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了的大树
·小 蚕·
父亲走了。
就那么匆匆地走了。
他竟没等到我回去，见我最后一面。
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从美国赶回，所能做的，就只剩下为他选一块墓地，靠山临水，每天能看到初升的朝阳。
父亲，对一个孩子，是一棵遮风避雨的大树；对一个游子，是一棵连接大地的树。
一片叶，一粒种子，一颗芽，某一天醒来，习惯地回首，却没了那片荫凉，没了那个依靠，身后空空的。怕疼，不敢也不愿去面对那个遗留下来的空缺，这就是迟迟未能下笔写一篇关于父亲的文字的缘由。
人们都说，人死后，要到一生走过的地方，捡回留在那里的脚印。我花了十年去捡这些脚印，有的早已被岁月冲洗干净，有的变得模糊了，我所能断断续续收集到的，只是一些残迹。十年过去了，我想我能够平静下来，慢慢打开那包扎了十年的伤口，抚平创痛，把这些残迹拼接起来，纪念我的父亲。
十年了，虽然那份失落还是没完全被时间治愈，但总算攒够了足够的勇气，轻轻呼唤一声：走好！远去了的大树！
（一）
这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这个家，这份家产，这些人，这道山梁。
数百年前，这个家族从江西临川迁到了这里。是的，就是那个产生过王安石，汤显祖，号称才子之乡的临川。移居异地后，这个家族仍完整地保存了典型的中国封建大家庭的一切规范，礼数，观念。祖先们带来了茶，子子孙孙们就在这片原本是傣族土司领地的富饶地方种茶为生。
大家族里，无后为不孝之先。祖父的原配早亡，领了一个养子。二房李氏一连几胎都是女孩，统统叫做唤弟，见弟，小弟一类。待生了家里的第一个男孩时，可以想象那情景是何其隆重，家里把这个孩子叫做隆。孩子落地便有异象：双手握拳，掰开来，掌心里竞各攥一颗黄豆大的黑痣。
请高人看过命相，说这孩子不是常人，若要留住，七岁之前不能沾土。家里为留住这个孩子费尽心机，地下铺上了毯子，出门由几个姐姐轮着背这个娇贵的弟弟。我的奶奶吃了长斋，两个姑姑被送到庙里出家还了愿。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父亲。
父亲出生后，送子观音终于惠顾了这个家庭，一年以后，我的叔叔出生了，取名康。以后，三房刘氏也开始生子，人丁渐渐兴旺起来，先后有过七男八女。
父亲和叔叔，是家里最聪明的两个孩子。在村里的小学校里，两人悟性最高。小学校的校长和几个教员是刚从昆明毕业回乡的青年。他们给这个边远的村寨带来了一股清风，也给本地的孩子们带来对外面精彩世界的憧憬。
兄弟俩被送到几十里地外的县城里念中学。中学时期，父亲开始喜欢文学，读了很多中外文学书籍。尤其是喜欢诗歌，幻想着有一天成为文学家。
一个乡村少年的梦想，是他刻苦努力的动力。小学，中学他的学业都很优秀，未来，是一个一个的台阶，初中，高中，大学。这一个个台阶通向外面的世界。终于，他踏上了离家的路，沿着台阶来到了昆明。
（二）
父亲到省城，起先念得是普通高中，后来因为有公费补助，转入昆华工校。１９４４年的昆明，是一个动荡的城市。它是抗日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大后方。当时日军急于打通滇缅线，使中国战场和整个南亚战场连成一片，给国民党政府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而国民党节节败退，３月，郑州沦陷，１１月，日军长驱直入，打到了贵州独山。
日军就在昆明的大门口，日本飞机一次次在昆明上空轰炸。象牙塔安在？谁能读得进圣贤书？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战时期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里，各种思潮十分活跃。人们对国民党抗日不力，四大家族的腐败十分不满。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闻一多是对父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时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摘自闻一多《一句话》
闻一多把这句话大声喊了出来，震耳欲聋。
父亲听见了。这个从大茶山走出来的青年，参加了闻一多先生的每一次演讲。那些由新学堂里老师们种下的种子，在这里遇到了雨水。那些囫囵吞下的新鲜词儿，新鲜概念，慢慢得到了诠释。
很快，他跳进去了，那个来势凶猛的大潮，如火如荼。父亲作为昆华工校学生自治会主要骨干，多次组织参加了各种抗日反内战的学生运动。
１９４５ 年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警到西南联大等校殴打学生，并投了手榴弹，杀害了于再，潘焱，李鲁连，张华昌四位学生，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父亲当时就在现场，在工校前往联大声援的学生队伍中，在牺牲了的本校学生张华昌的身后。
一二．一以后，昆明数万学生为死难者举行了公祭，学生和军警的冲突日趋白热，李公朴倒下了，闻一多在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以后也倒下了，大浪卷起，水火无情。学生运动的大潮在以后的几年，因为他们的血变得更加汹涌澎湃。已在云南大学外语系就读的父亲，此时成了学生自治会里的学运活动家。
潮头过后，是血。１９４９年，中国的北方，已是一片红色，作为国民党大后方的昆明，白色却是越发的浓。是年，卢汉开始用暴力镇压学生运动。
一批批学生逃出昆明，走进丛林，奔向游击区，踏上了一条不归路，里面有我的父亲，也有我的母亲。
当然，还可能有另一条路。
我的叔叔抗战胜利以后也在昆明上学。为了方便搞学运，工校毕业的父亲利用兄弟俩外貌相像的方便条件，和叔叔交换了名字，顶替叔叔报考了外语系，而叔叔则以父亲的名义考上了大学理工科。
这一换，就是五十年。这一换，这对同胞兄弟分道扬镳。
父亲忙于革命时，叔叔仍旧坚持着他的学业。本来理工科学生离时局就相对要远一些，不少人相信科学救国，都还在坚持读书。对这个天性活泼，又聪明过人的青年来说，功课从来就不是什么负担。。他有很多朋友。虽然是内战时期，昆明，这个大后方的城市，读书之余仍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据我的一位堂伯父回忆，叔叔和几位本家的叔伯兄弟喜欢在一起玩。他们对西方的新思想很有兴趣，他们穿着西装，拿着文明棍，接受的是西方的另外一个思想体系。
革命了。这次不仅仅是一次大潮，是海啸，地覆天翻。
老家，家族里一天之内就有六口人被处决，家门十九岁以上的男丁都在劫难难逃，祖父也死在狱中。叔叔随做生意的大伯父逃到了泰国。那里有祖父的一些田产。
两条路越分越远。父亲参加的共产党游击队被整编为正规军，二十刚出头便成了团级指挥员。叔父辗转到了台湾，参加了国民党空军，作为党国精英接受委员长接见，并被送往美国培训。
历史，携着沙尘一般的个体，毫无顾忌，一味狂奔。历史，把沙尘一般的个体当成零件，安在特定的部位上，像一部机器隆隆飞转。
父亲在境内“剿匪”，粉碎“蒋残匪”在境内外的复辟势力。叔父在境外“反攻大陆”，“剿灭共匪”，“光复民国”。兄弟俩人在互相不知晓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在战场上刀兵相见。
这就是历史，人在历史中担任什么角色有时可以选择，有时别无选择。
父亲选择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
从部队转业后，他先担任了迪庆藏族自治州工委副书记，后来又成为丽江县委书记，主持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成立。文革中，他被关了长达十年的牛棚。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不知道参加过多少回，抄家，游街，挂牌，带高帽，一样没拉下过。起先，读书人出身的他还曾经相信“士可杀，不可辱”，试图在牛棚里自刎，以死相抗。被救活以后，又加了一条罪名：叛党叛国。当一个人连死的权利都被剥夺后，也许，就会大彻大悟。
文革中期，父亲曾对我说过，把脸面撕下来揣裤兜里，把自尊心扔给狗吃，人，还有什么可怕的。是啊，当一切都被疯狂淹没的时候，逻辑是翻转的。最大的自尊，就是蔑视自尊。曾见父亲把满头黑发剃光，笑着对我们说：“这回批斗时没法揪头发了！也没有阴阳头可剃了！”。牛棚里，父亲做过粉丝师傅，放过猪，无论做什么总是乐呵呵的。逆境里的笑，是强者的笑，勇者的笑。
（三）
一九九五年圣诞节，和病魔抗争了很久的父亲走了。那个强撑着爬过梅里雪山，到过阿坝藏区，文革中遭了太多太多罪的躯体，不顾它所载负的，是一个好学，乐观，永远年轻的头脑，崩溃了。听母亲和弟弟回忆，父亲去世前几个小时，还在和母亲开玩笑，走时，用手抚平头上的乱发，象是去赴一次约会。
父亲刚去世不久，我和妹妹回到了丽江。
再回丽江，是想代父亲再去看看这片土地。我们一家在这里度过近二十个春秋，几个孩子都在这里长大。
迎接我们的是父亲当年的警卫员小高叔叔。不容分说，我们被拉上了汽车。与父亲当年共过事的人们，没能赶上在昆明举行的追悼会，要自发为父亲举行一次民间吊唁活动。
父亲当年县委全套班子能来的都来了，他们中多数人早已离休在家。当年的四大员都到齐了，警卫员，炊事员，驾驶员，通讯员。追悼会后，这些老同事，老部下们当场凑了几百元钱为父亲刻碑。我捧着这一卷零钱，有很多是毛票，说不出话来。在场的很多人显然是把身上的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
如果说父亲爱丽江的话，丽江对父亲的回报常常让我泪下。
在长水乡，一位老乡飞跑追车，停下来后，我以为我们闯了什么祸。“你们，不…不许走！等着！”。就在我们不安地等候发落时，他飞跑回家，很快又带回来一个大包袱：是一条床单，里面包了瓜子，核桃和各种水果。原来这位不知名的老乡，听说我们是父亲的女儿们，拉下院子里晒着的床单，把家里能吃的全都包了来，非要我们带走不可。连连地说，是他的一片心意。
在东巴研究所的展室里，我掏出摄像机却被告知，不允许摄像。当管理员认出我来以后，不但让我继续摄，还打开其他展室，让我摄个够，待我要买几本手抄东巴经时，他们竟说什么也不肯收钱。我被反复告知，没有父亲，就不会有这个研究所。
在黑龙潭公园的大门口，我们一行人无意中提到父亲的名字，被免门票放行。
这爱从何来？
答案在这本叫《玉龙山记得》的书中。
这是一本丽江人纪念父亲的文集。
东巴专家，云南省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郭大烈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了以下数据：
１９５９年父亲就任时，由于受左倾虚报浮夸风的影响，丽江县人口从原来近２０万锐减到１８.１，万，单九河公社就因缺粮肿病死亡２５０ 人，宝山公社５８６人。父亲在九河，一下车就掉泪了，他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把办公室搬到乡下农民家里，把建造县委大楼的钱用于解决农民用电。他在任的几年里，人口回升到１９。７万。人均粮食增长３８％。
在那些万马齐喑的岁月里，凭着自己的良心，为老百姓做一些应该做的事，并不是父亲与众不同的地方。父亲的一生，为之付出，也因此深为丽江人民怀念的是另外的几件事。这些事，也正是他在文革中被迫害十年的主要罪名。
其中最主要的是组织抢救东巴文化。东巴文，是流传在丽江一带的一种象形文字。是东巴教的经书。是世界上唯一的活着的象形文字，它的珍奇在于到现代还有人能读能写。它由１４００多个象形文字组成，共有２００００ 多卷经书。内容涵盖社会历史，哲学宗教，文化艺术，民俗民风。１９２２年，美国探险家兼学者约瑟夫。洛克博士（Ｊｏｓｅｐｈ Ｒｏｃｋ １８８４－１９６２）来到丽江，发现了这一人类语言文字学上的稀世之宝。他前后花了整整２５年的时间学习纳西语，在当地研究东巴文字，并带走了大量经书。目前东巴经收藏最早最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３３４２卷东巴经，其中主要部分是从洛克手里购得，
另一部分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孙子昆汀。罗斯福第二（Ｑｕｅｎｔｉｎ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 ＩＩ）。１９２７年，罗斯福总统的儿子小谢尔多。罗斯福从中国购得一批东巴经，十年后，他的妻子和儿子昆汀再度到中国，为其丰富的文化所吸引，昆汀这才了解到在自家天花板上面扔了十年之久的这些手抄本的真正价值。１９３９年，昆汀。罗斯福由国民党安排再度访问了丽江行政官邸，购走了大批东巴经。他用这些购得的东巴经作为资料，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学士论文。（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然而，在东巴文的故乡，能解读这种文字的老东巴们却正一个个死去。美国人淘金剩下的流落民间的东巴经也正在流失，东巴文化濒临灭绝。学语言的父亲到丽江以后，立即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抢救东巴文化，刻不容缓。１９６２年，父亲到北京请回在北京民族学院工作的纳西学者周汝诚先生，主持抢救工作。当时丽江的财政十分困难，可是父亲还是从十分拮据的资金中挤出了很大一部分用于挖掘抢救东巴文化。在周汝诚先生的指导下，抢救组工作人员深入民间，收集散落的东巴经文，请来尚存的老东巴，系统地记录，念诵，整理东巴经，并把其中的精华翻译成汉语。现存于丽江文化馆的五千多卷东巴经书，就是那时抢救整理的结果。小时候我曾和父亲一道常常去看周汝诚伯伯整理经书。家里也有一套东巴文的经典文选，是彩色手绘的，并有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翻译。《猎歌》，《游悲》等都被我拿来当小人书读过。
父亲所做的第二件事是组织抢救纳西音乐《北石细哩》。《北石细哩》是流传在丽江纳西族中的一种风俗性音乐，据说是“元人遗音”。解放前夕已濒于失传。只有长水的民间艺人和锡典会演奏。１９６２年，父亲组织了一批专家全面系统地调查了《北石细哩》流传历史，演奏形式，乐队编制和乐曲特点。调查队用简谱记录了８个曲谱，于同年提出了５万多字的全面报告。（资料来源：郭大烈《玉龙山记得》代序，《东巴文化》）。
抢救资料的同时，父亲还保护和扶植了一大批地方文化精英。丽江是历次运动的重灾区，仅肃反一次，受审人员就达两千多人，其中包括大批地方民族文化精英。父亲上任以后，大量保护和启用了这些地方文化人，其中包括著名纳西族国画家周霖先生。周先生因此和父亲私交甚好。七十年代中期，周霖先生病中得知我喜欢画画，多次要父亲带我去找他，要把他的平生藏画挂出来让我看。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成了终生遗憾。
浩劫来了。我的父亲为了丽江的民族文化背负了十年的重辱，付出了十年的自由，付出了健康，几乎付出了生命。
李理在《拯救神灵》一书里是这样描写父亲的：“先行者的开创意义，往往都是由后继者来进行评价的。因为后来者与先行者志同道合，方向一致，目标相同。当后来者朝着意义非凡的目标，勇往直前之时，在那艰难坎坷的途程中，在那充满荆棘的荒野上，突然发现他们正在走的这条路已经有人走过了，而且走得很早，走得很远，为这条路斩过荆棘，辟过顽石，铺过路基，敬佩之情就会油然而生。便会佩服先行者的远见卓识，进而已先行者的伟大精神激励自己，朝着辉煌的目标奋勇前进。在抢救东巴经的艰难之旅中，丽江人对先行者徐振康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父亲跋涉过的这条小道，如今已是山花烂漫。丽江东巴研究所里，新一代的小东巴已被培养出来。丽江的大街上，东巴墙，东巴画比比皆是。一部部研究东巴经的论文出版了，丽江的洞经音乐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表演过。 东巴文化也多次到美国，欧洲展出。父亲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
（四）
一九八六年，断绝了联系近四十年的叔叔来信了。不久，他回乡探亲。
我很遗憾没能亲眼目睹这个历史的时刻。两条不同的道路又一次交汇了。叔父到台湾以后，改回了自己的原名，而父亲则一直沿用弟弟的名字。两个都叫徐振康的同胞兄弟一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探望乡亲邻里，探望阔别多年的亲人。
反差是巨大的。酸甜苦辣人自知。我无法猜度两位老人当时各自的心情。当兄弟俩人一同跪在祖母坟前时，当他们一同踏上从这里走出去的那条小道时，我无法得知，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一切可以从头再走一遍，他们是否会选择不同的道路，不同的走法？
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是用他积累的财富来衡量的。在这个意义上，父亲的一生是失败的。他去世时，连同当月的工资，遗产不足６０００元人民币，仅够购买他的墓地用费的一半，也就是说，一生的积蓄，还不够买一块葬身之地。
也有人说，一个人的成功，是用自愿参加他的葬礼的人数来衡量的。在这个意义上，父亲的一生是成功的。他，一个离休多年，无权无势老人的葬礼，有一千多人参加，殡仪馆周围的交通为之阻塞数小时。葬礼上，一位不知名者送了一块匾，上面书写着三个大字：“大好人”，算是对父亲一生的评价。
我不敢妄评，也无法理解上一代人的思想。在此重读父亲最喜欢的闻一多的诗集中的一首《一个观念》，希望它是一座桥，能让我明白点什么：
你隽永的神秘，你美丽的谎，
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
一点儿亲密的意思，一股火，
一缕缥缈的呼声，你是什么？
我不疑，这因缘一点也不假，
我知道海洋不骗他的浪花。
既然是节奏，就不该抱怨歌，
啊，横暴的威灵，你降服了我，
你降服了我！你绚缦的长虹——
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
如今我只问怎么抱紧你……
你是那样的蛮横，那样的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