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了奴性的民族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

尼采曾说：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

一个充满了奴性的民族

中国人的奴性是骨子里就有的，与生俱来的，是很有其历史渊源的。

中国的奴隶社会始于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结束，其间历时约1900年，可谓源远流长。

虽说在漫长的奴隶社会中，农业文明，手工业生产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我看来，奴隶社会对华夏子孙所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中国人的性格（注:：此处不能用‘人格’一词，因为在中国的词源里根本就没有人格二字）的造就，即：奴性，它使中国人的奴性不仅渗入骨髓，还融入血液，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无穷尽也。

历史发展到封建社会，孔子的三纲之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使得中国人的奴性发展到极致。因为，芸芸众生中，莫不或为臣，或为子，或为妻。所以，堂堂泱泱大国，唯君一人思想足矣，其他芸芸众生不过是一些毫无个性可言，毫无自由意识的附属品，一如马克思所描述的：一堆土豆而已。久而久之，中国人已渐渐养成了一种依附性，而绝没有独立性。

鲁迅对此曾做过精辟论断，他在《灯下漫笔》中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原以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已成为历史，鲁迅时代业已成为过去，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威中，广大民众终于当家作主，不仅成了自己的主人，同时也成了国家的主人。可当惯了奴隶的人，一旦将之封为庶民，好比一个人习惯了黑暗，突然的光亮反而使之不适应，又好比鱼儿离开了水一样的不自在，更何况将之封为“主人”呢？以至于在中国社会已蓬勃发展到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今天，我们的主人仍未意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仍然处处小心谨慎，小心翼翼地看着“公仆”的脸色行事，并竭力想做一个好“主人”。

中国人的奴性在官场上的表现尤为甚之。从一句顶一万句到官大一级压死人，不知驯养了多少唯唯诺诺，惟命是听，唯命是从的血肉之躯--活的木乃伊。为了盲目的服从，可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可以将人民利益弃置一边，甚至可以蔑视法律的存在，藐视法律的尊严。

有的“公仆”在高人一等的特权思想支配下，竟公然叫嚣：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天，愿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在这样的高压下，本来就胆小如鼠，甘心为奴，且无力抗争的百姓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喘了。也正是这些奴性未除的“主人”，造就了无数骄横跋扈的“公仆”，涌现出无数的“南霸天”“北霸天”。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甚至勾结黑社会，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有的“主人”即便被“公仆”打得骨折、昏迷、丧失了劳动力，却连一封匿名举报信也不敢写。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岂一个悲哀了得？此时所有的文字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人格问题曾提出了“需要层梯说”，同时还指出：“剥夺高级需要不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映”。

现在看来，马斯洛的那套理论在中国根本不实用，完全行不通。要说引起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唯有极端之举，要么自残，要么自戕，要么自焚，总之，自绝于政府。

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天灾人祸，在所难免。每当遇到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之时，灾区老百姓本来就已家徒四壁的家，又突遭厄运，无异于雪上加霜。可屋漏偏逢连阴雨，救援药品、食品等物资不是未到就是早已过了保质期。当政府领导亲临灾区看望灾民的时候，竟无一人敢将情况如实相告，灾民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对政府感激涕零，并一再声称，自己为之努力奋斗的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的，没有党和政府，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一定要从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决不给党和政府增添任何负担，请党和政府放心。

此时此刻，中国老百姓的表现能使任何铁石心肠之人为之动容，中国的民众真是温顺贤良，温顺贤良到毫无自由意识而任人摆布之境地。这也不足为怪，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反之，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也正因为民众熟悉自己的政府，了解自己的政府。加之，中国老百姓自古就有民不告官的风俗，他们深知与政府打官司，无异于与虎谋皮，以卵击石，所以，还是默认了人为刀俎，我本鱼肉这一生存信条方为上策。苟活在世总比一命呜呼要好得多。

中国是一个讲究传统节日的国家。政府本着人文关怀的原则，出台了一项有利于民的政策，给与那些在法定假日期间仍在工作岗位的人以三倍于正常工作日的工资。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何况有些冠冕堂皇的命令或政策并没有打算实施。所有有关人员都明白这一点，从未有过误解。

曾有记者对此作过专访，自此政策出台以来，还未发现谁是该政策的受益者。不用问为什么，访谈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道理很简单。为了生存，无人愿意自砸饭碗，或不敢冒承担犯上的罪名的风险，有碗粥喝总比喝西北风强，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忍者自安，吃亏是福。

翻看报纸,常会看到这样的报道：市政府决定今年将为老百姓办五件实事。读罢，颇感费解，有种幼儿园里的孩子，将自己的手洗干净后等待老师表扬的感觉。靠民众纳税支持的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公仆”（注：这里还是用‘公仆’比较好，‘父母官’毕竟给人感觉是封建专制政体的产物，尽管‘公仆’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父母官’）是为公众服务的人，须接受公众的监督。政府为民众做些份内的事，职责内的事，应该做的事，难道还要民众感激政府的大恩大德吗？话又说回来，除了这几件实事，他们还都干了些什么？而“主人”的反应如此敏捷，或打政府公开电话，或写信投诸报端，表达对政府的感激之情。

更有滑天下之大稽之事。据报道：许多县政府、镇政府为了自身建设，挪用教育经费用于购买小轿车，盖超标家属楼，建豪华宾馆，因而拖欠全县教师工资款达半年之久。适逢春节，政府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争取在年前将教师工资发放到教师手中，让广大教师高高兴兴过好年。一方上了报纸，成了业绩，另一方用于养家糊口的钱终于要领到手了，双方皆大欢喜。

无论是包工头拖欠民工的卖命钱，还是餐馆老板、工厂厂长克扣打工仔、打工妹的血汗钱，或是政府拖欠教师的工资款，总之，不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没受过教育的，弱者的反应却是惊人的相似，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忍！忍！忍！忍字怎么写？心字上面一把刀。

由此看来，奴隶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想做个好奴隶就更难了。

中国人的奴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屡见不鲜。

你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家派出所，将会发现一个共同之处，即：几乎所有派出所办公室的墙上无一例外地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锦旗。谁送的？当然是老百姓送的？为什么送锦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感激什么呢？诸如：民警帮家长找到了丢失的孩子，警察将找不到家的老人送回家，警察将失窃的财物交还失主，等等，不一而足。看到民警同志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么多困难，且不收取报酬，如果不送锦旗，那就不是中国的老百姓了。

中国人真的很多，多得无论你身在何处，总是置身于人群之中，且是置身于秩序混乱的环境中，尤其是在车站、银行、医院等地。一次，出差在外，在火车站买返程车票，只见售票大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售票窗口更是拥挤不堪，互不相让。待到实在看不下去的份上，不知从哪冒出一位维持秩序之人，只见他身穿制服，臂间戴章，怒形于色，冲着拥挤的人群大声吆喝，不时用手连拖带拽，竟无一人流露不满之色，其中有老有少，既有衣冠楚楚的，也有不修边幅的，全部听从摆布。奇怪的是，在他的大声呵斥下，秩序真的变得井然有序。可维持秩序之人一经走开，刚刚整理过的队伍又混乱起来。

哎，可怜的中国人，难道真的就不知自己该做什么？该怎样做？

【文章来源：转自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上的转帖，起始来源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