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汉网-武汉晨报


　曹乃谦本来寂寂无名，若不是马悦然对他的推崇，可能今天他还在山西大同默默无闻地当他的警察。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是中国作家沈从文的热爱者，曾几度建议评委会将文学奖授予死去的沈从文，未遂。后来，偶然发现了曹乃谦的小说，兴奋得跟什么似的。马悦然见中国人就问，你认识曹乃谦吗？许多人都摇头。马悦然说：“在我看来曹乃谦也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因为马悦然的大力推荐，曹乃谦“红了”，当他4月下旬亮相重庆书市时，光芒几乎盖过了许多成名已久的作家和文化名人。

　　身世：母亲是生命中第一位贵人

　　曹乃谦说他一生中尽遇到些贵人，第一个就是他的母亲。他所说的母亲，是他的养母。

　　曹乃谦的身世，颇有些传奇色彩。1949年他出生在山西应县一户农民家里，邻居有一个叫换梅的女人，31岁了还没孩子。她苦心设计，把7个月大的曹乃谦偷走，捆在背上，路上遇到狼紧随其后，狼扑过来时，她将铁钎插进狼的喉咙，竟然把狼给捅死了。她一直走了两白天一黑夜，把曹乃谦带到远离家乡200多里的地方，在大同城安家落了户。“这样，我本该是山村里的农民，却变成了城里人。”曹乃谦感叹。为了纪念养母，他现在正在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母亲》，预计今年年底写完。

　　“养母改变了我的命运，但是也给另一个家庭带来了不幸，甚至是灾难。因为这件事，我的生母积郁成疾卧床不起，可又没钱看病，在第二年离开了人世。”对此，养母对他心里也一直非常愧疚。不过，他已经原谅了她。

　　小时候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欺负他这个小乡巴佬，这让他厌恶城市人。母亲是个文盲，虽然连半个字也认不得，可她非常重视曹乃谦的学习，“动不动就让我做作业。我说做完了，她说作业还有个做完的？非让我再做，要不就让我回姥姥村去放羊。”

　　理想：潜意识里要当作家

　　曹乃谦精通音律，二胡、笛子、扬琴、箫、笙、埙等乐器无一不精。采访那天，他只带了一只口琴，聊到兴起，他说：“来，我给你们吹一段。”他爱唱山西民歌《要饭调》：“上到了一道坡坡，又下了一道梁，?见了小妹妹，心发慌。”中气充沛。

　　曹乃谦最早的理想并不是要当作家，而是要当个音乐家。在舅舅的启蒙和指导下，他6岁就学会了口琴、笛子，后来又学会了箫、二胡、三弦、扬琴和小提琴等。20岁那年他被选入大同矿务局专业文工团。“我爱看小说，写小说。”曹乃谦说他最早写的是诗歌，四年级就写诗了，还发表在学校的墙报上。那首诗是这样写的：耳边呼呼是风声，脚踏一朵白仙云，一直飞进南天门。见了玉帝先声明：我要几颗人参果，再加一匹小白龙。要这宝物有何用？送给亲人毛泽东。“这应该是我的处女作。”他和记者一起哈哈大笑。

　　离开文工团到一家小工厂当铁匠的时候，曹乃谦又即兴填出一首词《清平乐》，当时把筷子头缠了些棉纱，蘸着水，清水在工厂的黑色泥墙上，留下黑底白字，别有风格。他很兴奋地模仿着当年情景，“呵呵，像宋江写反诗。但当时厂里的人看了都说好。”

　　现在回忆起来，曹乃谦想，尽管自己当时是喜欢音乐的，但在潜意识里却把对文学的追求放在了第一位。

　　写作：一场打赌走上作家路

　　当过煤矿井下装煤工、文工团器乐演奏员之后，曹乃谦进入山西大同市公安局，成为了一名警察。

　　他如何写起小说来？源自他和朋友的一场“打赌”。38岁时，他家里的书多得摆满了四个与房顶一般高的大书柜。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到家里玩，看到这种情景后对他说，你的书虽多，但我打赌有一本你没有。曹乃谦不服道：什么书？朋友说，书名不知道，但作者是曹乃谦。

　　这场打赌直接催生了曹乃谦的第一篇小说《我与善缘和尚》，并发表在大同的《云冈》上。第三篇稿子发表于1988年6月的《北京文学》。稿子有幸叫汪曾祺给见到了，汪老主动给曹乃谦写了评论。到现在，曹乃谦一直感激汪老，并称他是自己命中的第二位贵人。

　　“第三位贵人”马悦然虽然极推崇曹乃谦的小说，但他同时也叹息过：“15年来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东西，因为他没名气。”

　　曹乃谦的书在内地出版很是曲折，当年他的作品出来了，作家李锐满心满意帮他找到一家出版社，结果领导不批。一直到去年，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顺利出版，今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拿下”，曹乃谦的书，突然间成了书市的热点。

　　“我只关心我的农民”

　　记者在重庆某酒店专访曹乃谦时，他穿着衬衫和小坎肩，头发花白，像一个地道的老农一样盘着腿坐在酒店的床上，如同坐在北方的土炕上。虽然“土”，但曹乃谦真是个妙人，精通音律，擅长书法，好饮啤酒，语言有趣。但他总时时不忘宣称：我就是个乡巴佬！

　　纯文学关心的是最下层的人

　　晨报：《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故事发生在温家窑，但这是个虚构的地方，原型在何处？

　　曹乃谦：真正的村子原型，叫北温窑。但整个雁北地区，人们的生活都是那样。这个村子当时有70多户人家，200多人。这里人都很穷，有的家里不愿养女孩，女的越来越少，男的越来越多，有限的女孩往高处走，嫁到外地，男的没钱找对象，发生了许多悲剧。那里的农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想娶个女人，生儿育女。我在写东西时很容易“进去”，写的时候内心很悲凉。我觉得，这些农民最要紧的是食欲和性欲，但我的小说从不说那么多，而让你们去猜。

　　晨报：这部小说写的故事发生在1974年，但您有意模糊了时代的背景，几乎看不出来所发生的年代，为什么？

　　曹乃谦：我不管写什么，都不想提到时代背景。我不想有意地搞一个时代，表达批判什么的，我不懂政治方面的事，只想反映生活在最基层的农民，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有没有老婆孩子，我是一个小人物，我只关心我的农民，关心他们的生活状态。我想，纯文学关心的是最下层的人、最普通的老百姓；通俗文学关心的是那些飞檐走壁的人。

　　一到城市头就发晕

　　晨报：您作为知青带队队长来到大同郊区的北温窑村，在那里只生活了一年，可是您对那里的风景和人却念念不忘，您说如果要写的话，您可以“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曹乃谦：其实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很长，8岁以前一有时间就去乡下，我爸爸在公社当书记，我放假了也去农村。我就喜欢农村，我就是个“乡巴佬”。

　　晨报：那您会写城市题材的小说吗？

　　曹乃谦：不会。我对城市没有情感，不喜欢到城市四处乱转。一到城市我就头发晕，车开的那个快哟，我就怕把我碾到了。我到了上海、香港，呆了一个多月，哪里也没有去。我准备在乡村买一个房子，和我老伴退休一起去住，我挑水，她织布，种瓜，种点菜，那就是我们的“根据地”。

　　要写就写最好的

　　晨报：您的这部小说写了十年，和很多高产作家比起来，您的写作周期真是很长的了。

　　曹乃谦：我不是没时间，而是故意精炼。我没太高深的理论，但我觉得这样写最好。有很多地方约我写稿，让我多挣点稿费，但我没同意。若问我有什么创作观，我的看法是：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母亲》这部小说写完后，我就不打算再写了，虽然我可以没完没了地写，但我要写就写最好的。

　　晨报：您的小说中有很多雁北土语，比如“简直简”，还运用了大量民歌小调，这都是有意加入其中的吗？

　　曹乃谦：我能把握农民的说话方式，我太热爱他们了。民歌有的是我记录下来的，像《要饭调》，有的是我自己根据书中当时的情感来编的。我写作的时候，常常一写就钻进去了，我写的时候经常就想放声大唱，用歌声来表达我的情感。

　　晨报：您的作品和您对外国小说的阅读关系很大吗？

　　曹乃谦：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我家的外国文学书太多啦，有4000多册，有些名家的我不喜欢，翻一下就搁到一边。真正喜欢的就100多本，我会翻来覆去地看，这其中有杰克.伦敦、莫泊桑、契诃夫、斯坦贝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