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暴风雨中一羽毛》作者巫一毛

作者：含青   

旅美华裔女作家巫一毛出版了与人合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讲述她在中国度过的惊心动魄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称这部自传，“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历史学家余英时称其“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最近，这本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对华裔女作家巫一毛的电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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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暴风雨中一羽毛》作者巫一毛（由本人提供）

巫一毛在她这部自传的前言，引用了旅美阿富汗 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成名小说《追风筝的孩子 》中著名的一段话，胡赛尼这样写到：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终于明白人们关于你 可以埋葬过去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过去会自己 从坟墓中慢慢爬出来。”

巫一毛说，她从1981年来美国后，就开始动笔断 断续续地写这部回忆录，其间她读完了学士、硕 士学位，全职工作，结婚，并生育了一儿一女。 到2000年，一毛开始和美国作家拉里－恩格尔曼 合作，经过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数次磨难，最终完 稿。用一毛自己的话说，《暴风雨中一羽毛》是 她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不为人知的孩子们的故 事。

我书的名字就是讲一个弱小无助孩子的童年和青少年，随风飘荡，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主宰

一毛

在我和一毛作访谈时，我问她为什么给这部自传起 这样一个书名，一毛就先从她本人的名字开始说起 。一毛1958年出生在北京，父亲巫宁坤早年留学 美国，1951年回国后在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英 美文学教授。在一毛呱呱落地前7个星期，父亲因 “极右分子”罪，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一毛 说，在她出世后，妈妈给爸爸写信说， 我们生了 一个女儿，当时父亲只带去两本书，一本是莎士比 亚的《李尔王》，另一本是《杜甫诗选》，父亲就 用唐代大诗人杜甫赞颂诸葛亮的诗句“万古云霄一 羽毛”，为她取名一毛：

“这个名字是他在监狱里面给我的礼物。希望我以后有所作为，希望我有朝一日创立什么伟业。我到三岁才和他在监狱见了面。”

一毛这部书就是从她3岁时第一次与父亲见面写起


图片：《暴风雨中一羽毛》一书封面

“我三岁生日那天，他在清河农场监狱，关了很多人。他被关了三年多。周围都是围墙。他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右派里处分最厉害的极右分子。”

1957年，中国的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当时反复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后又被毛泽东称作“引蛇出洞”。一毛说，她父亲当时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意见，就提出图书馆应该有更多的英文原著，再加上他翻译出版了美国经典文学、著名作家费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书的封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郎纤细的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托着一杯香槟酒，就被说成是“崇洋媚外”，“宣传小资产阶级情调”，“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革命青年，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右派，一毛说：

“反右运动中每个单位都有指标。没有人也要想办法整出几个人出来。就是稀里糊涂上当受骗一样的。有些人真的提出对共产党制度的问题，我爸是很冤枉的，并不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一个书呆子，就是惹祸上身了。”

当时中国社会整人的传统就是株连九族。因为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全家都跟着遭罪。一毛说，父亲被赶到北大荒后，上面要妈妈与父亲离婚，妈妈不肯，他们就把妈妈和全家赶出北京，不许妈妈 教书，到安徽大学作打字员。那时，一毛的哥哥3岁，一毛才只有6个月大。紧接着，就是3年自然灾害的到来：

“人祸多于天灾，安徽是重灾区，那几年饿死了900万，特别是农村，整村整村的人都被饿死了。这种情况下，把我送到天津的外婆家，我书的名字就是讲一个弱小无助孩子的童年和青少年，随风飘荡，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主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

2．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一毛出生前，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美文学教授的父亲被打成“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农场。一毛出生后6个月，妈妈、3岁的哥哥和一毛就被赶出北京，上边不许妈妈教书，妈妈被赶到安徽大学作打字员，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当时安徽是重灾区，饿死了很多人，妈妈没办法，就把当时只有一岁的一毛送回天津的姥姥家住了两年，保住了性命，一毛说：

“那时候我到天津，他们觉得多了一个人吃饭，因为那时候不够吃，姥姥就特别疼我，她自己不吃，喂我吃，姥姥就饿着，舅舅就说这样要把娘饿死，要赶走我，我又回到合肥，就这样踢来踢去像是踢皮球。”

1963年，一毛的弟弟出生，当时一毛的父亲从北大荒放出后也被允许回到合肥，父亲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就给弟弟起名“一村”，意为“柳暗花明又一村”。但不久，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又首当其冲，成为老运动员。一毛说，虽然那时父亲右派的帽子已摘掉，但运动一来，帽子又戴回去了，全家的命运再次落入深谷：

“先是关我爸爸，后来把我妈妈也关起来了，我们三个孩子自己过，我十岁就住在幼儿园，因为父母都关起来了，没有亲戚朋友要收留你，都是自己上学，自己洗衣服，那时弟弟才五岁，我十岁，我哥哥十二岁。我和我哥哥就像小爸爸，小妈妈一样带弟弟。”

至今让一毛不能忘怀的是，就在父母被双双关进牛棚的时候，一毛作为小右派，受尽污辱和殴打，有一次她病得差点死去：

“我妈妈下放的时候，把我弟弟和哥哥带去了，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幼儿园，其他人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住。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不知道多少天了，发现的时候就跟死了一样，我在那个房间就在地上铺了个草席就躺在那里，几天不吃不喝的，高烧，送到医院，医生就说没有办法了，通知家属吧，医生就当着我的面这么说，就把我当成死人了，我想我要死了，死就死吧，没有关系。我是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才会有那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体制让这种事情发生？真是有问题的。”

一毛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惨痛经历，曾经让这部英文自传的合著者、美国资深作家拉里－恩格尔曼觉得不可思议，一毛说：
“他说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不可能相信，为什么倒霉事都让你碰上了。我说我还算幸运，很多人都死掉了，我们家的全都活过来了，当年被迫自杀、离婚、上吊什么的都太多太多了，我只是成千上万根羽毛当中的一根小小的羽毛，他说人家很难相信所有的这些都怎么会让你一个人碰上?”

还有很多细节，书中都没有写。一毛列举她和妈妈住在农村时去买盐的一次经历说：

“那天下雪，盐是散的，用报纸包了个三角包，我就捧着这个包，在雪地里跌了一跤，盐撒了一地，我想把盐拣起来，结果盐溶在了雪里。我只好在那里哭。我给他讲这个故事，他说雪就像蛋糕上的奶油，很白的，他就想不到我们穷到那个地步，小朋友没有过生日，没有吃过蛋糕对他都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太多的穷困、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一毛说，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她将8岁时，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章、引诱进树林强暴的事情写进了这部自传中：

“那时解放军是我们崇拜的对象，我那天去拔牙，座了公共汽车，身上只有8分钱，3分钱座车，5分钱挂号，只能座一趟车，我拔完牙出来，在下雨，我就抄近路，在树林走，结果一个解放军来了，周围没有人。”

一毛在她的自传中写到，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老师照常在课堂上讲解放军叔叔的革命故事，但每当穿军装的人走近，她仿佛都能看到那张伤害过她的脸在眼前晃动，浑身就不由自主地颤抖。

3

在上次的节目中，一毛谈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惨痛经历，曾经让这部英文自传的合著者、美国资深作家拉里－恩格尔曼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没有写进去。

一毛和拉里－恩格尔曼合作写书时，曾经先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自己一边回忆一边哭，但恩格尔曼就曾说她，“你为什么哭？你要感动的是我，不是你自己！”一毛说：

“他说我是你的听众，你应该感动我，不是你，我说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感动别人，自己没情，怎么让人有情？但他听完就发呆了，他说没有想到，不可能。”

一毛的这部回忆录，是一个小女孩用自己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的一部无声的电影，她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访谈中，我请一毛为听众选读书中的片断，其中之一是文革中，红卫兵到一毛家抄家的一段：

“红卫兵没收了所有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破四旧或是反革命的东西，临走时，他们命令爸爸和他们一起把走廊里的几箱书搬下去。等他们下了楼。我抖着发麻的双腿往厕所跑，关上小门，我把贴在背后的书小心地接下来，汗水浸湿了书的封皮，流下云朵般的水迹。外面传来阵阵欢呼声，我从厕所窗口往下看，红卫兵围着一堆大火站在人群中央，我认出在火堆边的爸爸，他的背似乎一下子变驼了，正把书一本一本扔进烈焰中，我把那本《约翰.克里斯多夫》紧抱在胸前。眼泪一滴一滴落下。烧完书，红卫兵放爸爸回家，他座在书桌前，脸埋在手中，我慢慢走近，只听他的呜咽‘我的书，我的书，都烧了，都完了。’我轻扯他的衣袖，递给他《约翰.克里斯多夫》，说：‘爸爸，对不起，我把书的封皮汗湿了。’”

这种对文化的毁灭，对人性的摧残，在文革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毛说，在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毛的父亲作为老右派，自然难逃厄运，然而小孩子也受到祸及，一毛成了小狗崽子、小右派、小特务，受到所谓“造反派”子女的欺负，一毛选读了她书中的这一段：

“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大人之间的暴力行动日益加剧，红小兵对狗崽子的折磨也从校园里扩展到校园外。每天我们都能遇到红卫兵押着一对戴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铜锣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红卫兵对待畜生似的打骂他们，逼他们喊口号、背语录、认罪。大人、孩子站在旁边起哄，扔石子，或者默然的观望。我总是加快脚步低头走过，生怕在牛鬼蛇神的行列里看到爸爸。放学的路上红小兵对我喊‘打倒小右派！打倒小特务！’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统称为‘臭老九’，红小兵就把我叫做‘臭小九’，我假装没听见，继续走我的路。”

一毛的无畏，使这些欺负她的孩子们更想制服她。一天下午，7、8个和一毛同班的红小兵随她离开学校，一毛读到：
“一个男孩子冲上来在我的背后就是一拳，‘123，456，狗崽子，欠挨揍。’一个女同学，跳橡皮筋似的围着我边唱边跳。又一个男同学狠狠地给了我后脑勺一个巴掌，‘看你还敢到我们班来’，另一个女同学抓过我的书包，双手抓住书包底旋转。我愣了一下，拣起她扔出的空书包，把地上的东西迅速塞回包里，一张纸沿路面随风飘去，我追上它，马上就要将它抓住，它又调皮地往前飞，我又跌跌撞撞地追，‘笨蛋！傻瓜！’他们喊着，笑弯了腰。‘蠢猪！’一个同学踩住那张纸，抓住我的头发往下猛的一推，我脸朝下摔倒在水泥地上，我挣扎着站起来想逃。红小兵全都双手叉腰，怒目圆睁，把我团团围住，‘不要脸，臭小九’，他们嚎叫，‘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正象《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女士对一毛这部回忆录的评价所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专访《暴风雨中一羽毛》作者巫一毛（四）
200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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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美国加州的华裔女作家巫一毛不久前出版了 她与人合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 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书中讲述了她在中国 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著名华裔作家哈金称 她的这部自传，“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 伤”，历史学家余英时称其“为中国近代史作出 独特的见证。”这本书的中文版已在香港发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电话采访了巫一毛女士， 请听访谈的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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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次的节目中，一毛谈到，在文革初期，由于父亲的牵连，她受尽所谓“造反派”子女的欺辱和殴打。她也由此得到了一大堆新绰号，小右派、小地主、小资本家、小臭老九、小美国特务等等。然而，更令一毛不堪忍受的是，当时只有8岁多的她曾 亲眼目睹了小朋友的妈妈上吊自杀的悲惨情景。一毛在她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到：

“又下雪了，雪花随着微风落在我的头发上、脸上、身上。茫茫白雪中远处出现的一个红点吸引了我的视线，更近了,更近了，只见一长条鲜红在银色的世界里漂浮，我终于看出那红色是一条围巾，围巾一头系在大树上，另一头系在一个浑身赤裸的人的脖子上，我吓傻了，僵立在雪地上！尸首在我眼前慢慢地旋转，脸肿得变了形，身体白润光滑，手和脚发青发紫，我感到莫名的恐惧！尸首看起来竟然这么熟悉，我逼自己仔细看，认出是梁阿姨。”

文革开始后两年，一毛10岁的时候，全家又被下放到安徽贫困的农村和县，据说此地是霸王别姬的地方。一毛说，她一路哭着离开了让她失去童年的合肥，落户到一个叫高庄的生产队。一毛说：

“在那里就是一个村子一家，一个村子一家，很多，不光是我们一家，太多了。有的是没问题的也下，因为那时候学校都关门了，停课闹革命，老师在城里呆着干什么呢，所以都下去了。毛主席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所以这些人下去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下去的。”

一毛说，来到高庄后，生产队长又贪污了那点可怜的安家费，只把队里的仓库隔了一间半让他们住。那泥地、泥墙的茅草屋，成了一毛一家的栖身之所，亲身体验到了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嚎，卷我屋上三重毛”之后，屋漏墙塌的辛酸。但一毛说，虽然他们一家5口人当时只靠妈妈的一份工资，但与当地农民比起来，还算是好的，一毛说：

“看到了很多很可怕的这种溺婴，活活淹死的，就扔到河里去的。因为一个是重男轻女；一个是养不活。女孩子不处理掉的话，他还想生儿子呀，就这种选择。那种情况下，好像也是很普遍的事情。好像也不是怎么特别难受，也不觉得不对，也不瞒着人，就去这么做，村里的生产队长告诉我妈妈说他老婆生了个女孩，只好把这个女孩扔到粪桶里去。他两个眼睛还盯着我看，根本不觉得是什么。”

一毛说，他们一家在农村一呆就是5年，所以她总是对人说，她其实就是一个从小在农村学会了打赤脚的小村妞：

“我说我是一个小村妞，因为在那里上了小学、初中。小孩子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韧性特别强，因为周围的孩子都那样光脚，所以也不觉得怎么样。穿鞋反而人家都要笑你，又不过年、不过节、不走亲戚，穿什么鞋？现在回头看看真是太可怕了，不知怎么过来的。”

5年后，一毛全家因为父母平反而离开农村，父母被分配到位于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一毛到城里上学的第一天，就因为打赤脚而被老师轰出教室。一毛亲自选读了她在自传体回忆录中记述的这一片断：

“清晨，我兴高采烈地把两条大辫子梳得光光的，穿上补得整齐的裤子和上衣去上学，到了教室门口，同学们已经在课桌前坐好，老师背对着我在黑板上写着什么。我一跨过，教室里突然静下来，所有的人都盯着我，老师纳闷地停住，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正好和我四目相对，老师是个中年妇女，身高也就1米5 ，瘦瘦的、短头发，她带着深度园镜框眼镜，严肃的表情显得很吓人，‘老师早！’我恭恭敬敬地说，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我用眼角在教室里溜了一眼，啊呀！那么多女生，我想马上找到一个空位尽快坐到她们中间。‘鞋呢？！’老师愤愤地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解地看着老师，不是年节，不走亲戚，为什么要穿鞋？”

一毛说，在她那个学期的期末小结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类的评语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含青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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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会了穿鞋的、纯朴的乡村姑娘。”

一毛经历了这么多，国内、海外，年少、年长，可她还是如此乐观、善良、纯净、宽宏大量......

现在好了！口碑最佳的丽人，才华横溢的作家。祝贺一毛！

“總有一天，這一切磨難都會結束。我們會過上好日子。很難說什麼時候，但一定會的。現在，你很難想像這一天，但要有信心，你不會在山裏呆一輩子。”

黃色小背心，黑長褲，間或染成金黃的頭髮。巫一毛給人的印象是入時，輕鬆，一點兒也沒有她的書給人帶來的沉重感。她的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英文版《Feather in the Storm》2006年10月藍燈書屋出版問世以來，媒體的大量報導並沒有給她的言談帶上絲毫的鋒芒。如今，中文版在幾星期前問世，而這一切在巫一毛的聲調裏，也是有如窗外金山灣區春日的徐風，從容而適度。

作為反右運動的同齡人，巫一毛未出娘胎就成了黑五類子女。在提到她當年的右派父親，大陸翻譯界鼎鼎大名的巫甯坤時，巫一毛只是淡淡地說：“父親當年回國前，他的同學李政道花了一整晚上勸他打消回國的念頭，父親沒聽，李政道只好送他登程。結果……”。

巫一毛的這本書，記載的就是她這個背負著十字架降生人世的黑五類子女靈魂深處沉澱和發酵過的記憶。

如果把作者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歷大致對等地分成兩個部分，那麼前一半是生活在極權之下的壓抑、屈辱、和恐懼，而後一半則是自由世界裏的自尊、自信、和成功。書中字裏行間所訴說的，便是作者站在自由的陽光下對極權黑暗的透視。當被問到反右中失去的什麼最令她無法釋懷時，巫一毛遲疑了一下，然後坦然說：“童年”。而在談到完成著作的心情時則令人意外地說：“失落”。

這本動筆於1983年的書，已寫了25個年頭，期間學業，事業，婚姻，家庭，停了寫，寫了停，寫到最後，寫書似乎已成為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今書完成了，反到失落了。

巫一毛的話讓我想起一部美國電影：《馬語者》(Horse Whisperer)。電影說的是一個愛馬的少女，在一次車禍中失去了同伴，自己腿部截肢，而心愛的坐騎也雄風不再，變成一匹見人就驚的廢馬。少女的心於是永遠被定格在車禍的那一刻，那一刻成為她心靈中不可逾越的絕地。為了讓女兒從新面對人生，少女的母親帶著女兒和馬尋到千里之外的一位醫馬聖手，一個能和馬說悄悄話的馴馬師。歷經數月，少女看著自己的愛騎在馴馬師的精心關愛和悄悄話中一點點找回自己。最後，在少女重新跨上重振雄風的駿馬時，她也終於找回了她自己。

然而，電影畢竟只是電影，50年前讓中國大地顛狂的那場反右運動更不是好萊塢。現實中的巫一毛不可能象愛馬少女般能幸運地得到那樣的幫助，但巫一毛卻遠比電影中的少女來得堅強。於是，巫一毛的童年記憶成了愛馬少女那顆受傷的心，巫一毛的心則成了少女那匹受驚的坐騎，巫一毛的思想，成了那個馴馬師，而巫一毛的筆，則成了馴馬師的悄悄話。年復一年，她在學業與事業的空隙中徘徊和思索於那些不堪回首的記憶之中，月複一月，她在年輪的曲線上輕輕地呼喚著自己那顆受驚和受傷的心。在她的面前，站著兩個自己：一個在陽光下，一個在黑暗裏。而她的筆，則成了這兩個同是自己的她互通悄悄話的直達專遞。如今，所有那些講過的悄悄話，都被記錄進了這本名叫《暴風雨中一羽毛》的書裏。而書的作者巫一毛，則用這三百多頁的悄悄話，徹底換回了她做人的自尊和自信。

但是，在回答反右中失去的什麼最令她無法釋懷時，寫過25年的巫一毛畢竟還是有了片刻的遲疑。這片刻的遲疑讓我嗅到一絲等待的氣息。她在遲疑和等待著什麼呢？在與自己的心靈長達25年的筆談中，所有的答案早就應該千錘百煉，為何還會有這片刻的遲疑？

巫一毛說她有一種使命感，要把寫在這書中的思索訴說給後人。因為再過50年，他們這一代人都將不復存在。這就是了，這就是她遲疑和等待的原因。巫一毛所面對的，不僅是她個人的不幸，還有她那整一代人的不幸。她可以用一片羽毛寫下的悄悄話慰撫自己的心靈，卻無法憑著這一片羽毛去撫平所有那一代人千瘡百孔的心靈。她所需要和等待的，是一個民族的反省，和一個民族的覺醒。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同一個極權之下將他們的同代人打翻和鞭韃，荒誕地以為這樣做是為了中國強。

今天的中國，雖然掌權者把經濟發展，GDP數字掛在嘴邊，然而，社會的不公、貧富的懸殊、道德的淪落，在極權下更加劇烈。昔日的畝產萬斤，日產萬噸，今日的高樓大廈都不能撫平中國百姓心靈的創痛。而那些在極權下鞭韃和被鞭韃的人，心靈卻同樣被扭曲。

巫一毛為此捧著這片小小的羽毛，想為那些渴望的心靈送去幾句安慰的話語。然而，這部書至今仍不被允許在大陸發行。
也許，真正該被鞭韃的，正是那極權的根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