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角度来说，徽州最富盛名的，一是徽商，二是徽学。

这里的贫困与富裕构成奇特的对比。自古以来，由于山区田地少，粮食缺，资源开发程度低，人民生活相当窘迫。台湾音乐工作者□怡曾经到张艺谋拍《菊豆》的黟县南屏村采风，请当地歌手叶新凤用方言唱民歌，歌词大意是：“早上（哎）

有时吃腌菜，中午（哎）有时吃豆制品腌菜，晚上（哎）有时吃冷饭包腌菜。“（见《中国时报》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男人苦女人更苦——安徽黟县秧歌采风行》）可以想象此地百姓过去过的什么日子。

但是另一方面，徽州又是徽商的发祥地。因为水陆交通发达，也因为田地难有出息，于是商贾大盛，蔚为风气。到南宋时，朝廷迁到了临安（杭州），这里有了地利之便，商业更加繁荣，商家主要经营盐、米、丝、茶、纸、墨、木材和对外贸易。中国文人最重视的“文房四宝”中，最有名的“歙砚”、“徽墨”就出自这里。明清时商业成了徽州人“第一生业”，有“徽帮商人富甲天下”之说，“徽帮”

与山西“晋帮”并称齐名。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接见的全国八大巨商，竟有四位是徽帮，全是歙县人。而徽商中最有名的，就是藉历史小说家高阳一枝传神之笔所描写的《红顶商人》主人公胡雪岩。

当然，经商总不能死守徽州本地，必须闯荡四方。当地有几句民谣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洒脱。不过，他们虽然出门打拼，还是眷恋故乡。作了官或者赚了钱，便回家乡来盖房子。年复一年，群山峻岭之中，白墙黑瓦、素净古朴的徽州民居声名远播，形成深厚的文化氛围，徽州被称为“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徽商也成为一个以富有文化素养而著称的社会阶层。他们投资重金于教育和出版，这使他们在中国古代商界占尽风流。即使后来胜徽商一筹的晋商，在这一点上也不能望其项背。

宋以后，徽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重镇、文化中心。程朱理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二程一朱（程颐、程颢，朱熹），家乡都在徽州的篁墩。朱熹曾回故乡讲学，弟子甚多，紫阳书院就是他当年讲学之处。他们带动了求学之风，徽州“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之声”。据统计，清康熙年间，仅州府所在的歙县就设有书院十四所，社学一百一十二所。宋明清三代，歙县有三百七十二人中进士，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之说，人们津津乐道“父子尚书”、“兄弟丞相”、“同胞翰林”乃至“兄弟九进士、四尚书”之类，引为佳话。

清代以来，这里学术大师迭出。出生於徽州休宁县的戴震，字慎修，又字东原，他以经学为中心，旁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等等。他主张实事求是，认为“理存於欲”，抨击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一七七三年，乾隆皇帝下诎命令设立“四库全书馆”，任命纪昀（纪晓岚）为总裁，戴震作为一代学术宗师，也被延聘入馆编核。他及他门下的段玉裁、王念孙等弟子，开创了皖派考据学，作为一种着名的地域性的学派，享誉国内外，影响深远。

近代人中也是名人辈出。教育界有被宋庆龄称讚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音乐界有与聂耳齐名的张曙，美术界有号称“南黄北齐（白石）”的黄宾虹，新闻界有辛亥革命先驱、《神州日报》主笔汪允宗……尤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后来曾任中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其家乡也正在这里。

徽州文化，不论是画派、医学、雕刻、建筑、园林、饮食、盆景，在全国都独树一帜，自成流派。有人夸说：村村镇镇，都有古迹可看；山山水水，都有名胜可览。行商坐贾囊中元宝的磕击，交织着乡儒学究的吟哦；牌坊和民居上精工细作的木雕砖雕，映衬出云影林涛。在皖南景区每年接待的三四百万游客中，有一百万是文化旅游者。徽州的州府所在地歙县，被定为全国文化名城之一。

徽州一带，土地不多，经商成风，人们谋生方式相当多样化。胡勇源来到江苏泰州，开了一个小店，经营山区出产的茶叶等土特产。到胡锦涛的曾祖父胡树铭时，已经小有规模，又在上海、浙江等地开设了七家分店，还从事茶叶进出口生意。据说兴隆时还聘雇了好几位英语翻译呢。

上海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繁荣起来，徽帮商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开埠前人口有五十来万，开埠后全国乃至国外各色人等大量涌进，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已经增至五百来万。公认对上海发展有影响的首推徽商，开埠前徽商已经活跃於沪上，经营业务首先是渔盐，其次是布帛，但实际上远远不仅於此，还掌握了造船业，垄断了典当业。上海开埠以后，徽商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仍然主导上海的茶与丝绸。徽商会馆、会所也陆续建立。据逯耀东《上海的海派菜》（载《中国时报》）

文中提到：清道光年间，徽帮商人叶同联合十二家商号在大东门外创立会所，公积金就达一千二百万两，徽帮的菜馆、茶馆在上海也遍地开花。

胡锦涛的曾祖父胡树铭，正是这众多徽商中的一员。

文章来源：胡锦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