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金融改革與民主政治

　　新浪財經訊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6月4日發表評論文章稱，只有解決金融業“大而不倒”的問題，金融改革法案中限制政府擔保的金融機構發行高風險衍生品的條款獲得通過，才稱得上是民主政治的勝利和金融改革的成功。

　　以下是評論文章原文：

　　美國和歐洲終於開始啟動金融監管改革，此時距離雷曼兄弟倒閉已將近兩年，距離由金融行業錯誤行為導致的全球衰退開始已經有三年多之久了。

　　也許我們應該為歐洲和美國取得的監管改革勝利慶祝一番。不管怎麼說，關於世界今日乃至於未來數年面臨的危機之根源，大家几乎已經達成普遍一致，那就是三十年前撒切爾夫人和雷根時代開始的一場過度放鬆監管運動的結果。獲得解放的市場既沒有變得有效也沒有變得穩定。

　　但是這場戰役乃至其勝利都留下了一絲苦澀。大部分應該為錯誤負責的人，不論是美聯儲、美國財政部、英格蘭銀行、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還是各大銀行，都未能坦然承認自己的失敗。

　　給全球經濟帶來一場浩劫的各大銀行一直在抗拒必須採取的行為。更糟糕的是，它們從聯儲那裏獲得了支持，而且聯儲的做法明顯反映了本應受其監管的銀行的利益。考慮到銀行業過去所犯的嚴重錯誤，大家原本指望聯儲會採取更為謹慎的立場。

　　不論從歷史還是責任性來講，下面這一點都很重要：我們過於依賴監管者了。這就留下了一個開放的問題：我們能否信任他們？在我看來，答案毫無疑問是否定的，這也正是為何我們需要打造一個更加堅實的監管框架。過去慣常的做法是委派監管者來承擔制定細則的責任，如今這種辦法是不夠的。

　　於是産生了第二個問題：我們應該信任誰？對於複雜的經濟問題，人們一直把信任給予銀行家和監管者。對於前者，既然他們能夠掙那麼多錢，他們顯然知道得不少！而後者往往、甚至多數情況下都是從市場中來的。然而最近幾年的事件向我們表明，即便給經濟造成破壞、給自己的公司帶來巨額虧損，銀行家也能夠大發橫財。

　　銀行家們還讓自己在道德上受到挑戰。法庭將會裁決高盛與客戶對賭的做法是否合法，但公衆輿論的法庭已經在倫理道德層面給出了自己的裁決。高盛首席執行官認為自己做空自己創造的産品、散佈關於一個自己作為其顧問的國家的卑鄙謡言是在做“上帝的工作”，這說明存在着一個在道德和價值上背道而馳的平行宇宙。

　　俗話說，“魔鬼存在於細節當中”，金融業說客們不遺餘力地想讓新監管方案的細則能夠符合其雇主的利益。因此，美國國會要成功制定任何法律，都可能需要漫長的時間。

　　然而判斷標準是明確的：新的法律必須遏制那些危害全球經濟的做法，讓金融系統重新發揮恰當的功能——管理風險、配置資本、提供信貸(尤其是向中小企業)，同時運作一個有效的支付體系。

　　我們應該慶祝可能的勝利：某種形式的金融産品安全委員會將得以建立、更多的衍生品交易將從黑暗的“定製”市場轉向交易所和票據交換所、一些惡劣的抵押貸款實踐將受到限制。

　　然而可能出現的失敗同樣值得關注：如今“大而不倒”銀行的問題比危機之前更加嚴重了。強化決議機制可能有所幫助，但作用有限：在上一場危機中，美國政府故意“視而不見”，未能利用手中的權力，而是不必要地救援了股東和債券持有人——唯一的理由是唯恐不這麼做將導致經濟癱瘓。只要大而不倒的銀行依然存在，政府就還有可能再次“視而不見”。

　　毫不奇怪，大型銀行成功阻止了一些重要變革。真正令人奇怪的是，美國參議院的法案中有一項條款，禁止政府擔保的實體發行高風險衍生品。這種政府擔保的證券發行扭曲了市場，給大型銀行帶來競爭優勢，而這並不必然是因為它們效率更高，而是因為它們“大而不倒”。

　　聯儲對大型銀行的袒護反映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挾持。監管立法並無意廢除衍生品，而只是禁止明確的政府擔保和納稅人補貼，因為這並不是借貸之自然或必然的副産品。

　　有多種辦法來規範大型銀行。所謂“沃爾克規則”的強硬版本(強迫政府擔保的銀行回歸到借貸的核心使命上來)可能有用。但是美國政府可能會選擇不作為。

　　參議院金融改革法案中關於衍生品的條款是一個很好的試金石：奧巴馬政府和聯儲顯然站在大型銀行一邊，它們反對這些限制。如果在法案的最終版本中，有效限制受政府擔保銀行的衍生品業務的條款得以保存，那麼整體利益才算真正戰勝了特殊利益，民主才算戰勝了遊說集團。

　　但是如果像大部分專家所預測的那樣，這些限制被剔除了，那麼將是民主政治的悲哀，以及重大金融改革前景的更大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