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旧作新赏：《当年“很傻很天真”—我的高淳知青生活零散记忆》
当年“很傻很天真”
------我的高淳知青生活零散记忆
前言：
1968年10月9日，一个终生不忘的纪念日，一个我们南京34中学部分学生和其它中学学生首批赴高淳薛城公社插队的起始日，也是我们今后记算工龄的起始日。
我们这批知青，在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的锣鼓鞭炮声消失之后，在花完了国家拨付的定额安家补助费之后，在短暂的“新鲜劲儿”过完之后，才真正开始了身份地位仅仅高于“牛鬼蛇神”的当年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苦难生活。
我生于1952年5月1日。到高淳时，我才16周岁，身高1米82，白净，偏瘦，是个还没完全发育成熟毛头小子，以前没有参加过重体力劳动，在父母的宠爱呵护下，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别说从来不用做、也根本不会做家务活儿，不会生活自理。记得在上初中一、二年级时，老母亲还在亲自为我洗澡洗头呢。至于社会经验，没有，头脑太单纯了，从小接受的是绝对正统教育。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谎话，也从没教过我编谎话。那时的我，都是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完全直来直去，从来不会拐道弯，什么人情世故、为人处世之道，完全不懂。直到40年后的今天，还基本是这种性格，只不过，现在成熟多了，没脾气了，心态特平和了。
我和初二（5）班同班同学程征（原名程小华）及初三同学陈军（原名陈来喜）被分在薛城公社长乐片东风大队四小队，成了知青一家。程征（小华）大我1岁，父亲是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文革中也受了点冲击），母亲是医生。陈军（来喜）大我2岁，家境贫寒，父亲已故，母亲是家庭妇女，只有一个哥哥有工作，所以我们对陈军比较同情照顾。
经历了２年整的艰苦知青生活后，由于我父亲１９７０年５月从南京军事学院离休去了四川省泸州市，我在当年10月底也迁回了泸州。到四川后至今，我的个人经历挺复杂，简述如下：
１９７０年１2月－１９７２年４月8日：
在四川继续当知青，继续由父母贴补生活。
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１９７５年９月：
进大型企业四川天然气化工厂（今为“四川天华股份公司”），先是被分配在厂子弟校小学部任体育、美术两科教师，后我要求去当“工人阶级”，于1973年春节后调到机修车间当管工。别人说我“傻”，不当教师（归干部处，没有学徒期）去当工人（归劳资处，有学徒期）。至1975年，被推荐保送去上大学。
１９７5年９月－１９７８年９月：
在成都工学院（１９７８年改为成都科技大学）学习高分子专业。是班上唯一的家庭成份“革命军人”的军人子弟，也是班上唯一家庭成份“高”的学生（河北话：称所谓非“红五类”出身的叫“家庭成份高”）。
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９８４年３月：
大学毕业后，回到四川天然气化工厂，被分配到子弟校高中部任高中英语教师。１９７９年6月，我通过笔试考上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在职兼修５年制的汉语言文学函授专业。1981年，由于开始评技术职称，我要求“专业归队”，调厂工程技术处工作，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省化工厅统考，评定了助理工程师职称。其间，还担任厂“干部训练班”英语教员，为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补习英语。我的妻子焦伟，78届厦门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上大学前读过2年制的泸州医学院医士学校。大学毕业后在厂子弟校任英语教师。我们于1979年8月结婚。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９２年８月：
应当时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的招聘，调到离石家庄以北15公里的正定县，后在习书记的亲自安排下，在国营河北正定电子元件总厂（88年晋升国家二级企业、大二型企业）从事企业管理工作。１９８８年６月成为石家庄市首批经济师，也是正定县自古以来第一位通过评定的经济师，后被选为县经济师评委会评委。在企业在职培训学习了3年的河北机电学院管理工程系企业管理专业，取得该专业大专文凭。在企业的职务从助工等晋升为经济师、总厂综合管理处处长、总厂厂长助理。所创办领办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项目，获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项。管理论文获部级、省级“一等奖”、“二等奖”8次。企业民意测验，在科室干部中得票第一。
１９９２年８月－１９９５年２月：
调正定广播电视局，任正定电视台总编室主任。1993年电视台开播，因业余“拉广告”水平特别突出，名声在外。1994年被河北电台看中，副台长亲自来“挖墙脚”。办调动正定广电局局长不放，就办“借调”，自己也在正定广电局办理了“留职停薪”手续，向广电当局每年交年工资50%的“留职停薪费”。
１９９５年2月－１９９８年9月：
在河北电台广告部，工资由电台发全额，另有创收任务和业务提成政策，按借调经济师待遇，属于“半下海”。１９９６年初台长办公会一致通过并打报告广电厅为我申请正式调入，但遇到当时广电厅正好随后几年的“人事冻结”，不能进人。当时河北省委书记的大秘（其夫人是我在南京军院邻居、小学同学），为我的调动还给厅长写了信，竟也未果。１９９８年，我不仅创收在广告部排名第一，而且创作的广告作品获全国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填补了当时河北电台建台５０年尚无广告“全国一等奖”的空白，受到台长通令嘉奖。１９９８年9月，跳槽到石家庄的私营专业广告公司任“高管”，开始彻底“下海”。
１９９８年9月－２００８年：
先后在石家庄的3家专业广告公司任“高管（副总）”，负责传帮带公司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管理的业务团队，同时自己也要做业务为公司创收。由于人品和专业技能优秀，在河北的广告圈内有很好的名声,在广告人和客户中口碑极好，成为广告公司老板竞相争聘的对象。2002年5月，满50周岁，结束了“留职停薪”在正定广电局办理了“提前离岗”手续，按经济师待遇，每年领13个月的全额工资，从那时起，就开始既“上了岸”又“下着海”至今。２００６年底，“落叶归根”被总部在正定的大型户外广告优秀企业――河北新泽广告有限公司（下设石家庄分公司和常山书画院）聘为“业务总监”至今。
我从企业单位到事业单位到专业广告公司，无论到哪个单位，都是该单位“最能吃苦耐劳”的且又“多才多艺”的人才（电视台台长、电台广告部同事称我是本单位“一号人才”）。这些突出的特点，“才艺”源于家庭的熏陶和学校的从小教育，而“吃苦耐劳”，则是来自高淳知青生涯开始的艰苦生活的锤炼。
我的知青的生活，最刻骨铭心的还是在高淳的两年。由于４０年过去了，好多都记不清了，而有些故事，至今回味，感慨万千。那时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以下，是我在高淳时知青生活的零散记忆：
一、与民兵连长夏功大“打赌”挑重扁担
初到高淳，我们就投入了紧张的生产劳动，正逢秋收季节，我们跟农民学习使用带齿的“锯镰”抢收晚稻，每天天朦朦亮就出工了，中午囫囵吃点中饭接着干，晚饭后还要加班甚至干到22 点才摸黑收工。那是强体力劳动，整天十几小时劳作，在半蹲状态下“埋头苦干”，累得腿痛腰酸。“锯镰”使用一不小心，就是老把势农民还偶尔割破手指，何况我们初来的知青！
我们同时还学习挑扁担等农活儿。当时，同队的民兵连长夏功大是个活跃份子，特别喜欢和我们知青交朋友。夏功大当年25岁左右，身材高大威猛，力气大，头脑活络，还教我们打“高淳拳”。（我和程征、陈军、薛三大队的知青同学方立4个人同夏功大有张合影，至今还有老照片）。
一天下午，我们在大队的稻场劳动，挑黄豆。夏功大和队里的“独眼”会计“孝念哈（瞎）子”（夏孝念）联合捉弄我。他们将两大箩筐装满了堆尖的黄豆，黄豆本身分量重，用称一称 200多斤，和我打赌。功大说：你要是能从这里一口气挑到仓库，中途不许停顿，只要挑到仓库，我输给你半年的工分。
我下乡前从未挑过东西，下乡后也没学劳动多久，但“初生牛犊不怕虎”，竟傻乎乎应赌。好在“身大力不亏”，我和程征在34中时，还是足球校队队员并被选送南京玄武区业余体校足球队训练呢。从稻场到仓库要过一道田埂，大约50多米，我竟然一鼓作气将两大稻箩的堆尖黄豆硬是挑到仓库，夏功大跟着我进了仓库，说还要接着上跳板，挑到黄豆“小山”上去。我傻乎乎地接着还要往上挑，功大眼看恐怕要输了，一把拽住我肩上扁担不让挑了。他的“承诺”当然也不兑现了。怎么可能“兑现”呢？那赌的可是他半年的工分---半年血汗钱啊！功大“耍赖皮”，我也不计较，那时我们是新朋友，关系好着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挑这样重的扁担，记忆比较深。事隔多年，回想此事很可笑：当时要是闪了腰，怎么办？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二、平生第一次喝酒，一口气灌下4两
还是那个夏功大，和我们知青最“套近乎”的新朋友。1968年10月的一天下午，夏功大来到我们知青点，要和我们“打平伙”，由我和程征负责买肉和菜，陈军不用出钱，负责做饭。夏自己去买了1瓶半斤装的白酒。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喝过白酒。在南京时，因为父母从来不喝酒，家里也从不备酒，所以我16岁以前，从来没有喝酒的概念和亲身体验。
功大买来酒后，记得好像又对我采取了“激将法”，我逞强好胜，拿起酒瓶就像喝“凉白开”一样咕嘟咕嘟往嘴里灌，一口气灌下4/5瓶白酒，还把大口的酒含在嘴里咕嘟咕嘟作“漱口状”给他看，把功大惊呆了，连忙阻拦我。因为以前没喝过酒，不知酒的“深浅厉害”，由于喝得太猛，很快酒精作用开始发作，满脸通红，眼睛喷火，脑袋也开始发晕了起来。这时我自己还是酒醉心明白，却“借酒装疯”趁机吓唬功大，举起拳头故意说：“我要打你”，吓得功大连忙躲闪。那时我蛮调皮的。
吃完晚饭后（吃了什么记不清了）,功大带我和程征去邻村的薛四大队玩，为我们引荐他的“同年”、一个小名叫“斧头”的结拜兄弟。高淳人有“结同年”即认同年出生的异姓“干兄弟”的习俗。陈军留在家里看家没去。由功大撑船，我的酒劲儿没过，晕晕乎乎上了船跟功大和程征同行，随后到了薛四大队“斧头”家。在晕晕乎乎中，我依稀记得功大向“斧头”介绍我们知青“很厉害”，又向我们介绍“斧头”是薛城片“拳脚”功夫最好的。玩了一阵后，我们告别“斧头”，在月光下又坐船返回东风大队。
以后若干年来，虽然我的“遗传基因”是会抽烟但不喝酒，平时根本滴酒不沾，但是为了工作，尤其在1995年干广告下海以后，在酒场上遇到万不得已的“特殊”情况时，我从来没“孬”过，甚至还把“黑社会”的一个头目“放倒”过，在他和我“斗酒”各喝下1斤半白酒后，他醉倒了，我却还能在晕晕乎乎中开摩托车回家，那是1997年冬天一天夜里的事。如今，我已经56周岁了，性格变了，早已经不再逞强好胜了。
平生第一次喝酒的事，事隔40年还印象很深。回想当年那天晚上，在酒后晕晕乎乎状态下坐船，万一中途翻船掉进河里怎么办？我还能有命吗？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三，打伤队长，惊动公社，赔2元钱了事
下乡后不久，我们知青一家3人，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个个学会了抽烟。高淳的男人，几乎无人不抽，我们知青似乎通过烟的“礼尚往来”，才能更好地同贫下中农“相结合”。初学抽烟，感到味道很怪，随后在重体力劳动中，逐渐感到了香烟的妙用，不仅能“解乏”，还有“交流”、“提神”、“解闷”等好多作用。自从当知青后，40年来，我这抽烟的恶习就再也没改掉。
我们的顶头上司是生产队长夏平安，高淳人给他外号叫“平安疤头”（他太阳穴上有块疤痕）。夏平安当年31岁左右，中等个子，身强力壮，百十来斤的石担子（土杠铃），他能用一只手连续举起十多次。作为一队之长，他劳动处处抢在前面，干活儿很猛。人是个急脾气，但很直爽，不滑头。他和我们知青点是紧邻。队长是个好人，但有点小疵：喜欢在我们知青点讨香烟抽，有时还要“馋馋嘴”。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回南京探亲，临行前问队长要带什么，队长托我带些当时因为“文革”造成物质紧缺在高淳要凭票购买的肥皂，牙膏，火柴等东西。从南京回来后，我带回了2条带锡箔纸包装的好烟，与大家分享。（现在已记不起队长得了我几包烟。）还赠送了队长从南京带回的肥皂、牙膏、火柴、点心糖果之类。
当天晚上，队长酒后带着酒劲儿，敲门来我们知青点串门。当时已经22点左右，队长说什么原话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大意是“别以为我得了你知青的东西就不对你们严加管教”。我没有意识到队长是酒后在“胡说八道”，和队长“抬杠”了起来，发生了口角。队长突然发火了，冲上前来照我胸口就是一拳。当时我在高度紧张中没有疼痛感。也就在队长打我的几乎同时，我本能地条件反射，回手一个直拳，正好打在队长的左眼眶上，只见队长踉跄后退仰面倒地，手捂着眼睛，嘴里还发出“呀涞涞涞”的呻吟声，被我打了个挂面伤，眼框部位立刻开肿。我和程征、陈军连忙将队长扶坐起来，我也连声向队长道歉连说“对不起”。那晚可能邻居社员已经入睡了（？），只有队长妻子腊梅听清了我们争吵打架声，赶过来，没有埋怨知青，反而骂她丈夫“咸嘴”（高淳话“馋嘴”的意思）、“活该”，将队长搀回家去。当天晚上，我胸口隐隐作痛，幸好是穿着厚棉衣挨的一拳头，没事。
我没事，队长有事。第二天一大早，队长左眼部位青肿厉害，不能起来也不好意思起来分别喊社员上工了。我和程征同住一屋，天亮后只听到房门外叽叽喳喳围了一群人，队长不能带头出工了，这可是队里的大事。我们知道惹了大祸，闭门不出。接着，队长的两个弟弟怦怦拍门来兴师问罪。我们开了门，程征帮我解围，说明昨晚的情况，是队长先动手我还手，昨晚就道歉过了。队长的大弟弟说：平安是我们一队之长，我们（可以）打得，你们知识青年打不得！你们打了队长，就是打了我们一队的人（的脸面）！队长的母亲也来了，这是个善良的老人，阻止她两个儿子再闹。队长妻子腊梅知道事情原委，没有来问罪。程征问我要了2元钱，买了一篮子鸡蛋作为对队长的赔偿。由于本来队长就“亏理”，是他先动手打人，我是“防卫不当，过失伤人”，加上又道歉又赔了“营养品”，那天上午没有再发生更多的麻烦。
打伤队长的事情迅速传开，惊动了公社。公社主管长乐片的副书记梁开福赶来了，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甚至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纲上线”，要我“从灵魂深处”写检查。那个梁开福有文化，听社员说他娶了个“成份高”的老婆，影响了升官仕途。此人阴阳怪气的，我和程征对他很厌恶。4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他仍没好印象。
打伤队长的事，很快就平息了。队长好了后，我们又和好如初了，谁也不记恨谁。所以，我们一直认定队长是个好人。事件过后，我落了个“这个知青打架不哈（不错）”的评议，也听见过个别社员议论队长沾小便宜，挨打活该,可能是和队长有隔阂。
2008年是我们赴高淳插队40周年纪念年。4月中旬，我专程从石家庄到南京来看望当年一同插队的各位学长。
4月16日下午，我和程征专门买了两条香烟和两盒南京特产食品作礼物，按计划第二天赴高淳聚会，因时间很紧，只准备看望有代表性的夏平安老队长一家。在此之前，程征已经回过长乐探望多次。
4月17日一早，我们一行8人（原东风大队的我和程征，原原薛四大队的同班女班长胡宁军，原薛三大队的同班女同学陈建平、初三同学汪定明、方立、同班同学王强携夫人小马），分别开2辆车去高淳。到高淳后，通过方立我们又找到了多年无音讯的安家在高淳县城的陈军（来喜）。这样，长乐知青一家和薛三男知青一家都聚齐了。
到了离县城7里的薛城后，我们各自行动，分别去原生产队。我和程征、陈军到长乐老队长夏平安家进行了短暂的探望，这天只有老队长一人在家，腊梅外出了。见到阔别38年后已经71岁的老队长夏平安，还有38年后重逢的陈军，大家都很激动。老队长不停地握着我们的手，很是激动，心中充满无限感慨。老队长已经年迈体弱，一脸褶子，门牙都掉光了，显得苍老，应该是当年过强劳动体力透支的结果。38年过去，队长的高淳方言好些我已听不懂还需程征来翻译。他几次重复说当年对我们知青照顾不好，表示歉意。我们则强调队长是好人，我们对当知青不后悔，没有过去的艰苦就不懂珍惜今天的幸福。
分别时，老队长和我们老知青一家3人合影留念。
这天中午，我们薛城老知青10人在高淳聚餐，郝明照、方立、陈军都是我离开38年后首次重逢。餐后，我们浏览了县城淳溪镇特意保留的一条“高淳老街”，现是旅游景点，基本是当年的风貌，有“风景不殊人已老，高淳无恙我重游”之感慨。县城的其它建设，变化太大了。
如今，回想起40年前“KO”队长的故事，还是感慨当年的人老实。看看现在本地的农村干部，个个都很有强大的“势力”，有些就是当地“一霸”。惹了这样人的祸，还得了吗？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四，常州知青美媚“示好”，咱却 “不谙人事”
1968年冬天，大队里来了3个常州女知青，安排在第3生产队。3个女孩中，高个子的姓吴，其次的姓朱，她们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了。矮一点的叫钱凤珍，因为她的名字按高淳方言谐音是“七分钟”，我能记起来。这3个常州女孩，1个比1个“水色好”，眼睛会说话，社会经验比我们南京知青多。队里的男社员，看这3个常州美媚，就像看“仙女下凡”似的，有的评论最好看的是“吴美媚”，有的说最漂亮的是“朱美媚”。有的女社员还开玩笑按个头高矮搭配，说吴和朱配我和程征，钱配陈军，常州知青配南京知青正好。
我们南京知青一家3人在4队，常州女知青一家3人在3队，相距很近。认识后，常州美媚对我们特好，来我们家里抢着搜穿脏的衣服帮我们洗，还不时地做上可口的菜端来送我们吃。记得那时我穿脏的白棉毛衫，经常州美媚之手，洗得真白真干净！
常州美媚见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很温柔，说话轻言细语，眼睛会“放电”向我们“示好”。可是那时我们“不谙人事”，女知青大方热情，男知青却腼腆得很。明明知道常州美媚对咱们有好感，可就是无动于衷没“表示”，不懂得“回敬”人家。
这3个常州美媚，下乡时间不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和重体力劳动条件下她们无法自食其力。经过一段时间后，她们都突然迁回常州分别嫁人了，我已记不清她们是第二年几月走的，走的时候好像没有同生产队打招呼。现在我连吴美媚，朱美媚的名字都想不起了，但当年人家的大体模样还是记得起的。她们的常州话“侬个嘁饭唪（你吃过了吗）？”我就学会了一句。不知程征兄还记得否？
40年后的今天，在写这文章时，想起了当年我们近邻常州美媚，毕竟是共同插过队的“知青难友”，这辈子怕是不可能重逢了，只能从心里为她们送上《祝你平安》，衷心祝福她们《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想起当年人家“示好”咱却傻乎乎“不谙人事”......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五，故意曝晒，欲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到高淳后，我们曾经顶着烈日不戴草帽，故意长时间曝晒在阳光下在田间劳动，努力想把自己晒黑一点，似乎这样才能更好地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曾经将裤腿挽得高高，有球鞋不穿故意打赤脚；我们也曾经努力学讲一口“洋泾浜”的高淳话接近群众，我们还曾经在陈军（来喜）的哥哥来高淳探亲时，在陈大哥的带领下，饭前每人举着“红宝书”面对毛主席像，虔诚敬祝“统帅”和“副统帅”“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不仅是我们，其它大队其它公社的多少南京知青，都有过类似这样傻乎乎的经历。我还记得我们薛城的知青劳动模范--薛四大队的金政，2007年，程征给我的电子邮箱发来一些当年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当年金政一家3个南京女知青头戴斗笠、穿着大块补丁裤子、裤腿高挽打赤脚、胸前手握镰刀的合影。在那流金岁月的年代，我们知青的这些表现，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当时不觉得，现在想起，的确“傻乎乎”的。
如今的我，已经成了“北方黑大汉”了，多年来从未用过护肤品，也不知道保护皮肤，这都是从知青开始养成的习惯。在以肤白为美的今天，我就是想“白”也白不起来了，再也回复不到当年“高高的，白白的”同学印象中的骆顺通了！想起在高淳“故意曝晒”的傻事，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六，应邀为重病老人夏××画“遗像”
我在少年时代就具有美术，书法，篆刻的天赋。12岁时，我就有篆刻“处女作”；美术、书法总是在班上第一。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才14岁，由于“成分高”参加不了红卫兵，在南京军院和平新村的大院里“逍遥”了很长一段时间，和有共同爱好的几个邻居孩子聚在一起，成天钻研绘画，书法，篆刻。搞这些爱好，要买价高质好的大小毛笔、宣纸、书法墨汁、绘画铅笔、绘画纸、篆刻刻刀、篆刻专用章料、朱砂印泥、水彩笔，油画笔、各色水彩颜料和水粉颜料、相关参考书籍等好多东西。那时只要我开口，母亲就在用钱方面大力支持，她想我这样总比参加“运动”好。父亲还请来他的同事、老书法家、原顾祝同的参谋长李文密伯伯到我家指导我写隶书。那时南京著名的“十竹斋”是我最爱光顾、流连忘返的地方。
1968年春夏，南京34中有我画的大幅毛主席像。那时，我已经练到只要坐在对面，我就能将对方的肖像画出来，而且画得很像。
1968年10月下乡高淳后，我在知青点画了张素描毛主席像挂在堂屋中间墙上。大队领导知道我有此特长，让我在东风大队面临薛城的村头白墙上用油漆画了大幅的毛主席半身像，背景是“海阔天空，红日东升”，从薛城片到长乐片，老远就能望见。记得还曾在村里河边、田间等地方，用钢笔画过一些风景写生画。
1969年春节前的一天，邻村长二大队的一位夏姓社员慕名而来，请我去为他重病的父亲画写真肖像。他说老人病重已经快不行了，如果让老人到7里之外的高淳县城去照相已经是不可能，故请我去他家为老人画像，以后作为“遗像”留作纪念。
我带了画板和纸笔跟夏姓社员到了他家，一进门就听到老人的剧烈咳嗽声。他们将颤微微的老人从里屋搀扶到堂屋坐下，我立刻准备作画。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人每隔一两分钟，就要不停地剧烈咳嗽，咳嗽时头和身也剧烈颤抖，不停地俯身晃动。在此情况下，我无法画下去，老人已经病入膏肓，不能久坐，出于对老人家的身体状况考虑，就问姓夏的社员有没有老人的照片，我带回去晚上加班赶出来。夏说只有他父亲平生唯一的一张50岁时的1寸照片，找了出来给我。夏一家要留我吃了晚饭再走，为了给老人赶画，我谢绝了，并约定次日上午“交活儿”。回到知青点，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对照小照片，精心临摹放大，画了张12寸大小的素描老人头像。画完时，程征早已酣睡。
第二天一早，两个放牛少年经过我们开着门的茅草房，看见了摆在堂屋桌上靠墙立着的画板上的老人肖像，惊奇地说：咦！那不是××（老人的小名）吗？我连忙从里屋出来，问他俩：你们说的是谁？两小孩指着画像，说是长二大队的××（老人）、××（夏社员）的老爹。我问像不像？小孩说：像，和××年轻时候一模一样。这时，我窃喜：昨晚的工夫没白费！接着，邻居的社员都看到了这张肖像，都说“很像”，都用“不哈不哈”来称赞。
上午10点左右，夏社员带了一大包东西来到我们知青点，非常满意这张老人的肖像画，连声道谢。临走时，留下那一大包东西作为酬谢。夏走后，我们打开纸包，里面包的全是夏家自制的年糕、点心之类，我们3人共同分享。在那“不够吃”的年代，程征、陈军非常高兴，鼓励我以后多搞点这样的好事。
记得此前为我们知青点的邻居夏孝礼也画过肖像，他请我们3人吃了顿晚饭。饭后我们还纳闷儿：这人怎么请我们喝“掺水”的白酒？那时农民穷，饭菜是自家的，酒要花钱买，对我们只好“以水掺酒”。
事隔40年，我想那长二村孝顺的夏社员一家，一定还完好保存着这张宝贵的“遗像”。
如今，我早已是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中国画研究会会员、常山印社理事，并被中原书画研究院、太行书画研究院等好几家社团聘为“高级书画师”，作品也获得过海峡两岸书画家精品展“金奖”、河北二届艺术联展“一等奖”等若干奖项并入选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首届大字书法艺术展等赛事。 2004年参加河北的“中国联通成立10周年纪念暨企业家书画家联谊笔会”，我写了3张作品还得了6000元润笔费呢。我的“书画外交”成功率很高，经常因为送1幅作品打动客户而广告业务成交，甚至一笔业务订单做下来为公司赢得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毛利”的故事很多。可以自豪说：我是河北书法家中作品“间接创收”最高的人。
在现在国内“收藏热”、艺术品价格节节攀升的今天，在书画家润格不断提价的今天，回想当知青时为夏××老人画“遗像”的故事，有些感慨：我们知青“傻乎乎”只就认定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是唯一生存之路，为什么我没想到利用绘画特长到处贴“小广告”去招揽“业务”，专为人画像哪怕一次只收费1元钱呢？我们当年只是“循规蹈矩”就没有想过一些能“轻松”挣钱的方法？
无奈啊，那时我们处在一个大搞“阶级斗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民众都老实到“愚昧”程度的年代。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七，初学“做生意”，倒贴
我在高淳插队时，有过两次初学“做生意”的经历。
第一次是1970年春节前，队长让我为队里去卖鱼，让我学一学“做生意”。给我规定了底价，队长嘱咐我叫价2角2分/斤，底价不能低于1角8分/斤。队长说卖掉了鱼，就给记工分，如果我能超出2角2分/斤，多卖的钱，归我自己得。
我傻乎乎的带上秤，挑着两筐鱼从东风大队往南行，沿路叫卖。由于高淳本身就是鱼米之乡，鱼不是稀罕物，我挑的鱼根本不好卖，只能逐渐降价，最后按底价甩卖，忙了将近1天时间，大部分的鱼终于卖了出去，还有一小部分鱼已经不新鲜实在卖不完。回来后，自己将那小部分鱼用父母贴补的生活费自费买下，向队长交了差。之后，我们知青一家，大饱口福，美美地吃了个够。
第二次是1970年6月，那时我们都在“围湖造田”，在搭建的临时工棚集体居住。队里买了理发工具，用于社员之间剃头。一天，队长叫我学“做理发生意”练练手，给我规定1天只要上缴5毛钱，就给记工分。如果挣了超出5毛钱，超出的钱归我自己，似乎在“照顾”我。
我不知深浅，傻乎乎的接受了任务，带着理发工具顶着烈日，走到了很远的外村去走村串巷，沿路吆喝，招揽生意，但很不容易揽到活儿。整整辛苦一天，口干舌燥，汗水湿透了胸襟后背，走得脚都疼了，中午都没顾上吃中饭，一共才揽到9个活儿，挣了4毛5分钱（连剃带洗，理一个头5分钱）。晚饭前必须赶回来，那时围湖造田，米饭管饱。为了记工分，自己倒贴5分钱，凑够了5毛钱上交队长。
现今，5毛钱的硬币掉在地上，有人还懒得弯腰捡起来。所以我爱人常用我这故事教育一双儿女。
记得那天剃第一个人的头，在为那社员洗头的时候，傻乎乎地站在人家前面为他洗头，他纠正我说应该站在他身后洗，我才知道洗头应站在人后面；在为一个2岁左右小孩剃头时，小孩不合作头乱动，我一推子下去，在小孩的头上剃出一道“白坑”。小孩的父亲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你刚学剃头吧？算了，剃成光头吧……
正是有了在高淳艰苦劳动的磨砺和初学“做生意”的锻炼，在随后的几十年来，我练就了“什么样的苦都能吃、什么样的面子都放得下”的性格，在任何单位从事任何工作，都“拿得起放得下”，没有丝毫的“纨绔”作风，也养就了敢于“下海”在“打工”道路上“敢于打拼，善于拼搏”的品质。
记得1981年我的大女儿贝贝出生时，我去挣“奶粉钱”，受聘在周日到7里之外的民办中学为应届毕业班补习英语，一上午连续上4节课，嗓子都冒烟了。四川多雨，来回14里，经常一身湿一脚泥。民办中学校长给我每节课7毛钱的报酬。那时我是大型企业的助理工程师、将门之后，川天化焦厂长家的姑爷。
记得1991年我小儿子多多出生时，我又去挣“奶粉钱”，自带电子琴，每晚在个体老板组织的“正定县个体劳动者协会青年艺术团”，为酒店客人（“卖艺”）演出助兴。老板给我150元/月和每晚免费夜餐的打工报酬。那时我是“国家二级”、“大型二类”企业的经济师、总厂厂长助理。
记得自1993年正定电视台开播，我像一匹“黑马”，在揽广告的“生意”上脱颖而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自“下海”之后至今，我能吃常人不能吃的苦，受常人不能受的罪，练成了被“争相竞聘”的广告人。现在我已经56岁，仍然比一般26岁、36岁的年轻人能干得多、能吃苦耐劳得多。
在写这篇高淳知青回忆文章时，想起当年初学“做生意”白辛苦还“倒贴”的故事，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八、围湖造田，落下“下肢静脉曲张”老毛病
1970年春天，薛城公社开始“围湖造田”，国家补助粮食，大米饭管饱，各大队生产队的壮劳力都集中群居在干涸的湖里搭起的临时工棚里，我们每天因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将湖里半干的河泥用泥锹挖成大大的土方块堆在筐里，两筐“品字型”各堆4大块，从湖里挑到高高的堤坝上，每挑一扁担，最少一百几十斤，从早上挑到中午，从午后挑到天黑，那是一种超强体力劳动--苏南特有的“扎圩”。围湖造田5个月里，我们都卯足了干劲拼命干，从初春干到立秋，是我一生中劳动强度最大的时期，不知有多少豆大的汗水顺着额头脸颊滴答到身上、地上……
到了夏季，堤坝外洪水泛滥，有“破圩”的危险，记得那时，我们知青和农民一道，彻夜战斗加固堤坝，在堤坝上抢险。夜里霹雷闪电，瓢泼大雨，冷得我瑟瑟发抖，成了“落汤鸡”，淋着雨没有栖身之地。堤坝抢险，我们苦战了4天4夜，不亚于现在的“抗洪抢险”。
记得在“扎圩”期间，我们知青傻乎乎的同社员一道，在工地上比劳动，比干劲。有个叫“马活头”（外号）的民兵干部，一手拿着小红旗，一手执“土喇叭”，在堤上架了杆大秤，大声号召我们劳动竞赛，比谁的扁担土方挑得多。我一担挑上去，过秤：250斤；程征不甘示弱，一担挑上去，过秤：260斤…….最多的是一个其它生产队的农民壮汉，过秤：320斤！那时候，我们挑这样重的扁担，没有物质鼓励，只是得到“马活头”用“土喇叭”当众的大声“口头表扬”……
自“围湖造田”起，就是那个时候过后，我落下了“下肢静脉曲张”的老毛病。1982年3月，右腿老毛病加重，我在川天化医院开刀做了右腿的“静脉曲张”去除手术，住院一个星期。2002年12月，左腿的老毛病又加重，我在正定的医院又做了左腿的“静脉曲张”去除手术，没有开刀，药物注射，打绷带半月。现在，我的右大腿根部和右小腿上留有手术后缝合的终身疤痕。
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想起38年前“扎圩”，身子骨还没完全长硬，成天挑那么重的扁担不懂得“悠着点儿”，想起夏夜在瓢泼大雨中奋战在堤坝上，为保护广大社员生命财产而冒死抢险，万一洪水决堤“破了圩”，我们还有没有命？要是“光荣了”谁来“追认”我们知青？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九，离开高淳，千辛万苦近一年的血汗钱被“吞了”
1970年5月，家父从南京军事学院离休去了四川省泸州市，安置在市武装部。父母很牵挂，不断来信问我情况，并为我在当地办理了准迁手续，随后，我在当年10月底迁回了泸州。
记得离开高淳前，我向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社员和薛城公社要好的知青难友们都分别道了别。在离开之前，和队里结算工分，算帐时记得有大队长夏斯高，独眼会计夏孝念，队长夏平安在不在场我已经印象模糊记不太清了。算帐结果，按当时的工分换算，说卯算有100元左右的钱，要等年底分红时候才能准确兑现。记得我还留下了通信地址：四川省泸州市人民中路112号泸州市人民武装部转骆顺通收。临行前，大队长还向我信誓旦旦保证，要我放心走，年底分红时一定将钱给我汇来，此人在我印象中比较和气，看起来比较老实，但是对独眼会计没有什么好印象，此人为人比较奸猾，面相猥琐，对我们知青从不友好态度。
到四川后，当年年底我给大队长，生产队长和独眼会计分别写过信，询问我年终分红的事，要求按我的通讯地址寄来。但是去信统统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动静。我在第二次去信仍然无回音后明白了：将近一年千辛万苦的血汗钱，肯定被“吞了”。
随后若干年来，我不记恨队长，但记恨那个大队长，因为他是那么“诚挚”地信誓旦旦向我做过“保证”；更记恨那个“孝念哈（瞎）子”，当年那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问题出在独眼会计一个人身上，还是他们“合伙”贪污了？我不知道。
2008年4月17日，38年后重返高淳。见到老队长时，没有提当年这件让我伤感的事，也不想询问当年我的“年终分红”为什么没了下落。毕竟56岁了，已经没有当年的“血气方刚”，性格脾气变了，心态特平和了。对当年有负于我的这件事，假设就算队长也“参与”了，那也是38年前的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呢？
在写这篇高淳知青生活回忆文章时，想起1970年我不过才18岁，当年是那样艰苦的重体力劳动，付出了多少血汗！在高淳两年的苦难知青生活，我没有什么通过挣工分“挣钱”的印象，几乎是全靠父母贴补生活费接济，那时给我最少10元/月，有时15元、20元地寄钱给我，母亲有时还在信件中偷偷的夹带几元现金。想到这里，更加缅怀先父先母的大恩大德！写到此时，忍不住老泪纵横。
想起当年离开高淳后，将近一年的“血汗钱”被“吞了”，傻乎乎拼命苦干白干了10个多月。当年我们知青只能按社员1个整工分从6折开始，之后逐渐提高到按8折计算，和农民“同工不同酬”；38年前的100元，我认为比现在的10万元还珍贵，因为付出了那么多的千辛万苦，是地地道道的“血汗钱”，结果……
嗨！当年我们知青，真是“很傻很天真”！
结语：
在结束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耳边仿佛响起了黄安《新鸳鸯蝴蝶梦》的旋律，我将原歌词节录，稍微篡改一点，可以借鉴高淳的南京知青苦难生活的那个年代：
昨日像那东流水 离我远去不可留 今日乱我心多烦忧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明朝清风四漂流
由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听到旧人哭 “知青”两个字好辛苦 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糊涂 “知青多少”难“自足”
看似个“轰轰烈烈” 不应该的年代 可是谁能又摆脱人世间的悲哀……(引号中为我改的词)
当年的知青生涯这段经历，人生无悔。这是我们“老三届”共同人生经历的一道“坎”。我在高淳仅仅两年，后来留在高淳时间更长的“知青难友”们，经历了更多的艰苦磨难。
正是有了从高淳知青生活起始的磨砺和锤炼，使我学会生活自理，学会吃苦耐劳，学会勤奋节俭，学会感恩图报，学会孝敬老人，学会对家庭高度负责，学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拿得起放得下”，学会了很多教科书上学不到的知识……所以，我不为当年我们的“傻乎乎”行为感到可笑，更是加倍珍惜同这些“奔6”的老学长之间的深厚友谊！
在我们南京知青赴高淳下乡40周年纪念之际，应老同学们之约稿，我很认真地完成了这篇纪实文章，献给我最亲的亲人朋友，同时也旨在留给一双儿女，让孩子们从文章中去体悟、去感受。
高淳，值得回味的地方：那是很久以前，那清凌凌的水，那蓝盈盈的天，那没污染的空气，那纯“绿色食品”及香喷喷的稻米饭，那小船、芦荡、茅屋、炊烟，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高淳人学鬼话”的高淳方言，那蹉跎岁月中流传的《知青之歌》，那些朝气蓬勃的当年“很傻很天真”的知识青年…….
（骆顺通 2008-05-03完稿。13333119959）
这篇应南京知青老学长们约稿的纪实文章，与其他南京老知青难友们的回忆文章一起，汇编成《燃烧的记忆》电子文献，以纪念南京知青下乡高淳40周年。老三届的学长们不简单，个个文笔好。有的学兄学姐在后来几年的苦难遭遇让人震撼，掉泪。
另外我在这篇2008年的文章中，说我当知青学会抽烟后40年“恶习难改”，现告诉大家：自2008年底遇到被醉驾车追尾车祸，我在2009年1月14日动大手术后那天起，至今已彻底戒烟了。
今天是2010-10-09，旧作新发，以此纪念我们下乡42周年。相信此文，对有过类似经历的老三届同龄人，对经历过文革受过“极左”待遇的同龄人，都会产生共鸣。
骆顺通 又及
201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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