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法治一次机会：对当前中国社会冲突的思考

亚洲周刊 刘瑜

前一段我刚读完一本关於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书：《大帝国的涅磐》。关於农民起义，从小学校就教育我，它是「波澜壮阔」的，「可歌可泣」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伟大斗争」。但我通过这本书得到的信息却是，农民起义在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同时，也是残忍血腥、以暴易暴的。

无论是黄巢军的广州屠城，还是张献忠军的梦魘屠蜀，无论赤眉军的烧杀劫掠，还是太平军内部的自相残杀，都不吻合那个「可歌可泣」的形象。甚至可以说，如果说「朝廷」的暴政一般都还披有儒教这层温情脉脉的外衣，那麼专制减去儒教，就是农民军式的残暴。

然而据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农民军走上革命道路，一般也是为暴政、贫困所迫。不幸的是，他们往往将自己所承受过的不幸放大数倍，「还」给社会。更不幸的是，他们还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曾经的施暴者：那些被张献忠屠杀的普通四川人，那些在太平军内訌中被株连的数万家属，哪里是什麼「阶级敌人」。

最近的瓮安事件、杨佳事件（因在上海遭受警察不公对待，北京市民杨佳砍杀警察）让我想起这本书。当然瓮安、杨佳事件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农民起义」，但是它却折射出如果社会矛盾全方位激化可能出现的惨状：暴徒可以起来混水摸鱼，而无辜者则可能被乱棍打死。据报道瓮安事件中有这样一幕：一个普通教师为了救一个警察，被暴徒追打至颅内出血。

这个教师，还有在杨佳案中无辜丧命的警察，让我想起几千年农民起义中那些为专制「陪葬」的无辜死者。纵观中国农民起义史，虽壮阔，但对推动歷史进步却贡献甚少。每次农民起义，无论成败，专制的不倒翁总是摇晃几下，又重新站了起来。归根结底，就是新政权始终缺乏克服暴政的制度想像力，确切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制度制衡之所以重要，就在於它给社会矛盾的非暴力解决提供了很多个「阀门」：媒体、公民社会、立法机构、不同层级政府、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从而避免矛盾一触即发。比如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在Boumediene v. Bush中裁定，关押在关塔那摩的恐怖分子嫌疑人有权在民事法庭提出申诉——这已经是高法第三次在关塔纳摩问题上「搧」布殊政府的「耳光」了。

然而正是这个司法「阀门」，防止了布殊政府在侵害人权的问题上越走越远，从而避免民怨累积。而权力过於集中，就意味著所有缓冲的阀门都不存在，民眾「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对於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权力的集中也意味著责任的集中：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机构，那麼，政府也成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唯一受到冲击的机构。

拿司法独立来说——试想如果瓮安存在独立可信的司法机构，对公安裁决不满的家属及民眾就不会选择在政府门口聚眾闹事，而会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杨佳在手刃警察前曾经走过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也不至於在网上获得那麼多「喝采」。制度里「第三方」的缺失，使得人们天然质疑那个强者的任何结论。

可惜，从瓮安、杨佳事件来看，无论政府还是网民，都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政府方面来说，贵州省委大刀阔斧地撤了瓮安四个领导。这固然有利於平息民愤，但仔细想来，这本质上还是「权力」的胜利，而不是「权利」的胜利，因为「撤官」的主语还是「上级官员」，而且这个「主语」还有「丢车保帅」之嫌。从民眾方面来看，竟有不少网民为杨佳这样滥杀无辜的暴徒叫好，可见那种「以暴易暴」的农民起义心理在很多中国人中仍然根深蒂固。

所谓法治精神，无非两条：第一，罪责的个体性——不能因为一个人隶属於某种集体身份就向他治罪。拿杨佳案来说，就算曾有警察对杨佳不公，不能让其他警察为那几个粗暴警察付出代价。第二，罪与罚的对称性——一分罪，一分罚；十分罪，十分罚。同样拿杨佳案来说，即使曾有警察殴打杨佳，就可以为此杀死六人、还为之叫好？这是嗜血，不是正义。

当然，法治精神的培养只能从政府与司法机构分享权力、给法律以它独立的尊严开始。权力过於集中，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它等於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揽到自己头上来了。

最近我一个朋友买房，开发商违约不交货，他和其他购房者採取了很多维权行动，问是什麼行动，他说：「我们给很多领导写了信，找了区政府和市建委，还到信访部门去上访了。」在我看来，只有当有一天，碰到纠纷的人找的不再是「领导」、「市建委」、「区政府」、「信访部门」，而是法院，而且仅仅需要找法院时，我们的国家才真正抵达了政治现代化的门坎。


- 刘瑜﹕江西波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剑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