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化与政治制度
（一）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前文（《地域与文化》）我虽然已经用了“文化”一词，为了便于进一步的阐述，我还是在这里把文化的概念澄清一下。依我看，文化是人们的习俗、道德、宗教、思维方式的总和（Wikipedia: generally refers to patterns of human activity and the symbolic structures that give such activity significance. Merrian-Webster: 5a: the integrated pattern of human knowledge, belief, and behavior that depends upon the capacity for learning and transmitting knowledge to succeeding generations）。
人们通常把文化、政治、经济作为一个国家三大要素，我认为只有政治、文化两大块。经济本质上是政治和文化的产物。“人为财死”，人都有追求财富的倾向。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人们都会试图积累财富（对于提倡过淡泊生活的人是例外，比如传统的僧侣），从而促使经济的发展。但财富如何积累，经济如何发展却与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地域、价值观等的制约）。
虽然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体制配合，但文化对政治制度的选择与实行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文化在制度选择中有惯性的作用。比如说，一个石头在山坡上往下滚是必然的，但落在何处却有很大的偶然性：这要看外力有多大，滚动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方向和力度）。中国封建皇权几千年，一个朝代被推翻，“新的”朝代并没有更好，一直陷于死循环里，既没有科技上的进步，也没有思想上的突破。如果没有外来（西方）势力的冲击，中国到现在肯定还是封建的帝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落后的帝制受到冲击也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帝制”不会自动地转换成其它制度，但帝制的灭亡也是必然的。
如果不是日本的入侵（二战），中共很难成气候，中国就会走一条不同（应该是更好）的路。但也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对中共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根本不感兴趣，但他深谙中国的权术。正是这些权术使他得以当上“皇帝”。同理，如果“六？四”期间没有邓小平，中共会走一条更好的路。然而，共产党几十年里那样的无恶不作，“六？四”闹得那么轰轰烈烈，它的屠杀居然能够那么轻易地使百姓臣服，以至于十八年后，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我相信是与文化脱不了干系的。
再看台湾、南北越、南北韩、东西德。这些国家对制度的“选择”都有很大的被动性，部分地是由两大阵营强加给他们的，也就是有很大的外力在起作用。这样说台湾（中华民国）可能有一点不公平，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于第一个共产国家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她的带有民主理念的三民主义，的确也是在外力的影响下产生的。在和外强数次的失败遭遇后，“德先生和赛先生”被有志之士所接纳。即便如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声从未间断过。台湾后来能够蹒跚地步入民主，固然与她当初建国的理念（三民主义）有关，但与她败给中共后的紧迫感和美国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
（二）制度对文化的作用
胡平在《自由主义与虚伪》一文里写道：“好制度使恶人伪善，坏制度使善人伪恶”。当一个（坏）制度实行了太久以后，人们的思维习惯甚至道德观等也就改变了，从而积淀成了“文化”。
“中国”从南到北由东及西，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再“圣明”的君王也不可能顾及各方的利益，即使他愿意这样做。强权和暴力成为其维持政权的必要手段。对话语权的控制，也即思想的禁锢，是实现强权的必要手段。科举制是统一人们思想的有效措施，因为只有认真学好儒家经典并领会皇上及近臣的意图才有可能在科举中获胜。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试图挑战皇上的意旨，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这种文字狱比“反右”还要残酷得多，其可怕性随著时间的远去而被淡漠了（“六·四”才十八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科举与株连九族的并用，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
依靠科举制（和贿赂）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僚，主要考虑的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在极权统治下，使他们能够飞黄腾达的不是管理才能，而是溜须拍马的本事。他们无心也无力当好清廉的官员，只能用强暴来对付“不安分”的百姓。皇室的根本利益是巩固其统治地位。“昏君”和“明君”的差别是，昏君注重于自己的享乐，而明君则会更多地考虑“江山”的延续。在昏君的统治下，官场黑暗，民不聊生。在明君的统治下，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一时，随之而来的是大兴土木和对外的征战。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地大物博”、“人才云集”这些大国的优势，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关系。它只是利于皇室的搜刮与掠夺，满足皇帝的骄傲，并使皇权更巩固、皇位更安全：“进”可以扩张，“退”可以割地赔款。在舆论的“一统”之下，人们被剥夺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皇上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皇上的天下也就成了“我（们）”的天下，哪怕“我”一生的足迹不过方圆几公里，哪怕“我”不拥有一寸土地。皇室的利益，在“国家利益”的包装下，成为了百姓的至高利益。于是，“大中国主义”逐渐形成并被历代统治者强化。
和“大中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他人的冷漠，一个有共同的“最高利益”的群体却没有相互的信任和关怀。这种奇怪的组合恰恰是统治者乐于看到的，这种人性的扭曲是几千年强权和暴力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防范使“异端”思想难以传播，因为任何“异端”思想都有挑战皇权的嫌疑，一旦被人告发，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满门抄斩。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权术，并在文革中运用到了极致。
中文的“理”是以“王”为义，“里”为音；与“理”相关的“法”通常也被称为“王法”。西方的“理”是reasoning，是逻辑；法是ｌａｗ，是规律。它们都有普世性。理性和强权的不相容性导致了理性在中国文化里的缺失，中国的典籍里没有“理性”二字，有的只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理性的缺失使人们崇尚不择手段的成功，“成者王，败为寇”。因为对失败者的宽容和赞赏意味者对（在位的）成功者的挑战和否定；况且对失败者的肯定需要理性的分析；再者，强权导致的“强者通吃”使人们追求成功的强烈愿望而忽视过程的正义性；最后，历史是成功者写的，成功者的被美化也强化了成王败寇的观念。
中国人对读书的重视程度，恐怕没有几个民族可以出其左右：“头悬梁，锥刺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与统一的文字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贪玩是一般孩子的天性，如果顺其自然，就会误了孩子的“前程”，一些孩子长大后甚至会怨恨未在小时施加足够压力的父母。为了以后的荣华富贵，为了光宗耀祖，父母不惜一切手段强迫孩子读书。从小不顾一切逼着孩子读书的后果之一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缺乏浪漫、少歌少舞、实用主义盛行的民族。
（三）文化改造与制度改革的相互制约
如果现有的制度不变，改造文化似乎是缘木求鱼。但如果没有文化的改造，制度的突变能带来什么好结果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有些“民主”国家不尽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位网友说“至于文化中的糟粕，有了一个自由的环境，不管咱们的文化有多少问题，多么不堪，它也会慢慢地变好。当然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相互鼓励，批评，争论，跟别的文化对比，学习。但这需要在自由有保障的环境下进行！”这话固然不假。问题是，自由环境从何而来？怎么来？制度一换马上就有自由环境？比如，俄国算是“民主”了，我觉得她的“自由环境”并不如人意，毕竟制度的执行者还是人。我最近经常提到的“大中国主义”，那是非常能蛊惑人、压倒人的。为了这个“大中国”，有很多人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套在一个框框里，有人胆敢迈出这个框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中共现在对一些贪官的“严打”是非常糟糕的。它给人们这样一个信息：这些贪官的“人”很坏，而不是制度的问题；并且在百姓中散布恨的种子（共产制度一直如此）。很多贪官，尤其是以前大家公认为“好人”的那些贪官，他们本身也是制度的受害者，连胡长清在行刑前都感叹是制度害了他。不能想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能够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制度。没有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没有文化的改造，新的（民主）制度能否有效地实施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这也是我不赞成暴力革命的主要原因。
人性中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并不是“人之初，性本善”。改造文化的任务之一是，尽量散布爱的种子，缓和恨的情绪，使人们能原谅一般的贪官，从而减低既得利益者对制度转型的恐惧。我所期望的最好情形是，在海内外各种民主势力的共同努力下，中共高层出现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蒋经国）式的开明人物，逐渐开放党禁、报禁，让人们能够探讨制度的问题，从而给大众必要的启蒙，逐渐地改造文化。也就是制度改变和文化的改造同时进行。
（四）从中印比较看中国的未来
就像第四节所说的，统一的文字和一统的大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个体的长处，并减少内耗；如何使总体大于个体之和（synergy），而不是相反（antagonism）。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促成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汉族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分布在其它各地的少数民族，大多数基本上已被汉族同化。除了新疆和西藏，中国基本上没有民族问题。
印度民族多样，文字各异。现在虽然有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民族间依然缺乏交流，种姓等级观念依然严重。印度幅员不如中国广大，并且南北相差悬殊。这些因素都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秦晖在他的《印度将超过中国吗？》一文中通过数据的比较，得出“只要没有大战乱，中国农业从传统时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一直都是领先于印度的。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然而，中共在几十年的统治中，为了保护官僚集团的利益，通过户口制度人为地造成地域之间的隔离，城乡之间的隔离；同时又利用国家机器，变本加厉地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这就是说，中共一方面是极力阻碍“互通有无”、“集思广益”这些大国优势的发挥；另一方面却使文字统一而带来的思想统一这一劣势得到光大。就像秦晖在《印》文中指出的，“在改革前的２０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放弃了城市化，把农民禁锢在农村，靠人海战术增加了产量，却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城市居民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认为取消户口制度会引起城市人口过于拥挤，治安恶化，从而造成城市生活质量下降。这里有几方面的误区。一、这种人为的极不合理的隔离制度，无论如何都应该取消，哪怕以一些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二、城市的拥挤情况会根据就业、居住及其它指标进行自动调节；三、治安情况不取决于“乡下”人口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公平、执法的公正和对弱者的同情；四、一些“乡下人”能够在城市里施展他们的才华，促进城市的发展；五、另一些“乡下人”到城市闯荡一段时间后，发现农村更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回到农村并带去新的观念，促进农村的发展。
近年来，为了“摸着石头过河”而实行政策倾斜，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地区之间的严重不公，人与人之间严重不平等，仿佛无形的“种姓”制度。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发展，靠的是中央集权对资源的垄断、靠的是廉价的劳力和对土地的无偿侵占，是不可能持续和扩展的。因为这种发展需要 “落后的地区”为其买单，需要高比例的穷人作为廉价劳力的来源。穷人的低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此外，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和教育制度产业化，使很多本来有潜力的人才被埋没，这也无形中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可利用土地面积的减少，使中国正在逐渐失去她原有的优势。水源和空气的污染，信用的缺失而造成的伪劣产品泛滥，加上对异己者的打压和对言论的严厉控制，使人们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疑虑，有些外企把市场转向印度等国。比如，日本正在努力加强和印度的联系（2007年8月21日《纽约时报》文章：“As Japan and India Forge Economic Ties, a Counterweight to China Is Seen”）。
印度虽然发展缓慢，但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小。她正睁大着眼睛，注视着北方的邻居。她会汲取中国的教训，稳步地向前走。中国的地域优势和一些文化优势正在逐渐失去。除非中国政府能够在近期内逐渐着手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愿意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着手环境的治理、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而进行人文的关怀，印度超过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秦晖：“印度将超过中国吗？”（2006年9月27日《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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