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坦克人”（Tank Man）的疑惑
六月血 / CND
一、
第一次知道王维林，是在卡玛的《天安门》中，片中称：“这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王维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历年EMW Music Arts举办的《永志不忘的纪念》中王维林的大幅照片历历在目，王维林已经成了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代表。但其实人们所确切知道的，仅仅是四张照片和几段录像。甚至“王维林”这个中文名字，也只是从一份英国报刊上的音译“Wang Weilin”而来。而具体是哪份报刊，信息来源是什么，不得知。
作为这一“坦克人”（Tank Man），向世人所展示的含义，是确切无疑的；这些年来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坦克人”本身，却存在着很多谜团。这个人到底是谁？他的身世，他现在的状况，他在这一行为中的动机、事件的结局，是怎样的？其背后是否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围绕着这些谜团，近年来，不断出现各种猜测和传言。
二、
06年，一个化名王希之的香港教授，向《大纪元时报》透露：王维林是湖南绍阳人，马王堆考古队队长。王维林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在考古队时用的名字。89年，王维林是北京工自联成员。六四后在中国大陆躲避了3年零7个月，经由广东、香港辗转到了台湾。目前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担任顾问。两人前不久还通过电话。
但当《明报》记者向台湾故宫博物院求证时，却遭到了全然的否定。同时，台湾陆委会也证实：“完全没有与这件事有关的讯息”。据说，王希之是一名风水师。
民运人士刘青在04年曾表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那个挡下坦克车队的青年不叫王维林。”因为，“在我们这个资讯时代、在六四惨案之后、举世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在经过十五年的查找寻访之后，包括悬赏寻找挡坦克的青年之后，我们关于他的资料就绝不应该仅仅知道一个名字，而应该完全知道他的所有情况，包括姓名、年龄、地址、职业以及他的履历。”
03年，魏京生在纽约华埠“中华公所”的晚宴上说：经他明察暗访，得知：
“当中共高层在六四前夕下达屠杀令后，命一○四师坦克车部队把坦克开入天安门广场清场；任何人阻挡一律辗压，或者开枪向他们扫射。但该师师长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坦克车只需作出阻吓姿态就可收到驱散学生的效果。因此，当该坦克师的车进入北京城后，遇到以肉身阻挡坦克车的青年，驾坦克车的兵闪让，没有辗压过去。后来，中共高层对该师长不满，立即把他拘押起来，表示要严加惩处。然后，派出一○二师坦克部队入城。
“当一○二师的坦克车开入北京城，那名以肉身阻挡坦克的青年再度出现，坦克车于是便从他的身上辗过。这名勇气可嘉的青年，便为中国民主运动而壮烈牺牲了。”——【看中国报道】2003年05月28日
魏京生表示他的消息十分可靠。在场的有纽约“中华公所”几任主席，陈炳基、李文彬、锺侨征、陈兆堂、许澄宇等。
08年，魏京生在伦敦西敏斯大学剑桥大学召开的《勿忘六四：历史，现实与未来》讨论会上，又说：
“其实木樨地的王维林，（人们）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这事是我的老同学处理的。当时，38军从复兴门这条路开过来，最前面的那个师的师长就是我的老同学。他就坐在首车里，所谓的王维林在那儿挡的是他的车。国外看到的镜头和国内看到的不是一个镜头。国内中央电视台放的是复兴门的镜头，国外是北京饭店的。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做同样的事，镜头略微有点差别。当时，驾驶员问他（我的同学）怎么办，能不能绕过去。所以，你能看到（录影上）坦克绕了一下。可小伙子横着过来了。驾驶员又问：师长怎么办？
“没过10分钟，天上的直升飞机来电话了，问：你们怎么回事？他们说：前面有老百姓挡着。直升飞机上的人说：‘什么老百姓，是暴徒！’他说：‘我看了确实是老百姓，不能向前走。没有什么暴徒。’又过了5分种，直升飞机可能请示了上级。飞机上的人说：‘首长命令了，你们马上进到军事博物管院里调整，让113师上。’113师的师长刚刚升了官。我的哥儿们（记者注：哥儿们是北京方言，即朋友的意思）就告诉侦察连的把这小子抓起来，至少先别让他死了，这人的生命太危险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个排的侦察兵居然没有看住他，让他给溜出来了。他又去挡的时候，113师的坦克连停都不停，哗一下就过去了，直接就把他辗成肉饼了。而且那时侯，人身上什么都不带，你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大纪元6月10日讯】
比起五年前，魏京生的叙述详细了许多，尽管有些出入。但，读起来更像是故事。
08年，《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和《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作者吴仁华在《有关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的最新研究信息》中说：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个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教授，在分析了录像后认为：当时拉走王维林的几名青年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
吴仁华并认定了那些坦克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
综合起来，吴仁华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但他只是分析推断，并没有做出肯定性的结论。
三、
笔者多年前也对“坦克人”有许多疑惑。但一是不情愿破坏这一事件在人们心中已经固有的正面形象，二来也没有任何确凿的根据，仅仅是笔者一种另类的猜想，所以从未付诸笔端。
但是今年一篇署名逃兵《六月的逃兵》，其中一些细节使笔者的猜测有了一些依据。不揣冒昧写出来，以供大家参考和分析。
逃兵当年“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89年6月5日上午，逃兵到北京饭店14楼，取录像带。
“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进去时，“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在14楼，“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
出门时，“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最后，逃兵分析：“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根据对现场的描述，笔者同意逃兵分析的前半部：作为戒严令下达半个月之后开始的屠城行动，中共对所有行动的细节，是有着周密的安排与计划的。北京饭店一是外国记者云集，二是可以直接俯瞰天安门广场；更不要说前几日在北京饭店门前的长安街上，已经发生过徒手军人与百姓冲突的场面。中共对北京饭店应该是严加防范的，甚至应该由多部门共同实施。不仅仅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关键是中共在精心设计的栽赃阴谋中，不可能在这个场合和这个问题上有丝毫的疏忽。所以，逃兵的一切所为，都是尽在中共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下的。
但笔者不同意逃兵分析的后半部。
作为生活在北京的，无论是公安警察，还是国安便衣，还是武警等，即逃兵所称的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但事实告诉我们：六四之后，北京抓捕了数千人，判刑上千人。据很多回忆，抓捕往往是地方派出所带路，由戒严部队实施。这一方面反映出派出所人员，下班后的北京百姓，对抓捕的执行不力，也反映出当局对他们的不够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对当局指派给他们的任务进行有效的抵制。那么，在台风眼的北京饭店门口——如果说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预谋，台风眼在这个时刻已经从广场纪念碑转移到了这里。无论这里是一打还是更多，无论他们是同属一个部门或是来自多部门，他们有可能在瞬间“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并达成共识吗？共和国在半个多世纪中，有过多少阳谋阴谋、栽赃诬陷，远至张国焘西路军、文革，近至六四、器官移植，有过反水的，但从未有过可与此事相佐的事例。
再看拍摄“坦克人”照片的经历：《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是把胶卷藏在厕所水箱里逃避过之后的搜查的；《玛格南》图片社Stuart Franklin，是将胶卷藏在茶叶中混过海关送到巴黎的；帮助《美联社》Jeff Widener送胶卷的人，是个留着长发，身穿肮脏的体恤、短裤和凉鞋的年轻人，Jeff Widener说：“Security would never suspect him of being a journalist.”（安全人员绝不会怀疑他是一名记者）。为什么唯独对逃兵网开一面？
如此看来，《六月的逃兵》恰好说明了：逃兵之所以能够安然出入北京饭店，应该是在一个预谋的计划中的必然。
四、
回到笔者多年来心存的疑惑。
不仅是如刘青所分析的，“在我们这个资讯时代、在六四惨案之后、举世同仇敌忾的氛围中、在经过十五年的查找寻访之后，包括悬赏寻找挡坦克的青年之后”，还有：
首先，王维林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独行于这个社会的人，无论他是北京市民、北京学生或外地学生，还是马王堆考古人员，他都一定有身边了解他的人。这些人这么多年一致地封口无言，这是一个小概率。
【顺便介绍一下“小世界悖论”：麻省理工学院伊西尔教授的研究发现：如果在美国随便任选两个人，平均每个人认识大约1000个人。这时，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大约是1/100000，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的概率却急剧升高到1/100，而他们可由一连串熟人居间联系的概率实际上高于百分之九十九。】
其次，作为一场延续五十天，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运动；作为在6月5日作出如此壮举的王维林，应该不是刚刚抵达北京。那么，在广场绝食期间，在戒严后堵截军车的半个月中，在2日后的木樨地、新华门前、大会堂西侧路，以及广场等地，王维林没有在周围人们心中留下任何一丝印象的举动吗？除去前面说的身边了解他的人之外，北京每天街头上成百万人群中，就没有一个人在事后看到这段录像时，认出这个人曾经有过的行为表现吗？这又是一个小概率。
下面看看“坦克人”事件的整个过程：
当王维林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长安街几乎到达中心的位置。坦克队列从第四辆往后，行驶在长安街南侧，东向四条行车道的右侧第二条慢行线上；而开道的指挥车正向左偏转。最后王维林和坦克对峙的位置，恰在长安街中心的双黄线上。坦克队列和王维林的站位关系从《路透社》Arthur Tsang Hin Wah的照片上看得很清楚。我们不知道，如果坦克队列按原路线一直行驶，最后是王维林返回到长安街南侧机动车慢行线上，还是坦克队列就与王维林擦肩而过了。
再看拉走王维林的场面：第一个是来自路北的骑车人，然后是来自路北的两个黑衣人，再后是分别来自路北的一个白衣人和来自路南的两个白衣人（其中一个拖后，在短些的录像中没有出现）；而当他们接近路南人行道时，还有两组，分别是一个骑车一个步行，迎了上来；最后，在路南人行道墙边，还孤零零站着两个人。从王维林站在坦克前，到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历时86秒；第一个骑车人出现，到一同离开，历时10秒。而这些人中，有六个穿着同样的白上衣、深色长裤，王维林也是。
这些人相互认识吗？如果不认识，怎么会在86秒中做出一致的决定，并做出如此默契的行为？如果认识，为什么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下面笔者将说明：长安街南侧几乎一直就没有抗议的人群。
更准确地说，王维林所站的路口，应该是南河沿路口西侧，而不是南池子路口。南池子路口对着公安部大门，在南河沿路口西大约300米。南池子大街南口有很多贫民居住的四合院，南河沿大街南口东侧是北京饭店，西侧是对外友协和欧美同学会，由于临近王府井大街，周边的开发使得这里很少四合院。这是六四期间在南池子路口发生激烈军民对抗，并有很多伤员被居民接到家中救助的原因之一。而长安街南侧，公安部占据了相对南池子到南河沿的宽度，向东，正义路和台基厂之间的宽度是北京市政府，再向南就是北京市公安局。这里更是几乎没有居民院落。在六四期间，长安街这一段的南北两侧，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的，抗议的人群来源和人群退散的去向，都是长安街北侧而不是南侧。
到了6月5日，应该说在南池子路口和戒严部队对峙的抗议人群已经没有了。从《纽约时报》Terril Jones今年新公开的“坦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路北还存放着遗留的自行车，街上只有一个骑车人，而路南廖无一人。
十多个穿着相近的年轻人，之前分别身处长安街南北两侧，而且路南居多。在王维林站到坦克前之后86秒，做出一致的决定。然后分批次接近王维林，在10秒钟内说服了王维林；一部分人拥着王维林，一部分人在长安街南侧接应。而王维林是从路北还是路南出来的呢？笔者看到的录像都没有他走上长安街的镜头，但能看到的最前几步，他是从南向北走的。
对现场的分析，疑问有三点：
一是，坦克车队列为什么要迎向本没有处在行驶路线前方的王维林？
二是，在一个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事件中，有十多人，迅速做了一致的决定，并实施了默契的行动。
三是，其中多数人，甚至包括王维林，来自长安街南侧，而不是北侧。
对“坦克人”事件产生的背景，如果大胆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早在四二六社论发表之前，邓小平已经有了“三不怕”的讲话：不怕骂娘，不怕国际舆论，不怕流血。5月19日晚，李鹏宣布戒严，几个小时后部队就已经到达北京近郊，而清场却拖延了半个月。这一切无法解释为正常的部署过程。
6月2日到3日，木樨地的武警军车，新华门前等地装满没有子弹的武器的大轿车，大会堂西侧路的军民冲突，徒手徒步进城的部队……显然是试图为屠杀制造借口。
屠城过程中军队自动放弃的车辆，流血之后焚烧的军车列，以及很可疑的残害落单军人——鲜血激怒的人群很容易被煽动起仇恨的过激行为，而日后的审判中只有“打砸抢烧”者归案，却没有任何一个残害军人的凶手。连提供打火机的路人都被记录和追捕到案，而这两起如此严重的犯罪却没有抓到疑凶。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人群中是否有太多的中国“卢贝”？！
惯于在阳谋阴谋之间游走的中共，在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以上这一切之后，再挖空心思地试图导演点什么，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情了。
6月5日，尽管京城各处还有零星的枪杀，但应该说局势是稳定的，一切已经尽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了。“坦克人”事件发生在5日而不是4日，这其中也许是有奥妙的。到了5日，还有什么必要让一列多达数十辆坦克在长安街上行进呢？新闻周刊的Charlie Cole说至少有二十辆，这可以从照片中得到证实，而且照片中坦克队列见首不见尾。同时，时间选择得恰好给云集外国记者的北京饭店提供了最适合的拍摄光线。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如果这时，有“坦克人”这样一个场面，并能送到境外的媒体上，不是“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吗？整个六四期间，西方各媒体曾经传出数百小时的录像资料，唯独这不到两分钟的片段被截获，并立即被中国媒体大肆宣传。这也是个小概率。
当然，事与愿违，“坦克人”事件并没有为全世界产生这样的解读。但弄巧成拙，并不能反过来否定弄巧者的动机。
五、
以上几点都仅仅是一种分析和猜测，缺乏完整的资料和充分的信息，使得分析和猜测没有得出结论的足够支持。而《六月的逃兵》，恰好从反面给以上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支撑点。
尽管如此，现在对于“坦克人”也仍然没有得出结论的足够支持。本文只是综合了目前可以得到的多方信息，结合笔者的个人思考，给出一种可能性。人肉搜索方兴未艾，希望借助互联网的巨大潜力，一砖能砸出几块美玉。尽管整个六四民主运动还有太多太多的未知，但如果能对其中一个具体的事件得出更确切的真相，无论对缅怀死去的亡灵，还是对揭示中共的罪恶，都是很有益的。
最后，假如笔者的猜测被证伪，笔者也由衷地感到欣慰，毕竟维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善良人们心中的神圣。真若如此，笔者提前在这里向王维林先生深深地表示歉意。
无论如何，1989年的六四，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难得的一次自我公开表达，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做被运动的群氓。
六四精神长存！民主的中国就在不远的将来！
二00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