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桦说: 这篇访谈很能见出杨典的青春才气，真是耀目逼人呀。干脆且又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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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新京报》关于“啸工作室”的访谈

采访者：郭佳

能设想一下吗，如果你不来北京，你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和从艺道路？
杨典：生活方式可能会更激烈，因为我也许就在重庆了。那是个很野性的地方。但是从艺道路不会有太大变化。我是艺术家庭出身，虽然可以去想象走艺术之外的“道路”，但不可能真的去走。离开艺术我就是个废物。除非遭遇到了一个乱世时代，命运的压力迫使人必须重新选择一次。也许残酷的打击也有可能激发出我身上某些别的才能……可那不过是比喻与猜测。真实情况从来就不是靠探索“如果”来透视的。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没什么“如果”。而且，我在北京时间太长，小时候随父亲来，直到我父亲走了我都没走。我已经算是北京人了。北京与重庆的关系，对于我，就好象人与自己影子的关系。人不是影子，但每个人又都有影子。虽然看起来是空的，但从来就砍不断其中的神秘联系。而且北京的阳光越强，重庆这个“影子”就会越深。

你的画风、音乐类型主要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这个城市对你的成长起过什么具体而微的作用？
杨典：间接影响过我的人可以说太多了，不过那都是在画册、录音或书本上。生活中没有。况且，一个名字就代表一种局限。我不希望自己被局限。我是个整体论者，相信如卡莱尔所说“既使一片枯叶的坠落，也是全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相信佛学中所谓“三维时间加三维空间，乘以一个绝对速度”的“卍时空理论”。所以，从我出生，到我死之前，所有我遭遇过的人，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文化上的，过去的还是未来的，善的或恶的……都是我不可或缺的影响者。他们以从色到空的绝对速度影响着我的存在，以及我的永远。至于画风或音乐类型之类，在浩瀚的生命中只能算是大海之一勺。
　　北京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也是一座市侩的城市。无论作为帝国首府还是现代都市，它都很微妙。你说得对，浮躁是相对的。北京其实就是一面镜子，照的人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我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这里度过的。少年时代是一个人观念的根。８０年代的时候北京很美，大街上没车，秋天下午树叶的沙沙声就可以记录一切。现在的北京对我很陌生，因为当年生活出没的地方全都拆掉了。往事的背景都成了废墟……让你怀疑那些往事的真实性。

你觉得生活在北京的人有可能选择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么，这个时代的这个城市会有隐士一族么？
杨典：没有。有也是装的。隐什么啊，你敞开了活着也没人管你。你就是死在大街上还未必有人给你收尸呢。“隐居”作为文化命题可以说一说，或者是心理学上的理想。人是群居的畜生，就是和尚道士也是在庙里群居的。人的个性只有在与世界、与另外的人发生了关系之后才会体现为“个性”，否则就无所谓个性。隐居如果是为了保持个性，那是虚无的。而如果是为了思考共性，那就更虚无了。因为处理人类的共性是神佛的事。在群居的城市“隐居”那就等于是装神弄鬼。


你的朋友圈子稳定么，他们是独立的艺术家么？在交友问题上，你是否追求那种山高水长式的友情？
杨典：少年时代的朋友是相对稳定的，数量不多。有些是独立艺术家。友谊的定义在现代社会被量化为价值观了，尽管很多人不想承认，但其实心理上大家已经习惯了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交朋友。与早年的朋友那种生死相托的信任感，在过了２５岁以后交往的人里面都很难建立。我自然是追求传统意义上的友情的。但是中国人是一个心态很异化的种群，就好象“水浒”一样，仗义疏财虽然被理解为最直接的友谊标准，“财”好象还被放到了最后一个字，但你要是熟悉“水浒”，就很容易发现，这个字充满在书的每一个角落，就好象大海里的盐。利益最大化与绝对情感——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已经血肉一体，分不清楚了。在这个基础上，人对于纯粹友情的追求，也只能是个大概齐。

想过给其他人作个榜样么？这个城市有那么多和你有相似处境的人。
杨典：没太想过。“榜样”是弱势群体的产物，我不希望自己是那个群体的代言人。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只有天赋、处境与利益不平等。但是这些不平等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改变这些不平等，在为这些不平等而拼杀时，你的意志体现出了万物皆平等的规律与勇气。弱者需要的是成为强者，而不是去寻找更弱的同类来安慰自己的懦弱。这样只有适得其反。

选择在31层设立自己的工作室，有曲高和寡或者孤高自许的暗示么？
杨典：没有。这纯属巧合，呵呵……巧合之后自然就有了些暗示，这倒是常见的。就好象战争期间你没事总在前线晃悠，不是英雄也算半个勇士了。世界的神秘就在于此：很多东西都是先验主义的。往往是你先笑了，心情就好了。

你摹写北京生活的文学作品不多，你是不想写还是没什么感觉，或者故意要和具体的日常生活游离？
杨典：我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尽管我也喜欢看现实主义作品。

在闹市里抚琴这听起来就像一个反讽，迫于生计还是你故意要让生活中形成这种张力？
杨典：教琴与弹琴是我家庭教育的结果，与生计无关，更与反讽或张力无关。我是多职业，维持生计主要是靠写作。

想过开个专场音乐会么？
杨典：想过。时候还不到。

能想象的最满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杨典：就是不断告别已经满足的生活。

以后会去哪儿，会在北京无限期的呆下去么？
杨典：不会。老了以后还是要回南方的，但不一定是重庆。

说说你在北京的文化圈里搞过比较有影响的活动？
杨典：出书，开琴馆。前年与去年把琴馆开在了天安门广场，搞了一些国学与音乐讲座。

你会尤其追忆你在北京生活的某个阶段或者状态么？是啥？
杨典：少年时代在中央音乐学院居住的时光是我最怀念的。现在……我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候怀念“啸”工作室。不过地理与风景都不是关键，关键还是人。

你跟一种常规的市民生活一直游离着，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呢？是圈子的小众性质让你和朋友们对普及式的公众活动产生了一种优越感么？
杨典：知人论世。都是家教给弄的，呵呵……。人活着，不是什么都可以“选择”的。我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也没有什么机会让我选择。一条道顺着走下来就是这样了，自己没什么感觉。我是一个遭遇任何事情几乎不做分析的人，只以最直接的方式迎接。所以我一直不太顺。至于优越感……我不觉得啊。水里的鱼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水里。鱼连眼皮都没有，它看不见水。那些看见了有水，还不断眨眼的，甚至还惊慌地高喊着“快上来，你就不怕淹死吗？”或者叫骂着“你有什么了不起，没胳膊没腿的，凭什么你就能总在水里？”的动物，我相信一定不是鱼。

生活在首都，泛政治的文化气氛当中你有什么样的社会理想？
杨典：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呵呵，我只希望我的书、我的画，能有一天每个人都在看，喜欢看，而且一千年以后也还这样。如果没有时间性，社会理想与艺术创作都对我缺乏魅力。如果我没做到让作品具有长久的美感与诱惑，就当我白写。

说说你提到的味觉的记忆。
杨典：我１１岁就开始喝茶，于是苦成了美味。小时候在重庆，自然喜欢麻辣的东西。尤其是麻。麻就是麻醉、麻痹。麻就是忘记。每次吃到麻的东西，就觉得忘记了现在的一切，回老家了。回到了重庆的山坡与长江边上，看黄昏楼头，麻雀满天……麻的味觉升华为一种对故乡的认知。只有在这个时候，记忆与忘记统一成了一种本能的情感。这也就是常言说的：“如果记忆太多了，我们就要学会忘记”。
  
关于北京：
杨典：江南与云南的城市更适合我。北方太壮烈了……人不能始终生活在壮烈的意象中。这是反人性的。北京水太少、多喧嚣。明朝怪僧姚广孝助燕王朱棣缔造这座城邦时，在龙脉上掘地三块，引西山之水灌之，是为前后什刹海、中南海与北海等“三海”，挖出来的土反过来堆积在当时还叫“青山”的土丘上上，于是就盖成了煤山——即现在的景山。在空旷的一线地平线上水土相依，阴阳互补，既所谓“于无极中取太极”，这个城市才算有了点水。就算如此，北京也太干燥了，冬天暖气一烤，古琴木头都变形……呵呵。南方就不一样了，湿润多雨，植物茂盛，人心能更容易接近大地的寂静和空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