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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叙事往事生辉

——读吴友明《土楼岁月》随想

青禾

吴友明的《土楼岁月》是一部长篇记实文学作品，是对往事平静的回忆，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高潮，却让我体味到多年未有的阅读快感。对《土楼岁月》的阅读使我一直沉浸在回忆与感叹之中，并且在回忆与感叹的同时提升了对人生的认识。

从时间上看，《土楼岁月》实际上是中国一段辛酸的记忆。文革无疑是悲剧是灾难，而毛泽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文革的“始作俑者”。但是，读完《土楼岁月》之后，在我的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毛泽东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好像有点黑色幽默。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永远摆脱不了毛泽东。

吴友明在大灾难下的平静叙事，透着淡淡的凄凉与忧伤，显得很美。这种美是深沉的，它折射出人的伟大与人生的美好。我以为，平静如水，力度无限。

只有有深度的水才是平静的。平静的下面是浓浓的情感底蕴。

有人说，过去的都是美好的。时间让悲剧淡去，留下美好。又有人说，对于人生有两解释：一种是人生就是苦难。人一生下来就哭，自己哭。而死的时候也哭，别人为你而哭。一种是人生是美好的。把人生看成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地享受乐趣，领略情感的美好过程。因为只有人才有情感有乐趣，才配享受上帝所赋以的这种特权。

吴友明坐在大洋彼岸的家中，把远去的生活放在《土楼岁月》中，细细地品味它的美好与芬芳，就像品尝一坛家乡的陈年老酒。

《土楼岁月》是从苦难开始的。这苦难不仅仅是吴友明一家的苦难，这是一个民族的浩劫。1966年，在中国大地上暴发了一场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当这场灾难到来之际，人们并不知觉，人们沉浸在红色的快乐与激动之中。中国人对于红色的喜爱把灾难的预感冲淡了。红白喜事，红的是喜，白的才是事。人们忘记了红的是血，是火，是生命的悲裂。舍生取义的集体无意识，让人们对“革命”表现出近于疯狂而热烈追求，“血与火的洗礼”成了时髦的用语。也就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吴友明家原本平静、善良、温馨的生活毁灭了。作为牧师的父亲，一夜之间成了“特务”“反革命”，批斗，关押，抄家，再抄家，断绝经济来源，最后，全家人被逐出教堂，几近露宿街头。然后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全家人到南靖县书洋公社田中大队田中央小队“上山下乡”。

土楼岁月从此开始。

因为福建土楼申遗成功，有关土楼的风俗民情的文字在各种媒体狂轰滥炸，让人眼花缭乱。在我看来，这其间有诸多造作与矫情。风俗民情离开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离开活生生的平凡人和人的情感与愿望，显得有点怪异的，仿佛在美人的脸上再贴一张画皮，眼睛变大了，嘴吧变小了，却把人吓住了。而吴友明的土楼岁月，却让你感受到真正的土楼生活，不说风俗而风俗自在其间，不说民情而民情悄然流淌。加之以他的特殊经历（他出生于牧师家庭，如今又定居美国），他笔下的风俗民情不但有纵的追索，还具备了横的比较。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不经意之间的东西两种文化比照，使土楼岁月注入现代意识，而显得更加生动感人和发人深思。

吴友明写民俗风情是不经意的，是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的自然流露。如，如写春节期间的打糍粑，吃糍粑，在非常生动地记述它的制作过程之后，他说，“打糍粑最有趣的是踩锤臂二三人一齐上，大家勾肩搭背，一上一下，就像小孩子玩跳跳板的游戏。春节前，这是土楼人家一道亮丽的风景。”写生活，风情自然在其中。再如，饭桌上的民俗，别具一格，平实生动，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春节期间，我们新社员几乎每天都被农民兄弟请到田中圆寨吃饭，吃过一家又一家，家家户户都办酒席款待我们，餐桌上摆上‘八大碗’，分别盛满鸡、鸭、鱼、肉、米粉、糯米饭、面条等，最重要的是大盘鸡肉，表示我们的座位是宴席上的‘大位’，这是当地人欢迎客人的最高礼仪。桌上每一碗食物都高高耸起，生怕我们吃不够，我们根据当地人的习惯，拿起筷子每一盘夹一点，从来都不敢把菜吃光，因为吃不完就是‘剩’，当地话谐音 ‘春’，即‘年年有余’的意思。席间如有事要暂时离开，不能把筷子放在桌上，那会使主人不高兴，因为放筷子表示不喜欢主人的饭菜。”土楼民俗在其中，山村农民的热情好客纯朴真诚亦跃然纸上。这些是可以“宣传”的民俗风情，不宜“宣传”却很本质的东西，吴友明也没遗漏。如，山里野兽多，民间流传着一种“咒语 ”可以抵抗野兽。“我”要经过野兽出没的“过凹”去干活，“一位老农教我，这样说可以抵抗野兽：‘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我知道这是一段古文字，但老农说是‘咒语’，一念，野兽就会落荒而逃。他还说，这‘咒语’可以倒过来念：‘礼可知，仁作佳，子八九，生小尔，士十七，千三化，己乙孔，人大上。’哇！听起来还挺顺呢！他说要不断地顺着念、倒着念才有效果，对古文献如此活学活用，这也是土楼文化源于草根的一个例证吧。”这当然不宜“宣传”，但它的确存在。我小时候，在乡下也听说过类似的“咒语”，只是我把具体的内容给忘了。依我看，这实际上是山民对文化的一种崇拜心理，他们的潜意识认为，文化是神圣而无敌的，任何妖魔鬼怪和凶猛的野兽都会望而却步，逃之夭夭。这正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宣传”可以不提，但真正的生活是绕不过去的。

吴友明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生活的忠诚记录。

吴友明的忠诚是潜在的本色的，手法是白描的，有时，一段短短的文字，便让我一下子回到几十年前乡村的生活：“（公社）副书记开完会走了，政治夜校成为一种摆设，我常常念念报纸，没有公社领导在场，政治夜校只剩下10多个年青社员。人太少汽灯不点了，就点煤油灯。少女们没有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都在灯下打毛线，男孩子则不停地抽烤烟，隔一阵对女孩子动手动脚吃点豆腐，然后是女孩子报复的嘻闹声。有一次我在夜校‘上课’，灯影摇曵，忽然传来一个婶子大声吆喝闰女的声音：‘阿某啊！还不快回来，给你爸熬药去。’一个男孩子对阿某说：‘你没下没着（指责人的话），还不赶快回去。’阿某收起手中的针线，狠狠地拧了男孩子一把：‘看你没下没着！’那男孩子痛得手中的烟都掉了……”不到300个字，绘声绘色，生动活泼，在让你领略当时生活场景的同时，还让不曾有过那种生活的人们感受到特殊年代老百姓生活的无奈与尴尬。

吴友明的忠诚又是超脱高远的。在记录生活的平静与艰辛之中，时时不忘比较与反思。作者的弟弟到美国留学之前是一个很好的木工，“1993年我移民美国，弟弟特别交代我：把他做的一只椭圆形樟木桌子带到美国。这是一张1米长、80厘米宽、70厘米高的椭圆形桌子，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一般的美国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美国人没有手工做家具，他们不相信手工也能做出精美的家具，他们常到我家参观这张桌子。”读到这里也许你会有点高兴，中国人聪明啊。且慢，关于木头，作为中国人，是不能乐观，也乐观不起来的。“山里人说：靠山吃山！”可是，“山吃光了，山林没了，只好‘下山’另谋生路。”吴友明如是说，“就以田螺坑土楼群周围的景观来说，看不到一棵大树。而在美国，我家的周围，居民区的大树到处可见，我家后花园就有七八棵20米高的大松树，那树是我家的，我要砍还要向政府部门申请，还要付砍树工钱1000多元，砍下来的断木头一般都不用，请人拉走，还要加工钱。这就是说美国的森林保护非常好，森林资源非常丰富。”说完美国说中国，说了让人痛心的“荒山禿岭”之后，他说，“衷心希望土楼之乡的树更高、山更绿、天更蓝，人更富，家更美。”关于值树造林，我们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啊。从读小学起，每到春天，我就参加植树。年年种树，报上年年都有植树的面积。有说人，如果把《人民日报》报道的全国每年的值树绿化面积加起来，中国森林覆盖率早就超过100%了，没地方种树了。可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难怪有了比较的吴友明要发出这样的感叹了。

关于比较，吴友明还有这样一段文字：“我第一次看到山田的田岸，很难想象那么窄的路要承受1个人加一担谷子的重量，更难以想象田岸下的岸墙斜坡有二三米高，脚一踩空掉下去肯定重伤……就在旷日持久的劳动中，锻炼了在狭窄的田埂上，肩挑重抇，健步如飞的能耐……一年年过来了，也没听说摔伤了谁……，现在想起来，如果让美国人在那种田岸上挑重担走过，1小时要20美元，还要系安全带和提供人身保险。”吴友明的叙述是平静的，甚至带了一点小小的幽默感。但这平静的背后是心酸，何止心酸，是惊心是动魄，人与人如此的不同！难道我们不应该进行一点反思，比如“以人为本”“生命的价值”，如此等等？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官方在交通事故死难人员的赔偿中，中国人与外国人赔偿价格的巨大悬殊，这种反思就更让人沉重与痛切了。

我由此感到吴友明平静之中的力度。

这力度来自好人和好人心态，来自于好人对生活的热爱、理解和发现。吴友明生活在好人的世界之中。他们家个个是好人，而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在他看来，也是好人居多，最少，在《土楼岁月》中，他真诚地记载了他们好的一面。可以说，土楼是好人的世界，土楼岁月是好人的平凡而伟大的岁月。

吴友明家之所以好，来自于他们的信仰。“尤其令我刻骨铭心的是，远在海外的叔伯和姑姑们半个世纪以来，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我们家族的100多人祈祷，一个不漏，至今依然如此。”

文革前，他的父母是城里的好人。“父母爱教会，也爱社会。父亲在石码做的好事，人们掰着指头数不清。1960年发大水，全镇被淹，许多房子倒塌，教堂地势高，进水浅，父亲即刻打开教堂大门，安顿数百名灾民，自己却在水里几天不合眼。父母是我们的家长，也是教会所有人的家长。教会兄弟姐妹总是向父母讲最贴心的话：男婚女嫁、生老病痛、谋生求学，几乎所有的人间话题，不论何时来找父母，他们都以诚相待，尽力解答。人们总是抱着忧愁而来，揣着喜乐而去。”被放逐山村时，他的父母是乡下的好人。这一点，作者在“父母的土楼”、“缝纫机和自行车”等章节，有极为生动感人的记述。神学院毕业的牧师吴乃文成了山村农民的“乃文叔”和“乃文公”。而出生名门，曾是上海神学院学生的千金小姐的母亲，“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不辞辛苦地干起他们不曾干过的粗重活，在农村与妇女一样养猪喂鸡。”并用自家的缝纫机为社员们补衣服，“社员们送来缝补的衣服，母亲是照单全收，所以衣服永远补不完，母亲的缝纫机便在下乡之后一天运转好几个小时。”由于他们的心地善良，由于他们面对生活的勇气，由于他们的乐观随和，也由于他们的热爱劳动，他们得以长寿，父亲今年95高龄去世，91岁的母亲仍然在美国幸福地安度晚年。

吴友明笔下，几乎都是好人。吴友明生活在好人当中，吴友明的世界，一片温馨。“每当我家厨房烟雾弥漫的时候，总有好心的农民兄弟为我们送来干柴和松明。此时，我被烟熏的泪眼就化为喜悦的笑容，厨房里也烟消雾散了。”农民兄弟不时送来的不光是木柴和松明，还有各色蔬菜瓜果。弟弟的木工师傅涛在西坑，“涛的父亲50岁出头，原在石码工商界小有名气，万不得已下乡，但心态很好，非常乐观，他在菜园里种很多蔬菜，吃都吃不完。而西坑是个好地方，涛白天在家做木工，傍晚就到附近的温泉洗澡，我也到他家作客好几天，吃好玩好，天天享受天然温泉，感觉就像活在神话传说里。”在“锯板师傅”一节中，作者生动地讲述了两位一起劳动的长辈，“我每天跟着两位长辈出门，有说有笑，出门一身轻，回来一担柴。虽然干活挺累，日子过得挺开心。”不但如此，他还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心灵的滋养。较年轻的长辈“从小家庭比较富裕，但非常节约粮食，每次吃饭，都要把锅底和碗底的每粒米饭扒干，有时还用汤把碗冲个干净。他说：‘五谷的东西，不能浪费，勤俭能致富。’”“另一个长辈天性乐观，红光满脸，整天乐哈哈的。他总是说：认命吧，我一辈子喝山沟里的泉水长大，不是也过来了。我现在身体健康，儿女成群，当大官不一定有我的福分。”还有女知青张华（化名），虽然有点儿“左”，却很可爱。她好强，不服输，她说“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她和男生比“劈田岸”，“不一会儿，张华满头大汗，脸蛋绯红，她就是要让大家看看，她这个集体户的带头人干活不比别人差……有一次做田岸时，不小心连人带锄头掉到烂泥田里……她认为那是自己不能容忍的羞辱，憋着一口气，要把那一刻永远扔进历史……有一次，她带领的知青被派到一个很远的山凹做田岸，已过午饭时间快完成任务，她建议大家都不吃饭，一直到下午2：30才把活干完，男知青都饿得快趴下了，她却满不在乎。”就是这样一个好强的女性，在看到同伴文章写得比她好时，却说，“你真行！，一把简单的劈刀，在你的笔下成了反帝反修的武器，我这知青模范该让贤了。”

好人的记述是一种心态，一种宽容，一种热爱。

好人世界构成了吴友明的诗意生活。在好人的世界里，吴友明“炼就”了一副好精神，好心态，在艰苦与无奈之中，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达到那个时代大多数知青少有的精神境界：“土楼人家年复一年地耕耘土地无怨无悔，为什么自己就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农民们能过得去的日子，为什么自己过不去？于是，我就有了鼓励自己的理由：人的生命来自土地，也只能在土地上生长，在土地上找出它的美丽和魅力，所以，种好庄稼，让土地长出粮食，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不正是为自己的命运放逐广阔天地的灵魂求证一种信仰，求证一种生命对土地的回归意识和拜谒之情吗？”

吴友明果然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美丽和魅力”，这种美丽和魅力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拖松档”沉重的劳动中，他享受了美景和美食，“晴天的山涧，清泉静静淌着，石头半露水中，石缝里有石蛙，地势较平的凹里还有水坑，坑里游着小鱼，口干舌燥时到山沟里喝水，凉爽爽沁人肺腑，再扛起松档浑身轻松。也可以捉石蛙，用竹片把石蛙的肚子剖开，掏掉内脏，泉水洗净，在沟边垒起石头做炉灶，拿出藏在树丛里的小锅，炒一盘石蛙肉，再从葫芦里倒出自酿的土楼红酒，好酒好菜没得说。”在一片被砍伐的树桩上，他看到了美丽和希望，“有趣的是杉树被砍后，小杉树马上从树桩边长出来，有时一棵树桩可以长出10多棵像2－3寸水管那样粗的小杉树，细细长长的，三四米高，亭亭玉立地挤在一起。”在上山砍柴挑柴的这样最平凡的劳动中，他看到了爱情，“当晨光刚爬上土楼屋檐的时候，小兰（化名）带着文强（化名）上山捡柴。在山上，文强好几次叫小兰休息一下，小兰却不休息，文强就自己一人躺在林中松软的空地上，闭上眼睛，享受树荫下流溢着的沁人的凉爽，忽然，他闻到鼻子上有浓浓的花香，不用说是小兰的杰作……回家后，小兰把自己捡的柴都放到文强家的柴垛上了。……晚上小兰就约几个丫头要文强教她们读书识字。……文强教小兰握笔，小兰一笔一划地写着自己的名字，幸福的暖流在心中回荡。……直到1979年恢复高考，文强考上大学的时候，小兰才意识到自己爱上文强了，然而，为了文强的前途，小兰把爱留在心里，一直没向文强表白……”山上的竹子和蟒蛇，在吴友明的手里，可以变成显示文明的笔筒带来音乐的二胡，有一次，他在竹林里打了一头蛇，“这头蛇有2米多长，剥下一张蛇皮，煮了一锅蛇肉，于是就有了我的二胡。此外，我还会用竹子做文房四宝中的笔筒。”于是，这自制的笔筒便陪伴着他，在“老楼孤灯”下读书写作，于是，他用自制的二胡，拉出一系列优美的曲子，“让‘二泉映月’宣泄我的忧郁，让‘山村变了样’振奋我的斗志，再来‘赛马’奔驰在千里草原上，尽情自我陶醉，带着‘良宵’的余韵，进入梦乡”……在吴友明的笔下，甚至“政治学习”“阶级斗争”也显得风趣幽默，读起来有一种美感，不禁哑然失笑。比如，在“发生在祖堂大厅的故事”一节中，知青们关于“九大”和“民主”的学习，知青和下放干部关于毛主席在“九大”选举投票，“毛主席的选票，一票顶一万票”的争论，“两人开始了一场政治扯皮，谁也不服输。祖堂大厅霎时硝烟弥漫……”这是特殊时代特殊背景下，一个强者精神生活的生动写照！

土楼岁月是美好的，也是真实的。吴友明不回避生活的另一面，不回避，让生活更真实，也更美好。那是个特殊的年代，他是在恶劣的政治大环境中发现和书写好，挖掘美的。也许，这种发现与挖掘是不自觉的，是一个好人的美好心态的自然流露，但，我们的确在土楼岁月中，看到了生活中的不和谐音，“为了表示对双抢大忙的高度重视，各大队要批斗一批‘阶级敌人’，比如，‘四类分子’有没有散布反动言论？有没有违法行为？有没有消极怠工？有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子女？有一回，某大队的一个四类分子的孩子在田边放牛，不小心吃了几丛水稻，，其父亲被抓去审问，挂上‘破坏生产’的罪名。四类分子平时就经常集中开会学习，参加大队和公社的各种义务劳动，农忙又成为活靶子，想打就打。这种情况司空见惯，但在土楼却有其特殊的现象：四类分子管鸭子的丫头和看牛的孩子，出门都提心吊胆，否则鸭子和牛吃了田里的水稻，爹娘会被抓去批斗。有一位四类分子，因为他的辈分高，宗族人数多，不服从领导的安排，马上被重点批斗。”在“电影与人生”一节中，吴友明说，“在土楼山区，四类分子几乎都是文化人……遗憾的是，这些土楼的文化居民遇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成为被踩在脚下的四类分子，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的家境，比一般贫下中农还惨。”有的丑是不正常的政治生活造成的，有的则体现了人性的弱点。有一次，吴友明他们想到山上开荒种甘薯，放火烧荒时，带领他们上山的青年农民说，“谁有火柴？我来点。”有一个女知青扔给他一盒火柴。他就把火点着了。由于没有经验，差一点造成火烧山。事后，吴友明问点火的青年,“如果烧了大片山林，谁会被抓去劳改？”他貌似认真地说，“出火柴的人。”作者说，“说怪不得他自己有打火机还向别人借火柴。”作者的叙述是不动声色的，但我着实为那女知青捏了一把冷汗。

吴友明不掩饰生活中的丑，也不回避自己心中的痛苦。“我下乡3年了，新楼的单身知青已快跑光，到生产队开会的知青只剩下我一人，顾影自怜，心情很郁闷：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跳出‘农’ 门。会上老队长讲了许多话，我都记不清了，记得开到一半，他忽然慢悠悠地冒出一句话：‘现在要选保管员。’”吴友明想当生产队的保管员，又怕被拒绝，“因为我被拒绝怕了，以前每次招工、招生都没我的份，就连大队选民办教师也轮不到我。还有，我虽然是大队的文宣队员，但在社员的眼中，我只是多识几个字，会拉二胡吹笛子而已，干农活、副业比不上农家青年，再说我是新社员，没有自己的房子，农家闺女嫁人也不看不上……”当保管员要参与生产队的许多秘密，一般不让 “外人”当。但是，他还是当选了，因为农民“把我当自己人了”。

关于《土楼岁月》，要讲的话还很多，只是篇幅太长，不宜多说。我想用吴友明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土楼岁月永无止境，我学会了像土楼一样札根大地，仰望蓝天，憧憬梦想。只要土楼在，我在，我的土楼岁月永无止息。”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土楼最深情的话语。

和吴友明相比，我很惭愧，我自以为是个作家，也下过乡，当过知青，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如此生动美好的下乡生活，不是不想写，是写不出来。现在，吴友明正在创作有关土楼的长篇小说（《土楼之梦》），我相信，这将是一部力作，我有理由对它作充分的期待。然而，不用说小说，就是现在这部《土楼岁月》，就足以让我咀嚼几十年。这不是虚言，不是赞美，因为它提供的信息与情感，填补了我生活中的一段貌似熟悉实为陌生的空白。

“我最喜欢夏日的早晨，朝霞映照在晒谷场上，阵阵微风扑面而来，柔和的阳光飞舞流动着，宛如一匹金色的锻子，伸手就能抓住似的，而此时，上山收割的人们可能还在半路，汗流浃背地盘旋在陡峭的山路上。”——这是几十年前吴友明曾经的生活状态。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生存状态。平静温和明媚而又有点偷着乐。我希望永远陶醉在这种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