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二十多年前的旧译文，贴在这里存档，改错字。
《思维的艺术》
作者：(法) 安德烈·莫洛亚／金凤（译）
世界与思维
我的目光转向书房的窗外。转瞬之间，玻璃窗外部景物也嵌入我的脑海。通过稀稀落落的阳台栏杆向远处眺望，我看见一片绿荫沉浸在淡蓝色的薄雾之中，那是巴黎清晨的雾景。极目远眺，瓦勒利安山丛林密布，山丘蜿蜒起伏，黛色的松柏丛中仁立着一座医院，看到这种情景，人们不禁想起佛罗伦萨的修道院。灰色的天空遍布浮云，一群群燕子间或掠过。在更远的那方，飞机在凡尔赛上空盘旋、轰鸣，这勾引起我对战争的回忆。空袭的爆炸声，夜间警报的嘶鸣声仿佛又回荡在耳畔。我不再观赏这些树木，不再听鸟儿的歌唱。我想到了人类文明的毁灭和罗马帝国的衰亡，想到了阿尔及利亚海岸的那座小城。公元3世纪的时候，它还是一座繁荣美丽的城市，然而百年之后，却只剩下一堆瓦砾，满目凄凉。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各国的首都也会像这小城一样沦为废墟。
我展开幻想的翅膀自由飞翔，脑海里不仅思考着宇宙的自然现象，也关注着遥远的星球。我既回顾过去的历史，又探寻前景未卜的将来。我觉得，我的思想就是一个小小的内心世界，它既没有时间界线，也没有空间界线，它反映着广阔的外部世界。哲学家们有时把这个缩小的宇宙模型叫作“小宇宙”，把我们赖以生存并渴望了解和改造的大世界称为“大宇宙”。一位中世纪的炼丹术士曾写道：“思想似天使一般，竭力攫取大宇宙内的一切。”或者说，思想试图取得一切，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像公园哈哈镜里的天空和花朵一样，早已面目全非。
幻想是异常杂乱无章的。这正是由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就像镜子与实物的关系一样，也是永恒运动的。但是，至少有一种图像大致是清晰的。那就是此时此地映人眼帘的这些栏杆、树木、山丘和小鸟。所有这些对过去的回忆、对未来的预测和对现实的推论，都随着我思维的波涛汹涌起伏。由于我的无知、我的冲动。
我的谬见和我的疏漏，事物已然面目皆非。然而，事物本身也无时无刻愈加变得离奇而新颖。我们的脑海中，广阔的世界犹如一张轮廓混沌不清、线条游移不定的地图，可是我们又必须时时刻刻在它上面确定方向。
要做到思路清晰，必须有长期的等待和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需要立即行动起来。倘若谁的孩子身体日渐衰弱，我们会想：他怎么了？是不舒服？还是精神不愉快？去找谁看看？医学管用吗？它是不是伪科学？什么是科学？要想严肃地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则需终生的努力。怎么办呢？患者生命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当即作答。但是时间已不允许我们再去探索那个外部世界，而唯能很快查询的只有我们脑海里这个小小的而且混乱的影像。
我们说，思维就是人们结合客观景物和文字符号用来揣测或预见现在与未来而作出的努力，就是人类行为在现实事物中所产生的实效。全部思想就是行为的雏形。我们也正是依据这个雏形来描绘我们的人生图画的。当然，在此期间也不乏做些修正。正如帕斯卡①所说：为了更好地行动，我们应该努力去认真思考。那么，怎样算作认真思考呢？就是竭尽所能，在我们内心世界的小模型中，努力勾画出一幅尽可能逼真地反映大千世界的图景来。如果我们的“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内在规律近于吻合，如果我们头脑中的地图能够精确地指出我们前进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同样有希望把我们的行为同我们的需求、愿望和忧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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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和作家。——译者
人类有没有办法使其思维达到这样的境地：即思维能指导行为，然后，行为能在现实中为人和物去找到一条捷径？有没有可能绘出一幅真实反映大千世界的地图来，并凭借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以到达预期的彼岸呢？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形体思维
体现动物本能或习惯的思维，应该是最能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的了。一只猫轻盈地跃上摆满器皿的桌子，似乎并未经意，但它既没有打碎盘子，也没有碰着花瓶。一连串的动作，包括了精心地计算用力大小和准确地选择落点。因此，无论是落点的选择，还是用力的大小，都是下意识的。猫借助于肌肉和眼睛思维。当它看到眼前的景物，便意识到该做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头脑中所反映出的形象又转过来时刻提示它的头、背、爪应处的位置和姿势。
同样，网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击剑运动员以及杂技演员，都是借助形体动作去思维的。击剑运动员根本无暇虑及：“看，对手的剑晃了几晃，又抽开了，我得顺势抵御，回击一下。”击剑运动员的思维是借助于花剑，借助于手的。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器械体操。我知道，当我在单杠或双杠上的时候，我如果把每一个环节想得过于细致的话，那就无法做下去了。如果我看到了自己身体的摆动，预先确定了正确的摆动幅度，并在心算的过程中，意识到必须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紧缩二头肌，抬腿翻杠，奋力跃出，要是这样，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对我来说就会变得意想不到的简单了。但是，如果这组镜头中，存在着哪怕是一丝裂痕，某些瞬间，哪怕有稍许犹豫，也会打乱运动节奏，导致动作的失败。
这种推理，决定了雕塑家在创作过程中不会去夸大人体的胯部曲线。雕塑家眼睛盯着模特儿，双手扶着作品，在他的双眼和双手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例如体操运动员、熟练工人和艺术家都是借助于行为去思考的。某些生物甚至养成了借助他体行为反应其思维的习惯。兽群中某只野兽是以整体行为表现其思维的。如果几只山羊或几匹马受惊而逃，其他的也会蜂拥而去，而不知其惊逃缘由。因为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它们知道离群的羔羊便是天敌的美餐。跟野生动物一样，生活在原始状态中的人，对形体某位议会主席一张嘴，发个号令，就能把所有欧洲的重要人物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或家中。他可以在天空布满轰炸机，炸毁成千上万座城市，他可以毁灭世界、毁灭人类文明。当我们回味起一个字可能产生的效果时，我们才懂得原始人使用语言，完全是为了某种权威的显示。吉卜林①笔下的印度教徒就曾经研究过以统治人类和主宰万物的“主词”。浮士德曾在有关炼金术的故纸堆中翻来找去，试图发现提示或驱赶意愿的某些形式。在（一千零一夜）中，“芝麻开门”虽然是传说，却是一个真实的传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开门和呼唤鬼神的咒语。演说家都靠这种招摇撞骗的咒语过日子。所有的骚乱都起源于一两个“主词”。借助双手思维的人，一点点地挪动笨重的物体。由于动作艰难，所以得倍加小心。我们将这种内心世界的想法与外界情况的协调一致，看作思想是否反映真实情况的保证。他必须抓牢物体。因为，如果他没抓牢，砖头就会砸手，球就会掉下，身体就会从单杠上摔下来。但是，对于借助语言思维的人来说，这一切就变得异常简单了。从出现失误到造成惩罚性后果，这段时间很长，难以衡量肇事者应负多少责任。在摆弄这些轻率的文字符号时，他不会想到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人们试图将词句作秧苗以结出丰硕的果实。”并妄想话一出口，事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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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吉卜林（Rudg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译者
糟糕的是事与愿违。话是怎么说都可以的，拿破仑曾说：“要遵守国家原则”，这仅仅是一句话而已，但这抽象的句子可以如实地表现现实，因为它并不要求准确的形象，然而却毁掉了现代欧洲。一位经济学家坐在屋里写道：“提高工资，就是提高购买力，因而可以结束经济危机。”其实用别的字也同样可以有效地表达这样的意思。看起来这是一种正确的思想，是经济学家出自世上最美好的愿望而发出的心声。事实上，由此而展开的一切活动都没有能够结束混乱的经济秩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小宇宙”未能带动“大宇宙”，在文字与具体事物之间存在差距，简单的句子远远不足以表达事物本身的复杂性。
逻辑与推理
评定语言和公式的价值，如果只坐观其效果的好坏，那将是极端危险的。有史以来，圣贤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以便能够灵活巧妙地驾驭这些异常活跃的文字符号。如同我们今天制订交通规则一样，前人也试图整理出文字的使用规则。后人把这称思维和本能思维是极其敏感的。
我曾经在一条邮船上，遇到过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他被托付给船长照顾，独自横渡大西洋。这个小家伙看得出什么人对他好，做什么让人讨厌。他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人，躲开他应该躲开的人。这是成年人也难以熟练掌握的。大概是些我们觉察不到的迹象在指导着他的行动。你可以观察一下情人们吵架后是怎样和解的。其中一位突然长叹一声，莞尔一笑，两人的目光随即相遇，身体慢慢凑近，并拥抱在一起，双方和解了。这比絮絮不休的空论所带来的和解要坚实得多。
语言思维
综上所述，形体思维是存在的，它能够十分准确地指导我们的某些行动，可是有效范围并不大。鼹鼠借助爪子思考的能力很强。但是，爪子触摸不到的东西，它无法知道。鼹鼠掏洞挖出土粒，在绿色的草坪上堆成一个个难看的小土包，它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明白会有什么后果，它既不懂园丁对此的厌恶，也不懂它会因此遭殃。飞行员可以凭借准确的反应，操纵飞机平安着陆。当然飞机不是飞行员发明的。管理国家财政的政治家就不能借助于行为去思维。他也不能像体操运动员那样，通过身体的形象考虑问题。因为能够得到的形象实在太多了。如果他需要改变千百万人的经济状况，他便不能这样想：“我工作是为了某个商人，某个农民，某个受苦受难的失业者……”为了提高其思维效率，他须将反映在头脑中的人体、田地、房屋和工程的精确图像变成许多既能表现人物单体，又能表现人物群体的标记和符号，也就是语言文字。
工人、杂技演员以及体操运动员都是借助双手去思维的。他们移动笨重坚实的物体：像砖头、球以及自己的身体。借助语言思维的人只是发出声音或者做出标记，从而使具体动作变得简单。在旅馆里，早晨按一下电铃或喊一声“茶”，几分钟后，茶杯、茶碟、匙子、面包、牛奶、果酱、茶叶罐、热水瓶就会奇迹般地摆在你的面前。请想一想，为把这些东西交给你，需要多少复杂的具体行动：中国人种出茶树，选出茶叶；英国的船长和水手顶风破浪运到欧洲；法国佩里格德的牧羊人赶着羊群走向草地；还有挤牛奶的工人，开火车的司机，做面包的厨师，采摘橘子做果酱的西班牙或外省的姑娘，等等，一个音符便使所有这些人为你服务。
借助双手思维的人，其行为对天地万物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他所能触摸到的一切。而借助语言思维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动民众，动员军队，其影响遍及天涯海角。只要某位国家领袖，之为逻辑。逻辑是一门艺术，它通过文字的表达，指明应该遵循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又是语言文字的保证，因为，内心世界的规律与外界的规律是一致的。我们称之为人类理性的法则，正是人类思维的规律。这些规律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将是完全适宜的。有些规律显而易见。例如不矛盾律：任何一件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它的本身，又是其反面。非此即彼。我们既然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不能同时又说：“二加二等于五”；既讲：“这条裙子是白的”，就不能再讲：“它是黑的”；说了：“我希望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不能同时说：“我希望这是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探寻能够从这些明显的规律中，总结出一条得以避免谬误的思想法则。这种逻辑学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中世纪时，又被古典哲学所接受，至今，仍是一门颇受推崇的学科。逻辑虽然可以帮助我们的推理避免出现某些错误，但是要建立起思维的艺术，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因为：逻辑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命里注定只能够永远重复A属于A。如果它执意要添加什么新的概念，也只能凭借于感性或直觉。因为感性与直觉是脱离于逻辑而独立存在的。逻辑只能说：“这条裙子是一条裙子。”而唯有感性才可讲：“这条裙子不结实，或者有褶子。”那种认为纯理性可以脱离感性而单独存在的观点实属荒唐。对此，康德说得好：“理性貌似强大，极欲显示自己，天真地以为面前是宽广无垠的领域。当轻盈的白鸽凌空奋飞的时候，它会感到空气的阻力，便以为在真空里能飞得更好……同样，柏拉图忽视了在极小限度内包含一定理性的感性世界，从而在纯属知性①的太空中挺而走险。他丝毫没有察觉，自己虽然竭尽努力，却依然停步不前。因为太空中没有赖以立足和得以转换知性的必要支点。”我们有一大批政治改革家都是在纯属知性的太空中徒劳涉足。
诚然，逻辑活跃了思想，并使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习惯性的危害：认为有了貌似正确的推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不过历史的进程已经表明，人几乎是能够证明一切的：证明矛盾哲学的真理与谬误；证明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证明种族之间的差别与混同。哲学家阿兰②曾说：“在我看来，任何证明明显地都是不顾羞耻的。”其实，只要我们使用的字词并不十分绝对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证明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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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知性：法文entendement、德文Verstand的意译。一译“悟性”。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知性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使之构成有条有理的知识，但它所能认识到的只是“现象”。——译者
②阿兰（Alain，原名埃米尔·奥古斯特·夏尔蒂埃 Emile AngusteChartier，1868－1951），法国著名哲学家、评论家，本书作者的导师。——译者
在代数学中，论证是严谨的，无可辩驳的。因为每种代数式子都有精确定义，演算者不可能给公式增加什么新义。逻辑学的同一性确实是同一性。那些用来谈论感性、国家管理、经济管理的字眼，其含义是含糊不清的，而用这些字来推理时，意思也不相同。推理如果言语混乱，同用不准的秤秤东西一样。
笛卡尔①的方法论
笛卡尔的方法论就是努力从L述的推理中消除产生错误的因素。笛卡尔曾经说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分辨真伪，以便行动时头脑清醒，在生活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里请看作为他“思维的艺术”的几条著名准则：第一，在没有清楚地认识事物之前，永远不要相信它是真的。这条准则显得未免过于简单，有人会反驳说：“如果我不认为是这样，为什么还要相信呢？”
笛卡尔用另一条准则回答你：切忌仓促从事和偏见。
由于人类不可能迅速理解一切疑难问题，所以切忌仓促从事。学习上不求甚解的学生将永远掌握不了几何学。然而，人类却都是性急的。有些人是出于迫不得已。譬如：他们在某一天要参加考试，可是从现在到进考场前这段时间，他们必须学完某门课程，掌握某个时期的历史。专家答应在指定日期提交报告，政府在等着用；如果太晚了，政治家会做出武断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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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笛卡尔（Reno Descal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译者
一个不尽完美的报告总比完全没有要好。新闻记者至少还需要多几个小时研究一个新遇到的难题，可是，时间紧迫。排字工人催促他拿出手稿，报纸还要赶凌晨两点钟的火车运送出去。斗争不允许他有半点怠慢。
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虚荣心而奔波。要想让他们承认自己无知，那可比登天还难！倘若一位专家说：“我不知道……”他就会觉得很不光彩。请听，在议会、沙龙和工会里，人们口若悬河，大发议论。这一位向你大谈特谈捷克斯洛伐克，谈埃塞俄比亚，谈匈牙利，可是此人既没有去过这些国家，更没有研究过这些国家的历史和风俗。那一位对我国的航空事业评头论足，轻蔑之情溢于言表。一其实，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没有半点证据。第三位为败坏某个女子的名声，煞有介事地讲述一些无中生有的风流韵事。如果我们能经常使用“我不知道”这几个简单的字，或者路易十四最喜欢的几个字“等我看看吧……”，谈话的普遍价值就大有提高。如果我们发誓永远不异想天开地做出决定，永远不匆忙、轻率地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就已经向笛卡尔的智慧之境迈进了一大步。
仓促并非错误的惟一原因。另外一个是偏见。我们不能像一尘不染、透明光滑的镜面一样忠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处理问题，而像变形镜一样，掺杂着家庭和集团的观念。我们的性格、遗传因素、所受的教育都赋予我们以情感。你想了解集团行为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吗？那么，请回忆一下，根据报纸宣传的影响，你们是如何评价克雷孟梭、卡约和达拉第①的。你们有的爱他们，有的恨他们；你们的出发点虽说都是善意的，然而，并不合乎情理。
对利益的追求是偏见的另一原因。帕斯卡曾指出：如果几何学也如同政治一样与我们的情感相违背，那么，对它的研究绝不会这样深刻。在表示同意一项税收制度之前，有谁不权衡一下自己的利弊得失？这样的人是有的，但为数极少。设想有一位医生，在某种理论上，他发明了一种使其得以享受荣华和富贵的新疗法。试想有一天，他忽然发现这一理论是错误的，难道你不认为他会挖空心思来否认反对意见的真实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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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曾两度任总理。卡约（Joseph Caillaux，1863－1944），法国政治家。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前法国总理，激进社会党领袖，1938年9月代表法国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译者
一切顺应我们情感的事情似乎都是正确的：一切与我们情感相违背的都引起我们愤怒。请回顾一下夏多布里昂①的政治生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教育了他，在流放期间，他成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积极拥护者。
王朝复辟时期以后，路易十八竭力主张在法国也建立这样的政府。倘若夏多布里昂不受感情的驱使，他理应全力支持国王的主张。然而，由于国王没有选他来领导这场政治，所以，夏多布里昂十分恼怒。不公正的待遇使他对国王、对德萨泽，后来又对维莱尔②都产生了强烈的怨恨之情。这种情感竟支配着他来反对自己的理论。他的推理，虽因文笔的优美而显得绝妙异常，然而确实都是拙劣的。情感能支配人做出一切荒唐和悖谬的事情。当爱与恨主宰着一个人时，他必定找出理由来选择或找出证实自己的荒唐想法。这就再一次证实了：“在我们看来，任何证据明显地都是不顾羞耻的。”因为只要我们强烈地需要，就能够证明一切。
有人认为，由于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激发了反抗情绪，他就可以不受环境和国家的约束。然而，敌意并非不受约束的保证，恰恰是偏见的尖锐表现。一个童年时代备受压抑的作家将以自由人的面目来抨击宗教和家庭，可是他的反抗是奴隶式的。在抨击封建君主时，流亡者会觉得自己是不受约束的。可是当谴责一个虐待他的制度和国家时，他能够胜任吗？笛卡尔是不会认为这样的。有些人的思想与集团一致，有些人与集团相反，这是两种不同的形式，然而皆为偏见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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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多布里昂（Francois Ren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译者
②德萨泽（Duc Elie Decazes， 1780－1860），法国政治家。维莱尔（Joseph Willele，1773－1854），法国政治家。——译者
请看《方法论》的作者是如何告诫我们的：首先，要把理智从感情中解脱出来。然后要正确地运用理智。
这方面，笛卡尔给我们提出了某些准则：“按顺序思维，从最简单的开始，逐渐过渡到最含糊不清的……把困难按照需要，尽量分成许多部分……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全面的列举和普遍的检验，保证万无一失。”显然，这种方法的作用非同小可。它首先对笛卡尔自己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也受益匪浅。尽管这些后来者，在数学、力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造诣远远不及笛卡尔高深。另外，这些准则都是正确的。“康德并没有像充气轮胎击败实心轮胎那样击败笛卡尔”。①笛卡尔的方法在任何时候对才智都异常有效，不论是发现才智本身的规律（如在数学上），还是研究那些被抽象或距离简化了的现象（例如天文学）。当用于复杂的科学时，这种方法并非无用，而是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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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吉语。——作者
对于物理学的大部分领域，对于化学、生物学。
医学、经济、政治，笛卡尔的方法只起一项必要的制约作用，它并不能解决难题，也不足以指导我们的行动。当时间成为主要因素时，怎样才能“按顺序进行思维？”当问题千头万绪时，如何才能万元一失？笛卡尔的方法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由水晶和钢构成的小宇宙，像精制的齿轮一样啮合在一起。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广阔的世界并不像这个准确、透明的时钟。无论是风雨飘摇的树叶，暴风驱散的乌云，还是田间的耕作，城市的喧嚣都不能对它产生丝毫影响。
实验方法论
任何推理，不管它是如何正确，如何摆脱了仓促和偏见，都不可能告诉我们一粒苹果树种播下以后，会长出什么样的树来，它的果实味道如何。任何三段论，任何理论，也不能描绘出一个未知的微生物会给染病者带来怎样的疾病。不应当向我们的才智，而应该向自然、向现实世界提出这样的问题。两个世纪以来，实验方法赋予人类无与伦比的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其实它只是糅合了逻辑、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推理也包括其中，然而它的结论将不断被事实所检验。如果实践证明这种结论是正确的，就会被人类接受；如果与事实相违背，便被无情地摒弃。
人们有时认为培根①是实验方法的创始人。他也许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这一方法的原则。其实，在远古时代，古人就无意识地运用它了，正像儒尔丹先生②不知不觉而每天说散文一样，所有的原始人都进行实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做好几次实验。今天早上，我办公桌上爬满了胡蜂。是什么把它们引来的？难道是桌上的石竹花的花香？我完全出于偶然地把花搬走了。几分钟后，胡蜂不见了。我又做了逆实验：从隔壁房间又搬来了一盆石竹花，于是胡蜂又回来了。从此，我发现了一条规律。我吩咐别人在这个季节不要在我的桌上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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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2），英国思想家，实验科学的先驱者。——译者
②儒尔丹先生，莫里哀五幕散文体喜剧《贵人迷》中的主人公。他一心想附庸风雅，是个醉心贵族的资产者。——译者
实验方法的主要内容颇为简单。克洛德·贝尔纳①写道，它是“把我们的思想逐一放到实践中检验。”
人在对事物的观察中，产生了现象内部存在着联系的设想。为了检验这些设想，科学家则要进行更深入的观察。居维埃②说过：“观察家聆听自然，实验者询问自然并迫使其露出本来面目。”比如：他变换多种原因，然后把结果逐一记录下来。如果他在因果之间，发现了某种稳定的关系，那就可以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然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由此及彼”，往往是错误的公理。因为一场战争爆发于月食之后，并不能说明月食就是战争的起因。在牛津大学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生每天晚上喝完大量的威士忌加苏打水之后，就感到头昏。于是，他不再喝威士忌，改饮白兰地和苏打水，可是他依然醉意朦胧。最后他又改变做法，只喝杜松酒和苏打水。于是，他明白了：“没错儿，就是苏打水在作怪。”倘若他再聪明些，他就应该做个逆试验：先去掉苏打水，只喝威士忌、白兰地和杜松洒，他便会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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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译者
②居维埃（Georges Cuvier，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译者
科学家从观察和经验得出事物内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假设。如果他的假设被所有的实验证实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暂时地把它作为自然规律。每当我把物体抛向上方时，它都会落下来。物体下降速度是可以计算的，它的加速度在某一确定的地点也是一定的。于是，我们承认世间存在着落体规律。科学是这种观察的总和。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对宇宙的解释；正如瓦莱里①所总结的那样：科学只是“所有获得成功的方法的总和。”它们也许不会再成功了。如果此刻我把手中的书抛出去，倘若它不是向下落，而是飞向天花板，我将会惊诧不已，然而科学却不会受到震动。它只是应该探索一种更为复杂的规律，这种规律会把这一现象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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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莱里（Paul Valery，1871－1945），法国诗人及哲学家。——译者
实验科学只提出一个抽象的假设，即自然规律的守恒性。如果我们否认自然服从（或似乎服从）某些不变的规律，那么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将是徒劳无益的。
假如在一定的压力之下，水今天在50度开始沸腾，明天在60度，后天又是100度，并且找不出办法预测这些变化，一切物理方面的研究都将宣告无效。幸好事实并非如此。各种现象都呈现着一种奇特的守恒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玄学家、神学家，甚至数学家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实验者却对此一无所知。况且，知道与否对他又有何妨？他只看到：这是事实，实验方法可以用来观察现象，从现象中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检验假设。如果事实证明它是错误的，就摒弃它；并根据那些似乎稳定的规律来调整我们的行为。正如培根所说，实验方法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支配自然，创造了许多非凡的成就。
实验方法在人的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创造的现象之间建立了某些稳定的关系。其他有些现象，若想直接创造，则需要费超人的力量。运用实验方法就可以使人类变得比自己强大无数倍。当一个孩子按动电钮，开动展览会上所有的机器时，这个场面是强大科学为人类服务的最好象征。多么惊人的力量！多么神奇：人在宇宙里就像蚜虫一样渺小，当他附着在一小块泥土上在苍茫无垠的宇宙中飘荡，竟然不仅能够测量他自己这个星球与其他星球之间的距离，而区以若干年的时间做到了改造这个星球的气候、植物和动物！这是多么神奇的事，他制造出能够运载他在几小时之内环绕这个星球的机器！多么神奇，他征服了寒冷、愚昧和饥饿！
我再次重申，科学方法并未能解释宇宙；它也永远不可能解释宇宙。然而，看到科学在物理、化学以至数学方面所赋予人类的巨大力量时，许多人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在物理世界取得成功的思维的艺术也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科学创造了这么多巨型工厂，那儿钢和铜制成的机器人已取代了人的体力，为什么它不能为被机器代替了的人创造幸福呢？科学创造了如此众多种类的动物和花卉，为什么就不能造出超人呢？每当索尔兹伯里①勋爵看到孩子们因为政治问题而争论得面红耳赤时，便说：“你们还是尽量按照化学原理来考虑它吧。”他的意思就是：“试着用我们进行化学实验时对待物质的方法来思考人的因素。不要预先判断实验的结果。且把化学药品放在烧杯里，加热，然后观察其反应。
如果结果与我们的学说背道而驰，我们就放弃这个学说。”这将是一个科学的政治。它是可能的吗？对于人类来说，科学能够成为思维的艺术的最高权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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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伯特·亚塞尔·索尔兹伯里（Robert Gascpyne-Cecil Salisbury，1830－1903），英国保守党首领，曾任首相。——译者
②勒南（Joseph Renan，1823－1892），法国语言学家、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实验的缺陷
逝去的几十年，是充满了希望的年代。起初，勒南②曾希望法兰西研究院的成员能统治我们的星球；后来，贝尔特兰·罗素①又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发明一部机器，既能精确地测定历史上某一分钟曾经发生的事情，又能预测未来某一分钟将要发生的事情。然而，遗憾得很，我们应当承认的是，尽管实验方法赋予我们强大的控制外部世界的能力，可是它在人类的精神、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成果却微乎甚微。
究其原因，比较简单。一，实验需要有一个可以人为地分隔的闭合系统。要了解水在什么条件下沸腾，我们就可以把热源、容器、水这一组东西与外界隔绝，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压力之下，通过大量的外因影响，使其发生分解反应。可是，当涉及复杂的社会时，所有这些实验都将宣告无用。因为我们不能把社会切开，抽出一个闭合系统。
二，如果在需要时，实验要求实验本身可以重新试验，并能够被逆实验和实验证据所证实。这一点在心理学上就十分困难，在社会学上简直不可思议。哪个明智的国家首脑“为了看看结果如何”而去消灭一个阶层的公民？哪一位共产党人，为证明一个道实验的正确性，会同意重建资本主义？
三，实验方法要求实验者正直、无私。即使是进行一项看来不会激发人强烈情感的科学实验，这种品德业已少见；那么，在涉及情感时，要保持这样的品德，除非是超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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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尔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译者
科学地探求真理要求我们的理智永远不要狂热地坚持某种假设。“如果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创建一个体系，第二个任务就是厌恶它。”至少要用一种无动于衷的感情来对待它。然而，人毕竟是人。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的东西中，任何一样与他都不是毫不相干的。
普竭①不愿意承认巴斯德②是正确的。自以为发现了N射线的物理学家不认为他自己搞错了。有时，一心想发现规律的愿望会使科学家不知不觉就偏离了方向，一味地希望自己能成功。在医学上，医学专家都相信，有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所有的疾病都属于自己的专业范畴。精神病科医生会对你说：“几乎所有的病都属于精神病科。”内分泌科专家诊断这种病是内分泌失调，而肠胃科医生则认为是肠胃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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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竭（Archimede Pouchet，1800－1827），法国生物学家。——译者
②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译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医学也算是科学。它只是同一个特定的人体打交道，在必要时，这个人体在手术过程中是可以与外界隔绝的。可是，当涉及到千百万人体的反应和情感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譬如在经济或政治上，最自相矛盾的理论也会被事实全盘支持。我们有权说经验宣告了19世纪自由经济的破产，因为这种经济的结果导致了今天的国家集产主义。然而，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经验宣告了集产主义的破产，因为为了拯救集产主义征服了的社会免于完全崩溃。
集产主义被迫保留或重新恢复了多少带有传统色彩的私有制方式。
我们能够从这样的经验中找出规律吗？当然不能。因为科学经验的形成，是借助于大量的实验和可以重复验证这些实验的可能性。然而，在经济上，每个经验的获得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和生命。人们所说的罗斯福实验和勃鲁姆①实验只是由于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周期又太短，涉及面太宽，无法观察其全局，又无法为后代汲取教益，因为将来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我们不能心甘，惰愿地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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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勃鲁姆（Leon Blum，1872－1950），法国政治家、作家。——译者
经济上是如此，政治上。情况也是一样。有人说：“英国进行了民主实验，所以这个实验是成功的。”可是这是个毫无科学意义的推论。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不是英国人民。民主一词的意义的基础必须是实际情况。而英国的实际情况并不同等于法国，也不同于西班牙，更不同于意大利。英国的民主意味着英国政治生活的实际条件，如人民喜欢共同讨论，也喜欢妥协，大家生活紧张，开明贵族与资产阶级在英国同时并存，议会与国家领导人物意见的一致，还存在着君主立宪制度等条件。
将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对立起来，那就是把这两个词对立起来，而不是把两种现实对立起来，也不是将两种确切的定义对立起来。在完全自由和绝对专制之间，可以设想无数社会类型；实际上，它们业已实现。
当人民的自由程度无法测定时，如何进行实验以便了解自由比专制要强呢？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希望得到某些形式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时期的人民，没有一个政治真理。这只是意味着这个真理必定是由非科学的方法才发现的。
对于政治和社会争端，是否能“按照化学的原理似地进行思维？”也许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不过，应该坦白地承认，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所以i许多人在谈及自己的专业时，有条有理；而一涉及原则，思想就乱了。比如，修理一件电器，工程师脑子里表现电器的小世界如同地图一样准确，技术员只需按照它通过电线和线圈调试就行了。当涉及到建设一个国家时，没有一幅社会生活的地图可以引导我们驶向幸福和进步的彼岸。即使是纯粹的理性，严格的实验方法也不能指挥部长、厂长和军队司令的行动。
然而，他们必须行动，必须做出决定。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选择的原因呢？阿兰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行动应当始于愿望之前。”只要行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规律。你把一只小狗扔进水里，尽管它不会游泳，可是也游起来了。在萌生游泳的愿望之前，它就开始行动了。我们一出生，就像动物一般，被抛进了事物的海洋之中，我们勉勉强强地在这海洋里挣扎。在开始写一部小说之前，作家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怎样去写。如果他逐字逐句知道写作的内容，小说恐怕早就完成了。他扑到水里游泳了。每个章节都向他提示着后面的情节。行为始于愿望之前。
制定计划也许是必要的。不过，制定计划并不等于行动。在贸易界所有的咖啡馆里，都有人提出他们的宏伟计划：“我要是政府总理……我要是墨索里尼……我要是空军部长……”起草一个永久和平计划吗？简直如儿戏一般！不过，威尔逊①倒是成功了。然而，要想在欧洲保持两个月、两年的和平，简直不可思议。歌德说过：“想是容易的，做起来就难了。而按照良己的想法去做是世界上最难的。”托尔斯泰也说：“写十部哲学著作比实现一项原理要容易。”在许多情况下，在人类牛活的重要方面，由于我们远远没有掌握地图中的全部资料，我们只好在行动的迷宫中找出我们的道路。那么，思维的艺术将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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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56－1924），美国总统，民主党人， 1918年1月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译者
思维与行动
在本书的开始，我们已经指出本能思维的必然性。
可靠性以及它的局限性。一方面，行为者希望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境况中，发现本能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思维的艺术，体现在行动上，对于行为者来说，就是将思维变成自己本能特征的艺术。但这绝不是说，行为者可以忽视理智。做任何事，事先都必须经过周密思考。
像年轻时的波拿巴在土枪战役时那样，战前设想到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从中得出某些规律。但是，这种思考、观察和总结出的规律，必须融化在人体中。思维应该位于“底层”，源于敏捷的反应。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带出闪电般速度的决定。而几乎一切事情都需要做到这一点。
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接待病人时，也许跟其他同事一样，先去看看化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他下意识的推理。但是，指导他做出诊断的决定因素却是直觉，是观察了成百上千例病例而得到的直觉。病例中，使其焦虑或坦然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且常常难于名状。在理论上，与一位学识渊博的年轻教授相比，他或许略逊一等，但是，他懂得并且能够做到比别人少出差错。
战场上，伟大的军事家们不屑于纸上谈兵。他们只是从回忆录中，从以往的经验和具体的情况中寻求答案。贝当①在香槟省将惠灵顿②的故技重演；大作家拿过一篇文章，那儿删一句句子，这儿去掉一个形容词，那儿又挪动了一个动词。我们力图弄清，为什么一经修改，就提高了这段文字的质量，这并不难得出结论，无需本人解释。瓦莱里说：“重要的不是发现，而是补充别人的发现。”我们的知识，仅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服务：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会自己跑出来，既不讲什么逻辑性，也没有论证过程，因为时间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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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当（Henri Philippe Petain，1856－1951），一次大战中曾指挥凡尔登战役。大战末期任法军总司令，战后升元帅。二次大战中担任维希政府首脑，投降纳粹德国。战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译者
②惠灵顿（Arthur Wellington，1769－1852），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名将。——译者
在伟大的活动家的内心世界中，或称为小宇宙的头脑中，都有一幅他所涉足的外部世界的正确图景。
一个称职的国家领导人，脑子里装着整个国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他比省长们更清楚。什么是人民自发的反抗。为了完全了解一个民族，他需要思考、观察和阅读，需要同社会各阶层的公民打成一片。一旦他掌握了这些知识，他就能够做出迅速、正确的判断。
在还没有无线电广播之前，政界人士通过调查统计表。
读报纸、听取委员会的汇报来了解情况。只要心中有数，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会表现出异常的坚定。这说明新闻消息不是文化。有文化修养的人，头脑中一个个单独的实体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一幅真实的世界图像。统计表是把世界加以分割，破坏了它的完整。当代诗人塑造了世界，使它充满生机。
由此看来，伟大的活动家更接近于诗人而不是百科全书派。
活动家的思维与行动是结为一体的。就像诗人与画面结为一体一样。我们现在才明白了某些格言的深刻含义：“人的能力超过人的所知。”“信赖应该先于认识。”信赖先于认识，因为行动先于认识。思维的艺术也是信赖的艺术。因为，经过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任何人都不可能以公开的意识，怀疑和抑制所有的个人或社会信仰，而不冒一丝风险。白板①是一种思想游戏，它只能作为闲暇时的娱乐。人类为了生存和活动，应当接受先人们认为必要的道德、社会和宗教的法则。
我们的思想是由层层重叠的认识组成。首先是原始人的信仰，继而是亚洲、希腊、罗马和埃及的宗教。
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小部分是有关宇宙结构的现代概念。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并潜藏在我们的艺术之中，体现于我们的建筑、礼仪和思维之上。一个人就像不能脱离自身一样，不能摆脱人类社会的影响。
坚实的思想基础，扎根于本能的最深处，其触角同时升人大脑中清晰的区域之中。它接受的逻辑法则，也正是它自身的法则。每遇时机，它便尽可能地观察科学研究的规律，这些规律通过自己的成功证实了它们的效力。它以祖先遗传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类习俗为支柱，在艺术与宗教领域中，寻求并且发现了最确凿的真理。它最终与人体交融，并通过人体体现在行动中和诗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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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板，旧哲学名词，拉丁文 tabula rasa的意译。本义为未经用刀笔刻写记事的蜡板（古希腊、罗马人用蜡板记事）。亚里士多德曾以之比喻尚未接受外界影响时的心灵。这一说法后被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所发挥，认为人出生时心灵像白纸或白板一样，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生的观念，在这块白板上留下痕迹，然后才有知识。
上述寥寥数语，如已阐明思维在理论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则举个实例说明：某次战斗需要空军和陆军密切合作。空军飞越敌人防线，空中侦察，根据敌人阵地的情况，作出判断，为陆军指明前进的方向，它自己并无法占领阵地。甚至，在描述敌方阵地的时候，它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某些严重的差错，致使陆军在艰难的挺进中遭遇阻击。而陆军又不可能从敌方阵地飞过去，只有将其摧毁。观察实地情况，地面比空中自然危险得多。这是后者估计不到的。一旦陆军遭到阻击，空军切不可继续盲目前飞，而要回过头来，与陆军取得联系，认清差错，重新受命出发。这样，地面战斗和空中侦察紧密配合，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这就是说，纯思维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从被习惯和偏见统治的上空和目前尚未取敌对立场的领域中飞过。思维借助于假设，描述所能看到的一切。有时候，它也许成功，但也常常败下阵去。其间重要的，是发现推理中的谬误，重新回到现实来，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新的假设。只有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与行为实践之间的密切合作，才有可能使我们在一处摇曳不定的我们称它为“文明”避难所中得到须臾的喘息和瞬间的欣慰，而永恒的胜利是绝不存在的。
本章一开始，我们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头脑中，绘出一幅真实反映大千世界的地图来，而且凭借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并到达预期的彼岸呢？我以为应当这样回答：人类的思维，不可能精确地描绘出整个世界，不可能像为自己确定目标那样，确定乌托邦王国那神秘而遥远的彼岸。但是，它可以像古代的航海家一样，根据前人总结出的天文知识，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观察注视着星辰、海潮和风向的变化，去勇敢地迎来一个又一个狂风暴雨、激流险滩的重重考验，驶向一个又一个群岛。这便够了，即使是最为谨慎的尤利斯①也不曾向上帝再乞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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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尤利斯（Ulysse），古希腊传奇人物，素以谨慎、多谋著称。——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