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楼岁月（四十）永远的土楼
一九七八年底，南靖民工大队尚在华电做收尾工作，书洋公社党委通知我提前回来，接手书公社文化站工作。当时每个公社有一个文化站，是县文化馆在公社的非正式分支机构，设有一名非国家正式职工的工作人员，碰巧这位工作人员刚调走。文化站设在公社的办公楼，有近二十平方米的办公室，即是工作的地方，也是我的个人宿舍。我用一块屏风把室内隔成内外两间，里面睡觉，外面放一张书桌做办公用。抽屉里有上百本图书，这就是文化站的全部家当。
我从土楼住到办公楼，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虽然还是农村户口，但我相信再也不要回生产队劳动了。公社领导答应如果有公社干部招干指标，首先考虑我这个老知青。公社干部是国家干部编制，如果能当上，我想这十年的心血就没有白流。
我每月的工资23元，由县文化馆支付。文化站一般工作是组织文艺演出，管理公社的图书出借。我虽然领取县馆的钱，其实长年都被公社党委指挥干活。如出各种宣传专刊、写标语、刻钢板、组织各种演出、下队双抢、搞计划生育等等。
文化站最忙的工作是布置会场，整个公社就那么一个会场，是党委会、团员青年大会、批斗大会、公审大会、文艺汇演、农业学大寨大会和学毛选表彰大会的场所。大会场要有横联、竖联，两边的墙还要贴标语，好在我的字写得还可以，不然文化站这饭碗我都端不起。最麻烦的是要把标语贴在红布联上，然后挂到会场的上空，有时无人帮忙，我的脚踩着十几米长的竹梯，摇摇晃晃地把布联悬挂上，脚下冒着冷汗。
在公社会场演电影的时候我最忙，附近几个大队几千名贫下中农都赶来看电影，会场装不下那么多人，于是只好在门口的一块平地上演出，就要把影院里的上百只椅子搬到外面。公社的干部长年下队，平常只有办公室几个人，他们很忙，搬椅子也不是他们的活，所以几乎全部由我一人干，有时候通讯员也过来帮帮忙。那种椅子是五人坐的长椅，每条五、六十斤重，我年轻力壮，常常是自己一肩扛一条，把全院的椅子搬到外面摆平。晚上看完电影后，大家一哄而散，第二天早上我要再把椅子扛回会场，还要打扫大半天地面。
文化站另一种累活是抄写复写领导的总结报告，公社有各级领导部门，如党委、武装部、妇联、共青团，谁谁谁写了一份材料，要你马上给他她抄好复写，有时一天到晚都在写，写得指头都不能伸直。
那时出了多少专刊，写了多少标语，就是没有想到土里土气的土楼也能写上人世间最美的标语，更没想到有朝一日土楼也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文化站工作，使我有机会和公社干部一起下乡驻队，最经常下队的地方是双丰、文丰、塔下和曲江大队。
有一次我下乡驻队在双丰大队，从书洋墟到双丰要爬山越岭，走好几小时的山路，一路上风景秀丽，山谷里古树参天，涧水潺潺，看似荒无人烟，忽然就冒出了一片土楼群，这就是常常被人提起的山高水冷的双丰。这里公路还没有开到，海拔比书洋墟高出两百多米，农田大都是低产量山田，常年要靠政府回销粮救济。粮食生产上不去，其他工作也很难开展。我们这次的任务是搞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凡生过第一胎后就要求放避孕环，生第二胎的要求结扎。双丰大队是老大难，还有几十个计划生育对象未落实措施。工作队中除了数十名公社干部之外，还有医疗队，驻扎在大队部的一间土楼里，当是这些人马的粮草就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定期完成任务，并立刻转到其他大队。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不是正式干部，干好干坏与我无关，只是当当跑腿。
每天早上，工作队和大队干部挨家挨户动员，一到目的地，才发现有的人知道工作队下乡，早已拖儿带女远走他乡避风头。我们经常和村民发生摩擦。有一次，一个村民拿著一把砍柴刀堵著门口，不让工作队进入，我赤手空拳瞄准机会，飞速上前一手夺过他的砍柴刀，后面的队员立刻跟上把他制服。我过后才直冒冷汗，不该我管的事为什么要管？
深入双丰大队土楼人家，和那些计划生育对象交谈，做动员工作，感慨万千。我们动员的对象经常是那些少妇，生了两胎。不管我们如何磨破嘴皮。她们总是哭着，不回答你，你又不能强行把人拉走。有一次，我们几个大男人动员一个少妇节育，她住在一座古老的土楼，灶间的墙壁已经被烟得像木炭一样黑，一看就知道几十年没粉刷了，谁不想把墙壁抹上亮堂堂的白灰呢？穷啊！她穿得也很朴素，眼睛很大，脸蛋也非常漂亮，她会给第一次看到她的男人一个惊艳！原来土楼里也可以长出如此美丽的女人？她是那种多么需要男人呵护和伶香惜玉的女人啊！充满生命的欲望和青春的活力的她，正面临着一场艰难的选择。看着她的美丽，我是如何也说不了恨话。她哭泣时更迷人，脸部僵硬的线条都显得那样和谐，你会觉得她脚下的那块土地都会因为她受的苦和羞辱而陷下去。我想她是投错了胎，生错了地方，她如果是出生在大城市里，一定可以塑造出光彩照人的维纳斯女神形象。我忘记后来她是否被结扎，但她的美丽一直定格在我人生的屏幕中久久挥之不去，她那无助和眼泪一直流流淌进我的心里，拷问着我的灵魂！
在双丰大队，我还走访了几个下乡人员，一个是四十几岁的单身汉，住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小房间里，又黑又暗，马桶的散发的臭味扑面而来，到处是灰尘和污垢，他也是六九年下乡的，因为不是第一批下乡人员，而被分配到这个山沟里来。十几年了，他呆在这个穷山沟里，贫病交加，衣服懒得洗，头发懒得剃，没有人想迈进他的房间一步。我是慕名他是像棋高手才去拜访他的，看到他和他的房间，我倒抽了一口气，连他泡的功夫茶我都不敢喝，那白茶杯脏得变成腊黄。我把他的杯子接过来，说不渴，想向他讨教一下棋艺，他的眼里立刻发出自信的亮光，他在这里和别人下棋从来就是让双马的。我们各有胜负，我们边下棋边聊天，从他的话里，我了解到这里还有好几个和他一样的单身汉，也有好多户石码来的城镇居民，他们的生活很困苦，好在是住在大土楼里，不必担心风吹雨打。
一九七九年南靖县组织文艺汇演，使我有机会到曲江大队和塔下大队，曲江大队和塔下大队的土楼是书洋最漂亮的土楼。我在塔下的任务是收集客家民乐，呆的时间较长，从而又机会了解一些这个村的历史。塔下村建于1426年，现有三百多户人家，它的土楼分布格局非常有特色，一般临河的土楼虽然都是沿河而建，但常常是相隔一段河岸才出现一群土楼。但塔下村的土楼非常均匀地分布在两岸，而且土楼形态丰富，有常见的方形、圆形土楼，还有围裙形、曲尺形土楼，最独特的是还有浙杭水乡模式单院式土木、砖木结构的吊角楼，形成大楼带小楼、高低错落布局的奇妙景观。塔下村小桥多。每隔不远就有一条小石桥跨越两岸，原来建国前从村头到村尾几里水路只有三座木桥。若遇山洪暴发，木桥被冲毁，只相隔30多米宽的两岸村人便中断过往，现在在热爱家乡的侨胞资助下，溪流上建造了11座石拱、钢筋水泥桥，使两岸村庄衣带相连。
塔下村中的张氏家庙德远堂建在河边的一个开阔地带上，是中国的名祠，建于明末清初。祠堂前耸立著20支几十米高的石龙旗，是全省保护最完好，数量最多的石龙旗杆。这个村从清朝乾隆至光绪年间，有14人获举人或进士头衔，建国后出了博士、硕士、教授、副教授 18人。族人中凡是得到秀才、举人、进士以上科举功名者，均立杆作为荣耀的象征。石杆上浮雕瑞兽祥鸟、阴刻铭文以永世记载。这一支支石龙旗杆，成为塔下张氏族人笃重文明教化传统和文化思想的象征，包含著那无可取代的骄傲与尊严，人们会为一种被热情浸润过的仓桑岁月和历史遗迹所深深感动。
一九七九年，福建省政府大力落实城镇居民回城，具体政策我以记不清楚，只记得凡是全户下乡的居民，都可以回原来居住的城市。我虽然是老三届知青，但我以城镇居民的身份随家下乡的，所以我也可以回城，但回城后必须待业。当时的形势是：很多下乡知青也被招工回城，如果我以知青身份留下，可能很快被招工。知青办的负责人对我说：“我们招收知青回城都是按照知青办花名册的，像你这样的户青一般情况下，由原籍石码安置。”我说：“我是老三届知青，只是随家下乡，才变成户青，户青也是知青。”负责人说：“这样吧，你把毕业证书拿来，我在知青办花名册补上你的名字。”
我们老三届离校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发毕业证书。为此，我专程赶回龙海一中，要求补发毕业证书。原来的班主任非常客气，马上带我到校办公室，开了张证明，证明我是“龙海一中一九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毕业时未发毕业证书。”这样，我的知青身份在下乡十年后才给予确认。
这年夏天，我留在文化站继续工作，我父母和我的小妹妹回了石码。当我送他们上车之后，回到新楼，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涌上我的心头。由于我的户口还在田中，所以我们家的厨房和房间还留着，还有一些搬不走的农具和家具放在里面。
这一年我被评上南靖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份子，书洋公社也把仅有的一名招干指标给了我，我谢绝了，我更想回到石码小镇，过上小城镇普通人的日子。
一九八O年一月，我终于离开了书洋，回到了龙海县工作，分配在龙海县印刷厂。
我最后一次回新楼，整理了未能搬走的东西，锁入我们的房间(因为这间房间在几年前我们已经买下)。那些有曾经用过的蓑衣、锄头、柴刀和劈刀，是我为之流泪为之欢笑为之付出青春岁月的见证。
土楼岁月塑造著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我。
土楼岁月的精神激励着我走上“而立”之年的人生旅途。
土楼岁月磨炼的意志够我今生今世受用。
土楼岁月的往事，如烟如雨，飘荡著、飞舞著，是那样遥远，又是那样清晰，召之即来，挥之不去。
土楼乡情是我永世的恋情。
(本回忆录系列初稿全部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