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当年换工作之难

金凤

第一次进入美国公司工作时，人事部让我在一张雇佣合同上签字。粗读了一遍里面的内容，当我看到什么“雇员(也就是我了) 可以随时辞职；雇主也无须提供任何理由，随时随地终止合同” 的条款时，我顿时觉得浑身凉飕飕的，心中涌出一种难言的苦涩。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无情第一次化成冰凉的文字，赤裸裸地展现在我眼前。

后来在美国呆久了，换了几家公司，就发现到处都是同一个模式。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签就别想拿工资，我也渐渐趋于麻木，签就签吧。

在提笔画押的一刹那，我会忽然不经意地想起在中国单位工作的日子。想起那些虽然清贫，但却没有后顾之犹的遥远的岁月。不过，人的天性使然，常常是得不到什么，就拼命想什么。虽然在美国怀念昔日的安稳，可是当年的我曾是多么希望能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啊！

十多年、二十年前的中国，人人抱着铁饭碗，虽然碗里油水不多，可混个肚圆还是有保障的。我们父母那一代，大都是一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少听说有谁遭到解雇、下岗的事情。只要自己不犯大错，基本上都能与一个工作单位白头偕老，从一而终。当然，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及其有限。许多人为了换一份工作，要请客送礼，上下疏通，不得已时也要拿出点软磨硬泡、撒泼耍赖的劲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外文出版局。最初的新奇和热情消失之后，我开始厌烦了那千篇一律的日子。每天翻译的稿件，基本都是些枯燥乏味的党八股文章，什么解放前中国人民怎么怎么样，解放后又怎么怎么样。每当人大会议召开的日子，是周报社最忙的时候。那冗长的政府工作报告，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加班加点翻译校对是永远躲不开的任务。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人人一台手动打字机。翻译完成初稿后，要经外国专家修改，润色，然后进入审稿阶段。一审、二审，还有终审。再后面就是重新打字，校对。重要的稿子要校对好几遍。翻译、打字、校对忙活一天，下班回到家，常常腰酸背疼，眼睛发干。

负责周报印刷任务的是当时位于海淀区花园村的外文印刷厂。那里的设备非常老旧，打字、排版，一切都是人工作业，连照片都是一张张用浆糊贴上去的。任何文件都不能储存、重用，每一期杂志都要重头开始。为了一本薄薄的法文周刊，报社二十多人常常忙得四脚朝天。

一般来说，定稿出来之后，会有专人头一天送到打印车间，由夜班工人在一人多高的铸铅机器上打出来，铸成铅条。现在想想真是难为了那些工人。他们都不懂法文，全凭眼睛看着，照葫芦画瓢似地打字，错误当然难免。于是我们就要每个星期去印厂校对。工人师傅把打好的铅条摆在铁盘子里，浇上墨，一张张印出来，我们马上校对，发现有错误，就把那个铅条挑出来，重新打字浇铸。有时一篇文章要反反复复好几次。刚把前边改好了，后边的又错了。一错，整个铅条又得撤出来，工人再打字。有时时间紧迫，来不及印出，我们就干脆拿着刚出锅的、热乎乎的铅条直接校对。由于铅条上的字是反着的，字迹又小，又是白晃晃的银色，校对起来难度大些。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一贯思维，看着铅条，想象着它们在镜子里的排列。不过，熟能生巧，时间长了，我们也学会了看反字。

好几次整个版面都编辑好了，忽然发现有一个字母上多了一个小小的注音符号。这时候，如果赶上打字师傅正好上厕所，或者抽口烟去，那就急死人了。我们又怕改了字母上的符号，又出现新错误，就急中生智，拿把小刀，把那一小撇轻轻抠下去。

有一段，部门有几个老同志提议说新来的大学生需要锻炼，于是领导们采纳群众意见，把每星期最烦人的下印厂的任务派给了我们新分配来的六个年轻人。不管刮风下雨，烈日炎炎，星期四的下午我们都要骑上自行车奔赴印厂。我们恨透了下印厂的日子。

外文局是国家事业单位，清水衙门，外快是绝对没有的。后来部门里为了搞活经济，开始翻译出版小册子，每个人能够增加一点收入，也开始发放可怜的奖金。

记得有一年，局里组织外国专家旅游采访，第一次是去武当山，庐山等地。北大西语系的小李被派去做陪同翻译。过了一阵，又去广州、桂林、深圳、海南岛一带。这次部里领导派我陪同，那也是我长了二十多岁，第一次乘坐飞机，心中的激动，至今难忘。其实局里组织外宾旅游的目的，是想让老外们目睹中国的美好山河，体验南方的开放变化，回来为报纸写歌颂文章的。我们参观工厂、农村、幼儿园，也游览了不少名胜。我和小李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几位外国专家对我们的工作也很满意。

回来后不久，正赶上单位里发奖金，领导宣布一等奖、二等奖名单，等了半天也没听见叫我和小李的名字，最后终于明白了，我们两个得了个最低奖，三等奖，才五块钱。我们部门的法国老头听说后，为我们俩打抱不平，说她们两个出去当翻译也很辛苦，为什么只评了个三等奖。不过我心里明白，那些老翻译们窝在办公室里多少年都没有出差的机会，我们刚来没几天就出去游山玩水，人家心里不平衡，发泄一下，也可以理解，所以五块就五块吧。

我那时就觉得，经济上的过度拮据有时会让人的心胸变得狭窄，行为举止变得小气。试想一下，如果大家的收入都高一些，奖金只是额外的惊喜，谁还会计较那一等奖，三等奖？人家还不是因为对我们两个获得出差机会心里不平衡，就在奖金上找补一下？我开始动心思了。

当时离开校门有一阵子了，铜臭味儿也闻了不少。最初那种视金钱为粪土的知识分子的伪清高早已烟消云散。知道守着外文出版局这样的清水衙门，钱袋就永远也鼓不起来，脑子里也琢磨着找个挣钱多的地方挪动挪动。有一天，一位多日未见的大学同学来办公室看我，在目睹了我象翻译机器般的枯燥工作之后，他走时丢下一句话：金凤，你快被物化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经老同学这么一点化，我忽然开窍了。对，人挪活，树挪死，换工作！那时外企公司刚成立不久，我有一个同学在一家法国公司里当白领。我给同学打了个电话，向他表明了我想跳槽。他帮我在外企人事部一推荐，过几天就通知我去考试。那时外企全名叫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公司，英文缩写为FESCO, 后来大家都戏称为之“肥死狗” ，办公地点在朝阳门外白家庄。

我偷偷地跑去考了试，反正就是那例行的法文、英文，笔试加口试。考完了，就心神不定地等结果。过了十几天，外企人事部来话了：行，你被录取了。赶快让你们人事部放人，我们得去拿档案。我高兴得连声道谢，不料谢声未落，人家又加了一句：快点啊，我们可不等你。好多人都抢着要进来呢！一副皇帝的儿子不愁找不着媳妇儿的神气样。

我又激动又着急，激动的是对方终於有了回音，可是又愁啊：这边我还八字没一撇呢！不管那么多，先同法文部领导说！老张平时待我挺不错，可是一听我要远走高飞，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开始说教：金凤啊，我们不能放你，我们还准备培养你呢！你怎么能走呢。我反唇相讥：我在这儿两年多了，也没听说要培养我，怎么现在想起来了？老张说这回是真的，明年去法国培训我们就准备送你去！虽然出国进修是每个人的梦想，可是我非常了解当时部里的情况，而且还特有自知之明。每年就那么两个出国进修名额，那几个工农兵学员和早我半年的七七级的大学生还没轮上呢，哪里有我的份儿？我当时在部门里年龄又小资历又浅，论资排辈我还得等上好几年呢！老张想以此留住我，我才不上这个当呢！再说了，外文局有明文规定，出国回来后，必须在原单位服务三年。三年对我来说，漫长又遥远，我可等不及。

老张这里坚决不松口，我也干着急。后来我又找他，态度比较强硬，明确表示我去心已定，留下来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何必要强求呢？这次老张不再谈送我出国的事了，他改变了拒绝的理由。他说不放我走是怕动摇军心，因为部门里又有一位年轻人提出要离开，两个人同时离开会影响工作，涣散人心。再说了，他如果放我就没有理由不放另一个。他和其他领导商量后的决定是：谁都不放。

现在想想，当时干吗那么傻呀？辞职不就得了吗？不过在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流行辞职这个词儿。再说了，没了工作，没了单位，没了工资，就要变成无业游民，那简直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给我十个胆儿，我也不敢造次。我那时急呀，外企那边还时不时地给我施加压力：怎么回事啊？到底能不能来呀？我们可不能无限期的等你！

听说我要换工作，家里老人都反对：父母嫌我没事儿瞎折腾；公婆说文化部下属的机关工作多体面啊！女孩子做做翻译挺好的，为什么要到外国公司做洋买办呢？听说外国人那儿没有保障，洋人想开除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开你。。。当时，唯有我新婚的丈夫全力支持我。

我当时也不敢把事情搞僵，万一外企那边等不及，对我关上大门，我还得在外文局呆啊！那时心情烦躁得很，上班也是心不在焉，应付差事。为了安抚外企那边，我也时不时瞅个空子，撒个谎，下午早溜出去两次。从百万庄倒好几趟汽车到白家庄外企人事部表表忠心，告诉他们我正在积极努力，马上就能调档案了。

在万般无奈之际，我想起了走上层路线。对，直接找我们社长去！当时我们的社长是徐克，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干部。局里有外事活动的时候，我曾同他坐在一起，谈过几次话。他也有一个学外语的女儿，比我大两岁。毕业后不久就到了中信公司，在建国门外的巧克力大楼里搞外贸。他同我谈起过他的女儿，说女儿在那里见世面多，工作非常有挑战性。还让我看过她女儿的照片。每次见到我，徐社长都特别热情亲切，老远就叫我“小金凤儿”。

外企那边一个劲儿的催，部门领导又死活不放。我每天度日如年，心里烦躁不安。无奈之余，我敲开了社长的家门，向他阐述我离去的理由。不外乎就是我给外文局已经做了两年多贡献了；我还年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啊；想提高自己啊，等等。还口是心非地说什么：在那边学习提高了，我也许还会回来，继续为外文局出力，云云。经过两个小时的软磨硬泡，徐社长终于发善心了。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成全你。只要你们法文部放人我就同意。

我当时心里那叫一个乐啊，夜里做梦都是闪光的。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和我们部门的领导摊牌。老张说：不是我不放你走，是上面的意思。我说，那如果上边同意我走，你就同意，是不是？老张说：当然了。我们服从社领导的决定。我一听这话，心中暗喜。三言两语结束了和老张的谈话，飞一般的跑到二楼社长办公室，兴冲冲地告诉徐克社长：我们部门领导同意了！您赶快通知他们让我办手续吧！我就这样成功地打了一个时间差，没有让他们有时间互相通气。让我烦恼多日的事情就这样办下来了。

下一步就是等待肥死狗那边来人调档案。我觉得万无一失了，只待调令一到，我就走人。没想到过了几天，人事部的处长来电话了，让我下去一趟。我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又节外生枝。进得门去，一眼就看到我们的女处长老宋气哼哼地坐在那里。老宋是个复员军人，前不久刚刚走马上任。我见她脸色铁情，义愤填膺，连忙问：“怎么了？出什么事啦？”听了她的解释，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肥死狗人事部的两个人刚走，他们趾高气扬的态度把我们老宋气着了。“瞧瞧他们那个狂样儿！尤其那个矮个子，穿着大皮靴，翘着二朗腿，就坐在这张椅子上，” 她抬起手，指指靠在门边的一张破旧的木头椅子， “他们说什么：年轻人到了我们哪儿，办公在宾馆，出门打出租，出差坐飞机。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谁不想到外企啊？你说，他们这是向我示威来了，还是调档案来了。看着他们那狂样儿，我恨不得给他两脚。气死我了。”

我一听这话，知道情况还好，没坏了我的大事，连忙给宋处长消气：“给他两脚算便宜他了，您最好在他的椅子下面安颗炸弹，把小子炸飞了才好，叫他狂到天上去！”

老宋扑哧一声笑了，用手拍拍我的脑袋：“行了，行了，手续都办齐了。这回高兴了吧？别忘了，到了外企，跟你们领导说说，那两个人事处的人太差劲，要好好教育教育。”

我连连点头，千恩万谢地退出来。心里想：还跟人家领导说说，批评人家，我算老几啊？这年头儿一句洋文不会说，就能混进外企，还进了人事部，肯定都不是等闲人物。那两个小子，不是领导的小舅子，外甥儿，就是哪位高官的儿子，我啊，还是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吧！

两个星期之后，我离开外文局，开始了在肥死狗的新生活。

这篇很有意思。是啊，看见当年你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外文局，直为你庆信。我的一个同学的姐姐，很聪明有能力，就是由于家人都信国家教育机构的缘故，结果现在就混得很一般，还在国家教育机构，不过不是肥缺之类的。我的同学就讲美区企业，都是家里人当年的错误。

Touche et emu.

----一般来说，我们的定稿出来之后，头一天送到打印车间，由夜班工人在一人多高的铸铅机器上打出来，铸成铅条。现在想想真是难为了那些工人。他们都不懂法文，全凭眼睛看着，照葫芦画瓢似地打字，错误当然难免。于是我们就要每个星期去印厂校对。工人师傅把打好的铅条摆在铁盘子里，浇上墨，一张张印出来，我们马上校对，发现有错误，就把那个铅条挑出来，重新打字浇铸。有时一篇文章要反反复复好几次。刚把前边改好了，后边的又错了。一错，整个铅条又撤出来，工人再打字。有时时间紧迫，来不及印出，我们就干脆拿着刚出锅的、热乎乎的铅条直接校对，由于铅条上的字是反着的，校对起来难度大些，不过，时间长了，我们也学会了看反字。

谁给翻译一下。

感动。：)：)：)

---Touche et emu.

It means "Touch and moved".

怪不得金凤上次主动教我浓郁中国口音的法文。还没来得及用。

金凤儿很会为人处世啊，还有大将风度。：)

金凤好文，很同情那几个“外国专家”

pisces ，先磨，土干，令胡，为力，况也，

谢谢各位。那时换工作真要顶住不少压力，家人，亲友都不理解。

令胡好，好久不见。和你爱人到底去没去巴黎过情人节啊？记得你说要去的啊！

凤姐老实交代，当时有没有给领导意思意思？

俺出国时，管人事的左右刁难，没奈何，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行贿，给他送去
两条烟，90年代初人的胃口还不大。结果怎么着？那烟枪老头儿居然拒绝收礼，不
但没收礼，接着还给我一路绿灯。挺邪门的。

回章凝：还真没有送礼，那时候没想那么多。那时是八十年代中期，人们还算廉洁。

你那人事部老头觉悟高，是个好人。

当时扔掉 “铁饭碗” 确实是需要勇气。不过你那外企的待遇肯定高了去了。我有认识的人当时在外企挣 2000美金一个月，而在国企单位的工资都在每月200 人民币以下。

2000美金一个月有点太夸张，八十年代没有这么多。

三阳好：怎么觉得你是个老朋友？：) ：)似曾相识。。。

一般进去1500 到2000 RMB 不等，但是，个人只能拿10%。90%都被FESCO拿去了。那时外企人员的收入分三部分：本身的工资，外派工资，和伙食补贴。外商后来知道雇员受剥削严重，就给员工发饭补，饭补员工可以全数拿到。各个公司不同，由100元到有1000元的都有。大部分在300到500元之间。

凤姐好！节日快乐！
我比你晚来这人间起始地， 这么快就成了你似曾相识的老朋友，看来我们有缘，无比的开心。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你保证不认识我，你可不能失望啊，好在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么。
拜读过你的几篇文章，喜欢。有时间会遛弯到你那一亩三分自留地（金凤文集）去捡个《铜戒指〉，《金元宝〉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