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把前文改改，再充实一些内容，不必喧宾夺主，另外开页。

下面开始：
再说牢狱

读章凝兄的迷幻之作，让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
也是迷幻，也是科学，那是在特别时间里的特别镜头，留下特别的记忆，尤其深刻。

上文，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听说过宇宙中有种超光速物质被发现，就像难友杨阿鲁说的那样，科技杂志上也就此现象的预测性论文。提到阿鲁，我又是满腔话语，感觉有点不吐不快。加上你的催促，好像这样的文字流露出来，也不是空口说白话。

阿鲁那时候因为家庭关系，从南岸转调到北碚同等的制药工厂里面做技术员，这与我所在体温计厂临近。他的所在工厂是以葡萄糖为主的产品。他大学毕业分配为技术员，是那时候的理科大学生苦读十几年后的开花结果，再等十几年就混个工程师位置便离退休不远了。运气好的，经常对领导笑，说些口是心非的话，听起来像加了糖，那样的人运气一般不会差，如果背景是革命家庭，一步步的提拔，一层层的笑上去，就成了江泽民那样的笑，人们比喻为蛤蟆。那也是种活法，而且很有效。阿鲁不会笑，反而只会思考，这就注定了他要倒霉的命运。毛泽东做王的时候是不许人有私心杂念，即使有，也只能在梦中。阿鲁确要把梦想弄真，后来的结局就惨了。

在他做技术员，我做工人的时候，我们两座工厂的距离不过一公里左右。但彼此并不认识。那年我和阿鲁先后被抓进去的地点，就在川江嘉陵流经的小三峡景区沿边，河岸礁石衔接处是上巍巍的缙云山骊之下，一片不显目的民宅中，严密环绕内的建筑和门岗，是重庆市北碚区看守所地盘，那两排高墙加电网环绕的“寒舍”，厚厚的土墙老式瓦房里，是一间间宿舍般的老屋子旧居室。里面只有靠墙为丁字形90度折角的炕板，而后就是炕下一米宽的过道，长略五米吧，厚厚的门外一根铁棍似的穿锁，一把硕大的吊锁悬挂在扣上，凭此阳阳两隔割裂昏晓，人间和地狱为一门所堵。牢房里阴黑潮湿，木条钉成的炕板正是床的长度，沿边是砖块磊成，这样的大炕，可以省出空间容纳囚犯相拥而眠，这房估计不过20平米的净空面积，最多的时候装过三十三个囚犯，一排十几间屋一模一样的的结构，另一排短些，大约五六间这样的牢房，总计有十六间。如果遇到运动期间大逮捕时，真是客满得睡下去就密不透风了。我才进去一周前后，那是人员最多的时候。大抓捕之后判决也快，送走快，枪毙的也快，十天半月后，牢房就剩下二十来人，最后没有运动抓人了，就只有十人左右，牢房里面显得相对稀疏。

还记得曾在牢狱中，我们做囚犯的活儿就是遭受饥饿的熬煎，饿成鬼魂，除了偏偏倒到，就是有气无力。但我们仍然能说话，还可以彼此聊天讲故事。日日只有无所事事的悬吹白话，那样的话就是清口水长流之后再咽下去。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打发时光，捱到吃饭的时候就很阿弥陀佛，狂欢那瞬间的心情，可能比毛泽东和张玉凤之乐尤甚。

牢房里面有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监狱长随时随地任意调换犯人的住宿房号，今天交张三由二号房去五号房，明天叫李四从三号房去九号房，没有定数，全凭这典狱者的心血来潮，有时候天天换房，有时候十天半月也不同。被换者，一般是打架闹事之后，或者戴镣铐的，以及被人告密说有反动思想和顶逆行为者。在我坐牢的三年里，约有一年多时间和阿鲁同一牢房，想不到我们的交谊，使我一生不能忘怀，对值得纪念的牢友，我还是要忍不住秉笔直书。

遗憾他在牢狱落下残疾，之后又被生活折磨，而今算来，已去世十年了，才活六十岁。现在正好是他七十岁吧。他是湖南洞口县人，抓捕被定为反革命罪，依照列罗罪名他应当列为枪下冤鬼。幸好那阵子华国锋被排斥，玩桥牌的三寸丁玩了个什么报上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随即他又一头扎进美帝裤裆去玩友谊，再帮波尔布特打越南，一时间忙不过来在国内杀人（谁知本性不改，十年后还是用坦克去压学生才舒服）。阿鲁才没有被飞钵（牢狱语指掉脑袋的意思，也即枪毙），还是万幸。他可能在1980年里，因牢狱之灾，已经气息奄奄，被牢狱通知家属领回去准备掩埋自理丧葬费吧。谁知他被湖南来领人的兄长抬回老家，经他母亲的护理治疗，竟然绝处逢生，又活了二十多年，期间还再婚生子，办工厂搞发明创造，做出一番事业。这是后话了。

算来，我和阿鲁有过整整一年多时光的每日24小时同居，牢房的同居才真是同居，一点荷尔蒙都升不起的。最先阿鲁从特殊禁闭的单间牢房被释放到我们大间房。那天牢门打开，监狱长站在门外，阿鲁提着面盆和一包行李，不过几斤重量而已，牢狱里人都是这样，一个面盆一个网兜，里面两件对换的衣裤。

阿鲁身体单瘦，略高个儿，1米76左右，典型的皮包骨头，深度的眼镜，悬空的颌骨，细眯眼睛，加之肤色苍白，算得囚犯中最瘦之一。他在牢狱里被折磨得几乎而死。判刑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让人背上囚车，运到重庆南岸的名为省二监狱的囚犯集散处。这座人间地狱，又恰恰是我小时候读书的中学临近，在我另文《扫盲年代》里提到。从我们课堂的窗口望去，可能看到一箭之地外是岗亭和背枪的士兵。童年的我，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对那高墙里面的囚犯是何等的日子，一点没有想象似的，更想不到的是我会成为这类角色的后备队员。幸好最终没有进去。

记忆犹新的事在1978年间，在那阴暗潮湿的牢狱中，我们坐在炕板上，聊天中不知怎么听杨阿鲁说到将来的社会，高科技的年代里，人们可以用超光速的办法追索过去的在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阿鲁毕业于武汉大学，他的亲属里面好像和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有关系，他的姑父是武汉大学里的一位系主任。文革前的系主任，倒是货真价实，不比现在多数都是用钱买的位置。阿鲁毕业于化学系，也懂几国文字。他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北碚制药五厂做技术员，就他告诉我的工作，抓他的时候他还在进行一种葡萄糖的分解，准备做出另一种新物质出来吧。而他的学术报告寄到四川大学之后，有教授带研究生来厂找他，据说受到相当的重视，到他坐牢的时候还被交出去询问一些资料数据，可能最后他的成果被人截取，作为一名反革命分子，即使能搞科研，也被认为不仅仅是低人一等，而且还遭受极大的鄙视。

还记得他那瘦削的面额，微微翘起的嘴唇，深度的眼镜里面是炯炯有神的目光。他讲述的趣话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一直物质可以超越高速，就他所知的在位于中国西藏的世界屋脊空间监测站里就获得过这种物质的信息。他说到这样的话题，让我们感觉一丝宽慰，像中国那些冤案充斥的年代，将会被将来的超光速器材摄影抓住流逝的光阴，历史的真镜头，那会是多么公正的凭据啊。多少冤案不就昭然若揭了。我们听了兴致勃勃，觉得自己没有白活，即使被迫害致死，也能有被大自然帮忙伸冤的一天，万事万物的真实，将戳穿日人民报的长期说谎。现在读到章凝兄作品的科技意味，让我回忆至此，觉得你不妨将这两者牵连起来勾画一种镜头，也可以妙趣横生啊。呵呵，随便想到，开页面来小说一下。

而今，再回过头来看当年，阿鲁的反革命组织算是小题大做了，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在人生岁月还处于嫩芽般摇摆不定的时候，气候的凛冽，风霜的暴戾恣睢，竟然没有让他从书本上的知识演化为自卫和上爬的阶梯，换取些荣宗耀祖的饭渣儿来受人抬举，最后便是姚文元类似的文旦。阿鲁没有那样的奴气，更不会有张铁生似的狡诈与聪明，他竟然书生气足，若宋江在酒楼上提词般，在黄黄的孤灯下，扎扎实实去研究马列，他发现的资本论的漏洞，他更发现了列宁的革命论的残酷性，他甚至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本来，在思想被统一的年代，做一个中国人，是不能违背执政党党魁的指令，也就是说，一切不合符毛思想的念头是不应该有，更不应该说出来，甚至还让亲朋好友看看，一块欣赏。他把自己写得比荷尔蒙还升高的檄文，我估计是令人惊异的观念，别开生面的辞藻，不同凡响的思路，在中共把思想和路线当为妓院的收费标准的时候，阿鲁这样的简单而幼稚的行为，岂不是引颈自弋，要不就是把顶头的闸刀送到那些专门靠吃着碗饭渣儿的人手里，就只等挨宰了。

若干年后，阿鲁的儿子读到我写的牢狱篇章（我发布在凯迪网站上）中，有关于他父亲的一页，和我联系并想了解他父亲生前的事迹，那时候我才知道他父亲已经在2004年过世。知道了他的叔叔因为不知天高地厚，将他父亲阿鲁的批判马列文章炫耀在酒席间，为自己有个当惊世界殊的兄长的才华而说得脸红性子高的时候，被有心人听了当立功受奖的机会，于是，一个跨省的反革命组织，就被列罗在案，当他的父亲和弟弟被抓之后，他得知一点风声，知道大难临头了，火速与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教授的女儿离婚（儿子成长之后，仍然不认父亲，被母亲家里阻碍）。也许才办完手续，急匆匆递来的镣铐和黑牌就挂上他那瘦弱的长脖，和我一同在囚车里，五花大扎，享受到重庆北碚地区响应1977年双打运动的游街示众的待遇，被推柔在所有乡镇和道路的敞篷车前，一路高音，一路扑面风尘。那时候阿鲁和我是并肩埋头在黑牌上，双臂被人抓紧，那年头所有的街道漫画中的斗争镜头和场面广告下，我们成了活生生的示范。我们已经没有痛苦的表情，身子好像也不属于自己，人一旦成为玩具，那是身不由主的哭笑不得。在我的长篇中，我写下了那三天游街的镜头。那是一种特殊年代的特殊体会。好在我和阿鲁都站在了风口浪尖，体会当然要深得多咯。

提到阿鲁，我还想啰嗦一点，出狱之后，经年理疗，他终于起死回生，竟然办起了工厂，成为中国今天很多食品业因此发财的首位快餐粥发明人，并上了国务院科技人员名单，予终生科技津贴，被他拒绝了。最后他的成果被当地官僚掠夺，他筹集的资金和工厂被整破产，他在贫病交加中双肾坏死。很多年后，当地可能出了个比较清正的小官，给他的家属补发了十几万损失费。然而，阿鲁已经不在人间很多年。最初我回国在2000年里，就想去看他，又怕国内的特务统治下，因为我海外回来又是难友，怕他受累，因此患得患失，一拖再拖。知道他在困境中，我还给他寄过钱去，只有杯水车薪。

最后还是从他的儿子（在网络上读到我写的牢狱文章中有他的父亲一章）来信，也听到他的继母说他父亲生前和我的交遇，之后我们的书信断了。才知道已经去世好几年，这让我不禁唏嘘。认识阿鲁的时候他33岁，我那年26岁，我们一同在牢狱的镜头，还象昨天一样清晰。

说来，要是阿鲁生前能读到我为他写的文字，多好。可现在，已经是天人两隔。

2014/12/22凌晨初稿

写罢贴来，再看，感觉这篇一写就长了点，看是不是再缩减一些。这些成年旧事，啰嗦多多，提起来又是斑竹划船了。

“他在牢狱里被折磨得几乎而死。判刑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让人背上囚车，运到重庆南岸的名为省二监狱的囚犯集散处。这座人间地狱，”——这几句话里面有很多故事可写。被如何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细节及人间地狱的情景等等，都会极大地丰富文本内容。

唐夫的牢狱之灾和偷渡，这两个经历，是你一笔人生财富。够你写两部厚重且无人可企及的纪实小说。

我查阅网络，阿鲁的贡献在中国被人消音了。而欧洲中国专利发明人的数据库里面倒有记录。[url]

http://www.google.co.in/patents/CN1069636A?cl=en[/url]

http://worldwide.espacenet.com/publicationDetails/biblio?CC=CN&NR=1069636A&KC=A&FT=D

看到，无限感慨。阿鲁不该那么年轻就去世，他其实是个人才。专利发明仅仅是他的知识才华中的一个百分百的零头而已。

还记得牢狱中阿鲁给我口述，被我默默记忆下来的一首诗：“投生无门苦中阴，我身何曾染无明。报应从来无凭据，怒发如箭射天庭。”

阿鲁还有几封和我的通信，什么时候找到拍摄成片贴来。

应该说，我再写阿鲁是第三稿了，今早我点击网络搜索，才看到我在2008年写过他，已经是第二稿，贴在北美诗刊酷我页面，昨晚写的是第三稿了。我想我还得把这三稿柔和起来，再写，才比较完善。当然，还有不少的内容需要增添。

雪儿到底是搞专业的，一眼就看出我想要充实和详述的情况点上，也就是说雪儿像个最好的针灸医生，一针就扎到了我的穴位。这样的刺激就只有心知肚明了。

那我就随此页面，慢慢倒来阿鲁的病症起因。

在我们那批关押的囚犯中，一般都是农民和偷盗和流氓占了绝大多数。这样合并关押对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有众目睽睽之下，不敢乱说乱动的震慑。在毛泽东肆无忌惮的年代，任何日包括流氓强奸盗窃者，都会沾沾自喜没有当上反革命，不然的话，得不到减刑不说，还非被判决重刑不可。为此，那些人都认为他们是内部矛盾，党会挽救他们并给他们出路，对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就虎视眈眈，唯恐不得证据没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幸好我在牢狱里面属于工人，有年轻而且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与监狱长顶牛几次都没有被上刑具（如何顶，另章有述），实在让那些下三滥的家伙畏惧三分。加之我本爱运动，好点也会点拳脚，身体骨骼看起来和李小龙差不多了。鉴于对我的畏惧，才慑服了牢狱里面凭拳头大小见分晓的黑中之黑的社会状况，形成一点安定团结局面。因为如此，我也对那些想欺辱阿鲁的混混有点“可望而不可”即的危险感，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为此，阿鲁和我的交谊，使他有点平静和安全于地狱环境中。

当时，可能阿鲁并没有认为我与他人有什么不同。从我在牢狱里和监狱长为另一位难友秉公直言（另篇章里），抵消了流氓对一位教师的诬告，加上我的技术被监狱长喜欢上，在牢狱里面我无形中成为一面旗子似的有点影响力和话语权者。渐渐的阿鲁和我交谈越来越投趣，他描述了来北碚工作，是因为他在武汉大学毕业之后，他在北碚西南农学院的教授叔叔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他的分配上也的确受到他的系主任（也是他的亲姑父）的惠顾，分配到重庆这样的城市，在北碚这样举国少见的风景区，被中国头把商业巨子卢作乎精心打造的名胜地，算是他的三生有幸。他对北碚印象极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是在北碚牢狱里面和我一块赞誉这片中国少有的嘉陵江风水宝地。而且他还几乎是临近被枪毙的沿边。幸好北碚公安局办案的差役心上的含炭量不如含金量，不然的话，我的今生今世也再不会有阿鲁的文字了。

我俩常坐在酱黑色的炕板上，打坐般的盘腿而言，尽管身陷牢狱，我们还是抱定竹林七贤那样悠哉悠哉的心态，在漫无边际的时间概念的牢狱狭小的空间里面，细声细气的微微漫话人生。阿鲁对我无话不谈，包括他的犯罪经过（这本是狱中之大忌），他的亲友，他的工厂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家庭成员，他的爱好，习惯和修养。阿鲁的学识受他精通文墨的名声在湖南洞口一带行医的父亲的影响，据说他家祖上在清代就属于翰林学士呢，或者中举状元，我听他提到，但未于关注。不过，阿鲁倒是个很博学之士，他擅长诗词，狱中默默记在心中，他告诉我有两百多首了。而我只记得其中一首。在灰暗的囚室里，铁窗若棋盘大学之间撑住粗圆的铁棍，外面的阳光就从那里照射进来，形成半明半暗的模样，对我们漫不经心打坐而又无所事事的被斜照在这样的光线之下，与我们半明半暗的心情相映成趣，那是种苦涩的，无可奈何的景象的写照。牢狱就那么点大，活动空间几乎没有。坐疲乏之后的阿鲁会起来走走，瘦削的模样，骨骼几乎要撑出皮肤的他，简直是一具行尸般的移动。他的背弯曲着，还没有到弓的弧度，但胸部内陷，一条条的胸骨和肋骨下是内陷的盆骨，再下是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的膝盖骨头，都令人见得清清楚楚。阿鲁除了骨头和皮，几乎剩不下别的看点了。唯有他那饱满的天庭下深度的里面还留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和睿智的瞳孔。他那扁薄的嘴唇，谈吐出浓郁的湖南口音的句子，令那些排外的囚犯看不惯听不惯而想对他非礼之，但因我的在旁，他们又觉得犹如刘邦身边有个樊哙一样，只好忍气吞声，无形中我成保镖似的，在那样的境地，阿鲁又特别看重这样的情谊。

很有价值的文字！

最后一段是否加进去？

再读，发现几处严重硬伤，错别字和漏子。比如我一直不承认我有罪局，居然把不字漏掉，搞笑。倒成了我认为自己有罪。嘻嘻。

章凝兄关注鼓励。这些片段 我将柔和为一整章。先零碎写点记忆深处的痕迹吧。

阿鲁那首诗我是没齿不忘了。

                   无题

                  杨阿鲁

投身无门苦中阴，我身何曾染无明。
报应从来无凭据，怒发如箭射天庭。

而今的阿鲁，恐怕只有射阎罗去了。呜呼，人生好快

问候唐夫先生。您有珍贵的人生经验。

好像新写或改编的一篇又删掉了？

这样的文字，不是我们这些没有如此经历的人所能完成。建议唐兄多写！

谢谢二位，我对阿鲁篇章思路有点凌乱，待整理好之后贴来。要读的话，让我先提取一点曾经写过的牢狱早晨放风略十分钟之后的景象：
.........

就在我们全都进了牢房，外面的喧嚣突然安静，而囚室内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开始：

    囚犯们各就各位，有的站在过道，有的坐在炕板，有的双手捧着饭钵，几个指头靠拢分开，轮流移动，烫得不亦乐乎；有的放在炕沿，弯身躬背底头靠拢饭钵，所有的犯人都全神贯注，所有的嘴唇在唏啦运动，时而突出，时而凹进，吸吸哗哗，呼呼噜噜，筷子划动，牙舌跟进，连续咀嚼，不断咽吞。热气和激情越来越昂，越来越高；饭钵与光头越来越近，越来越拢，由平至斜，慢慢倾高，骤然陡升，直到仰起，象一个乐队凑出激昂的乐章嘎然而止，象暴风雨中的闷雷迟迟不发，只见整个饭钵和脸面的位置上下已经对换，完全覆盖脸面，然后静止不动……。

　　头颅已经深深陷进饭钵，饭钵在手中旋转，舌头象青蛙吃蚊弹出，又象饿狗那么长而扁，快而贴，稳准狠的将饭钵一扫又一扫，象刷子在涂墙拖拉，一拖又一拖，象砂纸在擦着亮晶晶的铝皮。饭钵随着头脑的晃动：一上一下，随手捧住一左一右，自旋一摇一摆，那贪婪的鼻口，从边沿一圈圈旋转，再转下，再下下，直到整个底面倒扣在脸上，又是一阵阵久久不动，象戴上一个没有五官的面罩在麻木的凝思……。

　　这时候的只有冷冰冰的金属味触电般的靠紧舌头，说余兴未尽的话，只有用眼光偷看那没吃完，即将旋转饭钵的难友。心中难免有些懊恼，弄不懂是怎么就吃完了，这时候总想：要是现在还是才端回来的时刻，那该多好，还没有动手动筷，还有一钵热稀饭汤手。这时候对那些吃得慢的，就千万别去打搅，无论平时多么软弱的囚犯，善良的弱者，一但惊动，都会突然面目狰狞，魔鬼样的暴烈疯狂，一如恶狗护食，除了拼命，那是没有二话可说。

　　多少年后的我居住在芬兰，只要看着扫地车过路出现的洁净地面，油然会想到我们曾经十分艺术的舔钵镜头。

　　吴鸿达说他在牢房十二年没有洗过碗，舌头功夫已属上乘，我信。

　　但我们那舔过的钵还总要洗过才罢，因为第二顿的钵已非“物归原主”了，想想还是洗了的好，哪怕到最少水量供应的时候。

　　在上世纪80年代前，上述动作行为是每个囚犯每天每次吃饭的必须行为，谁说他不这样，我担保他不是囚犯，谁说他没有这样舔过，除非舌头短缺。直到今天，我仅仅满足于白米饭香喷喷的味道则罢。几年前读到贺龙女儿的回忆录说他父亲对吃从来精益求精，家厨烹调珍馐，野味佳肴，尽善尽美，到最后是饿死牢狱。呵呵，这贺兄一如我等端着饭钵的动作，那黑色幽默，是谁弄出来的，笑得我想翻滚。

　　本来，那满满的一钵（多水）稀饭，就是平常健康人，也要饭量大的才能征服。可牢狱里长期没有油荤，缺乏营养。饥饿象蔓延的洪水，越来越不可遏制，腹中如宇宙的黑洞，能化解万物无影无踪。犯人们每天早上饿醒起床，就想到这钵稀饭，真的想到手之后，又闪电般结束。还记得我默写在心底的那个句子：五内俱乱走刀叉。胃就是那样慢慢的被割裂熬煎。

　　每当那样的时候，唯有清清的口水溢满唇齿，再咽下去，总是淡淡的苦涩……。

再读旧作，认为雪儿说得对。删除。


这两天大概被文字困扰，想的太多，写得太乱。

夜间收索旧信，找到阿鲁的儿子和我通信，录一点来。

其中一封我给他寄送了我听闻到他讲述的噩耗之后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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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少文章都无法在国内网站上阅读，更不能贴上国内网站，那是投石下井不冒一个泡的活。你想读，我拷贝在下，匆匆而言。以后我将再写与你父亲的交道这篇（这篇发表在新海川网站）。

下面是发表在美国华人网站上的)正文:

昨天，噩耗从一封陌生的电子邮件发来，令我惊讶万分。

我的难友杨阿鲁先生，这位学富五车的化学人才，为中国哲学思想自由－－文革后期横跨三省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探索的先驱，在囹圄中被折磨为骨髓炎病患者，在濒临枪毙的判决之际，改为九年徒刑因病淘汰出狱竟然大难不死，于濒临坟墓之际，由其兄领回湖南洞口，经年而后病退，在改革开放之时，成为中国一项专利的发明者（ http://www.patent-cn.com/A23L/CN1069636.shtml ），而后在投资建厂时被人骗盗资金，落得倒闭蜗居深山，最后穷愁潦倒病患，无钱医治，于2005年4月逝世。

前天夜晚，他的儿子在网上读到我写牢狱生涯，描述其父与我交谊，随即来信说到父亲离世三年，令我不胜嘘唏，为之悲凉。一个让我牵念了三十年的友人，昨天以前我仍然怀着要去湖南一趟看他的念头，结果因事一拖再拖，竟然化为乌有。为此，我追悔万分。2004年我计划回国去见他，在芬兰我与他通话联系，谁知到了中国国内就再也联系不上，我意识到环境不许，或他有顾虑，回到芬兰再联系，他说在修房，电话被撤销。但邮件不通？他是没有电脑，仅有的语言是他的侄儿去镇上网吧带发，但也应有信息给我呀。诸多难事，不得已矣。当时，我不可理解，还产生误解。世事沧桑，人海茫茫，机会一失不再。无论怎么说，今生今世，见面机会还有，我总是这么想，谁知，竟成天人之隔。

而今一切成为泡影，我再也见不到这位对我一生影响巨大的友人，那三年（从1977－－1979）的牢狱凝结的情谊，我自责，内疚，追悔。默默祭悼他：59个青春的人间，孜孜不倦的钻学，为了寻求真理，面斥邪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穷愁潦倒，困极而逝。呜呼，可怜的阿鲁，如果来生有幸再做人，就千万告诉你的领导，别做中国人，这是个无法挽救的民族。除了小人，奸佞，歹徒，恶棍，骗子，野心家，政客，赌徒.....能活在红灯绿酒里而外，其余的下场就是你这一生的写照。

安息吧！我的挚友，师尊，我的好兄长。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碰杯的一天，但愿来生来世有宴会的永年。

此时此刻，我冷看屏幕，久久木然，一股浩瀚的波涛撞击内心，那是我们的过去，1977年后的牢狱，我和你侃侃而谈，盘腿咫尺，从古代说到现代，从中国说到外国，从镣铐说到西装，从马克思的偏执说到恩格斯的简单，从列宁的残酷说到斯大林的冷血，还有预言....的今天。

想这些......，我为你祈祷：中国已经到处有毒奶粉，有毒米，毒酒，毒药，以及所有食品无处不毒了，已经无法（也不用）检验，就直接可以来和你见面的同胞也络绎不绝，那不就是你我曾经在牢狱里憧憬过的未来的一天，大康盛世的今日。

呜呼！千古英灵（加提前量吧）杨佳出现，也是你们杨姓的骄傲。

为此，您？安息吧！

对一个拥有良好文学素养的人而言，任何一种经历，尤其是苦难经历，那都是你的财富和你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牢狱之灾和偷渡，不是一般的生活经历，那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人生磨难。你只将你的经历，安静地、照本宣科的叙述出来（不要给予任何评判、优秀的读者自会有评判），就是一部绝对有看头的书。当然，这都只不过是我的一家之言，不一定对。唐夫完全可以置若罔闻。

“尽管身陷牢狱，我们还是抱定竹林七贤那样悠哉悠哉的心态，”嗯，人生无论遇到什么不测，拥有这样的心态，就不会被生活打垮。

读罢，发现很多不必要的文字，被雪儿提醒（不要给予任何评判），我重新改写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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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监狱比喻为炒菜的锅，那关押在其中的囚犯便是调料和菜肴，监狱长呢，算厨师了。他把我们这些犯人搅拌均匀，监狱里叫调房，翻来覆去的折腾。他最怕犯人相识相知越久，图谋不轨，有暴动越狱之嫌。为此，隔三岔五在号房之间将犯人对换，要离开的人在背后彼此揭发检举。宽大和减刑是他朗朗上口的万应灵丹。也是监狱长认为说出来就变安眠葯。  

像我们这种长期关押，久不判决的人犯，历经多次调房，总是聚散离合有机会。

阿鲁在那天被调进之后，我们久违而遇，彼此点点头。之前在我初入监狱时，挂牌提上囚车去批斗游街中，我们一块比列前排，四个叫罪犯的我们被五花大扎，背后有武警民兵抓捏挟持，前面是胸牌悬吊，头颅被勒令低下，别说聊天，彼此看一眼都不行。从那之后，在同牢狱的不同牢房，经年的关押之后，彼此也是心知肚明。那是在1977年的国庆节前三天各区游街之后，回来我们又被投进各自的号房。

有与他关押过的同案者在我在的牢房，提起阿鲁，都说他是重犯。说来，他比我早三各月入狱，一进来就被关押小号（为重犯或死刑犯之房），如果那年运动不停，他的钵钵飞掉（弹穿脑袋）极有可能，幸好阶级斗争口号消音也快。一段时间以后，办案的也不想多杀，他才把“钵钵”保住。

阿鲁就是当年上演“马尾巴的功能”的典型模样：瘦瘦的骨架，深度的眼镜，苍白的皮肤，背脊的弯曲，加之蛇腰的细瘦，显得弱不禁风。他个子中高，五官清秀，配上细眯的眼睛，淡淡的眉毛，小而坚挺的鼻梁，薄薄的口唇微微上翻，还有那饱满的天庭，怎么看，都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因为一个弱字，令他的体质没我们耐用。在牢狱里他的体格和非洲饥民绝无二至。颌骨挺出来的双腮已经没有了丝毫的圆润，长长的脖子成了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肩胛骨上左右两颗铆钉似的骨尖冒出，沿向中间的是均匀的两个三角凹窝，下面是胸骨凸出，一根根肋骨像天安门前阅兵的队形那么清清楚楚排列，下面吊着腹腔深陷，而后是盆骨连接胯骨，腿骨之间的膝盖骨，到最后的足掌骨，总之，阿鲁一身的骨骼像被医学院做过教材似的拼凑起来再铺张皮那么入目。牢狱里的夏天，不成文的习惯是大家都赤裸裸打发光阴，这与性没有丝毫联系，囚犯们仅仅是为了省下因为酷热，汗流湿透的内裤将会加速溃烂似的，也许是是一种珍惜仅有的资源，也许脱了省事，赤裸裸来去无牵挂，重庆的夏天之热，四十来度的高温，没有风扇空调的岁月，可以猜测人都像豆箕（我的字库里找不到准确的ji字了，好像就是这字）。为此，阿鲁的标准牢狱身材在我眼里才怎么“丝丝入扣”。如果看他背后，脊骨一节节挺起来，真有点象一颗颗的算盘珠子，悬挂在弯弯的簸箕般的背弧上，下面的臀部基本没有了。为此，这样的阿鲁关押那么漫长的时间，身体不坏是说不过去。

本来，阿鲁并没有看出我会成为他的朋友，我也仅仅知道他是一位正宗的反革命而已。但在一次被监狱长叫出去，被蹲在空房里“开会”，从那以后，他才对我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了。

那是因为一位在北碚玻璃厂子弟校的中学教师陈远志被调房出去，监狱长早就对陈的不服管教顶牛，想找凭据下手了。也怪陈远志不慎，在他初入狱的那半年多，总是有意无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比如放风和监狱里开训话会的院坝里，公开顶撞监狱长。平心而论，监狱长对政治犯还是监视从严，刑罚从宽，很少对政治犯动用绳索镣铐，除非要枪毙的，说不得了，需要好好“保管”，提出还是活的就行。陈远志还像在单位上批评领导那么指责监狱长，让他当众出丑，监狱长知道自己的才能就是读报也深感艰辛，怎么感和这位在文革中高居造反军总部的战报总编辑对弈口才呢，他时常不理他，咬牙切齿的感受已经在他那狠之入骨的眼珠里闪烁。比如一次会上，陈远志坐在犯人堆里，对读得吞吞吐吐的监狱长提问：“你念到的讲革命人道主义那段，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呢？把大家饿得哭兮兮的。”监狱长无法对答，也不便撕下脸来，只有不理不睬的讲解党的政策是如何伟大。

那天我们十几人被叫到一间空房一如一如既往，依次靠墙蹲下，犯人就是犯人，姿态必须低下。监狱长坐在书桌后面，正对我们，他掏出钢笔对准记事本，浓重的河南口音：“今天叫你们来，给大家一个机会，揭发检举陈远志的反动思想言行。这里你们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哟，就是，也可以立功嘛。你们天天和他关在一块，反动思想是纸包不住火的。知道什么说什么，象竹筒倒豆子，通通告诉我，好不好？大家要争取立功受奖，一个个来，好现在开始。”  

这下，监狱长――是矮子过河――淹（安）心了。室内最先一阵沉默，我暗暗担忧。大家都不做声，低头看地的，斜着目光最多看到监狱长的鞋头部分，没有人敢直射目光对看，那叫态度不端正。就在这么沉默僵持之时，一个细声细气的话语冒出：“我听到他那天说，像这样关下去，要关死人的哟。”这是个矮矮的家伙，平常看他在牢狱里倒是个不多言语的农村人，这时候倒积极起来，支支吾吾，畏畏缩缩，开头揭发出第一条罪行。那是讨好监狱长的正中下怀。  

待续！

2014-12-24 修改于赫尔辛基

在重庆北碚看守所的岁月记述之一：

唐夫

序

最近，我想写点时事小品，几番被章凝兄劝道：“唐兄的经历，我这几年在大陆，北京、上海、苏州，还真的没碰到过。感兴趣就继续写吧，只是提个醒。”就这个“醒”字，给我的震撼，似有振聋发聩，当头棒喝之厉。前天不经意在章凝兄文章后面跟帖，想起往昔生活一节和他的幻觉之作有点联系，就随意写了两句，不想又得回语：“唐兄，坐大牢，闯南美，你的这些人生经历都是宝贵财富，值得大写特写。”

为此，我有点惑然了，写不写？这种老牛破车的工程，吃力不讨好的笔耕，其实是给自己过不去。在灵魂深处反复激荡那团阴黑的污水，让其间的沉渣具浮，来重新捞取那些伤痕累累的断肢残臂，让他们活转来，展现当年社会一角的景象，这的确不敢说是享受，将自己的梦魂缭绕在逆向的时光轨道上，我得再一次把自己投入灾难的深渊。好比流脓的伤疤，合愈而后再揭开，无疑又是流血。

反之，既然朋友都比我更看重这段经历，作为亲身经历的我还漠然视之，岂仅是不好意思，严格说来是愧对上天给我机会。我不下地狱谁下，我不写这段历史谁写？既然走过鬼门关，就得将阎罗展现出来，尽管拿是遥远的过去，但我还是想为那些亡灵诉说公道。他们的确死得冤枉，然而不为人知的死去，才是最大的冤枉。我想我还得用毕生之年，让那些死去的难友活过来，让他们在页面上栩栩如生吧。

谁知我才有点萌芽之念，就被雪儿点化：“唐夫的牢狱之灾和（南美）偷渡，这两个经历，是你一笔人生财富。够你写两部厚重且无人可企及的纪实小说。”

读罢此语，久久自思，我的确应该把没有完成的篇章继续下去。这两部长篇我都只写了大半，一拖下差不多快十年了，如果说从2005年动笔半年后打住，到2008年再开始，没几天又打住，到而今算是三起三落，堪比小平的异曲同工了。扪心自问，再不写，时过境迁，人老心衰，只好望洋兴叹。我不将这段值得留下的历史见证写出，那些牺牲者是怎样被剥夺了生命，被“格式化”为灰飞烟灭而无人知晓。岂不自愧，岂非作孽。

最近暴露，18年前被冤枉枪毙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年轻人呼格吉勒图，他本是好心好意报案，发现了被害的女子，结果倒被公安政法人员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干脆把他充数当罪犯，枪毙后还邀功讨赏，如愿以偿，一个个被评为选进份子，是党和国家的好干部，提拔的提拔，给奖的给奖。而一个清白的年轻人，一条生命，就这样被一粒子弹横穿进去脑浆迸裂，亲人无法知晓，无处伸冤。随便杀人立功受奖，古时候的军人随意割切百姓之头去冒充敌人，换来得赏的利益，而今若出一辙。直到八年前真凶暴露，公安部获悉下文要求重新审理，地方官员仍然软磨硬拖八年，而今康师傅下台，这案子才获得重见天日。现代窦娥冤及杨乃武与小白菜之案，民间还有多少不了了之。谁也不能清除了。

说这些都是多余话，我还是将自己曾经坐牢的经历重新梳理一下，再写出来，无所欲求，只想慰藉那些不明不白死去的冤魂，再就是报答与我激励鼓舞的友人如章凝兄雪儿等友人的期盼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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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友杨阿鲁

如果把监狱比喻为炒菜的锅，那关押在其中的囚犯便是调料和菜肴，监狱长呢，算厨师了。

他把我们这些犯人搅拌均匀，监狱里叫调房，翻来覆去的折腾。犯人相识相知越久，图谋不轨，有暴动越狱之嫌，这是他的七寸。为此，隔三岔五在号房之间将犯人对换，要离开的人在背后彼此揭发检举。宽大和减刑是他朗朗上口的万应灵丹。也是监狱长认为说出来就变安眠葯的不二法门。   

像我们这种长期关押，久不判决的人犯，历经多次调房，总是聚散离合有机会。  

杨阿鲁在那天被调进之后，我们久违而遇，彼此点点头。之前在我初入监狱时，挂牌提上囚车去批斗游街中，我们一块并肩前排，我们四人一车，几十辆车水马龙，喇叭震天，我们都被五花大扎，背后有武警民兵抓捏挟持，前面是胸牌悬吊，头颅被勒令低下，彼此看一眼都不行。从那之后，在同牢狱的不同牢房，经年的关押，彼此也是心照不宣，同类也。
那是1977年的国庆节前三天各区游街之后，回来我们又被投进各自的号房。  

有与他关押过的同案者在我在的牢房，谁要是提起阿鲁，都说他是重犯。说来，他比我早三个月入狱，一进来就被关押小号（为重犯或死刑犯之房），如果那年运动不停，他的钵钵飞掉（弹穿脑袋）极有可能，幸好阶级斗争口号消音也快。一段时间以后，办案的也不想多杀，可能奖品没有继续，他才把“钵钵”保住。  

阿鲁就是当年上演“马尾巴的功能”的典型模样：瘦瘦的骨架，深度的眼镜，苍白的皮肤，背脊的弯曲，加之蛇腰的细瘦，显得弱不禁风。他个子中高，五官清秀，配上细眯的眼睛，淡淡的眉毛，小而坚挺的鼻梁，薄薄的口唇微微上翻，还有那饱满的天庭，怎么看，都是个典型的文弱书生。因为一个弱字，令他的体质没我们耐用。在牢狱里他和非洲饥民绝无二至。颌骨挺出来的双腮已经不再圆润，长长的脖子上是三根筋挑着一个头，肩胛骨左右两颗铆钉似的骨尖冒出，沿向中间的是均匀的两个并排的三角凹窝，下面胸骨凸出，一根根肋骨像天安门前阅兵似的清楚排列，下面吊着腹腔深陷，而后是盆骨连接胯骨，腿骨之间的膝盖骨，最后的足掌骨和树丫一样。总之，阿鲁一身的骨骼像被医学院做过教材似的拼凑起来，再铺张皮包裹着。

牢狱里的夏天，不成文的习惯是大家都赤裸卓，三餐出门端饭的时候胡乱穿一下，回来又脱。这种脱法现在倒流行，而当初的我们仅仅是为了省下因为酷热，汗流湿透的内裤将会加速溃烂，一种珍惜仅有的资源的措施，也许脱了省事，来去无牵挂。重庆的夏天之热，四十来度的高温，没有风扇空调的岁月，可以猜测人都像豆箕。为此，阿鲁的标准牢狱身材在我眼里才怎么“丝丝入扣”。如果看他背后，脊骨一节节挺起来，真有点象一颗颗的算盘珠子，悬挂在弯弯的簸箕般的背弧上，下面的臀部基本没有了。为此，这样的阿鲁关押那么漫长的时间，身体不坏是说不过去。  

本来，阿鲁并没有看出我会成为他的朋友，我也仅仅知道他是一位正宗的反革命而已。但在一次被监狱长叫出去，被蹲在空房里“开会”，从那以后，他才对我毫无顾忌，畅所欲言了。  

那是因为一位在北碚玻璃厂子弟校的中学教师陈远志被调房出去，监狱长早就对陈的不服管教顶牛，想找凭据下手了。也怪陈远志不慎，在他初入狱的那半年多，总是有意无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比如放风和监狱里开训话会的院坝里，公开顶撞监狱长。平心而论，监狱长对政治犯还是监视从严，刑罚从宽，很少对政治犯动用绳索镣铐，除非要枪毙的，说不得了，需要好好“保管”，提出还是活的就行。陈远志还像在单位上批评领导那么指责监狱长，让他当众出丑，监狱长知道自己的才能就是读报也深感艰辛，怎么感和这位在文革中高居造反军总部的战报总编辑对弈口才呢，他时常不理他，咬牙切齿的感受已经在他那狠之入骨的眼珠里闪烁。比如一次会上，陈远志坐在犯人堆里，对读得吞吞吐吐的监狱长提问：“你念到的讲革命人道主义那段，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呢？把大家饿得哭兮兮的。”监狱长无法对答，也不便撕下脸来，只有不理不睬的讲解党的政策是如何伟大。  

那天我们十几人被叫到一间空房 ---- 一如一如既往，依次靠墙蹲下----- 犯人就是犯人，姿态必须低下。监狱长坐在书桌后面，正对我们，他掏出钢笔对准记事本，浓重的河南口音：“今天叫你们来，给大家一个机会，揭发检举陈远志的反动思想言行。这里你们大多数都不是反革命哟，就是，也可以立功嘛。他说这话时候，把我们几个反革命罪名者看了一下，急忙补充了后半句。你们天天和他关在一块，反动思想是纸包不住火的。知道什么说什么，象竹筒倒豆子，通通告诉，好不好？大家要争取立功受奖，一个个来，好现在开始。”   

这下，监狱长――是矮子过河――淹（安）心了。室内最先一阵沉默，我暗暗担忧，陈远志怕要遭灾了。这时，大家都不做声，低头看地的，我们斜着目光最多看到监狱长的鞋头部分，没有人敢直射目光对看，那叫态度不端正。就在这么沉默僵持之时，一个细声细气的话语冒出：“我听到他那天说，像这样关下去，要关死人的哟。”这是个矮矮的家伙，平常看他在牢狱里倒是个不多言语的农村人，这时候倒积极起来，支支吾吾，畏畏缩缩，开头揭发出第一条罪行。那是讨好监狱长的正中下怀。   

“嗯，好！你说得好。就要这样说。” 在牢狱里散布反动言论，监狱长眉毛一展，皱纹开阔不少，便开始津津有味的纪录，脸色好比春色。不时，他再抬起头盯一下大家，继续开导那家伙：“再想想，平常总有很多话说，大家都好好回忆，天天在一块，听到什么说什么。”  牢狱里这样东拼西凑，添油加醋，瞎编乱造的控告，是很多刑事犯罪者的拿手戏，只要能讨好，争取，争取在判决时留在监狱做红毛，那是他们的最佳愿望。监狱长摸准这种心态，管束起来更容易。这次，只要再多凑几条，陈远志倒霉无疑。   

我突然急中生智，有意拖长语音，又轻又慢的说：“他造谣了吧，明明陈远志没有说这话。借机报复人家。倒是他说过要是判了刑，就只有在劳改队里呆一辈子算了，回到地段上受人歧视，永远不得安生。” 他确实这样说过，多数囚犯都有这共识，本无可厚非，但此时此刻，我只有这样欲盖弥彰了，那年头谁不会无限上纲啊：“党和国家把我们关进来，是要我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对我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我们尽早的回到人民队伍，而不是把我们永远当囚犯，破罐破摔，不留后路。你这话明明是恶毒攻击党的人道主义政策。要继续与人民为敌的论调。”这下，监狱长已经和颜悦色，突然哭笑不得，他脸色一沉，想训我又找不到理由，气得只好把记事本一翻，再一关闭，呸一声击打在桌子上。看没人再做声，一声大叫：“好，好，好！今天会不开了，都给我回去…..！”   

这下，陈远志躲过一劫。他本与阿鲁罪行殊途同归，两人曾经同房，都是文人，交谊颇深。经过这次顶撞，阿鲁和我的交谊便开始了漫长经历（现在是阴阳两隔）的地点。   

阿鲁姓杨，湖南洞口县人，最初听他那湖南口音，我很不习惯。说到他的家事渊源，好像与鲁迅过不去的那个――为救学生而被害与日人屠刀下的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还有什么亲属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和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又有点沾边。若干年后，阿鲁的儿子和我联系上，读到关于他父亲的篇章，说他看过杨绛的照片，和他的父亲脸型很相像。阿鲁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他的姑夫是该系主任，这是他在那学文倒霉的时代，报考理科的主要原因，说到他的姑夫，阿鲁遗憾而言：“唉！他把我视为出己，比亲生的还好。今生今世，无以为报了。不知我的下场，对他的打击何等沉重。”人生总有不定的变数。阿鲁说他的父亲是家乡远近闻名的老中医，他除了医学，还精通诗词歌赋，从小打下文学和史学的雄厚基础。他的学识极广，除本科的化学而外，文史哲，英语日语，中医，音乐都有不同深浅的造诣。   

阿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重庆西南制药二厂，位于南岸区，也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后来我父母住宅的邻居也在那厂工作，也认识杨阿鲁，每当我回去，他就要和我一块聊到阿鲁当年在厂的情况，他们的交谊。之后他转调到北碚制药五厂，又位于我所在的重庆体温计厂相隔不到一公里，他是技术员，研究葡萄糖的味道吧。那时候我还是机修钳工，彼此不同厂也不同行，牢狱之缘到让我们一块回忆共同散步的嘉陵江岸，蚕种场路径。阿鲁说他有位叔叔是西南农学院是农经系教授。他的妻子在北碚中小学任教，捕前他离婚，生有一子随对方。他的前妻也是教授之女。  

1976年的中国临近大乱，社会开始动荡，军心动乱，崩溃之状日日可发。各地民间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阿鲁当年年青气盛，以他的满腹学识经纶，写了不少批判共党加马列谬论在朋友中散发流传，一如他后来告诉我，必须从理论上对马克思彻底批判，对列宁揭露。那时候的年青人的头脑都处于文革中的热态，彼此一块三吹两不吹，就大有揭竿而起，有模仿刘项的，有准备再去井冈山的。据揭发阿鲁的日说他们首创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人员横跨湖南贵州四川。结果后来证实，只不过湖南有他的父亲和弟弟赞同他的观念，也许是闲聊而已，积压在内心多日的夙愿发泄，而重庆工厂的两位朋友，也是在大家吃饭喝酒说说笑笑，根本就是对时局不满，乱发牢骚，胡乱说说，就像威虎山的坐山雕和小炉匠那么搞笑的把戏。后来阿鲁的儿子告诉了我，事发的原因是阿鲁的弟弟与日喝酒瞎吹自己有个哥哥的文章如何之好，学识怎样的高。和展示了阿鲁的随笔文章。在1976年的中国，阶级斗争的弦绷到何等地步，五六十岁的人，大概不会忘记。一句话说错就要掉脑袋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为此，阿鲁被揭发被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总书记，这职位“新社会的陈独秀了，说他的反动组织横跨西南中南三省云贵川加湖南。那年头能把案子弄大，弄广，升官发财就容易。  

在北碚看守所与阿鲁同案的，由重庆南岸抓来的两个年青，都是同龄人，就这么三个人，被办成特大案要案。要不是撞在1977年被捕，那他比遇罗克张志新更危险，怕有十个脑袋也不够被敲飞。   

记忆犹新的还是阿鲁的这首诗：“投身无门苦中阴，我身何曾染无明。报应从来无凭据，怒发如剑射天庭。”在那铁窗里，时光多得象积压的废品，怎么也挥之不去。时常，我与阿鲁盘膝打坐在炕，侃侃而谈，有的话敏感而忌讳，我们就用彼此能懂的隐语。有次我得到家书，父亲的话是要我好好服从政府管教，争取从宽处理。过后想来，是家人畏惧牢狱不给转信，不得不套用官腔，也许是半真半假的屈服，让我读来五味俱全，感触之余得句：“家属传来仅数言，话语如鞭六月寒。摇头思绪何然怆，望眼铁窗鸣秋蝉。”阿鲁为我修改一字。有时候我们说到那年代里神吹的马列思想，被被阿鲁一语道破：“马克思最愚昧之处在于把商品经济的剩余价值走向弄错，把矛盾绝对化，由此挑乱天下，产生了横行无忌的独裁者，这是祸根。其实，财富的增添，国家对税收的控制，那是水涨船高，利于均占的。资本主义发达，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你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能征惯战，一个有思想家的民族，国家必然强大，比如尼采的为意志论就对希特勒有直接影响，”听他这么说，我顿开茅塞而又暗暗自愧，回想自己竟然被党八股文牵动思路，没有能跳出藩篱。阿鲁到底是阿鲁。我们不时的交谈中，他也流露对德国古典哲哲学，如康德先验论，黑格尔辩证法，叔本华悲剧等人的思想有深刻理解，对欧洲也是文化如数家珍，对中国思想和文学脉络更了如指掌，他甚至还有作曲的兴趣，据说在单位还是乐队指导。他对本科知识更是研究精深，从玉米提炼过葡萄糖之后的废渣里，又分解出另外有用的物质，他把自己的研究报考寄到四川大学，后者派教授带员来与他合作探讨，直到阿鲁入狱之后，还被提审出去询问这个项目细节。估计最后的成果被四川大学攫取了吧。他还利用空余时间，作些国外科技文化的资料翻译，不时寄到有关机构给与发表。其中，就他了解的外部世界，告诉我台湾港口吞吐量居世界前列，台湾造船业的发达，船舶吨位等等数据，这些都来自他从许可阅读的外文资料中获得，

至今犹记他漫步在牢房那几米的过道空间的模样，步伐带着沉思，消瘦过度的身体，皮包骨头的背脊上，是挺出颗颗清晰突兀得象算盘珠似的骨节，额头上的深度眼镜，柴棍般的双腿，昏暗的牢房，微弱的光线由铁窗里浸进，覆盖着他身上，将光明与黑暗混杂之他的目光中，天地宇宙万物潜伏于他那深沉的脑海，他像一个巨人，正用轻轻的脚步踩踏着一个荒谬的时代，唯有屋脊顶部的瓦缝里吊着蛛丝，好像要把他的思绪带走似的飘摇。我暗暗庆幸有这样的“与君多席话”的机会。

也许是长期的关押，长期的饥饿，还有潮湿的囚房对每个囚犯有不同的，那是最考验身体素质的鬼门关。一度时间以后，阿鲁的眉头经常锁紧，不时用手挠挠背部，说有难言的痛觉，放风时他去求医。在牢狱的院坝里有位农村判刑的兽医，是牢狱里包医百病的华佗，他的万应灵丹就是止痛片，消炎片，感冒片，红药水，蓝药水。犯人在请求监狱长只好获得点头许可，再去他那里，仿佛又遇到另一狱长似的。以他最傲慢的神情，递给祈求他开恩的囚犯。这就是牢狱里有对重病犯人的最佳措施，最后还是不行，就让家属来领去之后再送火葬场吧。阿鲁最后获得这样的惠顾，但他幸存下来，那是后话了。

他坚持拿药吃药，还是不行。在牢狱中，犯人们有私下彼此帮助的疗法，推拿，或者拔火罐。火罐的玻璃瓶很小，这倒可以留存在牢狱里，只要用小小的玻璃渣划破皮肤，燃烧一点棉花作为引子，就能用上。火，就只有钻木取火了，犯人都有这样的本领。我给阿鲁这样拔过多次火罐，仍然不怎么见效。也感觉技穷无奈了。这样的疼痛一直折磨着他到最后离开监狱，被判决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劳动号的犯人将他背出去，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一个牢房里面了。

我和阿鲁分开关押的原因是被人告密，说我们很反动。牢狱中人总是显得闲极端无聊，1979年是中国比较松宽思想的年代，四人帮之后到处都在呼叫要拨乱反正，监狱里的干警也不那么严厉了，牢狱里也略为松动，每天广播报刊都说要解放思想，步子要迈大，人民日报有关于谢觉哉做公安部长时候的日记发表，公开讲述了对犯人的人道主义。为此，我得寸进尺，要求监狱长能对待遇我们这些犯人--尽管不能用白公馆渣滓洞里给红烧肉吃的待遇般的—人道主义。为此，在许可的家信中，我得到两本马列书籍，其中有《反杜林论》，这书的尾页上有些套用原著的英语词句注释。我对此好奇就询问阿鲁，顺便，他也给我解释，由此引申到英语的音标，发音。这下我居然有点异想天开，想会点英语当在里面的消遣吧。阿鲁本是好学之人，为人师表也乐，我们开始从书本里的句子，分开，由字母起，简单发音，阿鲁给我讲解并结合一点词汇，我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想牢狱里有人暗中监视我们的去向监狱长告密：学英语？！ 监狱长一听觉得事态严重，把我调去审讯室里质问我不学毛著，去学西方人的东西，英语是毒品，只有对我党有敌意的人才会学，学了必然就会越来越危险，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其实，监狱长的逻辑也不错。我还记得一位朋友之父在“旧”社会是英语教师，“解放”后被暗管调职，列为危险分子。就凭那点ABC生疑，监狱长叫我回到监狱，要阿鲁收拾行李调房，从我们的九号，他被迁移到七号。从此以后，我们的见面只有在三餐端饭钵排队的时候，偶尔早上出来提水桶进出牢房时交换一下目光。过些日子几家再不见他出来，听劳动号的人说他已经起不来了，一直躺着，也许再挨了些日子的某一天，我在风门口看阿鲁被一个劳动号的红毛背出去，我以为是病痛加剧，出去治疗吧。后来听传言，他被判刑八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