保罗的母亲时，觉得她与他相像很不舒服。后来，保罗和阿格尼丝作爱，某种怨愤使她又想起这种相像，有几个瞬间，她仿佛觉得是一个老太婆压在她身上，肉欲使她的脸变了形。可是保罗早已忘记他像母亲，他坚信那是他自己的脸，决非别人所有。

　　“我们的姓名，也纯属巧合，”她继续说，“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姓产生于何时，不知道某个遥远的先祖如何得到它的。我们对自己的姓名根本不理解，不知道它的历史，但我们使用时却无比忠诚，我们与它化为一体，我们喜欢它。说来荒唐，我们竟会为它感到骄做，仿佛它是我们得到了某个灵感而想出的。脸和姓名一样。一定是在我童年行将结束之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久久地照镜子，结果终于相信所看到的确实是我自己。我这个时期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但我知道，发现自我是非常令人陶醉的。不过，当你站在镜子前，你会问自己：这是我吗？为什么？我为什么要与这认同呢？这张脸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时，一切都将崩塌。一切都将崩塌。”

　　“什么将崩塌？你怎么啦，阿格尼丝？你最近是怎么啦？”

　　她朝他一瞥，低头不语。他和他母亲简直像得不能再像了。而且越来越像。她越来越像当年那老太婆的样子。

　　他双臂抱住她，将她举起。她看着他，而这时他才发现她眼里尽是泪水。

　　他把她紧紧搂住。她知道他爱她，但这一点突然使她很悲哀。她为他如此爱她而悲哀，她想大哭一场。

　　“我们得换好衣服，该动身了。”他说。她缓缓地从他怀抱中脱身，向盥洗室奔去。

　　②法语：出去吃晚饭。

8

　　我写阿格尼丝，我尽力去想象她。我让她坐在桑那浴室的木凳上，在巴黎漫步，翻阅杂志，与丈夫谈话，但是，那个产生这一切的，一个女人朝游泳池边的救生员挥手的动作，却好像被我忘记了。阿格尼丝还会不会以这种姿势向别人招手呢？不会。虽说有点奇怪，但我相信她一定多年没这样了。很久以前，她还年轻，一定会这样，那时候她一直这样招手。

　　那时她住在瑞士的一个小城里，四周环山，远处可以看见山颠的轮廓。那年她十六岁，与学校里的一个朋友去看电影。灯一暗他就拉住了她的手。不一会儿两人的手心都有点黏乎乎的，但男孩不敢撒开，他鼓足了勇气才攥住的手，一撒手，那就意味他承认自己紧张出汗，承认自己心中有愧。于是，他们握着手坐了一个半小时，直到电灯复明才松开。

　　为了延长约会的时间，他领她穿过一条条老城的街道，然后上山来到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这里到处是旅游者。他肯定早有计划，因为他很迅速地把她带到一条僻静的通道，理由很简单，说想让她看一幅画。他们走到通道的尽头，这里根本没有画，只见一扇深褐色的门，上面写着厕所二字。这男孩以前肯定没有留意这标记，只好停下。她知道他根本对画不感兴趣，他只想找个幽僻场所亲吻她。这可怜虫，竟找了一个厕所旁边的肮脏角落！她噗嗤一声笑起来，为了表明并不是嘲笑他，她用手指了指标记。他也哈哈大笑，但他突然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不能在这两个字作背景的地方拥抱亲吻她（何况这是他俩的初吻，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吻）。他别无选择，只好折回，他为自己放弃初衷而感到痛苦。

　　他们默默地走着，阿格尼丝非常生气：他为什么不干脆在大街的中央吻她？为什么他非要带她沿着一条偏僻的通道来到一个厕所，来到这个一代又一代又老又丑、臭哄哄的僧侣们解溲的地方？他的窘迫使她受宠若惊，因为这是他被爱情扰得神魂颠倒的标志；但他的窘迫又使她更加生气，因为这恰恰证明了他的幼稚；与这么一个同龄小男孩外出似乎有点掉价，她只对比自己更大的男孩感兴趣。她心里的确拒绝了他，但她知道他很爱她，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一种正义感驱使她拉他一把。在他的爱情经历中给他一点支持，帮他去除掉孩子气和窘迫感。她暗暗下决心，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勇气，那么她将采取主动。

　　他伴随她回家。她打定主意，他们到了家门口，她就张开双臂抱住他，吻他，这定会让他大吃一惊、呆著木鸡。但是在最后一刻，她却失去了这样做的愿望，因为他那张脸已不再是悲哀，而是一副凛然不可接近的神气，甚至带有敌意。结果，他们只握了握手，她沿着花园小径走到了家门口。她感觉到那男孩正一动不动地注视她的背影。她又一次为他难过；她觉出这是一种大姐姐的怜悯。而就在这时，她做了一件预先不曾想到的事情：她一边往前走，一边扭转头去，朝他粲然一笑，她的右手在空中一挥，那么轻巧、飘逸，宛若抛掷出一只五色彩球。

　　阿格尼丝不事准备地突然举手一挥那一瞬间，真有说不出的奇妙，顷刻之间，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身体和手臂的动作是那么完美，堪称艺术杰作，这一切怎么可能呢？

　　那时候，有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常来看父亲。她是系里的秘书。她把作业送来让父亲批改，又把改好的再带回去。虽说这些来访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但这时的气氛就会神秘兮兮地变得紧张（母亲总变得一声不吭），令阿格尼丝感到奇怪。每当她离开时，阿格尼丝会跑到窗前偷偷地张望。有一次，女秘书朝大门走去（一些日子以后，阿格尼丝在这里沿着相反的方向走来，身后是那个不幸的男同学的目光），她转过身，莞尔一笑，出人意料地扬起手臂，那么轻巧、飘逸。这真是个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时刻：砂石小径闪闪烁烁反射出太阳的道道金光，大门两侧的茉莉花丛吐蕊盛开。这向上挥扬的动作仿佛在为这一方金灿灿的土地指示起飞的方向，而这一片茉莉花丛显然已经张开了翅膀。父亲并不在场，但那女人的手势表明，他正站在别墅门口目送她的背影。

　　这手势是那样突然、优美，它像一道闪电深深刻入阿格尼丝的记忆；它把她引进深邃的时空，在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心里引起一种朦胧浩渺的憧憬。在她突然觉得有很重要的话要告诉她的同学，却苦于无法表达的时刻，这个手势复活了，替她说出了她无法说出的意思。

　　我不知道她用这手势用了多久（更确切他说，是这手势用了她多久），但可以肯定，她一直用到她发现比她小八岁的妹妹挥手向她的女友告别那一天。她妹妹从小崇拜她、摹仿她；但是，当她看见妹妹使用她的手势时，她感到有点不舒服：成人的手势不适合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手势人人能用，并不专门属于她。当她挥动手臂时，她自己其实也在偷窃或伪造。从此以后，她开始有意回避这手势（手势一旦适应了我们，改变习惯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产生了一种对手势的反感。她只用几种最重要的（点头表示“是”，摇头“不是”，向同伴指点他没有看见的事物）、几种她不认为是自己独创的手势。这样，父亲的秘书漫步在金色小径上时的迷人手势（我看见那身穿泳装的女人向救生员告别时也曾为之着迷），便完完全全在她身上蛰伏下来。

　　但是有一天，它苏醒了。那是在母亲去世前，她在家呆了两个星期陪伴卧病在床的父亲。最后一天她准备向父亲告别，她知道他们将很久不会再见面。那天母亲不在家，父亲想送她上车，汽车停在大街上。她坚持不让他送出家门，独自沿那金灿灿的砂石路，经过了花坛，走到了大门口。她只觉得喉咙发堵，她极想对父亲说点最美好的、词语无法表达的意思，结果。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她突然一转头，微笑着，手臂在空中一挥，那么轻巧、飘逸，仿佛告诉他来日方长，他们将会有很多见面的机会，转瞬之间，她想起那位四十来岁的女人，二十五年前也是站在这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向她父亲挥子。这使她不安。又使她不解。这好像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时刻在某一秒钟突然相遇，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在某一个手势上突然重合。一个念头闪过她的脑际，这两个女人也许就是他平生唯一爱过的女人。


9

　　晚饭后，他们都坐在客厅里。面前是盛白兰地的酒杯和喝了一半的咖啡，第一位勇敢的宾客站起身，向女主人微笑着鞠了一躬。其他人将它当作一个信号，他们与保罗和阿格尼丝一道从扶手椅里跳起，匆匆奔向各自的汽车。保罗驾车，阿格尼丝坐在一旁，全神贯注看着往来不断的车流，灯火闪烁，大都市之夜不知所以然的躁动。一种强烈而特别的感觉又一次向她袭来——这种感觉近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她觉得自己与那些肩膀上扛个脑袋，脸上有一张嘴的双足动物毫无共同之处。有一段时间，她对他们的政治、科学、发明创造很感兴趣，她把自己视为他们的伟大冒险事业的微小的一分子，可是有一天，她突然有一种感觉，她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种感觉很奇怪，她尽量抵制，她知道它并不涉及道德问题，而且很荒诞，但她最终还是认定。她不能谴责自己的感觉：她已经不能用他们的战争来折磨自己，她不能为他们的盛事庆典而感到高兴，她已坚信这一切都与她无关。

　　这是否说明她心地冷酷呢？不是，这与心地无关。不管怎么说，谁也没有她给乞丐的钱多。她路上遇见他们从来不会不理睬，而他们也好像感觉出这一点似的，总是向她求助；他们能从上百个过路人中单独把她挑出，把她看成是关怀他们的有心人。——是的，一点不假，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她对乞丐的施舍也是基于相反的理由。她给他们钱，并非因为乞丐属于人类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人类，因为他们被排斥在人类之外，或许同她一样，他们也觉得不可与人类为伍。

　　不与人类为伍：这是她的态度。只有一件事能让她改弦易辙：对具体人的具体的爱。如果她真地爱上谁，她就不会对他人的命运无动于衷，因为她的所爱亦将依赖那命运，他将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样，她也就不会再觉得人类的苦难、战争和节日与她无缘。

　　她为自己最终的这个想法感到惶恐。难道她真地不爱任何人？那么保罗呢？

　　她想起数小时前他俩动身外出晚餐前的一刻，他把她紧紧拥在怀里。是的，她心里有一种想法：近来她总摆脱不了这个想法，她对保罗的爱只是一种愿望，爱他的愿望：一种想有幸福的婚姻的愿望。只要她对这种愿望稍许放松，爱情就会像小鸟出了笼那样立即飞走。

　　深夜一点，阿格尼丝和保罗正在脱衣。如果此刻要他们描述对方的动作，他们会尴尬的。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相互对视了。因为当时还没有联系，他们的记忆机制未能记录下在躺在婚床上以前那共同的夜生活是什么样子。

　　婚床：婚姻的祭坛；当一个人说祭坛，另一个人则会回答牺牲。在这里，他们中的一个人为另一个人作出牺牲：两人都无法人眠，同伴的鼻息声将他们吵醒；于是，他们蠕动着，拱向床边，当中留下一道宽缝；他们假装熟睡，以为这样能使同伴入睡，然后自己就能辗转反侧而不至于影响另一位。不幸，同伴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因为他（出于同样理由）也在假寐，不敢翻动。

　　不能入眠，又不让自己翻动：这就是婚床。

　　阿格尼丝仰面平躺着，脑海中掠过一幕幕的镜头：那个彬彬有礼的陌生人又一次来访，就是那个对他们十分了解、却不知埃菲尔铁塔为何物的男人。她想无论如何与他私下交谈一次，但他却故意选他俩都在家时上门。出于无奈，她只好略施小计骗保罗出门。三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桌上摆着三只咖啡杯，保罗正准备招待客人。阿格尼丝只等客人开口说明来意。实际上，她知道他的来意。但是。她知而保罗不知。客人终于打断保罗的话头，点到了正题：“我相信，你们已猜到我从哪里来。”

　　“是的。”阿格尼丝说。她知道他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星球，一个在宇宙中举足轻重的地方。她又急忙补充道，脸上还带着羞涩的微笑，“那边的日子更好一些吗？”

　　客人只耸耸肩：“阿格尼丝，你当然知道你生活在哪里。”

　　阿格尼丝说：“也许死亡真地存在。可是事情就不能通过别的办法来安排了吗？一个人就真地需要抛却自己的身躯，身躯就非得埋到地下或投入烈火？这一切太恐怖了！”

　　“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地球就是很恐怖的。”客人说。

　　“还有一件事，”阿格尼丝说，“也许你觉得这问题很可笑。在你们那里生活的人有脸吗？”

　　“没有。只有这里有脸，别处都没有。”

　　“那住在那里的人怎样相互区别呢？”

　　“他们每人都是自己的创造。就是说，每个人都得设想出他的自我。但这事很难谈，你无法理解。有一天你会理解的。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下辈子你将不会回到地球上。”

　　当然，阿格尼丝早已知道客人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所以她并不惊讶。但保罗大惊失色。他看看来人，又看看阿格尼丝。她无可奈何，只好说：“那么保罗呢？”

　　“保罗也不会呆在这里。”客人回答。“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这件事。我们总是告诉那些已经选定的人。这里只想问一个问题：你们下辈子是希望仍旧在一起，还是永不相遇？”

　　阿格尼丝知道他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她希望能与来人单独在一起。她知道保罗在场她说不出：“我不想与他厮守在一起了。”她在他面前不会这么说，他也是这样，即使他也很可能希望卡辈子不与阿格尼丝一道，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可是，要他俩当面说“我们下辈子不想在一起”，这就等于是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爱，我们之间现在就没有爱”。而这一点恰恰是说不出口的，因为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全部日子（早已超过二十年的共同生活）就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幻像之上，他俩一直兢兢业业地守护、扶植着这一幻像。这样，每当她想象这一场景，她就知道自己遇到这个问题就会投降，就会违心他说：“是的，当然唆。我希望我们下辈子还在一起。”

　　但是今天，有生以来第一次，她下定了决心：即使当着保罗的面，她也一定要鼓起勇气说出她的愿望，说出她埋藏在心底的真正的愿望；她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的勇气，哪怕毁掉他俩之间现有的一切也在所不惜。她听见身旁的呼吸声在加粗。保罗已真正入睡。她好像把同一盘影片又放回放映机，把整个情景又重新过了一遍：她与客人说话，保罗惊奇地看着，客人说：“你们希望下辈子仍厮守到老还是永不相遇？”

　　（奇怪：即使他掌握了他俩的全部信息，他对地球心理学却不是一窍不通，什么是爱，他也不熟悉，因此，他无法想象这么真诚、实在、善意的提问，竟会造成如此困难的局面。）

　　阿格尼丝鼓足了全部勇气，坚定地回答：“我们宁可永不相遇。”

　　只听咔嗒一声，爱的幻像被锁到了大门外。

第二章

　　1

　　一八一一年九月十三日。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①与他年轻的新娘贝蒂娜·内·布列恩塔诺住在魏玛的歌德家中已经是第三个星期了。贝蒂娜二十六岁，阿尔尼姆三十岁，歌德的妻子克莉斯蒂安娜四十九岁，而歌德六十二岁，已老得一颗牙也不剩。阿尔尼姆爱他的年轻妻子，克莉斯蒂安娜爱她的老头绅士，但是，贝蒂娜成婚以后，却连续与歌德调情。这天早晨，歌德独自在家，克莉斯蒂安娜陪伴一对新人去参观一个艺术展览（由他们的世交、枢密顾问梅厄安排），展品有一些歌德赞赏过的绘画。克莉斯蒂安娜夫人不谙艺术，但她记得歌德的赞语，因此能从容不迫地把歌德的意见当作自己的看法。阿尔尼姆听到克莉斯蒂安婉颇有权威架势的声音，又打量了一下贝蒂娜鼻粱上的眼镜。每当她像兔子似地嗅着鼻子，那眼镜就会上下疾动。阿尔尼姆明白这动作的意思：贝蒂娜快要气炸了。他似乎觉察到一场风暴就要降临，便小心翼翼地溜进了邻室。

　　他刚离开，贝蒂娜就打断了克莉斯蒂安娜：别胡诌了，她完全不能同意！这些绘画糟糕之极！

　　克莉斯蒂安娜也火冒三丈：首先，这年轻的贵族太太，结了婚、怀了孕，还胆敢与她的丈夫调情；更不能容忍的是，她竟敢违拗他的意见。她究竟想干什么？当拥戴歌德的带头人，同时又当反对歌德的带头人？这两条中哪一条都气得她够呛；更不能下咽的是，从逻辑上说，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她毅然大声疾呼，绝不能将如此杰出的绘画说成糟糕之极。

　　但贝蒂娜的反应是，不仅可以宣布它们糟糕之极，而且应该补充说这些绘画荒唐透顶！没错，它们荒唐透顶！她又列举出一系列论据论证这一看法。

　　克莉斯蒂安娜听着，她丝毫不能理解这女人的意思。贝蒂娜越激动，她就越用一些从年轻大学生伙伴那里学来的词语，而克莉斯蒂安娜认为她之所以用这些词语，是欺侮她不懂。她注视着贝蒂娜的眼镜在鼻梁上上下滑动，觉得她难懂的语言与她的眼镜简直就是一回事。其实，贝蒂娜戴眼镜是件大好事！因为谁都知道歌德谴责过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下戴眼镜，认为这是情趣低下、性格乖张的表现！因此，如果贝蒂娜坚持在魏玛戴眼镜，那就说明她要厚颜无耻地表现自己属于年轻的一代，属于以浪漫主义加眼镜为特征的一代。而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骄傲地与年轻一代认同后会说些什么：当他们的父兄（就贝蒂娜而言，指克莉斯蒂安娜的歌德）早已长眠于地下，头顶野菊花的时候，他们依然充满生机。

　　贝蒂娜滔滔不绝，她越来越激动。克莉斯蒂安娜突然飞起一掌，朝她的脸掴去。说时迟那时快，她顿时意识到不该打客人。她急忙缩手，但指尖仍在贝蒂娜的前额擦了一下。贝蒂娜的眼镜落地，碎成几片。整个画廊里，人人转过身来张望，面面相觑；可怜的阿尔尼姆从隔壁展室奔回，他不知如何是好，便蹲下身去拾捡碎片，仿佛想把它们粘成原样。

　　大家紧张地等待了好几小时，听候歌德的裁决。当他听完整个故事，他将站在哪一边呢？

　　歌德站在克莉斯蒂安娜一边，永远不准这两位年轻人再踏进他的家门一步。

　　一只酒杯破碎，它象征好运。一面镜子破碎，你将会倒运背时七年。那么一副眼镜破碎呢？它意味着战争。贝蒂娜走遍魏玛大大小小的沙龙宣布：“那根粗香肠疯了，她咬我！”这句话传遍了每一个人，整个魏玛放声大笑。这句不朽名言，这不朽的笑声，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回荡不绝于耳。

　　① 阿契姆·冯·阿尔尼姆（1781一1831），德国作家、待人。

　　2

　　不朽。歌德并不害怕这个词。他的自传《我的一生》有一个著名的副标题——“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其中写到德累斯顿新剧院的舞台大幕，他十九岁第一次见到时曾仔细作过一番考察。它的背景（我援引歌德的自述）展现的是名人殿（Der Tempel des Ruhmes）场面，历代剧作家簇拥于四周。正中是“一位身披轻便斗篷的男士”，他正旁若无人地“大步迈向殿堂；人们只看见他的背影，而他看上去与别人也并无西样。此人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他既无前人可效法，也不关心以往的杰作，他独来独往，向不朽直奔而去。”

　　当然，歌德所说的不朽与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仰不同。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比较世俗的不朽，即死后仍活在后人记忆之中。人人都能获得程度不等、延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不朽，人们从小就懂得了这个道理。譬如，他们常常提起一个摩拉维亚村镇的行政官，我童年时期远足常去那里，那人家里摆着一口敞盖的棺材，每逢他自满自足的得意时刻，他就躺进棺材，想象葬礼的情景。这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躺在棺材中任思绪飞扬：这就是沉湎于自己的不朽。

　　说到不朽，人们自然又不平等。我们必须有所区别，一种是所谓一般的不朽，熟人之间对一个人的怀念（村镇父母官向往的那种不朽）；另一种是伟大的不朽，即一个人活在从来不认识他的人的心民中。生活中有一些途径，可以从一开始就让人面对这种伟大的不朽，当然，并不一定十拿九稳、但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可能：它们就是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的道路。

　　当今欧洲的政治家中，最关心自己能否不朽的应属弗朗索瓦·密特朗。我至今仍记得他在一九八一年当选总统后举行的难忘的庆典。先贤祠前的广场挤满了热情欢呼的人群，但他没有置身其中：他独自一人走上宽阔的台阶（恰如歌德所描述的大幕上的莎士比亚迈步走向名人殿），手里握着三株玫瑰。不一会儿，他躲开群众的视线，独自与六十四位显赫人物的尸魂聚到一起，只见他陷入沉思，追踪他的只有摄影师和摄影机的镜头，当然还有几百万法国人，他们通过电视屏幕，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电视上同时响起电闪雷鸣般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他把玫瑰逐一摆放在三座事前选好的陵墓前。他像一位土建测量员，种下那三株玫瑰，作为这幢永恒大厦的标界，它们划出一块三角形地盘，在它的中央将营造起象征他的不朽的宫殿。

　　他的前任是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但总统，他曾邀请一名清洁工与他在爱丽舍宫共进早餐。这无非是多愁善感的资产者为了赢得普通民众的热爱，让他们相信他是他们的一员而作出的一种姿态。密特朗没有天真到想当清洁工的地步；（没有一位总统能实现这一梦想！）他想摹拟死者。这确实聪明多了，因为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如果谁的面相在我们心目中与已故某人的面相吻合，那么他在有生之年就已经不朽。

　　我一向很喜欢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有一次电视上看见他与一群工作人员、教练、以及警卫在一起慢跑，我觉得心中的喜欢几乎达到爱的地步；谁知道他突然头冒虚汗，因为疼痛脸色也变了，慢跑的同伴们赶忙扶住他：一次轻度心肌梗塞。慢跑本是为让全国上下看见总统青春永驻，所以请来了摄影师。结果大家非但未看见朝气蓬勃的运动员，反而看到一个上年纪老人的不幸遭遇，当然这并不是摄影师的过错。

　　一个人渴望不朽，可是有朝一日摄像机将会让我们看到一副咧嘴龇牙的可怜相——这将是我们记住他的唯一样子，成为他抛物线似的一生留下的唯一东西。他将进入某种不朽，但我们将称之为荒唐可笑。泰彻奥·布拉①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但我们今天只记住了他的一件事：在一次宫廷晚宴上，他因为羞于上厕所而胀破了膀腕，死后作为为面子和小便而献身的烈士跻身于荒唐可笑的不朽者行列。这同克莉斯蒂安娜·歌德完全一样，她被永远称作一根会咬人的疯香肠而跻身不朽者之列。小说家中与我最新密的是罗伯特·穆西尔，一天早晨）他死于举重练习。所以，我练举重时便不停地测量脉搏，生怕倒地死去，如果同我敬重的那位作家一样，手持扛铃死去，那么，我就成了一名伟人摹仿者，由于我的难以置信的狂热和盲从，我将立即加入荒唐可笑的不朽者的行列。

　　① 泰彻奥·布拉（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著名天文学家凯卜勒的老师。

3

　　如果设想，早在鲁道夫大帝①时期就有了摄像机（正如使吉米·卡特不朽的那种），皇宫盛宴被摄人镜头，只见泰彻奥·布拉在椅字上扭动，脸色刷白，双腿时而夹紧时而放松，直盯着天花板翻白眼。如果他意识到还有几百万观众在注视他，他将更加感到痛苦，而他所在的不朽圣殿走廊上的笑声，将听上去更响。人们一定会要求这位著名天文学家羞于去撒尿的镜头每年除夕重播一次，因为人人都想开怀大笑，而可笑的东西却太少了。

　　这使我产生一个问题：摄像机时代的不朽人物是否产生了变化？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基本上未变；因为摄影镜头早在它被发明以前就已存在，它的非物质化的本质早就存在了。即便没有镜头对着，人们的表现与他们被摄入镜头时是一样的。歌德那时候并没有一群摄影师围着，但是，从未来深处投射出的摄影师的影子却已把他包围。譬如，在那次著名的进谒拿破仑的过程中，就曾发生这种情况，当时正处于权势颠峰的法皇把欧洲各国首脑召集在艾福开会，要他们同意他与俄国沙皇之间划分的势力范围。

　　拿破仑是一位真正的法国人，他并不愿意看到数十万人去送死，他希望得到作家们的颂扬。他请他的文化顾问列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其中首屈一指的是个叫歌德的。歌德！拿破仑拍了一下脑门。《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埃及战役时他发现手下的军官个个都迷上了这本书。他知道这书的内容，因而勃然大怒。把军官们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们居然读这种软绵绵的无聊货色，他下令今后谁也不准再碰小说，任何小说！让他们读点历史，那要有用得多！但这一次，既然知道了歌德是何许人，他决定请来一见。他实际上也愿意这样做，因为顾问告诉他歌德首先是一个剧作家。与小说相比，拿破仑更喜欢戏剧。戏剧使他想起战斗。他本人就是最伟大的战争策划者之一，他是无人可及的导演。在他内心深处，他坚信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悲剧诗人，比索福克勒斯伟大，比莎士比亚伟大。

　　文化顾问是个能干人，但常常把事情弄混。歌德的确对戏剧感兴趣，但他的名声与此无关。在拿破仑的这位顾问的心目中，肯定是把歌德同弗雷德里克·席勒混为一谈了。既然席勒与歌德过从甚密，因此，将两位好朋友合为一个诗人也不算太大的错误；说不定，也许这是那位顾问的故意所为，他想为拿破仑着想，把德国古典主义结合到弗雷德里克·约翰·歌德席尔这一个人物身上，这种训诲意图还是值得赞颂的。

　　当歌德（丝毫未想到自己是歌德席尔）接到邀请，他知道这次非接受不可。他还差一岁就正好满六十了，死亡正向他逼近，与死亡同时而来的是不朽（正如我所说的，死亡与不朽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比马克思与恩格斯、罗密欧与朱丽叶、劳瑞尔与哈代的关系还密切），歌德必须考虑他是被邀请进谒一位不朽者。因此，虽然他当时正埋头《色彩理论》的写作——他认为这本书是他全部著作的高峰，他仍然撂下写字台上的活计，直奔艾福。一八〇八年十月二，不朽的统帅和不朽的诗人之间一次难忘的会见就发生在这里。

　　① 按书中情节推算应该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1552-1612）。

　　4

　　歌德被摄影师们的影子乱哄哄簇拥着登上一段宽阔的楼梯，一名拿破仑的侍从陪伴他又上了一段楼梯，穿过一道又一道走廊，走进一间大客厅。在客厅的最顶端，拿破仑正坐在一张圆桌前用早餐。身穿制服的军士你来我往，从各个方向上递给他各种报告，他一一作简短的回复，嘴里一直嚼个不停。好几分种过去，侍从才敢上前示意歌德已到，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远处。拿破仑瞥了一眼，右手慢慢伸进自己的夹克衫下，掌心触到左下肋骨。（过去他经常胃痛，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久而久之，他喜欢上了这个姿势，每当他发现自己被摄影师包围，他就不由自主。地摆起这姿势，仿佛乞灵上天帮助。）他赶紧咽下口中食物，（咀嚼使脸部扭曲，不宜拍照，而报刊总居心叵测地发表这种照片！）提高嗓门，说了一句人人都能听见的话：“要找的人就是他！”

　　这种话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那种“响词儿”。政治家在长篇演说时，总恬不知耻地重复一个意思，他们深知重复与不重复都一样，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新闻记者摘引出几个词，其余什么也记不住。为了方便新闻记者的工作，给他们一点提示，政治家就在大同小异的讲话中塞进一两个以往不曾用过的简洁而风趣的词语，这一招是那么出人意外，这些词语顿时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这年头搞政治的全部艺术已不是从政（众人之事取决于自身机制中那不为人知又不为人把握的逻辑），而在于想出“响词儿”，一个政治家是否被人看见、被人理解，民意测验中如何评估，以及最终能否被选上，全仗着这些“响词儿”。歌德还不懂“响词儿”这个术语，但是，任何事物在其物质化的实现和命名之前，它的实质早已存在。歌德立刻发现拿破仑方才说的几个词恰恰是不同凡响的“响词儿”，日后对他俩都将大有用途。他心头一喜，向拿破仑的餐桌走近一步。

　　诗人的不朽可以任你评说，但军事统帅是更加不朽的人物，因此，由拿破仑而不是由歌德首先发问是理所当然的：“您多大啦？”他问道。“六十。”歌德回答。“这年纪您看上去气色很好。”拿破仑赞许他说（他比他年轻二十岁）。歌德不禁受宠若惊。他五十岁时就已肥胖过人，成了双下巴，但他还并不太上心。随着年纪增大，临近死亡的念头频频出现，他开始意识到很可能要挺着这么可怕的大肚皮跻身不朽。他于是决定减肥，很快变得苗条了，虽说不算漂亮，但至少能让人联想起他昔日俊俏潇洒的形象。

　　“您结婚了？”拿破仑真诚地问。“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此刻，一位将军上前向拿破仑一倾身，通报了一条重要信息，拿破仑陷入沉思。他从马甲下抽出右手，用叉子戳了一小块肉塞进嘴里（这场景已不再有人拍摄），边嚼边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想起歌德，他真诚地问，“您结婚了？”“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歌德回答。“那么说说卡尔·奥古斯特①吧。”拿破仑突然点了魏玛大公国君主的名字，歌德是他的国民，听口气，他显然不喜欢此人。

　　歌德不能说自家君主的坏话，但又不能与一位不朽者分辩，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卡尔·奥古斯特大力扶植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的话题使这位不朽的统帅停止了咀嚼，他从餐桌边站起，将手插入马甲，朝诗人走了几步，开始就戏剧发表看法。此刻，那群隐形摄影师苏醒过来，照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把诗人拉到一旁准备促膝谈心的统帅，只好提高嗓门，让大厅里的人都能听见。他建议歌德应该写一出关于艾福会谈的戏，因为这次会议将保证人类最终进入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他大声宣布：“剧院应该成为民众的学校！”（这已是明日报上第二个美妙的“响词儿”。）“如果您把这个剧本献给亚里山大沙皇②，”他改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补充说，“那将是个绝妙的主意！”（其实，艾福会议就是为此人而开！他是拿破仑需要争取的人！）接着，他又就文学问题给这位歌德席尔上了简短的一课。其间，侍从送上报告曾打断了他的演说和思绪。为接着讲下去，他只好离开上下文，自己也没有把握地又重复了两遍“剧院——民众的学校”，然后，（啊！谢大谢地！他终于找到了思路！）他提到了伏尔泰③的《恺撒之死》。在拿破仑看来，戏剧诗人失去了成为民众导师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他应该在这部剧作中表现伟大的统帅为人类的幸福操劳，然而他短促的一生未能使他实现这个理想，最后几个字眼听上去有点忧伤，统帅看着诗人的眼睛说：“看哪，给你一个伟大的主题！”

　　接着，他又被打断。高级将领们来到了大厅，拿破仑从马甲下抽出手臂，坐回桌边。他用叉子戳起一块肉扔进嘴里嚼着，一边听着汇报。摄影师们的身影从大厅中消失。歌德环顾四周，打量起墙上的绘画，过了一会儿，他走向领他进来的那位侍从，问他谒见是否结束。侍从点点头，叉子又把一块肉送进拿破仑口中，歌德离去。

　　① 卡尔·奥古斯特大公（1775-1828），魏玛公国君主。

　　② 亚里山大沙皇，此处指俄国沙皇亚里山大一世（1777一1825）。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5

　　贝蒂娜是玛克西米利安娜·拉霍契的女儿，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了这个女人。如果他们之间几次圣洁的接吻忽略不计，那么这只是一场非肉体性的、纯属情感方面的爱情，没有留下任何结果和影响。原因也很简单，用为玛克西米利安娜的母亲二话没说便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阔商布列恩塔诺。布列恩塔诺发现这青年诗人还想与他妻子勾搭，就一脚把他踹出了大门，并且警告他永远不准再露面。玛克西米利安娜后来生了十二个孩子，（那个意大利种马一生养了二十个！）其中之一取名为伊丽莎白，这就是贝蒂娜。

　　贝蒂娜刚成为一个大姑娘时就对歌德颇有好感。一来是因为全德国上下都认为他正向名人殿迈进；二来，她听说了他与母亲曾有过的那段恋情。她满怀激动，让自己沉浸在那相距遥远的恋情中，惟其遥远而愈加心驰神往，（上帝啊，它发生于她出生前十三年！）她逐渐产生一种感觉，她应该有某种秘密的权力得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因为她可以象征性地（若非诗人，谁又对比喻当真呢？）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女儿。

　　不幸的是，男人们有种回避当父亲的义务、拖欠赡养费、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坏毛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根本不理解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的，每一次爱情的结晶便是一个孩子，至于它是否真地受孕或产出，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在爱情的数学中，孩子象征着两个生命不可思议的总和。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即便不曾触碰过她，他也一定会考虑这个可触性，他的爱会结出一个籽实，在两个恋人最后一次聚会的十三年之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是贝蒂娜反复考虑的想法，最后，她鼓足勇气来魏玛找到了歌德。这是一八〇七年的春天，她二十二岁（与歌德追求她母亲时的年纪相仿），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这种感觉起着一种神秘的保护作用，童年是她的一副盾牌。

　　把童年的盾牌挡在胸前，这是她用了一辈子的策略。她从小就惯于倚小装小，这既是策略，但又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她一向有些钟情于她那个当诗人的兄长克利门斯·布列恩塔诺，她觉得坐在他的大腿上再舒服不过了。即使在当时（她十四岁），她已知道如何让自己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小孩、妹妹、可爱的女人，并从这种界线朦胧的三重性中获得快感。谁能把一个孩子从自己腿上推下去呢？即使是歌德也做不出这种事情。

　　一八〇七年，他们初次见面，她就坐到了他膝上，当然这是她自己的描述，信不信由你：起初，她坐在沙发上，面朝歌德；他按照常规礼俗，用一种哀伤的语调谈起前几日刚刚去逝的阿密莉亚公爵夫人。贝蒂娜说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歌德惊诧地问，“难道你对魏玛的生活毫无兴趣？”贝蒂娜说：“我只对您感兴趣。”歌德微微一笑，对这个年轻女人说了以下几个决定命运的字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一听见“孩子”二字，羞涩腼腆顿时烟消云散。她声称沙发不舒服，说着便跳起身。歌德说，“那就坐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吧。”话音未落，贝蒂娜已经坐到他腿上搂住了他。就这么紧贴着他，她觉得舒服极了。很快便睡着了。

　　事情果真如此，还是贝蒂娜杜撰出这一切，都很难说。不过，如果是她编造，那就更好：她向我们透露应该如何看她，她描述了她接近男人的方法：倚小装小，她就可以想啥说啥（声称对公爵夫人之死无动于衷，说坐在沙发上不舒服，而无数的来访者能有幸坐在这里，早已感激不尽）；装成小孩样，她就可以跳到他膝上搂着他；更有甚者，装成小孩样，她就能睡在他身上！

　　再没有比装成孩子更有效的办法了。孩子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他天真无邪，没有经验；他不必循规蹈矩，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恰当与否，那些不愿领教贝蒂娜的天真的人往往说她癫狂（有一次跳舞，她乐极生悲，不慎失足摔倒，脑袋磕在桌角上），缺乏教养（在社交聚会上，她有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地上），乖张反常，不可救药。然而，那些愿意把她永远当作一个孩子的人则被她自发的天然本性弄得神魂颠倒。

　　歌德深受孩子的感动。她使他回想时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赠给贝蒂娜一只非常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简略地记下：布列恩塔诺小姐。

　　6

　　歌德和贝蒂娜，这两位名噪一时的恋人，真地相会了多少次呢？她在那年的晚些时候，也就是一八〇六年的秋天，又一次来看他，而且在魏玛呆了十天。此后过了三年，她才又见到他：她去波希米亚的特普利茨温泉小住三天，没想到歌德也正好在这里疗养。一年以后，才是那关键性的两周魏玛之行，访问结束时发生了克莉斯蒂安娜打落她眼镜那一幕。

　　他俩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又有几次呢？三次，或四次，不会再多了。他们见面愈少，写信就愈多，确切他说，是她给他写信愈多。她写给他五十二封长信，信中使用了表示亲密的du称呼他，通篇都是谈爱情。但平心而论，除了铺天盖地的文辞，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不得不问一句，他们这桩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出名？

　　答案很简单：因为从一开始这件事所关心的就只有爱情，其他概不涉及。

　　歌德很快意识到这点。而他最初感到这个预兆，是当贝蒂娜向他透露，早在她第一次访问魏玛之前，她已经结识了也住在法兰克福的他的老母亲。她不断向老太太打听她儿子的情况，老人受宠若惊，喜不自胜，整日价向她复述了几十个往日的故事。贝蒂娜认为她与他母亲之间的友谊能敲开歌德的大门，还有他的心扉。这估计并不全对。歌德觉得母亲的宠爱有点滑稽（他甚至不屑从魏玛去看看她），他从一个我行我素的姑娘与一个头脑简单的母亲的结盟中，已经嗅出了一种危险。

　　我可以想象，当贝蒂娜复述从老太太那里听来的故事时，歌德的内心感觉一定是很复杂的。起初，他看见一位年轻女郎对他如此倾心，当然会受宠若惊。她的故事会唤醒他心中许多沉睡的往事，会使他很愉快。但是，他很快会发现有些轶事不可能发生，有些事现在看来那么荒唐可笑，根本不该发生。而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故事出自贝蒂娜之口，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带上一种让他不太舒服的色调和意义。倒不是说贝蒂娜想用这些童年往事同他作梗，而是因为一个人（任何人，不仅是歌德）听见别人所阐释的他的一生与他自己的版本不同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歌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丫头与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帮青年知识分子有染（歌德对这些人绝无好感），她野心勃勃，令人不安，而且理所当然地认定（一种界于无耻的自信）她将成为一个作家。一天她直言不讳他说，她想根据他母亲的回忆写一本书，一本关于他歌德的书！他意识到在她表示爱情的甜言蜜语背后，隐藏着杀气腾腾的笔墨，顿时警觉起来。

　　正因为对她时刻保持警惕，他也就尽量避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她闹翻，此人实在太危险；他宁可采取一种怀柔策略，把她稳住。但他又深知，千万不可过分，因为一旦某个小动作被她理解为钟爱的表示（她已到将他每一次打喷嚏都视为爱她的地步），那就会使她更加胆大妄为。

　　有一次她写信给他说：“别把我的信烧了，别把它们撕了；那会伤害你的，因为我在信中表示的对你的爱，已经与你血肉相连，不可分离。但别给任何人看，把它们藏好，如同偷偷藏匿一个美人。”起初，看到贝蒂娜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的信比作美人，他只是淡淡一笑，然而读到“别给任何人看”，他不由为之一怔。她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有给别人看信的意思？贝蒂娜这里所用的祈使句“别给人看”，恰恰暴露了她想“给人看”的欲望。他已经可以料定，他隔三岔五写给她的那些信件，早晚会有其他的读者，想到此，他意识到自己已处于被告的位置，法庭正警告他说：从此以后你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被用来对付你。

　　因此，他试图从慈爱与克制之间找一条中间道路：对她热得发烫的来信，他的回信总是既友好又有节制，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她使用表示亲呢的称呼du，他却始终报以公事公办的sie。如果他们碰巧在同一城市相遇，他会像慈父一般邀请她上门作客，但会见时他也总是安排有其他人在场。

　　那么，他们的什么东西受到了威胁呢？

　　一八〇九年，贝蒂娜写信给他：“我有一种永远爱你的强烈愿望。”请仔细读一读这句表面看去平庸无奇的话。比“爱”这个词更加重要的是“永远”和“愿望”两个词。

　　我也不想再吊诸位的胃口了。他们之间受到威胁而岌岌可危的不是爱情，而是身后的不朽。

　7

　　一八一〇年，他俩碰巧在特普利茨相遇，在一起度过了三天，她宣布她不久将要嫁给诗人阿契姆·冯·阿尔尼姆。她很可能宣布时有些尴尬，因为她不知道，歌德是否将她的结婚视为她对自己信誓旦旦的所谓爱情的背叛。她对男人的了解毕竟还不到家，因而没有猜到这消息会使歌德暗自高兴。

　　贝蒂娜一离开，他就写信给魏玛的克莉斯蒂安娜，其中有喜不自胜的这样一句：“Mit Arnim ists wohl gewiss. ”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在这封信中，他为贝蒂娜此刻“比以往更漂亮、更温柔”而高兴，我们可以猜想他为什么会有这一感觉：他知道，一旦她有了丈夫，那就能像挡箭牌一样化解掉她的滥情，这样，他就可以保持一种更加治然自得的心境观赏她的动人之处。

　　为理解这一点，我们切不可忘记一个重要的事实：歌德从青春年少时期就沉溺女色，他遇到贝蒂娜时，已有四十年追逐女色的历史；这么多年来，他已形成一套勾引女色的机制，稍有冲动，机制就会运转。迄今为止，与贝蒂娜相处，他始终保持克制，当然困难极大。然而，当他发现“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日后可以不必这么谨慎了。

　　那天傍晚，她又来到他房间，又一次做出一副孩子相。她以活泼逃喜的语调向他讲述某件轶事；歌德坐在扶手椅上，她则席地而坐。因为心境极佳，（“与阿尔尼姆基本已成定局”！）他欠身拍了拍她的面颊，如同我们平常拍打一个孩子。但就在这时，孩子突然沉默不语，朝他抬起一双充满女人的渴望和要求的眼睛。他握住她的双手，将她从地板上扶起。请不要忘记这个场景：他坐着，她面对他站着，窗外是黄昏落日。她凝视他的狠睛，他也凝视她的眼睛；勾引机制启动，他未作任何克制。他目不转睛看她的同时，用比平常稍轻的声调请她袒露酥胸。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脸涨得通红。他离座起身，替她解开胸前的衣扣。她仍凝视他的双目，落日的余晖与她面颊的红晕融汇，一直蔓延到她的心窝。他把手放到她的胸口：“有人曾经摸过你的乳房吗？”他问道。“没有。”她回答。“你碰我时，我觉得有点异样。”说话时，她仍注视着他的双眼。他的手放在她的胸口，两眼凝视对方，贪婪而长久地从这个胸部从未被人摸过的姑娘的目光深处，吸吮、品味着她的羞愧。

　　以上大体是贝蒂娜本人对当时情景的描述，它很可能是不了了之，在他俩八成是修辞性而非色欲性的故事中，这也许是唯一涉及性亢奋的华彩篇章了。

　　8

　　他们分手后，这一时刻的魔法效应在他俩身上又持续了很久。在这次会面以后的信中，歌德称她Allerliebste，即最亲爱的。但他并没有忘记面临的危险，也就是在这封信中，他说他正准备撰写回忆录《诗与真》，需要她的帮助：他的母亲已不在人世，谁也不能将他的青春召回。贝蒂娜曾在她身边生活过相当长时间，请她把老太太对她回忆的往事写出来寄给他！

　　他难道不知道贝蒂娜本人希望出版一本关于歌德童年轶事的书吗？难道不知道她已经与出版商联系了吗？他当然知道！我可断定他请她帮忙并非出于需要，而是不让她本人出版关于他的只言片语。因为上次会面的魔力使她放松了戒备，又加上担心与阿尔尼姆结婚造成与歌德之间的隔阂，她同意了歌德的要求。他成功地将她收伏，宛如将一枚定时炸弹拆除了引信。

　　不久，一八一一年九月，她来到魏玛；这一次与她年轻的丈夫同行，而且，她怀孕了。见到我们曾经惧怕的女人被解除了武装，不再给人以威胁，恐怕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了。不过，就贝蒂娜而言，尽管她已怀孕，尽管她已结婚，尽管她已没有可能写一部关于他的书，她却丝毫不认为自己被解除了武装，她丝毫没有放弃战斗的打算。请别误解我的意思：不是为爱情而战，是为不朽而战。

　　歌德面对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考虑身后不朽，是理所当然的。而像贝蒂娜这样不为人知的年轻女人，难道会这么早想到这个问题？是的，毫无疑问。一个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考虑不朽。而且，贝蒂娜属于浪漫派一代，他们从第一眼看见光明时就开始被死亡困扰。诺瓦里斯①没有活到三十岁，够年轻的，然而，正是死亡给了他最大的灵感；死亡，犹如施弄魔法的女巫；死亡，转化为诗歌的精华。浪漫派具有超验的存在，他们超越他们自身，把手臂伸向遥远的未来，生命的尽头，然后再超越，一直达到生命之外的无生命境界。正如我已指出的，凡有死亡之处，定有不朽存在，它是死亡的伴侣；浪漫派谈论死亡时，正如贝蒂娜谈论歌德那样熟悉。

　　从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一这几年，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八一〇年，她去维也纳访问了贝多芬，但没有宣布。突然间，她成为两位最为不朽的德国人的知交，一位漂亮的诗人，一位丑陋的作曲家，她与两人都调情取乐。这双重的不朽令她陶醉。那时候，歌德年事已高（那年头，六十岁的人已被认为是老人），早该寿终正寝；而贝多芬，虽说只有四十，实际却比歌德还早死五年。因此，贝蒂娜站在他俩之间，犹如两方乌黑墓碑间站着一位温柔的天使。歌德满口牙齿几乎一颗不剩，她毫不在意，这是何等的美妙。相反，他愈老就愈有吸引力。因为他愈接近死亡，他就愈接近不朽。唯有那死去的歌德才能紧紧抓住她的手，将她引入名人殿里。他愈接近死亡，她就愈不愿意弃他而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命里注定的一八一一年九月，尽管她已经结婚，而且怀孕，她竟然会更加我行我素地装成一个孩子。她大声谈笑，地板上，桌子上，镜台上，甚至吊灯上，哪儿都坐；她爬树，走路时蹦蹦跳跳；别人严肃地谈话，她要唱歌，而当别人唱歌时，她又一本正经起来；总之，她竭尽所能要与歌德单独在一起。可是，整整两个星期，她只成功过一次。按照她的说法，这一次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这天晚上，他们在他屋里凭窗而坐。她谈起灵魂，后又谈到星宿。此刻，歌德向窗外望去，手指一颗大星星让贝蒂娜看。但贝蒂娜是近视眼，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歌德递给她一副望远镜：“我们真幸运！那是木星！今年秋天它显得特别美！”贝蒂娜希望讨论恋人的星宿，而不是天文学家的星座，所以她虽然用望远镜看了一眼，却故意说望远镜的倍数还不够。歌德耐心地又去拿了一副倍数更大的望远镜，非让她再看一次，但她仍坚持说什么也看不见。这样，歌德只好同她讨论起木星，火星，其他行星，太阳，以及银河。他谈了好半天，等他说完，她起身告退，尽管此时没有任何睡意，这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她上床睡觉了。几天后，她在艺术展览上发表了所有展品糟糕之极的看法，而克莉斯蒂安娜将她的眼镜打落在地。

　　① 诺瓦里斯（1772-1810），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

9

　　九月十三日这天，贝蒂娜眼镜摔碎，她觉得是一次大丢丑。起初，她的反应是非报这一箭之仇，向整个魏玛宣布她被一根疯香肠咬了，但她很快意识到，她这样不依不饶将使她今后永远别再想见到歌德，而且将使她孜孜以求的不朽，化作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被人遗忘。于是，她让好心的阿尔尼姆给歌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试着替她表示了歉意。但这封信始终没有收到回信。这对年轻人离开了魏玛。一一八一二年一月，他们又一次来这里，但歌德拒不接见。一八一六年，克莉斯蒂安娜去世。不久贝蒂娜又给歌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充满了自责和歉意。然而歌德仍不作答。一八二一年，也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会面的十年以后，她又一次访问魏玛，并不邀自到踏进歌德的家门。这天晚上恰逢歌德会见宾朋，因此也没法把她堵在门外。但即使这样，他仍没有同她作片言只语的交谈。同年十二月，她又给他写信，依然没有回音。

　　一八二三年，法兰克福市政议会决定为歌德竖一块纪念碑，并委托一位名叫劳契的雕塑家实施这项工程。贝蒂娜看见了纪念碑的模型，她很不喜欢；但她立刻意识到命运又将一个机会摆在她面前，她决不能白白放过。尽管她并没有绘画的才能，她连夜动手，画出了她设计的雕像的草图：歌德呈坐姿，像一位古典式英雄；他手持一把七弦琴；一个姑娘代表普赛克，站在他两膝之间；他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她把草图送交歌德，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歌德眼中溢出了泪水！这样，终于在十三年以后（一八二四年的七月，他七十五岁，她三十九岁），他在家里接待了她，尽管他很倔，但他仍然同意一切都可以原谅，那一段不友好的沉默已成过去。

　　我觉得，在故事的这一阶段，两位主人公显然对所面临的形势达成了清醒一致的谅解：他俩都知道对方的意图，也都知道对方心里同样一清二楚。通过这张草图，贝蒂娜第一次明确点穿了这场游戏从一开始就要达到的目的：实现不朽。贝蒂娜没有挑明这个词，她只是轻轻地擦个边，就像我们弹一下绷紧的绳子，让它长久而无声地振动起来。歌德听见了。起初，他傻呵呵觉得受宠若惊，但渐渐地（把眼泪抹去以后），他开始把握贝蒂娜的话的真正的（并非都为捧场的）意义：她要他知道，昔日的游戏仍在继续；她并没有认输投降；而且她是为他缝制寿衣的最佳人选，他歌德将穿着她缝制的寿衣，展示在后人面前；没有人能制止她，他倔强地保持沉默则尤其不能制止她。他又想起他早先的那句老话：贝蒂娜很危险，最好是和颜悦色地监视她。

　　贝蒂娜知道歌德知道。这可以从这年秋天他们的又一次会面中看出；在一封写给他侄子的信中，她这样描述他：在那次会见后不久，“歌德开始与我争吵，可是紧接着他又好言安抚我，以重新得到我的好感。”

　　难道我们还会误解他！他已经充分意识到，是她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恨自己把十三年的修炼付之东流。他于是同她吵架，仿佛要一口吐尽这些年来对她的积怨。但是，他很快又克制住自己：何必那么当真？何必要告诉她心中的想法？关键是坚持既定的策略，让她放松戒备、恢复平静，一刻也不放松对她的监视。

　　贝蒂娜回忆说，在他们谈话过程中，歌德以各种不同藉口，至少六次离开房间，偷偷去饮酒，她从他的呼气中觉察到这一点。她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问他为什么偷偷喝酒，他大为光火。

　　我觉得贝蒂娜的行为比歌德的偷饮更有趣：她的举止不同于你我，我们也许只会饶有兴味地看着歌德，谨慎而礼貌地不置一词。而她却说那些别人永远也不敢说的话，（“我闻到了你身上的酒气！你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偷着喝？”）这是她既不让他过于狎昵、又能够更接近他的办法。贝蒂娜一向冒充天真。如此出言不逊似乎已经理所当然，这突然使歌德回想起十三年前他决定永远不见的贝蒂娜。他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拎起一盏灯，表示会见到此结束，他将陪来访者走过那黑暗的门厅过道，送到门口。

　　贝蒂娜在信中接着说，为了不让他离开，她下跪在门口说：“我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堵住你，看看你究竟是个好精灵，还是像浮士德的耗子一样，是个坏精灵；这门坎每天都有最伟大的精灵、我最伟大的朋友通过，我要亲吻这门坎，为它祝福。”

　　歌德表现如何？我又得逐字逐句援引贝蒂娜的话。据说他曾说：“我决不会为了通过而践踏你，也不会践踏你的爱情；你的爱给我莫大的慰藉；考虑到你说的精灵，我将侧身而过（他的确小心翼翼地绕过她跪在那里的身体），亦太狡诈了，最好与你和睦相处！”

　　我觉得，贝蒂娜所说的出自歌德之口的这句话，对他在这次会见中一直向她默默传达的意思做了一个总给，这就是：我知道，贝蒂娜，你画纪念碑草图真是一条妙计。我垂暮之年，看见自己的头发飘散如火焰，当然激动不已，（天哪，我可怜的日渐稀疏的华发！）但我很快明白，你让我看的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你手中一把手枪，正远远地向我身后的不朽瞄准。我不知道如何解除你的武装。因此我不希望战争。我要和平。仅此而已。我将小心地从你身边绕过，我不会碰你，我不会拥抱你或吻你。首先，我没有这种欲望，其次，我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会变成你手枪中的子弹。

　　10

　　两年后贝蒂娜返回魏玛，几乎每天见到歌德（他当时已七十五岁），在她的逗留即将结束时，她又作了一次厚颜无耻的献媚表演，为的是能进入卡尔·奥古斯特的王宫。这一回，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歌德大发雷霆。“那只讨厌的牛虻”，diese leidige Bremse，他写信给大公说：“从我母亲那里飞到我这里，这些年来让人不得安宁。她年轻时就装小卖乖，叽叽喳喳像只黄鹂鸟，现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将像个严厉的老叔公，教训她从此以后不得造次；否则，她的巴结奉承还将不断骚扰殿下。”

　　六年以后，她又来到魏玛，但歌德拒不接见。将她比作讨厌的牛虻为他所叙述的故事划上句号。

　　奇怪。他当初接收纪念碑草图时，曾打算与她和平相处。即使他看见她心里就发毛，但仍想竭尽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与她“友好地”度过一个晚上。他现在又为什么要让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愿意衣衫不整地辞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为什么突然写下那关于讨厌的牛虻的句子？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维特之烦恼》被人遗忘之后，人们还将继续骂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从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

　　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来到之前，死亡于我们是那样遥远，乃至我们不以为然。它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死亡就在眼前，我们再也不能不想它，它与我们形影不离。因为不朽与死亡之密不可分，犹如文学桂冠之于哈代，我们不妨说，不朽与我们也形影不离。我们一旦觉察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热切地寻求。为了它，我们穿上特制的盛装，买一条新的领带，担心别人会代为挑选服装领带，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决定撰写他的回忆录，即著名的《诗与真》，他决定请听命于他的埃克尔曼①（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贝蒂娜送给他纪念碑的草图）撰写《歌德谈话录》，此书描绘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绘人仁慈的控制下形成的。

　　这个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一个人不得不时时注视着死亡的阶段，紧接着又会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一个时间延续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阶段，人们对这个阶段了解极少，谈论也极少。体力日渐衰退，人总是感到一种疲劳。疲劳是从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无声桥梁。在这一阶段，死亡近在咫尺，让人看得心烦。但它仍可以说是无影无踪，无处可寻的，因为太密切、太熟悉的东西就变成这样。一个体力不支的人看着窗外，只见到树木的顶端，他默默吟叨着这些树木的名字：栗树，杨树，枫树；这些名字与生命本身一样美好。杨树高大挺拔，像运动员将手臂伸向篮天；或像烈焰腾空后凝固不动。杨树，同——杨树。如果把不朽与这个垂暮老人所看见的窗外的杨树相比，那么，所谓不朽只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话，是用扑蝴蝶的网套兜风。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不朽毫无兴趣。

　　那么，这位体力不支的老人、凭窗凝望一棵白杨的老人，在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坐桌子、跪门坎、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将做什么呢？他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一种生命力的突然冲动，称她为讨厌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写“讨厌的牛虻”几个字那个时刻。我想象着他所经历的快感，我想他会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从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总以为自己把握着不朽，而这种责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离谱，尽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轨离谱之事，他随即就要设法将它抹平，将它置于光明正大的范畴，即他通常认为属于美的范畴。“讨厌的牛虻”这几个字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们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们只能是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三阶段的人写下的，因为这时人已不再听命于不朽，不再把它当回事。并非每人都能抵达这最高的境界，然而谁达到了那个境界，谁就知道，惟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想法掠过歌德的脑海，但他随即就忘记了，因为他年老神衰，记忆力极差。

　　① 埃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因撰写《歌德谈活录》而著名。

11

　　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去见他时，她装得像个孩子。二十五年以后，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听说歌德病重，便立即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他身边：她十八岁的儿子西格蒙德。按照母亲的指示，这个腼腆的男孩在魏玛呆了六天，一点也不知底细。但是歌德知道：她派来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诉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门口，贝蒂娜将亲手执掌他的不朽名声。

　　死亡确实推门而入了。歌德挣扎了一个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几天后，贝蒂娜写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冯·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但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印象，这也许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贝蒂娜的诠证：不是悲哀，而是光荣。

　　此后不久，她要求这位冯·穆勒大法官归还她写给歌德的全部书信，她重读一遍后感到非常失望：她与歌德交往的整个故事只留下一个梗概，它也许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毕竟只是一个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须加工。她修改、重写、增补，一口气干了三年。她对自己的信不满意，对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这次重读，她才发现它们竟如此简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对题，这令她很恼火。有时候他在给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孩童面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认真、一半溺爱的口吻在给一个女学生上课。因此，她觉得有必要变一变它们的语气：在他称她为“我们亲爱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宝贝心肝”，在他的严厉申斥之后，她又补上几句奉承或吹捧，声称贝蒂娜对这位如痴如醉的诗人曾产生极大的影响，俨然就是赋予他灵感的缪斯女神。

　　当然，她在重写自己的书信时就更加放肆了。不过，她不曾改变其中的语气，那语气恰到好处。她所变动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们通信的间隔不要太长，那样将可能否定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她删去了许多不合适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将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将某些场景戏剧化，将她就政治、艺术、尤其对音乐和对贝多芬的看法扩展深化。

　　她于一八三五年写成此书，出版时书名为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起初，谁也不曾对这些通信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发现，而且被公诸于世。

　　天哪！她为什么没有将它们及时烧毁？

　　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烧毁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实在难以下手；这无异于亲口承认你将不久于人世，你说不定明日就死；于是你日复一日地推延那销毁行动，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虑不朽，却忘了考虑死亡。

　　12

　　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纪行将结束，我们获得了某个适当的视角，于是有理由认为歌德是位于欧洲历史中心的人物。歌德——伟大的中心。这不是那种一味回避极端的似是而非的中心，而是实实在在的、使两个极端巧妙地保持平衡的中心，不过欧洲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歌德在青年时代曾钻研过炼金术，但后来却成为首批现代科学家中的一员。他是最伟大的德国人，然而他又是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欧洲人。歌德可谓是一个世界公民，但他几乎一辈子也未离开过他的省份，那小小的魏玛。他的一生属于自然，但同时又属于历史。在爱情方面，他既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又是个放荡不羁的人。再有：

　　让我们回想一下阿格尼斯呆在害舞蹈病的电梯中的情景。尽管她本人就是个电脑控制论专家，然而她对这架机器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故障却一无所知。对她来说，这电梯是那样陌生，不可理喻，与她每天所接触的各种机械——从电话机旁的小计数器到洗碗机完全一样。

　　相对而言，歌德所处的那个历史年代则不同，当时的科技水准已开始给人们提供安逸，但是，对于一位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对自己使用的各种器具物品的原理则是基本懂行的。歌德知道他的住房用什么材料盖成，他知道为什么他的油灯能放光，他也懂得他与贝蒂娜看木星所用的望远镜的原理；他本人虽然不会做手术，但是，他却多次亲临手术场面，在他生病时，他能够使用专门术语同医生交谈。整个科技世界都向他开放、为他所理解。这就是歌德所处的欧洲历史中心的伟大时代；今天，谁若是被困在颠颤不已的电梯里，一想到那个伟大的时代，心中定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怅惘。

　　贝多芬的作品始于歌德的中心位置结束之时。此刻，世界开始失去其透明度，开始变得昏暗，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它向未知飞奔而去；人，被世界抛弃之后，则龟缩进他的自我，耽于怀旧、梦幻、反叛，让自己内心的声音淹没而听不见任何外界的声音。但是，那发自内心的呼声对歌德却像一种不可忍受的噪声。歌德厌恶噪声，这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无法忍受远处花园中的犬吠。据说他不喜欢音乐，这不确切，他不喜欢的是管弦乐队。他喜欢巴赫，因为巴赫仍把音乐看作各种独立音响的透明组合，每一种音响仍清晰可辨。可是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各种乐器的声音融汇成喧闹和哀叹的和声。歌德不能忍受管弦乐队的怒吼，恰如他不能忍受灵魂的高声叹息。贝蒂娜的那些属于年轻一代的朋友看见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德堵住自己的耳朵，并朝他们投以厌恶的目光。为此，他们不能原谅他，他们指责他是灵魂、叛逆性和感情的大敌。

　　贝蒂娜是诗人布列恩塔诺的妹妹，诗人阿尔尼姆的妻子，她尊重贝多芬。她属于浪漫派一代，但她又是歌德的朋友。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地位：她俨然是一位统治着两个王国的女皇。

　　她的书充满对歌德的溢美之辞。她所有的书信都是一首对他的颂歌。是的，正因为人人都知道歌德太太将她眼镜打落，都知道歌德不光彩地背叛那可爱的孩子以迁就那根疯香肠一事，这本书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爱情方面对已故诗人的一番教训，在重大感情问题上，他的表现竟如此庸俗可卑，牺牲激情以保住那可怜而平淡的婚姻。贝蒂娜的书既是颂扬又是鞭答。

　13

　　歌德去世那年，贝蒂娜写信给朋友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伯爵，其中描述了发生在二十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件事。她说是直接从贝多芬那里听说的。一八一二年（眼镜打碎的黑色日子后又过了十个月）,贝多芬在特普利茨温泉住了一些日子，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歌德。有一天，他俩一道出去散步。他们正沿着一条大街走着，突然遇到皇后及家人一行。歌德一见，顾不得贝多芬正跟他说些什么，立刻捱到路边，脱帽肃立。贝多芬则相反，他把礼帽紧紧地按在脑门上，两道浓眉一皱，足足又冒出两寸；步幅丝毫不减地继续往前走。这样，宫廷显要们只好停靠一边，并向他打招呼致意。他走过这一行人之后，转过身来等歌德跟上。然后，他直言不讳向歌德谈了对他奴颜卑膝行为的看法。那一通训斥，简直像教训一个拖鼻涕的小学生。

　　这一幕是否真有其事？是不是贝多芬的杜撰？自始至终如上所说，还是他又添油加醋？贝蒂娜有无添油加醋？或者从头到尾是她捏造？谁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写信给普克勒-穆斯卡乌时，已意识到这件轶闻极有价值。惟有这个故事才能揭示她与歌德之恋的真正意义。可是，如何才能让大家都知道呢？“你喜欢这个故事吗？”她问赫尔曼·冯·普克勒-穆斯卡乌。“Kannst du sie brauchen？”你能用它吗？看来伯爵无意用它，于是贝蒂娜考虑是否应该发表与他的通信；而就在这时候，一件大好事发生了：一八三九年，她在Athenaum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一封信，声称贝多芬本人讲述过同样的故事！这封署明写于一八一二年的信的原件从来没有发现过，目前看到的只是出自贝蒂娜之手的抄件。信中有若干细节（例如确切的日期）可以说明贝多芬从未这样写过，或至少不是像贝蒂娜抄写的这样写的。可是，不论这封信是纯粹伪造还是真假参半，这件轶闻蛊惑力极大，于是不腔而走，家喻户晓。一切都迎刃而解了：难怪歌德宁可放弃伟大的爱情去要那根香肠；当贝多芬礼帽压得低低的，双手叉在背后，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歌德却像个卑躬屈膝的仆人，乖乖地站在路边。

　　14

　　贝蒂娜学过音乐，她甚至作过几首乐曲，所以她有一定的基础，能够领会贝多芬音乐中的新颖优美之处。但我有一个问题：令她着迷的是贝多芬的音乐，那音乐的音符，还是那音乐所表现的，换句话说，即音乐与贝蒂娜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态度的共呜？真有所谓对艺术的爱，它真地存在过吗？它莫不是一种幻念？当列宁声称热爱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真正所爱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听到的是什么？是音乐？还是一个雄浑的声音，使他回想起灵魂深处有过的庄严的震颤，一种对于鲜血、兄弟之情、行刑、正义、以及绝对存在的向往？他是从音乐中感受到愉悦，还是从音乐所触发的遐想中得到快感呢？而后者则与艺术和美无关。我们还是再回到贝蒂娜：她所感兴趣的是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还是反歌德的贝多芬？她对音乐的爱，究竟是一种把我们引向神奇的隐喻、引向两种绘画色彩的和谐的无声的爱呢，还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激情，激励我们去加入政党？无论是哪样（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贝蒂娜反正是把一个礼帽压低、阔步向前的贝多芬的形象送入了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形象将世世代代走下去。

　　一九二七年，贝多芬逝世百年以后，德国的著名杂志Die Literarische Welt（《文学世界》）采访当代最著名的作曲家，询问贝多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对这位将礼帽紧扣在脑门上的贝多芬作身后的调查结果如何，编辑们事前一无所知。“巴黎六人团”成员奥利克①以他同代人的名义指出：他们对贝多芬毫无兴趣，他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么，是否哪天他会被重新发现、重作评价呢？也绝无可能。简直荒唐！雅纳切克②也认定，贝多芬的作品从来没有让他激动过。拉威尔③的结论是，他不喜欢贝多芬，因为他的声名不是建立在音乐之上，而是关于他生平的文学传奇造成的，就他的音乐而言，根本谈不上完美。

　　谈到文学传奇，这一次涉及到两顶帽子：一顶是低低地压在两道扫帚眉的前额上；另一顶则拿在一躬到地的人的手中。魔术师爱用帽子变戏法。他们能让物件在帽子中消失，也能让帽中飞出一群鸽子。贝蒂娜从歌德的帽子里变出了象征他的奴性的丑鸟，接着又让贝多芬的音乐消失（当然很不聪明地）在他的帽子里。她为歌德准备了当年泰彻奥·布拉得到的和吉米·卡特将要得到的东西：荒唐可笑的不朽。但是，荒唐可笑的不朽其实正等着每一个人；对拉威尔来说，把礼帽扣在眉沿的贝多芬比垂首鞠躬的歌德更加荒唐可笑。

　　看来，人们即使可能提前设计、操纵并照章实施安排一个人身后的不朽，那最终的结果也绝不会符合原先的意图。贝多芬的礼帽已成不朽，这个计划成功了；然而，这顶不朽的礼帽究竟产生什么意义，却不是事先决定的。

　　① 乔治·奥利克（1899一？），法国著名作曲家。

　　② 雅纳切克（1854一1928），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捷克作曲家。

　　③ 莫里斯·拉威尔（1875一1937），法国著名作曲家。

　　15

　　“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他们也不断向我发难。他们不去读我的书，却撰写什么关于我的书。他们说我不爱我的几个妻子，说我不关心我的儿子，说我一拳把某个批评家的鼻子打歪了，说我撤谎，说我言不由衷，说我自负，说我阳亢，说我自称在战场上负了二百三十处伤，而实际上只有二百一十处，说我手淫，说我不听我母亲的话。”

　　“这就是不朽。”歌德说。“不朽即永恒的审判。”

　　“若是永恒的审判，那也应该有个像样的法官才是，不该是心胸狭隘的教员，手里还攥着一根答鞭。”

　　“手执笞鞭、心胸狭隘的教员，永恒的审判就是这么回事。你还想要什么，厄内斯特？”

　　“我什么也没想要。我曾指望死后平安无事。”

　　“但你却千方百计想成为不朽。”

　　“胡说。我只写书，仅此而已。”

　　“对，一点不错！”歌德大笑。

　　“我不反对我的书成为不朽。我写书时，一个字也不许删除。要顶往任何逆境。而我本人，作为一个人，作为厄内斯特·海明威，我对不朽毫不在意！”

　　“我非常理解，厄内斯特。可是你活着时就应该更加当心才是，现在已经太晚了。”

　　“更加当心？你是说我爱说大话？我承认年轻时的确爱唱高调。喜欢在人前卖弄。听到那些关于我的轶事，心里美滋滋的。但是请相信，我并不是为了不朽才这么干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确感到不寒而栗。此后我已上千次地告诉大家让我独自好好呆着。可是我越求事情越糟。我为避人耳目而去了古巴。我得了诺贝尔奖，但我拒绝去斯德哥尔摩。相信我，我对是否不朽毫不在意。现在，我告诉你另一件事：那天我意识到自己已被不朽控制以后，怕得要死。人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他却不能掌握自己身后的不朽。你一旦被不朽拖上船，就甭想下去了，即使你开枪自杀，你死后还得呆在甲板上，这太可怕了，约翰，太可怕了。我死后躺在甲板上，只见我的四个妻子蹲在四周，写她们所知道的一切，她们身后是我的儿子，也在那里书写，还有那位老太太葛特露德·斯坦因①，也在那里不断地写，还有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在披露过去听说的我的不检点的往事或对我的诋毁诽谤；在他们身后，上百个手持麦克风的新闻记者在那里你推我搡，还有全美国的大学教授们，忙着分类呀，分析呀，并把点滴所得塞进他们的文章和专著。”

　　① 葛特露德·斯坦因（1874-1946），美国旅居巴黎的作家，对二十年代的美国作家产生过影响。

16

　　海明威激动得浑身发颤，歌德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别激动，厄内斯特！别激动，朋友。我理解你。你方才所说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梦。我最后做的那个梦，那以后就没有了，或许它们都混在一块，我也分不清究竟是梦还是真。那是个小小的木偶剧场，我来到幕后，操纵那些木偶，背诵着台词。演的是《浮士德》。我的《浮士德》。你知道吗，木偶剧演出的浮士德是最美的。那里没有演员，由我一个人背诵台词，这比以往任何一天的演出都有意思，所以我高兴极了。我瞥了一眼观众席，突然发现剧场里空无一人。我感到困惑。观众哪儿去了？因为我的《浮士德》太没意思，他们都回家了？还是因为我这个人连被人嘘都不配？茫然之间，我转过身去，突然我惊呆了：人们本来应在台前，这会几却都跑到了后台，一个个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我的目光与他们相对时，他们鼓起掌来。原来，他们对我的《浮士德》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想看的不是我摆弄的这台木偶戏，而是看我本人！不是《浮士德》，而是歌德！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恐惧感，与你方才所说相仿。我觉得他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我说不出，我喉咙好像堵上了；我放下手中的木偶，让它们横躺在被灯光照亮、却无人观看的舞台上。我尽量保持自己的尊严，一言不发走到衣帽间，取了帽子戴好，我甚至没有对那些好奇凑热闹的人再看一眼，便离开剧场回到了家里。我尽量不左顾右盼，尤其不回头张望，因为我知道他们正跟在我身后。我打开我那扇沉重的大门，一进屋就狠狠把门撞上。我找到一盏油灯点亮，抖抖颤颤地举着，来到书房，心想看看我的矿石收藏，兴许能让我忘记刚才不愉快的一幕。谁知道，我未及把油灯放到桌上，突然发现他们一张张脸都紧贴在我的玻璃窗上。我知道我是永远别想摆脱他们了，永远，永远，永远。我意识到灯光正照着我的脸，他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得出他们是在细细打量我。我吹灭油灯，虽然心里明白我不该这么做。而现在他们也明白了，我在躲避他们，我害怕他们，但这样肯定会更加激起他们的好奇心。这时，我的理智早已被恐惧压倒，我不顾一切地奔进卧室，从床上拖下床罩胡乱裹住脑袋，捱进房间的旮旯，紧贴墙壁站在那里……”

　　17

　　海明威和歌德沿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退下。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位弄到一起，他们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但这又怎么样呢？你觉得歌德在另一个世界会愿意和谁相处呢？与赫尔德①？与荷尔德林②？与贝蒂娜？与埃克尔曼？请想一想阿格尼丝，当她想象自己每逢周六在桑那浴室中都要听到女人的嘈杂声，她感到莫名的恐惧！那么，歌德怎么会向往赫尔德呢？尽管有点大不敬，但我不妨告诉你，他甚至不会向往席勒。他生前是绝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会使他终身没有一个知己朋友，这结局也太悲惨了。席勒无疑是他最好的朋友。但这“最好的”只是指比别人更要好，而坦白地说，那些人其实并不那么要好。他们是他的同时代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甚至没有选择席勒。当他意识到这些人将终身陪伴他时，他的确感到焦虑。但是没办法，他不得不安之若素。但死后难道还得和他们厮守不成？

　　正是出于对他由衷的爱，我于是梦想出他身边有一个人令他颇感兴趣，（也许你忘了，我可以提醒你，歌德终生都对美国非常向往！）而且此人又不像歌德晚年时主宰德国的那帮浪漫主义的小白脸。

　　“你知道，约翰，”海明威说，“能和你在一起，纯粹是缘分。人们个个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我的几位妻子，还有老葛特露德·斯坦因，准备给我一处比较宽敞的铺位。”谈到此，他突然哈哈大笑：“当然啦，可不是因为你这副令人难以置信的稻草人般的尊容！”

　　海明威的这番话不大好懂，我必须稍作解释：不朽者在另一世界散步时，可以选择他们生平的任何一种装束打扮，歌德此刻选择的是他晚年独自在家时的样子，除了他的最亲近的几位以外，无人知道他是这副打扮：他有见光流泪的毛病，因此戴了一副绿色眼罩，用一根细绳系在脑门上；脚上蹬着拖鞋；一条又长又厚的羊毛大围巾缠在脖子上，因为他害怕感冒。

　　说到他这副让人不敢相信的稻草人般的打扮，歌德喜不自胜地大笑，仿佛海明威的话是对他的赞美。他凑到他跟前轻轻他说：“我这副装束主要是为了贝蒂娜。她每到一处，都大谈对我的爱，我要让大家看看她爱的是什么。现在她一看见我，就忙不迭逃命。我知道她现在恨得捶胸顿足，因为我丢人现眼：无齿、秃顶，眼睛上还蒙了这副可笑的玩意儿。”

　　① 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批评家。
　　②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