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11日，顾准备诊断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历经苦难受尽折磨，死亡对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妻子汪壁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已经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革”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的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地找寻，一次次地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成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下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来说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处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原本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20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的。”

   他们终于一个也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了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格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是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那样：“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使他们真的不来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界限”，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有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俩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亲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他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省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再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他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演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的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的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想起来就羞愧难当——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全部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不知挨了多少打。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患难的人，都公认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死相托的正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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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孔教授认为那时是人间天堂。

很凄冷的人间悲剧。子女因了要站稳政治立场，连自己的亲生父亲也不相认。

谢谢小媛转的文！

“北大孔教授认为那时是人间天堂。”——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呢？难道他也是一个冷血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