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法兰克福书展上的中共表演

余英时

中共在9月跟10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前后所做所为，非常轰动。不但德国人看得眼花缭乱，就是美国、英国也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它的表演。所以，最近《纽约时报》有极长篇的报道，讲法法兰克福的书展中共表演。这一点可以看出共产党的真面目。原来的面目国际上并没有怎么看得很清楚，这一次的表演，我想全世界都见识到了。

我们知道中共永远至少两个面孔。一个面孔就是它占下风的时候，要想拉拢别人、要想统战别人，那是非常甜得不得了，说起话来是叫你陶醉的，都给你附和的，这是一种面孔。另外一种面孔就是它占上风，那就凶狠、那就不得了了，它另外可以治你的时候，那你就死在它手上，它绝不给你有任何呼吸的空气。

所以现在我们看共产党，要看两面。一面就是共产党占下风时卑躬屈膝的样子。所以这次在法兰克福的展览，就刚好看出它这一面来。它这一面之所以能表演也很简单。第一，它现在有钱，不但有势而且还有钱。这次法兰克福的书展好象它捐了500万欧元，那当然它有说话的余地。第二，它派了含有7,000人到德国来进行书展，所以花费的人力跟财力，都不可想象的。

另外在9月中，又有一个讨论中国跟西方的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上，他们派了160多个团员。这个代表团也庞大得不得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就是在9月初的时候，书展的主持人请了中国的异议作家，象戴晴是位女作家、非常敢说话的；另外还有一个在美国的异议分子、也是大陆出来的叫贝岭，都是很有名的作家，请他们也参加讨论会。最初邀请的时候，没有让中共知道。所以中共听说以后即刻提出强烈抗议，说这两人不能来。所以书展的负责人就把他们取消了。

可是这一取消让别人知道了，让人家知道了。知道以后，引起一片咒骂之声。因为这个是向共产党低头屈服，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后书展的负责人没有办法，还是继续邀请这两个人，让这两个人入境。戴晴是通过德国的笔会、贝岭大概也是通过笔会跟其它的反对势力抗议，两个都来了。

来了以后，这两个人一讲演，结果他们全部要退出。中间还包括很有名的作家，象莫言，都一块儿退出。对自己同胞的作家，好象没有任何同情的表示。只有一位可佩服的，那就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他是研究历史的，不但学问好，人品也好，所以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所以还表现一点气节。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共产党现在的控制不可能完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过去，那是秦晖绝不敢留下来的。留下来以后他回国去就不能想象是什么样一个酷刑在等待他。

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到书展的时候，它是完全操纵的。它操纵的结果就是对它不利的书它一概不让来，至少他们企图是如此。甚至于包括台湾的书到德国来展，他们事先也是给台湾各种书商有压力，这是共产党凶狠的一面。

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四川的一个作家廖亦武、也是画家，是非常著名的异议人士。那时书展是绝对请他来的，因为他不但会画，而且是音乐家，所以希望他参加。但是共产党不给他护照、不让他出境。包括德国政府向中共政府沟通，都不让他来。所以他最后还是只有留在四川不能来了。

不过因此他的名字、他的事迹也在国际上得到间接的流传，也不算完全失败。所以廖亦武自己说：“这样的斗争是很正常的。不过，无论如何，本来国际上不要见我，现在至少了解、至少有这么一个人了。”实际上他在德国已经有书出版，在美国也有英文书出版，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异议分子。

共产党今天是有一个企图，它就是要在文化上向国际进军了。而且要横行霸道，还不光是进军，就是它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它喜欢的人就可以参加；它不喜欢就可以封杀，这是它的如意算盘。

可是，这个如意算盘在德国并没有获得成功。不但没有获得成功，还是相反的。因为德国新闻界跟政治界都是一片责骂之声，当然也有少数人因为利益关系会崇敬它，但那个声音是微弱得听不见。在国内，外交部长公开地说：“我们要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共产党在国际上想称霸，目前还没有达到可以成功的地步。共产党还有一条很长的路往前走，是不是能走得通，我很怀疑。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 自由亚洲电台

我对这个“退场名单”有点兴趣，看看哪些大作家名列其中。

什么大作家，都是些缺乏独立人格文品的专制者膝下的文化弄臣。

可耻的政治正确——也谈法兰克福书展风波

野夫

一、

年年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今年因为天朝成为主宾国，而顿显妖媚逼人。

六十年来，以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任何图书皆可参展”为主旨的伟大书展传统，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礼挑战和非难——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眼前似乎确实不差钱却缺德的主宾国。

现在，书展终于落幕，储君带队的千人豪华代表团业已班师还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扬中华文化的高价出猎，最后赢得的却是东道国朝野的一片喧声。我朝再次让全世界领略了天威，领略了久贫乍富的措大嘴脸。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总署乃至作协的爱国者们得意的文化西征梦，却让我辈炎黄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团在热身研讨会上的集体退席，你怎能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外交官员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义正词严崛起的屁股，丢的却是大中华的脸——因为他们抗议的不是别人，抗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贝岭。

二、

十几年前，我曾经组到过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几位父亲》，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她的生父继父和养父的奇特身世。这个标准的红色贵族之后，从太子党的摇篮——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最终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广场，乃至最后为其父辈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还是党报的退休人员，还是合法活跃在帝京的作家。罗网森严的真理部治下，依旧还未剥夺其写作和出行的权利。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没敢抗议她的言论自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其脸上刺金刻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又何须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装疯迷窍耍横撒野。

再说贝岭，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来从来都不算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没有干系。只是因为酷爱文学以及文学活动，在美国好不容易化缘主编了一个模仿《今天》的纯文学杂志《倾向》。该刊从来都不是一个敌视独裁的政论阵地，顶多有一点自由和右倾风格而已。

九年前，这位爷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国的游子。因为海外印刷价格高昂，突发奇想要把该刊拿到大陆来印制。也因此找我帮他介绍个印厂，幸好我介绍的那个厂没敢接，我得以躲过一劫。另外一家刚刚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哥俩。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联名致函江大帅，才把他保释并驱逐出境，且从此不许还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文学青年，被祖国活生生地逼成了一个“异议分子”。而且牵连其弟弟很久不许出京，最后其弟只好对警方说——再不许我出京谋生，我就去广场上焚烧克林顿的画像，以表示我坚决反对美国——这样的表决祖国当然也不愿发生，于是禁令才撤销。

《倾向》因为没钱早已停刊，贝岭自己也流落到台湾寄人篱下，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几乎将要彻底遗忘他的时候，我们天朝代表团再次为他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他的名字终于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而乐善好施的德国大学，也终于向他发出了聘书。我们伟光正的党，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难以成名一样，非要将这样一个很文艺的潦倒书生，打造成一个挑战极权的战士。似乎不这样愚蠢，他们每年的国保项目经费，便缺少名义申请似的。

三、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官领队的退席反应。因为这些阉竖一般的阁臣，自打天朝知道办外交以来，习惯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爷的脸色办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内心视为敌国；但凡敌国所喜者，必为祖国所要诛者。也因此但凡临场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队，则必须避席以抗议。因为天心难测，他们担心还朝后，见责于主子而从此丢了他们的花翎顶戴。

我吃惊的倒是那一队精英学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乖巧懂事，竟然能整体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看见阿姨起身就尾随——似乎离开了大人就断了奶水一样。虽然公款出国是个便宜事，外事纪律的培训要求大家要见风使舵，该哭该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断，总该稍微显示一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个性吧。就算对风险后果做一个评估，你没有跟着官爷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对了那两个同胞，甚至和他们谈笑风生，那又能如何呢？难道害怕领队撕了你的回国机票？顶多不过是下次不带你出来玩儿了，在这个时代，我还深信朝廷不会因此而将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国之主流作家御用学者，在全世界面前显摆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顺眼，真是妾身堪怜啊。以诸君之才华名望，纵使体制从此不圈养，天地之间难道还放不下一张独立的书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这么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墙与鸡蛋之间，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墙一边。我不知道夜半扪心之时，他们是否还会略觉汗颜。

书展上还去了一个不属于官方代表团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这个早在80年代即以《无主题变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体制吹拉弹唱。可是他却多年选择了自由生存，并以自主摄制地下纪录片为使命。今年六月那个特殊日子，他独自走上广场静坐默哀，最后被一群穿便衣的群众暴打一顿。当他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时，那些曾经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说话——多么可笑且可悲的世态炎凉啊。

就在我们那些文官们在法兰克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存在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创作自由——之时，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许应邀参加这个自由的书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则只能在大陆写作——即便拿到护照和签证，国门却依旧紧锁。

同样的作家，不同的际遇，深谙政治正确那些文人，分享着天朝的最后福禄。一个民族的精华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时，这个世界又怎能尊重这个民族的所谓文学。

□ 观察

从文化专制主义的出口看帮闲文人的嘴脸

杜光

最近多次在网上读到关于法兰克福书展的信息，但多语焉不详；读了秦晖先生的《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才了解其间的曲折详情，捧腹忍俊之余，不禁想要写一点什么，同朋友们网友们共享新闻出版总署导演的这幕滑稽剧的笑料。

法兰克福书展是已创办多年的国际性书展，中国是今年这个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展前活动，主办方德国笔会在9月12至13日举办以"中国与世界——感受"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中方参加者的请柬发到新闻出版总署，他们发现被邀请者中间有戴晴和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当即采取了惊人的应对措施。据《环球时报》9月11日报道："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书展主办者里肯布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的话说：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德方无奈，只好撤回邀请书。

在国内，新闻出版总署滥施文化专制主义，随意查禁书籍，处分报刊，已经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被查禁处罚者无法抗争，只能忍气吞声。但现在要把文化专制主义出口到国际上，就没有这么顺当了。德方撤回邀请书的消息一传开，一时舆论大哗，德国报纸纷纷斥责书展主办方"出卖了言论自由"。主办方鉴于舆论的压力，重新向戴晴发出了邀请书。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

中方的反应，可以从《环球时报》9月11日的那篇报道的标题上窥见一二："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这篇报道还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

近几年来，爱国主义不断被御用文人用来掩盖专制主义的丑态，在批判普世价值的先锋陈奎元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出色。这次站出来叫板的就是该院一位名叫赵俊杰的人物，在《环球时报》的宣扬下，他的一副帮闲嘴脸，跃然纸上。当然，他说的"这次事件是中欧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一点也没有说错。这个较量在《环球时报》报道后的第二天就达到高潮。在12日的研讨会开幕时，法兰克福市长致辞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会议主办者也为所发生的波折向公众道歉，并且请戴晴和贝岭上台发言。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中国官方代表纷纷退场，表示抗议。随后回到会上的中方发言者，据说还驳斥了"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

赵俊杰所说的"中欧价值观"，在这个较量和对比中显得何等强烈何等鲜明啊！德方在屈从于中国官方的压力，撤销了对戴晴和贝岭的邀请后，接受了舆论的批评，重新邀请他们参加研讨会，而且在研讨会开幕时，市长表态坚持言论自由，主办者表示道歉，这种对言论自由和民间舆论的尊重，正是欧洲价值观的体现。相对于中方剥夺戴晴的与会权利和言论自由，其是非优劣，判若云泥。

不论中国官方代表怎样否认"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他们围绕这个研讨会的所作所为，恰恰证实了他们就是压制言论自由的凶手。而他们嘴里的中国价值观，实际上不过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价值观罢了。按照这个价值观，所有言论和新闻出版以至一切文化事业，都必须服从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指挥，这在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叫做"舆论一律"，在后三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则是"舆论导向"。把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价值观说成是中国价值观，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侮辱。

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帮闲文人是知识分子中最无廉耻的一伙。他们的看家本领就是用最堂皇最漂亮的辞藻，来说明最卑鄙最肮脏的勾当。赵俊杰的表演就可以说明这个特点。他把剥夺一个公民参加国际研讨会的权利，说成是必须"丝毫不能妥协"地坚持的"公理和正义之举"，是"不能打折扣的爱国主义"，真可以说是出了一个国际大洋相。什么是公理，《辞源》的解释是"世界所共认之道理也"，正义则是"公正的道理"。剥夺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是世界所共认的公正的道理吗？别说是世界不会共认，就是在中国，难道民众会共认这样的公理和正义吗？至于所谓"不能打折扣的爱国主义"就更荒唐了，难道你的百宝囊里，还有什么可以打折扣的爱国主义吗？所谓爱国主义，爱的是祖国的锦绣山河，悠久文化，她的优良传统和光明前途，而不是某一个政党，某一种制度。纵观当今中华大地，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像戴晴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关心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反对阻碍社会发展的专制主义，提倡民主自由，为此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他们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把打压他们，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说成是爱国主义，而且"不能打折扣"，岂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吗？这一点也不奇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正是帮闲文人的特色。

在这个事件里，表现了这种特色的还有《环球时报》的报道。前面已经提到，他们在9月11日的报道里，赫然地显示着醒目的标题："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在14日的《环球时报》上，同几个作者在报道这个研讨会时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云云。三天前刚说过"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三天后却说异见人士被拒绝是"假消息"。究竟是真是假，他们心里清楚；是甘愿为虎作伥，还是有苦难言，那就天晓得了！

□ 新世纪

戴晴：应邀参加研讨会

法兰克福书展年年开。2009年的这回，对我们中国人特别之处在于，第一，继意大利、法国、日本、印度、土耳其等国之后，轮上“主宾国”资格；第二，主办方德国出于对中国“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增强中国软实力”的心气儿——体现在其不惜工本、集团军式的作家组团高调出场，以及与崛起大国情怀相配的对自己独有价值观和特殊国情的张扬，出于礼貌兼怵头，做了一个弱弱的、属于“吃多了撑的”的决定：在书展正式开始前，召集一个或许与回响在中国大地上强大主旋律有些微差异的研讨会。

他们确定了时间、拟定了主题、挑选了发言者……因为根本不打算瞒著谁，书展中国方也知道了。按照毛主席教导，“意识形态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会去占领”，研讨会让他们自己开还了得？遂通知德方，既然要开，就两家联合主办，主题与发言人也须两家同时认可。

以上的故事，特别是中国这边谁有资格应邀到会上发言，据说双方从今年夏天就开始拉锯。我虽然人在北京，因为住在六环以外，对这事毫无所闻，直到会前一周收到一封问我愿不愿参加“中国与世界?感知与真相”大会里边一个“文学的角色”小会，发个10分钟的言。我回信说“愿意。愿以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与作家身份”，谈谈自己眼见的真实与感受。主办方得信即为我安排了飞机和旅馆，只等正式邀请信一到，前往德国使馆申请签证即可——此时距大会开始还有三天。

第二天下午大约4:15的时候，德国主办人的电子邮件到达，说德国笔会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信已经到达北京，让我联系一个人名叫姜川的人。我立刻打电话过去，一个北京口音的青年男子接听，自称正是姜川本人。我报了姓名，他说不错，信已经在他那儿。并告诉我他是新闻出版总署的，答应下班前把那信快递给我——此时还没有任何异样。到了晚上，以我在中国混了多半辈子之经验，有点不放心，遂给这位姜某发了一封短信，询问快件发出了没有。两分钟后，收到他的短信回信：

抱歉，我又核实了德方给我提供的邀请名单，发现没有此人。作为借调人员，我无权过问详细情况，更无权转交，我的职责只是退回材料，此件后天将抵达德国。十分抱歉！

没有邀请信即意味著无法得到签证，那就不去了吧。我遂向为我安排行程的德方组织者通报此情况。回信立刻就到了，也表示了抱歉，并说这回不去，还有机会，他将安排我在正式书展的时候，到一个“不会受到他的中国合作者干涉的‘国际中心?中国日’上发言”。我说那好，咱们十月见。不料几个小时之后，接到一封德国笔会总干事（即我应邀赴会的出资人）的信：

德国笔会是邀请你前往发言的研讨会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难过地得知你没有收到邀请信。我将请经办者再次向你发出邀请。昨天，德意志联邦外事办公室通知我，就算你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呈上签证申请，他们也会考虑批准。

我回信说既然如此，那我明天把你们给我的电子邮件打印出来，在剩下的一天试试吧——以我近20年用光了三本加页护照的签证申请经验，这回能获得的机会几乎为零。没想到第二天赶到大使馆，递进去不到两小时就签下来了。我于是致电汉莎航空公司确认我的机票，得到“没有问题”的回答，就赶著回家收拾箱子了。

不料，第二天早晨到机场汉莎公司窗口办登机手续的时候，柜台小姐看看电脑屏幕，又跑去和其他窗口的同事商量，大家再一起回来看屏幕，然后对我说：这张机票已经取消。

应该说，这时候我还没有看到9月11日出版的那张《环球时报》。在第三版头条位置，有特约记者青木如下报道：

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严词拒绝
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
德方却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

“异见人士”有法律界定么？就算对自己国家国策有不同意见，与乘坐飞机旅行有什么关系呢？退信之后又取消机票——我已经感到堂堂参展会务当局，为对付我这么一个区区“社会人员”打算发出的那么一点点声音所下气力、所花心血。不让去是么？我走到汉莎票务窗口，询问同一班飞机还有没有空位——我的那张票被取消不过几小时，应该不会立即售出。果然，有票。我立即买下，直飞法兰克福。

□ 自由亚洲电台

戴晴在法兰克福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是9月12日早晨早饭时，组织方通知戴晴，她这回就不作为嘉宾发言了，但可以在开会前登台说说这回的感受。戴晴立刻回房间，将想讲的写下来。法兰克福市长主持开幕后，走到台下与她握手。然后主持人请她和贝岭登台。她走到台上，坐下来，那出那小片纸开始念。台下前两排中央就坐的中方代表团一齐站起来退场（包括莫言、李强、黄平）。她在看他们退出后，将文中“恭喜”的那段改为“为你们遗憾，为你们难过”。以下是全文：

我的祖国，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

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是钳制言论、公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蔑视。

但中国在进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参加其中：

坚持自己的权利、对滥用的公权力加以抵制批评。

法兰克福书展从决定举办这场讨论开始，就一直在实践这一过程：

我，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公民，

受到邀请、获得签证、买到汉莎等位机票，顺利登机，到达法兰克福，

特别是：获得了正式参会人资格。

最让人高兴的是，

我和贝岭在这里，而中国官员没有像他们曾经说过的那样“集体退场”。

我为我的祖国又有了这点进步高兴，更要向他们道喜：

妥协，不是胆怯、不是耻辱，

而是一种信念，一种风格，一种长期实践而养成的政治智慧。

小时候，我们唱过一首歌：

谁要快乐就能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

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摸索几百年，找到我们共同生活地球上的原则：普世价值。

我知道，让普世价值的光芒照到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段漫长艰难的路要走。

我们坚持走下去——在大家都鼓励和帮助下！

希望接下来的研讨把智慧与信心带给每个人！预祝10月的书展成功！

秦晖：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 新世纪

中国与会代表动辄退场，但能否退出地球？

日前海外媒体报道，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上，中国知名异议作家戴晴接获组织方通知，她这回不作为嘉宾发言了，但可以在开会前登台说说这回的感受。法兰克福市长主持开幕后，走到台下与戴晴握手；然后主持人请她和美籍华人贝岭登台。戴晴走到台上，拿出小片纸开始念。台下前两排中央就坐到中方代表团一齐站起来退场。她在看他们退出后，将文中“恭喜”的那段改为“为你们遗憾，为你们难过”。

以下是戴晴的演说节录：“我的祖国，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是钳制言论、公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蔑视。但中国在进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参加其中。坚持自己的权利、对滥用的公权力加以抵制批评。法兰克福书展从决定举办这场讨论开始，就一直在实践这一过程。

我，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公民，受到邀请、获得签证、买到汉莎等位机票，顺利登机，到达法兰克福，特别是获得了正式参会人资格。……妥协，不是胆怯、不是耻辱，而是一种信念，一种风格，一种长期实践而养成的政治智慧。

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摸索几百年，找到我们共同生活地球上的原则——普世价值。我知道，让普世价值的光芒照到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段漫长艰难的路要走。我们坚持走下去——在大家都鼓励和帮助下！”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教授撰文描述了“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秦晖教授说，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日-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他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他联系并要了他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他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收到。后来从他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他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他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他想，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而将所有邀请都请中国官方“把关”的缘故。

他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秦晖教授的研究生，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到了法兰克福机场，秦晖教授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著秦晖教授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这时有一个德国记者塞给秦晖教授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9月11日的报纸已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秦晖教授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美籍华人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著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

但是秦晖教授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著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秦晖教授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但这种博弈能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钩吗？！

秦晖教授说，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秦晖教授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清华的李强教授，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秦晖教授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

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听了这话，秦晖教授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秦晖教授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已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

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

秦晖教授说，他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若中国官方决心阻止，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是完全做得到的。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中方”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是《环球时报》，会议结束后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它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如果有“破坏气氛”的“假消息”，散布者正是三天前说“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的《环球时报》！

对此，有海外学者评论道，中国*****署要操办友邦德国文化言论事务，不许国人戴晴女士出席德国书展，想不到戴晴奋起抗争，自己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法兰克福，在机场用英语与媒体流利对话，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法兰克福市政当局的关注，场面极为精彩火爆……。事端既起，中国政府再将矛头指向“无冕之王”——德国新闻媒体，结果当然是一局有中国特色的德国滑铁卢了。滑铁卢里败笔录定，这家“言论管理总署”却未必会痛定思痛。他们是举着“汉贼不两立”的原则，来与戴晴女士的斗争的，有撞死在南墙上的决心。

在筹备建国6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这个插曲无论怎样，都是不和谐的音符。不和谐并不是“西方”或“异议人士”所造成，而是那些思想僵化、看似维护和谐局面而总是打击和谐本原的当权者及其御用新闻、文化人。和谐之语，早有解释：“和”为人人有饭吃，“谐”为人人可说话。这些当权者，以为给了老百姓吃饱了饭就皇恩浩荡了，就只能山呼万岁，高唱颂歌，而绝不能“异议”！他们在中国这样横行，还要管到国外去，似乎这个地球到处“差钱”，必须听从中国“不差钱”的这些当权者。为了一己私利，他们居然摇起“爱国主义”大旗，让“爱国主义”成为他们破坏中国和谐、制造文化专制的牺牲品。

笔者知道，作家戴晴女士是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养女。但即使这样的人，也不能“异议”，否则给予封杀。好在中央高层还有开明的力量，知道“异议人士”的“异议”，本身就是“谐”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可以管天管地，却不能管外国人拉屎放屁。

笔者很遗憾的是，参加书展的中国代表，在戴晴演说的时候，居然象中国外交部人员抗议外国人一样一齐站起来退场。笔者阅读并在文首披露戴晴演说的几乎全文，实在看不出他们在抗议什么，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内容。连这样的内容都不敢听、不能听，除了给胡锦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抹黑外，就只能证明中国的“官油子”与“文痞子”何其怯懦、何其虚张声势，何其色厉内荏。

不敢听“异议”，也不接受“异议”，对“异议”有两招：一是在国内大肆封杀，只容许歌舞升平；二是在国外拒绝与躲避，甚至对“异议”言论不惜动用国力来拒绝与躲避。

国际场合若遭遇“异议”者，中国与会代表动辄退场，可谓一叶障目、掩耳盗铃、黔驴技穷。但世界是多元的，不会以中国当权者意志为转移。长此下去，中国在世界上的退场秀将成家常便饭。

与会代表动辄退场，但中国可以退出地球么？！

这次，退场的有一些著名的作家，尤令笔者辛酸。文人风骨荡然无存，官场文奴卑器成性。明朝进士杨爵曾向嘉靖皇帝上《固邦本疏》，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意离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势可以立待。纵使周公之礼尽行于今日，有何补救百姓之饥饿者。”嘉靖纳其建议，从体察民情、悯恤百姓着手，开仓赈济百姓，令政权得到稳固，但不久嘉靖在莺歌燕舞中飘飘然，耽于享乐，日益腐败，人心危乱，国家趋向衰落。杨爵再次沉痛进谏，嘉靖勃然大怒，将其投狱。

然则，杨爵虽然陷狱，但树立了中国文人的脊梁，为世人称颂。

甲子大庆之前夕，北京领导人应明白，中国现在不缺歌舞升平，却独缺杨爵。

转自某博客。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