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鸡汤》（Chicken Soup for the Soul）里有这样一个故事。作者Jack Canfield和父亲（老Canfield）正在排队买马戏团的票，站在他们前面的是一个父亲带着一帮孩子。他们看上去比较贫穷，但是穿着整洁，举止得体，看马戏显然是他们的一件大事。然而，父亲问了票价后露出了窘迫的表情。老Canfield看在眼里，把20美元丢在地上，拍下那个父亲的肩膀说：“你掉了20美元”。那个父亲感激地捡起地上的钱，买了票，带着兴高采烈的孩子看马戏去了。但Canfield父子却因此没钱看马戏了。

这种帮助别人不求回报的例子，随处都可以读到。当提供帮助者被问及姓名时，回答大抵都是“当你有能力时，也去帮助别人就行了”。我们当年在Cincinnati受到龙卷风的袭击后，得到过红十字会的帮助。在西方有很多这样的慈善机构，他们提供帮助时都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接受帮助者没有任何回报的义务。

中国人把“忘恩”与“负义”放在同等的位置。这个义，是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五常（仁义理智信）的第二常；是由三纲所定的义务，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当一个人受了“恩”，他就有了报答的义务。这当然是利于统治者的，因为有权有势者通常才有能力施“恩”，“皇恩”更是“浩大”，受恩的百姓自然就只有报恩的份。

一个人不止是要“知恩图报”，而且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一旦受人之恩，其恩通常都“重如山”。于是，当一个人在接受“恩惠”时，他必须考虑以后该如何报答，以免被人称为“忘恩负义”之徒。有些人不敢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另一些人则揣摩提供帮助者的动机。

比如，中国的一些贫困学生受到资助时，需要定时向提供资助者汇报情况，据说这是为了督促被资助者好好学习。只要受资助者真的有需要，他们是否努力学习不应该成为资助的附加条件，也许他们有比“努力学习”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当初主动退出希望工程的资助时，就有人指出，她是在“用自尊来换取施予”，“大家都认为她欠了全社会一个人情！她承受的是比贫困更沉重的压力！”

在我出国之前，每当我说共产党的不是，父亲就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上大学的机会。大学从晚清时期就开始有了，既然有大学就得有人入学就读，怎见得没有共产党我就不能上大学呢？即便是因为共产党我才能上大学，我也不用感谢谁：政府拿着百姓的钱就本该为百姓办事。另有人说，我们这些在七七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都得感谢邓小平。上大学本来就是公民的权利；文革期间百姓不能正常升学是政府的失职（中共自己称之为浩劫）。百姓能上大学不欠谁的情，更不用对什么人感恩戴德。

最近有人把“知恩图报”扩展到了美国两党之争和六四绿卡上。1992年民主党议员Pelosi提出《中国学生保护法》（也称为《Pelosi法案》），颁发绿卡给1990年4月12日之前来美的中国留学生。于是有人说，那些受《Pelosi法案》之益而拿了六·四绿卡的人支持共和党是忘恩负义。姑且不说这个法案的出台有着华人自己的努力、国会两党议员的通过、老布什总统的签署。哪怕这个法案是民主党一手操办的，拿了六·四绿卡的人也没有义务一辈子支持民主党。出于理念或利益的考量而提出某些法案，是议员份内的工作。如果一个人得益于共和党的一个提案，又得益于民主党的另一个提案，他岂不丧失了支持或反对任何一党的权利？难道他还得跟祥林嫂那样去“捐门槛”不成？

诚然，一个人得到了他人的帮助，理应表示感谢，并把别人的帮助作为一种激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人提到庄则栋受容国团、傅其芳的培植之恩，应该为容、傅的遗属做一些事情，甚至呼吁在北京奥运村为容国团建一座铜像。庄作为个人在适当场合应该感谢容的栽培，并学习容、傅的为人，去帮助培养下一辈乒乓人才。但呼吁为容建铜像不是他的义务，毕竟受益于容的不只是庄一人，而是中国的乒乓事业；施害于容的也不是庄，而是中国当局。另一方面，一个受恩之人的自由意志和价值观不应受施恩之人的影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应当忘恩行义。比如那些《Pelosi法案》的受益者，即便是受了民主党之恩，不管出于信念、利益或其它什么原因去反对法案的倡议者也是他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