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玲：《冬日的季风》

编者：薛燕平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0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书籍类型：文学类
书刊号：LSBN7-5059-2916-X/L.2188
出版日期:1998年1月
价格:18.00元

《冬日的季风》内容简介

朱晓玲在她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冬日的季风》中，收集了她前期的部分创作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中国作家》、《十月》、《长城》、《长江文艺》、《天津文学》、《绿叶》、《北大荒》等文学期刊上。朱晓玲这一时期的作品，用评论家周政保先生的话说：朱晓玲的小说叙述是相当写实的，也是相当合乎生活逻辑的。但她的“写实”是属于那种“心理体验”的“写实”，显得逼真而颇能揭示人的生存状态的内在性。或者说，小说所展现的“心理体验”，其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精神风景。朱晓玲这种富有“心理体验”色彩的小说方式，绝非某种模式的套用，而是一种源自生活的本相记录，其独特之处也仅仅是以“心理体验”的叙述形态，重现了人的精神或人的情感的原生模样，它是作家精神碰撞生活的结果。

朱晓玲的小说描写，大都是从女性个体的细微隐秘之处切入，但视野却落脚在了悠远而古老的命题上，那就是人的生存状况，女性的生存状况。这是一幅幅人性的风景画，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其是的形态，线条与色彩，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画外之意、一种沉寂中的抗议，一种凄苦的独行者的足迹声，一种冷寂而热切的、不仅仅属于女性的感叹与呼喊！

难逃悖论的女性抵抗
——关于朱晓玲的《回归秋里》《寻梦》《冬日的季风》

周政保

其实，朱晓玲近年发表的小说远不止这三部（篇），如分别刊载于《十月》、《中国作家》、《长江文艺》的《秋恋》、《大漠》、《太阳在窗外》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我之所以要把《回归秋里》（《天津文学》1993、8期）、《寻梦》（《长城》1995、5期）、《冬日的季风》（《中国作家》1995、6期）放在一起谈论，那是因为这三部（篇）小说拥有某些相同通或近似的特色，且便于诠释作家的潜力或创造性。

实事求是地说，朱晓玲还不能算是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小说家——当然，谁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也是难以排例或根本诉说不清楚的事情。但朱晓玲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却是不难感受到的——她的想象力，主要穿梭游弋于人难以传达的感情世界。尤其是那种稳秘的、处于朦胧或萌动状态的心理领域。她不回避“性”，但又极少或几乎看不到赤裸裸的、充满诱惑的刺激性描写。因而，与其说是性的描写，还不如说是“性”心理的揭示——在朱晓玲的心目中，性或性心理揭示，乃是传达生活及人的精神状态的永远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朱晓玲的小说叙述是相当写实的，也是相当合乎生活逻辑的。但她的“写实”是属于那种“心理体验”的“写实”，显得逼真而颇能揭示人的生存状态的内在性。或者说，小说所展现的“心理体验”，其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精神风景。不言而喻，朱晓玲这种富有“心理体验”色彩的小说方式，绝非某种模式的套用，而是一种源自生活的本相记录，其独特之处也仅仅是以“心理体验”的叙述形态，重现了人的精神或人的情感的原生模样。这里应该澄清的是，所谓“心理体验”，仅仅是一种阐释生活的方式，或一种传达人的精神景况及感情变化的小说手段，而绝非或一定是作家本身的生活亲历。因为描写什么就得亲历什么的创作路数，终究是一种低级原始的状态；小说家的主要途径是想象与虚构。而小说所传达的“心理体验”，只能是作家精神碰撞生活的结果。朱晓玲的小说大都以第一人称叙述，作为传达方式，无疑可以因为“倾诉”的姿态而达到亲近读者的艺术效果。但这种选择仅仅是小说修辞学的手段和技巧而已。

朱晓玲小说中的精神现象及感情生活，大都显现出一种被扭曲的走向，而人性的冲突与抵抗，也就构成了作品的主要描写内容，或“心理体验”的最为显著的传达底蕴。《寻梦》的主人公是被冷漠、被欺凌的女性，她之所以不由自主地跌入婚外恋的旋涡，那是因为她的人格或作为女人的尊严受到沉重而琐碎的打击。她是女人，她需要感情的抚慰，需要爱的呼应，需要生命旅途上的温馨与相助，然而，这一切早已在她的生活中荡然无存。于是她开始了迷惘中的“寻梦”。但瞬间的虚幻和生活的残酷很快粉碎了她所希冀的朦胧之梦。而《冬日的季风》的故事——如果能被称为故事的话，几乎都是在“心理体验”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且让人感觉到叙述者无意于诉诸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私生女，被歧视、被无情凌辱的境遇是凄憷悲凉的，也是令人同情的。但无援而残缺的生存状态，却造就了她“寻父”与“仇父”的特殊情结。作为人性的抵抗，虽变态而不能说有罪。但对于世俗道德秩序的挑战，又不能不使她吞噬精神的苦果——就如她的牙根出血，既无原因，亦无治疗的良方，是痛苦也只能任其自然。《冬日的季风》是一部没有“结尾”的中篇小说，但经由主人公逐步展现的“心理体验”，也通过作家步步为营的“点拨”，结局便可由读者的想象来完成。实际上，主人公的结局或故事的是否完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读者已经感受到了一种精神或感情状态的事实，那就是人性是成为人性的：人性之所以是人性，是因为人的生存境遇养育及最终完成了人性的缘由；人性的遗传是强大而深厚的，而人性的融入社会之后的遗传却显得更为深厚而强大；人性是社会的，这一结论确凿无疑但最终扼杀与扭曲人性的恰恰仍然是社会。当然是那种无情的、反人性的、炫耀着道德光环的、传统的或新生的社会陋习。至于那篇《回归秋里》，倒是一个动人而遗憾的故事——故事本身关不新鲜，但因了它所发生的背景是那个无比荒唐的时代，所以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还是那样的主题，即美丽的人性是如何被丑陋的社会力量扭曲与摧毁的。这也是一个经由“心理体验”而展现的凄凉苦涩的故事。如果说，《寻梦》与《冬日的季风》所讲述的是人性抵抗的故事，那么《回归秋里》则是一个因懵懂而导致人性投降的故事，一个因不由自主屈从“时尚”而铸就终生遗憾的故事。当然，故事的“意眼”并不在于青春萌动的心理描写，而在于是谁或怎样的精神惯性，导演了主人公的懵懂及人性的投降。

朱晓玲的小说主人公几乎是一律的女性，以所谓“女性文学”的概念来阐释这些小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基本上都处在妇女命运的悖论之中。以世俗眼光观照，这些女性——如《寻梦》中的小微、《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回归秋里》中的雪儿，她们的精神状态及感情生活大抵处在被扭曲的境遇中。因而在行为及心理走向方面，或多或少地有点儿相应的荒唐，乃至越出了传统道德的规范（雪儿则表现为对人性的违背，于是在结婚10年后还眷恋着她的初念者）。然而，换一个角度审视，倘若她们不反抗、不越轨、甚至灭绝自己的欲念及对梦想的追求，一切固守或听凭命运的安排，她们的精神状态和感情生活就正常健全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正是如此，我们不难感受到女性命运的疼痛与尴尬；她们无奈地处在两难的生存景况之中。作者既同情“我”，也怜悯“她”，而且对她们的无奈作出了无情而真实的安排。譬如《寻梦》：“这之后不久，小微坚决同丈夫离了婚。那时节，骁驰已经携了他的妻子远走高飞到香港做生意去了……骁驰走的时候并没来看小微，也没给小微留下只言片语……”；又如《回归秋里》的最后是：“出了村子没走多远，雪儿同一个穿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服的中年男子擦肩而过，而后各自朝着要走的方向消失在暮色苍茫之中……”；只有《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略有例外，作者设置了一个让读者猜测想象的结局。但无论如何，伊洁的命运不存在必然的转机。这一切，便是渗透在小说叙述中作者之于生活的态度。

其实，女性主人公最终命运如何安排在这里显得并不重要，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人物的“心理体验”的具体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揭示了这些独特女性命运走向——那就是不会停歇的尴尬与无奈，那就是继续进行冬日季风中的孤独的寻梦，而能否寻到则是另外的寓意层面了。如此也可以看出，朱晓玲的小说描写，虽大都是从女性个体的细微隐秘之处切入，但视野却落脚在了悠远而古老的命题上，那就是人的生存状况，女性的生存状况。这是一幅幅人性的风景画，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其是的形态，线条与色彩，而且可以感受到一种画外之意、一种沉寂中的抗议，一种凄苦的独行者的足迹声，一种冷寂而热切的、不仅仅属于女性的感叹与呼喊！

我想，独特的朱晓玲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前景，因为小说的任何一丁点辉煌，都是与独特相关。

周政保：文学批评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原研究室主任。

批判与批判的归宿
——对朱晓玲女性小说的一种读解

杨文琴

中国女性伴随着无产阶级在本国的胜利，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这无疑是女性的一大解放。但是，制度层面的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从此就将获得与男性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男性话语依然是这个传统深厚的国家的中心话语，女性依然徘徊在社会与文化的边缘，继续遭遇着艰难的生存处境与精神困境。对于这些在困惑与不幸中煎熬的女性，朱晓玲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其2000年以前的中篇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小说。但是，与九十年代流行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不同的是，朱晓玲的女性书写立足于批判。她将笔墨指向女性所处的父权制社会，通过对男性形象如“父亲”、“领导”、“丈夫”与“情人”等的女性叙述，来揭示父权社会及其创造的性别秩序对女性的挤压，进而展开她对女性前途的思考。

朱晓玲的女性小说中都缺少“父亲”，父亲的整体“缺席”显然与作家小时候父亲“畏罪自杀”的心灵创伤有关，父亲的“缺席”为何会给女性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就因为他是“父亲”？朱晓玲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称呼的问题。在父权制社会中，“父亲”是男权文化规则指认、规范性别角色功能的强大承载者，他不仅具有人伦意义，而且蕴涵丰富的男权文化内涵。父亲的“缺席”在朱晓玲的小说文本里有三种情况：《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是母亲和不明男人的偶然产物，她是母亲受辱的证明——“父亲”身份不明，这是“缺席”的一种；《大漠》、《颤抖的爱》等小说中的父亲因为在特殊的年代有着特定的身份，因而被夺去生命，此为第二种；《秋恋》、《寻梦》等小说中的父亲被作者故意隐去，此为第三种。从人伦上讲，父亲是女性生命的创造者，父爱与母爱一起才能满足一个孩子对爱最基本的要求，作为与女性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一位男性，父亲的“缺席” 不仅给女性带来爱的残缺、成长的创伤，更成为影响和笼罩其一生的心理阴影和巨大心灵挫伤。《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从小就感到生命的可耻与荒唐可笑；从小，她和母亲就因这个特殊的“父亲”受尽世人的欺侮与嘲笑。她渴望找到“父亲”，找到依赖；但又痛恨“父亲”并想报复“父亲”，她选择剑男——一个五十多岁、牙齿难看的有妇之夫同时作为她幻想的父亲与情人，欲爱不能，欲恨亦不能，生活与情感都是一团糟。同样，即使曾经有一位光明正大的父亲，女主人公和她们的母亲、家人在其身后仍不能免遭不幸。没有父亲的庇护，她们无一例外的尝尽生活的艰难、世人的白眼和孤儿寡母的凄苦无依。

然而，真实父亲的“缺席”并不是女性不幸命运的全部原因，朱晓玲批判的并不是父亲的肉身，而是作为男权文化象征符号的“父亲”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受男性中心话语主宰的整个社会秩序、社会心理、文化、伦理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夺去女性真实父亲的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就是一个打破了男性中心的年代。相反，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正是革命、权力、政治这些典型的男性话语。在那样的年代，家庭中的女人们与“父亲” 不仅有着血缘和伦理关系，更存在一层高低等级关系，一个家庭的“父亲”在相当程度上代表整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社会属性。他的地位也就是这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女性在社会上并不是被当作与男性平等的主体，而是生育的工具、子女的抚养者、家务劳动者、男性的伴侣或玩物。所以，当这个家庭中的社会代表一旦“缺席”，整个社会中的父权就更直接的向女人们压来。《冬日的季风》中伊洁的母亲因为出身和美丽被男人们肆无忌惮的蹂躏玩弄，毫无反抗与挣脱之力；《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母女被酷狗强逼着贱卖掉房屋，当父亲“缺席”时，女性们遭受的是致命的打击，是直捣身心最敏感最薄弱处的打击。她们之弱小，她们对“父亲”的依赖之深，正是因为她们面对的是整个父权制社会的压迫，即使她们家的男人们“在场”，她们受欺凌的程度可能减轻，但她们受欺凌的可能却是与生俱来、不可根除的。

时代不断向前，会逐渐建立起一些理性的意识与应有的秩序。但当伊洁彷珲们长大成人后，她们面对的仍是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她们的母亲年老体衰，依然背负着“不贞”的名声；她们宿命般的重复着母亲的命运，依然是男人们追逐、占有的对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演变，曾经压迫过她们母亲的革命头目们威风不再，但父权势力又以另一副面孔出现，继续摆弄把玩着女性的命运。例如单位里的领导，承包大潮中的法人叶强企图以权占有伊洁（《冬日的季风》）；机关里的干部孟柏对梵的利用（《生活不相信眼泪》）；独眼龙经理对小薇业余创作的无理阻碍（《寻梦》）等，他们干涉女性的工作权利，生存权力，生活权力，及人身自由。他们对女性的创造力表示出强烈的蔑视并加以压制甚至扼杀。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面对的是比男性更为艰难的生存环境与更为狭窄的发展空间。
“丈夫” 是女性法定的人生伴侣，本应是女性情感上、灵魂上和肉体上的另一半，精神、物质上的支持者和强大的依靠者。但朱晓玲对“丈夫”提出了强烈的质疑。《秋恋》中，“我”那“离了婚的丈夫”在“我”找到新的爱情时，卑鄙无耻的向男方的父亲写了封污蔑信；《寻梦》中小薇的丈夫冷漠、多疑、残忍，与小薇毫无精神上的沟通，只存在肉体关系；《女人的苦衷》中璇丽的丈夫同周围的人群一起对她的不育表示了鄙视和不满。在朱晓玲的女性小说中，“丈夫”徒具法律的形式，不具备其法律上的意义，他们不是女性人生中亲密无间的合作者，而是女性情感与肉体上的枷锁，禁锢着女性追求并享受幸福的自由。当女性对婚姻感到失望时，为了寻求心灵的抚慰，她们将希望寄托于婚姻之外。比如《寻梦》中的小薇与《大漠》、《颤抖的爱》中的“我”，她们找到了她们认为的真爱。但事实上，她们却不能完整地拥有爱、享受爱。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爱，由此这种爱同样意味着痛苦。因为，面对强大的父权制，“情人”们比女性更加懦弱，胆小。他们无法冲破现实与世俗的罗网，同样不能给女性完整的爱情与幸福的生活。

在朱晓玲的笔下，显然表达出了女性作家对男性的同情与怜悯。她看到，“丈夫” 与女性一样生活在无爱的婚姻中，同样是受害者。但令人痛惜的是，这些同样是世俗社会的受害者们，反过来又加多一重压迫于身边的女性；“情人”虽然尊重女性、支持女性的创作、理解女性对感情的渴望与追求，能够感受到无爱的婚姻给自己带来的痛苦，但他们却没有勇气直面并反抗传统的社会秩序。女人们的“丈夫”或“情人”——他们作为男性，作为社会中客观的一种物质存在，历史地成为权力话语下的“中坚分子”，他们不自觉的接受并认可了这种话语秩序，并使之成为其内心深处的一部分。他们要维护理性社会赋予婚姻的神圣性，即使婚姻对于他们只剩束缚与痛苦，即使他们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并虚伪的度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身份、地位、社会生活和伦理规范，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整体认同要比女性更为坚定。所以，一旦当他们要违背这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他们的矛盾与痛苦也更甚于女性。《寻梦》中面对小薇，骁驰一边表白自己会离婚，一边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去做、是否能做到；《颤抖的爱》中的“他”用理智压抑自己不去爱，因为他知道“在人们的眼中正经的婚姻只一次”，反抗的结果就是“被生活、被人言、被唾沫活活淹没，活活困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往往选择忍受、逃避。因此，他们的行为，无疑再一次将认为自己跳出了樊笼，寻找到了真爱的女性们置于孤苦无助的边缘。《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被推上了审判席；《寻梦》中的小薇失去了女儿，离开了骁驰；《秋恋》中的“我”永远失去了爱人；《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断绝了自己无聊的婚外性关系之后，却目睹丈夫的外遇，……。

通常，当个体无力抵抗外部力量的压迫时，它会本能的转向自身寻求群体的联合与保障。当女性遭受来自父权制社会的种种压迫时，她们可以与母亲、亲生姐妹、女性朋友等女性力量联合起来，构建一个女性世界，从中寻找鼓励与支持。但在朱晓玲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女性世界内部同样充满了矛盾、冲突与对抗。母女关系是世上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当父亲“缺席”，母女相依为命，共渡难关，母亲是女儿成长中的唯一保护者与引导者。同样，女儿也是母亲的精神寄托。由此说，母女感情理应坚不可摧。但事实呢？《冬日的季风》中伊洁与母亲都不相信男人，两人互相关心、一起过活。但她们同时又彼此蔑视，蔑视对方的轻佻，蔑视对方离不了男人的“贱相”；《寻梦》中小薇的母亲一味的要她顺从丈夫，明知小薇婚姻不幸福，也力劝小薇不要离婚。在过去，母亲或许也曾抗议过这个社会，但现在，长期的反抗无效却使她们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名投靠者、服从者。她们反过来，将社会曾给予她们的压力强加给女儿，要女儿屈服，并认为这是为她们好。同辈的女性呢？《大雪有梦故里难归》中的彷珲，在大雪纷飞的一个冬日，震惊地发现丈夫婚外情的对象竟然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秋叶君”；《寻梦》中的小薇与茹雪是日记也能分享的密友，但却两度因男人产生隔阂；《冬日的季风》中的伊洁的女性朋友们同各自的男人经常发生战争，但又靠着男人过日子。她的姐妹们基本上与母亲们一样，自觉出演着男性世界为女性所安排的种种角色。可见，由于女性内部自我意识发展程度不一，个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女性联盟经常处于不断分化瓦解的状态。与父权制社会所具有的深厚基础和强大渗透力相比，女性联盟还十分脆弱，根本不足以成为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有力依靠。

父权制社会的外部压迫及女性内部的参差不齐，使女性内外交困，孤立无援，女性似乎无路可走。那么，女性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社会？朱晓玲没有回答，其批判的归宿依然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有“破”有“立”，在“破”的同时为何没有“立”呢？让我们再回到女主人公身上。

独立、多情、美丽是朱晓玲小说女主人公的共同特点，尽管她们有时不得不看男人的脸色，但她们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她们都坚持读书或写作，她们有相当一部分都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有的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即使是女工璇丽和待业的伊洁也读着戴高乐或米兰?昆德拉。她们对于爱有着强烈的渴望和敏锐的感受，乐于行动，不回避自己对性爱的要求，敢于去寻求婚姻以外的真爱。她们不是一群徒有外表，依靠自己的身体资本过日子的女人，她们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对男性和男性的世界都表示了不满与反抗。伊洁总是挂着一丝嘲弄的笑看着周边的男人和他们的世界；小薇在疲劳的婚外恋中感到男性的霸道与自私，毅然退出；《颤抖的爱》中的“我”无法忍受无爱的婚姻和爱人的退缩，最终选择死。但不满与反抗之后，她们又转回到了起点，命运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改变，她们仍要继续在肉体和精神的囚笼里苦苦挣扎。女性看似不可抗拒的悲剧性命运，体现出朱晓玲对男性社会复杂性的敏锐洞察。她看到，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父权制社会围困着女性，却并不外在于女性。这种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婚姻为基本纽带。女性与男性不仅在个人的爱与性上紧密联系，而且在文化、道德伦理、经济、政治结构上也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使得女性往往很难将个人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两性关系与社会权力关系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由于男权文化对女性的长期浸染，并内化于女性的深层意识，导致女性即使认识到这种联系对女性世界独立意识的压迫，她们也会因对这种男性中心文化与社会现有秩序的内在认同， 而使其反抗仅仅停留在个人的、表面的层次，甚或这种反抗只是一种意气用事，而非理性、明智的行为。看看朱晓玲的女主人公们，她们仍然重视家庭，仍然甘愿为家庭操劳付出，她们仍与男性社会一起维护着婚姻这层美丽但虚无的面纱，她们仍然为她们对丈夫的背叛有过自责、忏悔与自我怀疑，她们不满于她们的婚姻，是因为她们与丈夫感情不和谐，不是因为她们怀疑婚姻本身的存在，她们心中仍是爱情至上，仍然希望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可以依靠，理解她、保护她，尽管现实中男人那么让她们失望。对婚姻爱情及其所附着的社会权力、道德伦理的信仰、敬畏与依赖，深刻的表明她们骨子里依然存在对男权文化的相当认同。这种内在认同决定了她们对所处的男权文化的依附，也决定了她们的反抗是不彻底的。与此同时，这种认同也表明，在作家朱晓玲强烈的批判意识里仍存在着对父权制的部分肯定。这种肯定从而导致她的批判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所以，在否定与肯定之间，作者陷入了困境，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作者暂无能力为她的女主人公们指引一个更为光明的出路。

笔者并不认为：批判的同时一定要有新的确立，作家一定要为人物的幸福负责；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批判与批判的归宿的落空真实的表明了作者思考女性问题时的真诚态度与直面现实的可贵立场。因为任何否定都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女性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对父权制进行猛烈彻底的颠覆就能解决得了的，两性关系只有在两性合作的基础上才能日趋健康和谐。批判的同时有所困惑，并将这种困惑一起呈现出来，较之立即跑到批判对象的对立面无疑更为真实、也更为明智。当然，若作者能在两端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以自己睿智的思考为众多的困惑者提供有益的启示，那也同样让人期待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

漂泊的女作家

李建纲

一本天蓝色封面，由著名作家莫言作序的小说集《冬日的季风》，告诉我们，又一位有才华的湖北籍女作家走上了文坛，她就是——朱晓玲，孝感人氏。颀长的身材，亭亭玉立，长发披肩，面目姣好，眉宇间常带着恬静的微笑。这位女性十足的女作家，写了一本十足女性的小说。这不单说是她笔下的主人翁，都是女性的，而尤其是说，对于这些女性的感情世界的揭示，对于那些正当妙龄的女子的隐秘的、朦胧的、包括爱情的、甚至也不回避某些“性”的心理领域的剖析和描述，竟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合乎逻辑的真实。以至使读者产生错觉，以为所写都是作家的亲身经历。而事实当然不是。构成小说的故事，是作家的虚构，而并非作家的经历，这是文学创作的常识。但是，那种对情感和心理的体验，却难免有些当是作家自己的。话说回来，能把小说写得让人读来以为是自传，这正是作家的艺术魅力之所在，这也是朱晓玲的独特之处。

朱晓玲很小的时候，就似乎很有文学天赋。读小学时，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她的父亲似乎比她更看重她的这种天赋，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让她知道了社会中有一种职业叫作家。可是父亲死得太早。他大概是文革的第一批牺牲者，运动刚开始就被揪出隔离审查。父亲被揪出后，本不算富裕的家庭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家中三五天就会被红卫兵抄一次。为了不给家中带来更多的灾难，正当年富力强的父亲悬梁自尽。正如小孩子受了委屈大人不许哭一样，小小年纪的朱晓玲深深地压抑着丧父的悲痛，不仅不哭，还要同同学们一起批判死去的父亲是“死有余辜”。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伤害、扭曲一个孩子的心灵的了。这个聪明活泼的女孩子，从此收俭了笑容，变得孤独、自卑、怯懦，怕与人交往，怕同学们喊她是“狗崽子”。一张小床便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每天晚上，早早地就逃到床上去，放下蚊帐，以此来习惯孤独承受孤独。在孤独中或驰骋自己的想象，或编织自己的梦想，或如饥似渴地读自己喜欢读的书。

读书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了。读书成了她最大的嗜好。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她毅然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会，到一个运输企业当上了一名车工。这种既有技术又轻松的工种，相对于当时她这个有“问题”的子女而言，是难得的好工种。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钻研技术。她在车工岗位上一干就是六年。随着改革开放和政治环境的宽松，朱晓玲那颗始终没有泯灭过追求的心，也开始复苏了，跃跃欲试了。她除了工作之外，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学习，写作。在这期间，她向领导要求调换了工作，当上了材料库保管员。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写作。发完了材料、整理好货架上的材料，接着就捧起书来读。她的行为使那些闲下来就打扑克、打毛衣、闲聊的同事们很看不顺眼。觉得这丫头好高骛远脱离群众，不安心本职工作。领导为了制止她这种好高骛远的行为，常常用扣发工资来惩罚她。也许孤独的朱晓玲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高傲与倔犟，面对同事的误解和领导经济上的处罚，她丝毫不动摇读书写作的决心。

朱晓玲是不是很早就选定了要通过文学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生命的辉煌，我无法界定。但我所知道的是，朱晓玲的文学之路的确走得坚定而义无反顾，这是肯定的。

大凡感情丰富细腻且有艺术气质的才女，即非爱情至上主义者，也必定视爱情为至重者。朱晓玲同她笔下的女主人翁们站在一起，追求崇高纯真又浪漫的爱情，向往宁静温馨耳鬓厮磨的家庭生活。因此她将这种生活这种追求化作文字写进她的小说。

朱晓玲的小说开始一篇接一篇发表。发表在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广东、青海、长沙、武汉等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引起广泛重视，约稿凼接踵而至。

然而，她便愈来愈不满意自己了。她需要提高，需要进入一个更广阔更适宜自己发展的文学开地里去。
就在这时，时间到了1992年之春夏。她与丈夫一番缱绻之后，走出家门，来到了省文学院，成为该院合同制作家中仅有的两名女作家之一。其时，我也在该院当差。她的典雅、温静的气质与她作品中的女主人翁们为着改变生存状况而采取的激烈、甚至判规越矩的行为反差甚大，给我留下强烈印象。但是相处一久，我就看出来至少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她就是她笔下的女主人们。
为了深入认识和及时反应正在改革中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文学院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让这批作家走出书斋，到生活中去，到大自然中去，边调查边体验边创作。这次行动，注定了的是会如苦行僧般地不停地跋涉不停地辗转。我不耽心别人，只耽心朱晓玲。她身体单薄，不像是能吃苦的样子。但我相信，这看似柔弱的女子，为了文学，她会强壮起来的。
结果没出我所料。

两个多月的采访时间，我们如同大山里面的一支文学游击队，走遍了整个鄂西。我们遍访了农村、工厂、企业。我们接触了无以计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环卫工等。朱晓玲在采访过程中与任何一个人交流时，很有亲和力，表现出一个作家良好的素养。在边远山区竹溪，采访最艰难的时候，有部分作家坚决要回家，我也老腿蹒跚，支持不住了。朱晓玲的倔犟劲上来了，她坚决反对放弃采访打道回府的计划。她说：前面就是与陕西交界的商州地区，那可是贾平凹在作品中经常写到的地方呀，难道你们不想去看看那块宝地吗？最终大家都被她说服，完满地完成了采访计划。
这次文学之旅，我们出了两本书。朱晓玲收获最大。她后来为文学而长期漂泊在外，也是由此而开始的。

1991年秋，朱晓玲由湖北文学院一跃而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正式走进中国文学院的殿堂。这可是她梦寐以求，期盼已久的啊。

早在1987年，单位派她到《人民日报》社举办的培训班学新闻时，她就曾到鲁迅文学院——这个在她心目中无限神圣的地方去看过。站在鲁迅文学院门口，她在心中暗暗地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到这儿来学习深造。而今，她来了。她拎着两个大行李包，走出北京火车站，走进黎明前的北京。她站在冷清的北京站广场，想到，此时的天安门该是快到升国旗的时候吧，心情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一种要到天安门去看升国旗的冲动油然而生。当她以肃敬的心情第一次看着国旗随着冉冉的朝阳升起的时候，仿佛觉得自己也在升腾飞跃。可不是，北京的每一块砖，每一块土地，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文学积淀。朱晓玲这颗文学种子落在这里，将定会长成大树。

不过良种是要经过筛选的。读书期间，朱晓玲的指导老师是一位如母亲般慈祥的老人——曾给丁玲当过秘书的张风珠。她第一次见她的学生时，就坦诚地对他们说：我不知你们走文学这条路有多少思想准备？文学的陶汰率是非常高的。她从三十年代一直说到当今，例举了大量事实证明，有多少文学青年在文学这条路上如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张凤珠老师的一席话，是足可以吓退心中没有底气的文学青年的。可是朱晓玲却不。可是，她说她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在回答老师的话时，刚叫了一声老师，就泪水长流。她流着泪说：我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我打从走上这条路起，就没有想过要退回去。无论在这条路上走得多么艰辛，多么艰难，我是不会退缩的。后来，朱晓玲成了张老师最喜爱的学生。至今她与张老师还保持着很亲密的交往。

说到思想准备，大概首先就要准备吃苦。鲁院的生活，如文学一般朴素甚至清寡。宿舍三人一室，人各一桌一床而已。读书期间，工资并不高的朱晓玲，一切开销必须精打细算。她除了买书毫不吝啬外，在吃饭方面可刻薄自己了。连上不上学院食堂吃饭她都要计算一下。如在食堂就餐，每餐至少需三到四元钱，而买一袋方便面加一个北京烧饼，顶多也就块把钱。于是我们这位漂亮的女作家就常以一袋方便面一块烧饼来细嚼慢咽。有一次，老家有位行政长官朋友到北京出差，没有事先通知一声，就突然闯到学院来看朱晓玲。而且直接就闯到她的宿舍。那天她正生病躺在床上，床边的桌上放着一碗剩下的方便面和半块没吃完的烧饼。见此状，一直以为作家的生活一定很富浪漫的行政长官朋友，一脸困惑，无不怜惜道：作家都是过这样清贫的生活吗？朱晓玲淡淡一笑道：不是。富有的作家多的是，我只是个不醒的寻梦者。行政长官朋友二话没说，要她穿衣起床，等她穿戴好后，便提议到外面去走走。路上，行政长官朋友问她：“这儿有副食品商店吗？”

“有的。”朱晓玲答。

“你带我去看看。”行政长说。朱晓玲以为行政长官要买什么礼品回家，就将他带到离学完最近的八里庄副食品商店。到了副食品商店，行政长官朋友，一下子买了100多元钱的各种食品和营养品。之后又要朱晓玲领他到麦当劳快餐店。朱晓玲就将他又带到东四的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到了快餐店，行政长官朋友一下子买了几十个汉堡包，真正让她“吃不了兜着走”。故乡朋友的真挚情谊和无私关怀，使这个漂泊在外的女作家深感温暖，病情一下子好了许多。

这一年的中秋节，学院举办“中秋联欢晚会”，有着浓重思乡之情的朱晓玲，在烛光晚会中、在歌声中放飞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她望着天上满盈的月亮，想着故乡、家庭、丈夫，一阵思念之痛涌上心头。不知是为了缓解思念之苦还是它乡遇故人倍感亲切之故，朱晓玲找到学院唯一一个湖北老乡，在他面前痛快淋漓地哭了一场，以此渲泄那份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浓情。

事后，她也笑过自己。中秋的这天晚上，她完全大可不必那么伤愁的。其实她在学院里生活得很好很充实很富有。不仅与同学们，老师们都相处得融洽，还有充足的时间，自由的空间，使自己展开想象的翅膀，驰骋遨游在文学创作的天空。这一切不都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么？

一年后，朱晓玲以优异的成绩进了研究生班。而经济上，由于原有的一点积累已用尽，更加地捉禁见肘。有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为一个文化公司编辑报纸的兼职，她高兴地接受了。但常言道钱无善赚。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就要赶到公司去上班。从八里庄赶到西坝河公司所在地，在途中要倒二次车（115路电车和302公交汽车）。如果不堵车一个小时便可到，要是赶上堵车，二三个小时都难赶到。当然也有直达的中巴车，但车票要二元钱，而坐公汽，倒二次车的车票加起来也就九角钱。为了节省几个钱，她只好选择坐等死人（等车）、挤死人（上车挤，车上挤、下车挤）、跑死人（跟着车跑）、走死人（由115路电车团结湖站到302路公共汽车的农展馆站，有相当长一段路程的距离）的公共汽车。因此，每次一下课，朱晓玲来不及吃饭（连学习资料都来不及送回寝室，总是让同学带回寝室）就直截往上班的公司赶。即便是这样紧迫的时间，还是公司老板看她是学生，才对她网开一面，允许她只上半天班。

有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就令我愉快，那就是在朱晓玲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文学院给她寄去了1000多元钱，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目前，朱晓玲还在漂泊。十多年如一日地漂泊在路上，对一个弱女子而言，所遇到的困苦就和艰辛就可想而知了。她说这十多年漂泊在外，若是在经商，一定会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她相信自己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得开心、自信、富足。

为文学漂泊的朱晓玲为文学乐于吃苦的朱晓玲，现如今在《今日名流》做编辑兼记者的工作。她之所以到这儿来，是因为著名的方方在这儿。方方也常对她讲自己所走过的文学历程和曾经的困惑迷茫。从而使她对自己更加充满着信心。朱晓玲除了爱文学外，还很爱家爱丈夫。每到周末的时候，她就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赶到长途汽车站去，赶回到故乡去，赶回到那个温馨的小家中去，赶回到丈夫的身边去。丈夫是个不会用语言表达爱意的实诚人，有着浪漫情怀的朱晓玲曾对丈夫这种讷于言表的行为有过怨恨和伤心，少不了为此而同丈夫吵闹过。不知是她在同丈夫争吵时，丈夫说的一句“我可以同你离婚，可是我真放心不下离婚之后，你怎么生活”的话感动了她，还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使她对生活对爱情有了新的感悟和新的认知态度，吵过闹过几年后，她又同丈夫和好如初，真正是风雨过后见彩虹啊。她对丈夫的深情，写在她的小说集的扉页：“谨以此书献给你，我永远的守望者。你总是在那喧嚣又空旷的尘寰，坚定地守望着一个漂泊的女人的归去……”

作者系原湖北省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

So many and so great connection.

冬雪儿心诚地说：真是不好意思，又脸发烧得很，我不识英文。我怎么回您的贴呢？

对不起，自从有人黑了我的计算机后，我不能直接在回帖里打中文。

那句话的意思是赞赏你有这么多这么强的联系。

PFPF!

主持大人，
国内的作协，就象国外的伊甸，作家之间，不可缺少互相的交流和鼓励。因为干的这件事，太不容易了。：))

对不起，自从有人黑了我的计算机后，我不能直接在回帖里打中文。

“那句话的意思是赞赏你有这么多这么强的联系。”
——主持先生朋友，可不可以这样说，是我的作品使那么多人认识了我.又是我在力争学着做一个立着行走的人,而使我同认识我文字赏识我文字的人成为了朋友。也是我还在执著地写字，使我又认识了伊甸里的朋友们并同大家有了难以割舍的情谊。如果这次伊甸不被封，我还不会意识到我对伊甸的感情有多深。这次伊甸被封，我几近疯狂地寻找突破封锁的办法就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