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内克：燃烧着的卡桑德拉耶利内克

齐快鸽

　　耶利内克现象
　　
从1990年代起，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不但是德语文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褒贬不一、争议最大的一位。有人支持她，欣赏她，赞美她；有人漠视她，厌恶她，责骂她。她“引发异议，挑起矛盾”。斥责者列举她伤风败俗，“冷酷尖刻、满腔仇恨和恶意嘲讽是她的本色”，似乎与耶利内克不共戴天；欣赏者称她“恶毒”的目光“窥视人们灵魂深处”，为奥地利树起了一面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镜子，言辞公允，言简意赅。
　　
耶利内克充满挑衅性的作品，更令读者感到极端陌生和迷惑不解，甚至引起一些人的嫌恶和愤怒，被斥为“纯粹的女权主义话语”、自我陶醉式的“沉湎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对世界“阴险恶毒的仇恨颂歌”和“奥地利的毒药”而遭到贬低。

　　谤之所至，誉更随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显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肯定者的一边。在评论界，有人把她比作“燃烧着的卡桑德拉”来赞誉她，奥地利著名作家彼?得·?汉德克甚至称她是“当下几乎无人可比的作家，一切都能一语道破”。

　　那么我们对耶利内克究竟了解多少呢？大量的采访和谈话记录，使她的生平身世、社会活动一览无余地摆在人们面前。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州的米尔茨施拉格市，是犹太人社会主义者（父亲）和名望贵族维也纳人（母亲）晚生的女儿。在二战中身为化工师的父亲侥幸躲过纳粹的反犹浩劫，但在战后因精神抑郁导致神经错乱，而后在精神病院去世。在维也纳长大的耶利内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母亲固执、褊狭而又爱女如命，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音乐神童。耶利内克很小就被母亲逼着走上音乐家之路，学习各种乐器和舞蹈。18岁中学毕业后，在维也纳大学学习音乐、戏剧、艺术史和语言，大学期间开始写作。1966年成为自由作家。1969年参加了学生运动及早期的妇女运动，是旗帜鲜明的极左派。1973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74年结婚后基本生活在维也纳和慕尼黑。1991年退出奥地利共产党，但仍是和平委员会领导机构的成员。早在1969年就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青年文化周中获得诗歌和散文奖，此后获得的文学奖项也种类齐全，有诗歌奖、戏剧奖、广播剧奖和电影剧本奖。

　　单看这些生平简历，耶利内克是一个凡人，一个可信、公认的文学艺术家。那么前文所述她的神魔形象从何而来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文坛上，极少有哪位作家的照片、采访和特写能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绝大多数关于耶利内克的评论文章都是由记者和新闻媒体工作者所写。这是我们分析耶利内克现象的重要突破口。1975年《逐爱的女人》发表后，耶利内克进入媒体视野，她此后发表的任何作品都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此前她仅在文学批评圈内为人所知，而在媒体的宣传下，她的名字逐渐家喻户晓。作家反叛的个性、冲击社会禁忌的作品、保持了近20年的奥地利共产党员身份，再加上身为“女性”，这些都成为各种媒体津津乐道、肆意炒作的素材。报纸杂志为了吸引读者，经常断章取义地刊登作家某些可能引起轰动效果的言论，乐此不疲地寻找作家写作的背景故事，关注她的私人生活。媒体的魔力特别体现在《钢琴教师》（1983年）发表后，《情欲》（1989年）问世后媒体的渲染造势达到顶峰。可以说，耶利内克被媒体有目的地神魔化了。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耶利内克有意和媒体玩起了交互影响的游戏。她向媒体提供人们感兴趣的个人生活信息，不断以出格的言论震惊各种媒体。她决定怎样展现自我，媒体则决定怎样加工风格化这些信息。在无数的采访和谈话中，作家乐于让每个采访者通过采访证实他们原先对她的看法，仿佛把采访者推到一面镜子面前，通过镜子的反射让他们看到自己内心已有的人物形象。读者在阅读中看到的也是自己对作家的看法，访谈录则进一步证实了已有的印象和成见。这样一来，在作家的怂恿和安排之下，记者伙同读者，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效应，群体文化心理加工创造了“耶利内克神话”。读者看到的这“第二张脸”是耶利内克，也不是耶利内克。作家本人也坦言：“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了解我的一些事，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努力换来的是，产生了一个表面清白、没有历史的形象——对我而言很奇特，但却很典型：我在生活上失败，却在文学上获得了成功。”
　　
　　耶利内克与现代主义
　　
　　“对耶利内克的创作，我感兴趣的是那种‘抵抗’，那种对当前戏剧的‘抵抗’。”海纳·米勒在耶利内克戏剧《病态》（1984，又名《现代女性》）首演时的专家论坛上说道。借用米勒的“抵抗”这个词来描述耶利内克的写作风格可谓是恰如其分。笔者认为，这里“抵抗”有两层涵义：第一层在作家的创作层面上，从不循规蹈矩的耶利内克的写作，无论在主题内容，还是在形式风格上，都是对传统美学范式的“抵抗”和超越；第二层存在于读者的心理意识之中，即作品在接受领域受到“抵抗”和排斥，其中既有读者阅读的障碍和困惑，也有评论家尖锐的责难和攻击。

　　耶利内克的写作拒绝美好和谐的秩序，展现了一幅阴暗浑浊的图景，一个冷酷无情、充斥着扭曲、变态、压迫和暴力的世界。这种“阴暗叙述”受到一些评论者强烈的抨击，认为作家写作有“心理阴暗”之嫌，指责她本人冷酷无情，并认为她的作品里“没有美，没有爱”，而“世界不是这样的”。其实这里批评者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作家等同于作品人物，把作为个人的作家和她所描写的事物混为一谈；二是他们猛烈地抨击“传送消息的人”，又何曾对“消息”本身进行过略微的思考呢。人们仍旧用传统的美学观念去衡量、评价超越了传统的耶利内克的创作，而忽视了根本的一点，耶利内克“抵抗”式写作不是对现实的描写、模仿和升华，而是对现实的否定，以实现对社会的批判。她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以一种怀疑的态度来透视这个社会，把我们熟悉的世界变形、陌生化，甚至粉碎，把日常生活中被假象所掩盖的真相昭示出来，用以反抗和颠覆现实。

　　耶利内克对社会的坚决批判，体现在她无情地揭露歌舞升平的社会生活表象下的种种丑陋和罪恶，尖锐地讽刺人们思想深处的陋习和陈腐观念，鞭挞现存政治经济制度下荒谬、罪恶的强权。揭露、讽刺和鞭挞正体现了作家鲜明的正义立场，渴望变革，企盼和谐、平等和自由，崇尚“真、善、美”之情力透纸背。实际上，她所采用的这种“阴暗叙述”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手法异曲同工：通过这种否定熟悉事物的方式——夸大、变形现实，或如文化批判斗士、犹太作家卡尔·克劳斯所说的“扭曲”现实，把读者已经被现实生活所限制和禁锢了的阅读习惯彻底打破，进而导入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使他们以一种“陌生化”的眼光来透视一个陌生的世界，从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无法认识的深刻本质，唤醒读者反思批判现实的意识。这样看来，她的创作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她的作品不仅展示了现实的真相，还注重揭示现实的形成过程，以实现对现存社会的尖锐批判。

　　阅读耶利内克的作品绝不轻松惬意，有的评论家甚至称之为“受折磨的阅读”。读她的作品，人们感到惊愕困惑、难以接近。这里阅读的困难和接受的障碍，来自于她的作品形式主义的、游戏的、纯粹的那一面。耶利内克这种“抵抗”式的写作姿态从1960年代创作开始，一直保持至今，这使得她的创作形式风格上又超越了现代主义，表现出了与之迥然不同的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于是，目前就有不少研究者将她归入后现代主义作家一列。这一含混的认识根源于只是浮光掠影地看到表面，只注意到了表面叙述，没有抓住实质。事实上，后现代主义作家完全拒绝参与性，置身事外，不作道德品评。耶利内克却是一个政治倾向很强的作家，她称自己是怀着强烈的仇恨在写作，失望、愤怒，或如她所说的“对社会现状的仇恨”是促使她写作的根本动力。她写作的焦点对准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境况，作品题材涉及“个人的异化、消费和自由社会的恐怖、环境的恶化、自然的破坏、灵魂的扭曲和情欲的冲突、对外国人的敌视和法西斯主义的家乡观念”。耶利内克再三声明，她是“弱者”的代言人：当她写作的时候，始终站在弱者一边。正如她曾引用布莱希特的名言：不是往旧皮囊里装新酒，而是要找到装酒的新皮囊。她采用的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式，诸如“戏仿”、“剪辑拼接”和“引用”等手法，只是表达她对现实世界看法的手段，不是某种装饰，更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内容，展现人和历史的现时处境和社会关系的状况，以质疑和否定现存社会为根本目标。这使她的作品具有了广阔的带有政治意味的美学视野。

　政治性和女性主义
　　
　　迄今为止，在阐释耶利内克作品方面最权威的专家玛丽思·扬茨指出，目前在耶利内克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一直没有能判断清楚她是一个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作家。扬茨的见解是中肯的，忽视耶利内克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是无法正确理解她笔下的阴暗社会画面的。

　　资料表明，耶利内克从青年时代就对政治非常敏感，她接触、涉猎了当时欧洲社会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偏好。耶利内克早期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充分体现了她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对社会前途、政治理想的探索。她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只是因为这是奥地利唯一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当奥地利共产党并未如她所愿时才退出。但政治热情丝毫未减，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她自视为政治作家，参加公众抗议集会，经常在公开场合对政治敏感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发表看法，对奥地利的政治一直保持严峻的批评态度，锋芒直指奥地利抹不去的“纳粹过去”。

　　耶利内克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她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类平等、和平共处的社会理想，但她又持悲观态度，坦言这只是一个乌托邦，并解释对她而言，身为共产主义者，仅表明她是“资本主义，这个蔑视人的制度的敌人”。这样看来，显然她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而已。热衷政治的她从事写作，记录和展示她对现存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似乎有意引导更多的人同她一起进行政治探索。在她的众多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我塑造出了一个政治作家的形象。

　　耶利内克始终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出发，思考现存社会和人的生存状态，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定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以说明。”耶利内克以她的作品艺术地阐释了这一真理。她服膺马克思主义把人解释为经济制度的产物，“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始终是她分析社会问题的因果链，她将人表达为社会关系的牺牲品，同时又是执行者，来揭开权力结构的真实面目。

　　耶利内克也认同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观点，她从经济基础出发，分析这个自下而上划分成等级的阶级社会现状，致力于揭示语言、文化和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被语言普遍化了，成了对所有社会成员普遍有效、恒久不变的真理，掩盖了背后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生产关系。统治阶级的唯一兴趣在于维护现有生产关系，保持私有财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通过政治、文化和教育等精神领域的控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普遍化，把它展现为唯一理性的、普遍有效的社会话语。她强调大众媒体的作用，认为它是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工具”。大众媒体生产出各种虚幻的意识形态，诸如个体的自由、浪漫的爱情、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等等现代神话，以粉饰太平，掩盖现实社会问题和权力关系，达到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

　　耶利内克在第一部作品《我们是诱鸟，宝贝！》中就已经开始探讨大众媒体，特别是电子媒体对人们意识的麻痹和毒害。无论电视、电影、广告，还是报刊杂志、通俗小说，都是一种匿名的意识形态的询唤，是“维护资产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工厂”。电视成为仅次于上帝的神，是一个“幼稚社会”里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超我”——这点单从她的小说《米夏埃尔——一部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1972）的标题就能看出来。在《钢琴教师》里读者可以看到，生活是一个与电视同一的“互文”，“生活完全按照电视那样安排，电视模仿生活”。在《逐爱的女人》里，大众媒体特别是通俗小说使得下层民众生活在表层，媒体宣扬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令他们将虚构当成真实的体验，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意识不到对这一处境应奋起反抗，更意识不到，她们的个人遭遇是历史的，而非私人的；是政治的，而非情感的。决定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诡秘地隐藏在重重黑幕之后。

　　耶利内克始终不渝地关注妇女命运，积极投身妇女运动。1977年至1986年，她一直在被誉为德语国家重要的妇女论坛《黑色信使》上发表评论文章，为妇女呐喊争取权利。作家通过塑造众多女性形象，深刻揭示妇女现时生活处境、探询妇女解放道路，是耶利内克写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她往往被看作是女性主义作家，作家本人也将自己列入女性主义作家之列。

　　在探讨她的女性主义观上，笔者认为，耶利内克首先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作家，其次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她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的观点，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利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分析妇女问题。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历史的建构，她们代表的不是个人体验，而是某一阶级和特定经济条件下广大妇女的共同遭遇。她把个人所受的压迫放在一个“整体的社会基础”上来思考，从妇女所处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揭露造成妇女深受压迫的社会权力结构。在耶利内克看来，妇女不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度的奴役和压迫——这点特别是在男女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和家庭）中体现出来，而且深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和压迫，正是这两种体制的合力造成了女性的悲剧命运。

　　当然，耶利内克的创作也受到了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攻击，指责她嘲讽丑化女性。诚然，耶利内克没有按照激进女性主义者愿意看到的那样，将女性展现为比男性善良、更高一等，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极少有正面美好的形象。而作家这么做，就是要通过女性生存状态的描述，勾勒出一幅讽刺父权社会的漫画。在她的作品里，父权文化中的很多女性角色往往既是受害者，又是帮凶。作家指出，这些沦为父权秩序帮凶的女性，并非真正获得了权力地位，而只是在男性缺席时，模仿男性权威，代替男性扮演压迫者的角色，以免自己也变成牺牲品而不得不为之。可见，她嘲讽的不是女性人物，正如她所言，她不是同男人斗争，而是同歧视女人的制度斗争。她嘲讽的是透过她们反映出来的观念，嘲讽在父权统治下她们脑子里异化的观念意识，以揭露和抨击现有父权社会制度对妇女的禁锢和压迫。

　　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女性主义者耶利内克，是从关注所有个体受压迫的角度出发，关注女性权力和女性解放问题，因为女性是苦难最深、受压迫最重的一部分。她选取塑造现有社会条件下，受歧视、奴役和残害最深的女性形象，是为了揭示产生这种剥削、压迫和暴力的政治、经济原因，抨击现存社会荒谬的“陈腐思想”，要突破其“巨大的禁锢力”。她的作品中有施虐狂和受虐狂的幻想和性反常的场景，她通过展现这种极端扭曲的两性关系，来暴露背后的社会文化制度原因：表现在等级分明的性行为、性滥用和性暴力中的权力结构和统治体系。
　　
　　结语
　　
　　2004年对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10月7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评委会陈述授奖的理由是：“她小说和戏剧中声音或反声音汇成一股乐曲流，它们以独一无二的语言激情揭露了现实世界荒谬的陈腐见解和它巨大的禁锢力。”以此肯定了她个人创作所取得的光彩夺目的成就。

　　不可否认，时下人们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总是怀着既向往又挑剔的复杂心理，即使在耶利内克生活的国度，十几年来对她作品的争议也从未中断过。作为当代德语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耶利内克已完成的创作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备受争议、毁誉参半恰恰证明了她的重要：她是一个值得争议和批评的作家。

　　性格叛逆、风格冷峻的耶利内克穿透似是而非的当代意识形态话语的雾障，深入到事物的隐蔽之处，以最有力的笔触勾勒了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展现了已达到了恐怖地步的世态的丑陋与荒谬。在对耶利内克及其作品进行了一番考查后，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耶利内克及其创作作为一种复杂的现代文化现象，是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合力”制约、“多元决定”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作家现代主义的美学姿态、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和女性主义立场。可以说，这三股力量的合力构成了她质疑、否定现实的写作方式。耶利内克始终关注着当代社会和现实人生，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与现实相关的题材。她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密切地关注着她视野所及的生活和世道人心，并以她的方式对现存社会中人的生存境况，表达出了她的犹疑、否定和批判。

原载：译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