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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是美国的一个法定节日。由于中国也使用阳历，中国人现在也过新年。因此，它也是一个中国节日，还是个世界性的节日。
每年一月一日是阳历新年，中国人现在叫元旦。元旦这个词叫得最响的时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每到新年，《人民日报》都发表一篇“元旦社论”，成为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纲领。不但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过了新年一上班，上至中央各部委，下至工厂农村和学校的各个基层，全都热热闹闹地学习“元旦社论”。就这样，《人民日报》为“元旦”这一原本不太通俗的词的通俗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尽管有重要的元旦社论，中央又提倡移风易俗，但是，中国人轻视阳历新年，重视阴历新年的风俗还是没能改变过来。中央电视台老早就开始准备的是春节联欢晚会，那是重头戏；元旦呢，凑合凑合就行了。虽然国人不太重视阳历新年，但它毕竟是个法定节日；并且，全世界许多国家都过这个节日。因此，看在全球化的份儿上，对阳历新年也应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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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一词中的元有“初”、“始”之意，旦则指“天”和“日”，元旦即为新年第一天。
中国古时候纪年用的是阴历，因而，以前中文的元旦指的是阴历每年的第一天。宋代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人们说过新年了，指的是阴历的新年，就是现在的春节。
朔日就是阴历每个月的第一天。在这一天，月球恰巧转悠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和太阳同时出没，月亮呈新月相，像把镰刀。从这天起，月亮每天一点儿一点儿变大，直到十五变成满月，晴天的时候看着像个银盘子。
正月则是一年之中立为岁首的月份，通俗点儿讲，就是每年的第一个月。那么，一年之中的哪个月是正月呢？这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并不统一。夏商周三代使用不同历法，各自为政。 夏历以孟喜月（一月）为正月，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
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历法咱也得统一不是？要想让帝王大业传之万世，没个准谱儿还行？于是，秦用颛顼历（秦历），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这么一来，问题就出现了，新年伊始，人们迎来的是漫长的寒冬。要不说，秦朝长不了呢？新年带来的景象不是“春风杨柳万千条”，而是“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吉利呀！再说，这个历法在天文计算上也很不准确，有时甚至出现“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汉书律历志》）的怪事。
汉武帝一瞧，这还行？这不更没准谱儿了嘛。于是，召集司马迁，射姓，邓平，唐都，落下闳等几位专家学者，重新制定历法。在武帝的亲自关怀下，经过司马迁等人的不懈努力，一部新的历法----“三统历”诞生了。武帝大喜，於公元前104年敕令颁行新历。这一年是汉武帝太初元年，所以，人们又称这部历法为“太初历”。
太初历定孟喜月（一月）为正月，把该月的第一天称为元旦。这样做还是比较符合中国古代中原地區气候变换和农业发展规律的，尤其是二十四节气的发明对于指导农事非常有用。司马迁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論六家要旨”中对此有所论述，中国中原地区的农民至今还跟着阴历走也是明证。
由于太初历比较符合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所以，一下子在中国使了两千多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阴历，亦称作农历或夏历。但是，阴历正月初一的元旦并不是人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用公历纪年，官方和民间阴阳历并行。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阴历新年和西方的阳历新年，现在把阳历新年叫作元旦，把阴历新年叫作春节。近代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比较频繁，因而，关于新年的叫法就不很统一，再加上港台和大陆的节日又有点儿些微区别，人们对元旦，新年和春节等名称容易混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人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追求西方化在政治制度层面获得的具体成果。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立法决定自公元1912年1月1日起使用公历，并规定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是，当时新年并不叫作“元旦”。不久，由于袁世凯复辟，继而军阀混战，各自为政，在历法使用上也出现混乱局面。到国民党北伐统一中国后，中华民国政府重新颁布命令，自1929年1月1日起，全国使用公历。
把公历新年称作“元旦”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事。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规定新政府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历和公元纪年法，顺便将公历1月1日正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改为“春节”。
使用公历，对中国农民，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农民来说是不方便的，他们需要的是“顺农时”的历法，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种庄稼。然而，作为一个已经被强迫纳入以西方国家为首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国家来说，中国已不可能关起门来自成一统，接受并采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使用的公历是大势所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老百姓觉着用阳历别扭，照样使用阴历。
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和公元纪年法，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公历即阳历，又称格里历，是现行国际通行的历法，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I)在公元1582年改革儒略历制定的历法。儒略历亦称朱里安历（the Julian Calendar），是公元前46年罗马统治者儒略•凯撒(Julius Caesar)在罗马帝国颁行的历法。儒略历实际上由亚力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Sosigenes)根据古埃及的太阳历所制定的。凯撒死后，由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Augustus)在公元8年最后定型，它也是欧洲国家使用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历法
追根溯源，应该说最早的阳历是古埃及人创立的。阳历的基础是以太阳中心连续两次经过春分点所需的时间，即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回归年）来计算历法年的，所以叫作阳历。
古时候的天文知识和科技水平都不是很高，制定历法大多根据可观测到的自然现象的变化来测算时间单位。古埃及人种地，靠尼罗河水灌溉庄稼。尼罗河潮起潮落是很有规矩的。人们通过长期观察，发现河水每次泛滥之间大约相隔365天，水退下去就可以在地里种庄稼，谁来之前庄稼也早就长好了。河水泛滥，周而复始，人们便把这365天定为一年；把每年6月尼罗河的潮头来到开罗附近，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作为每一年的起点。然后，再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这么分，还多出来5天。古代的埃及人心眼儿挺活泛，得，多出来这五天就算过节吧。由于这个原因，古埃及人把过年叫作“涨水新年”，欢度新年的风俗就和期盼农作物丰收紧密联系起来了。每当过年的时候，人们用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当作贡品，摆在自家门口，希望尼罗河水神在新的一年带给人们更多的丰收。
埃及的太阳历将一年定为365天，与回归年相比，相差大约0.25天左右，短期内，这种差别没什么影响。可是，每4年就差了一天，日久天长，几百年以后，要不调整，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如果您还按照日历过年，准备好多贡品，等着尼罗河涨潮，人家就是不来，您不想让它来的时候它来了，不闹水灾才怪呢？
后来，凯撒重编历法，虽然要求编辑人员以埃及太阳历为蓝本，但是，太阳历中每年约四分之一天的误差就需要进行调整。为此，儒略历的编辑人员提出设立平年和闰年的方案，即平年365天，闰年366天，每4年设立个闰年，这样就解决了埃及太阳历每四年丢一天的问题。埃及人把每年多出来的五天不算数，这也太不严肃了嘛。于是，他们把一年十二个月分成单双月，单月每月31天，双月30天。这么分配每个月的天数，还是不够分，那就只好选个双月少分两天。就这样2月份就成了特例，平年29天，闰年30天。
凯撒被刺身亡后，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Augustus）对儒略历又做了些改动。奥古斯都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在位时，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扩大帝国疆域，加强专制统治，确立元首政治体制，从而成为罗马帝制的始祖。
贵为皇帝，至高无上啊！可他自己的生日是八月份，而这儒略历偏偏把八月份定成只有30天小月份，这不有损皇帝神威不是？于是，他下令修改历法，从那个倒霉的2月中再抽出一天加在8月上，使之成为有31天的大月。今天，英语里的八月（August）一词用的就是他的名号。这么一改，后面的9、11两个月就跟着改为小月，10、12两个月则改为大月。经过奥古斯都改动后的儒略历，每个月的天数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就基本相同了。
看到这，您对奥古斯都这股霸道劲多少有了点儿见识了吧。对于他为了突出自己，搞个人崇拜的错误，现代西方人也不是看不到，但是，还没听到过谁提出把八月份再改回来的要求。一方面，用了这么多年了，改回来反而不方便；另一方面，历史的东西改来改去，也会给后代历史学家增加困扰。记得伟大领袖的追悼会，他的夫人江青同志及其他政治局的同志如洪文，春桥，文元都参加了。王洪文副主席还主持了追悼会。但时隔不久，一看追悼会的照片，因为“四人帮”的问题，这几个人连影儿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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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对现在的年轻一代了解追悼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肯定是有害无益的，也给后代的历史学家造成困惑。
当初，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准儿想难为难为后来的天文历法学家，一年365天的零头让你不好算。儒略历历年的平均长度是365.25天，同回归年长度则是365.2422天，相差仍有0.7078日，400年里就能有3天左右的误差。从实施儒略历到1582年教皇颁布格里历，累计误差约为10天。这就是为什么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要重新修订历法的原因。
格里历用调整闰年数目的方法将一年的长度定为365.2425天, 与长度为365.2422天的回归年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不易察觉的程度，要积累出一天的差距需要历时3300多年。当然，在数字化社会，这种微小的误差照样会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可能。因此，许多国家的学者现在又酝酿着编纂新的历法。
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人们对新事物往往会采取排斥态度。譬如说，格里历把儒略历1582年10月5日定为10月15日，那个月一下子少了10天。很多人就不习惯，坚持使用儒略历，还因此闹出个愚人节来。
当然，历法的使用还有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尽管格里历比儒略历更为准确，但是，当教皇于1582年10月15日正式颁布这一新历法时，只有意大利、法国、波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立即采用，新教国家则予以抵制。直到18世纪，大英帝国及其所属的部分殖民地，包括现在的美国才采用格里历。
大家熟悉的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在1917年11月7日爆发的，但为什么叫“十月革命”呢？这是因为信奉东正教的沙俄帝国坚持使用儒略历，那一天是儒略历的10月25日。列宁是个非常西化的人物，在西化等同于现代化的年代，苏维埃政府刚一成立，就于1918年1月24日发布命令改用公历。当然，苏联并不是最后一个放弃儒略历而采用公历的国家。
从近代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抵制采用格里历一事来看，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也很保守。比如说，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制定过一部宪法。尽管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人还是对这不宪法奉若神明，顶多整出几条修正案来。克林顿和布什爷俩往死了掐吧，人家掐归掐，谁也不会打修改宪法让它对自己有利的歪主意。在这方面，国人倒显得很前卫，特别能与时俱进。从晚清到现在，也就一百多年的功夫，整出十几部宪法，谁得势谁整出一部对自己有利的宪法。这对好的传统的形成，社会的稳定，都不是很有利的。因此，我觉得，现在通行的历法尽管有缺陷，但是，已经流行这么多年，就别再改来改去了。隔断传统，把什么事都设计得完美无缺，这世界还有什么看头儿呢？
今天，世界上通用公历和公元纪年法不能不说是现代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结果。尽管公历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太阳历，但是，它实实在在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人们现在解释历史事件，不得不使用公历和公元纪年法，承认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
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并将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国教，他还规定儒略历为基督教的历法，就是忘了规定哪一年是它的起点，这对具有线性思维方式的欧洲人来说，始终是块心病。任何事情，包括历史，咋能无始无终呢？
于是，创立一个以儒略历为基准的纪年法就势在必行了。自从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基督教的实力与日俱增，教会不但垄断了宗教和世俗权力，在文化上也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这项任务最终还是由基督徒落实完成了。
公元525年，为了预先推算“复活节”的日期，狄奥尼西（Dionysis ）教士提出了耶稣诞生在古罗马的狄奥克列颠纪元之前284年的说法，他还主张以耶稣诞生之年作为纪元的起点，这个主张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支持。公元532年，教会将此纪年法首先在教会中使用，随后逐渐在全欧洲推广开来。从此，狄奥尼西教士所臆造的耶稣诞生的年份便被正式定为儒略历纪元元年。
后来的格里历基本上沿袭了儒略历的框架，在用基督纪年法这个问题上更是没有任何争议。根据基督纪年法，所谓“公元元年”，就是公历基督诞生那一年。举例来说，“公元2006年A.D.”中的A.D.是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意即“in the year of our Lord.”（我们主的生年），在公元元年以前，则统称“公元前”，英文用Ｂ．Ｃ．表示，意思是“Before Christ”（基督以前）。这种基督纪年法多少有点儿像净土宗传教的方式，为基督教的推广起到了春风化雨般的积极作用。
后来，有历史学家考证出，耶稣诞生的年代让狄奥尼西搞错了，至少他让耶稣年轻了四岁，或者更多。怎么办呢？没辙！基督纪年已经形成了传统，改变传统，难！不管怎么说，用纪年的方法让人们经常念叨着基督，教会的宣传目标其实老早就达到了。 另外，从应用的角度看，基督纪年法比较实用，尤其对初学历史的学生来说，公元前104年或公元1949年比起汉武帝太初元年和民国38年要容易记。
过年，意味着辞旧迎新，迎合了人们喜新厌旧的心理，所以，人们都喜欢过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您瞧，国人过年时的这股高兴劲儿全表现出来了。但是，这是王安石描述过中国阴历年的场景。
至于过阳历新年，国人好像压根儿就提不起精神来。从我记事起，就感到国人在过年的问题上不怎么跟中央保持一致。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在破“四旧”，推行西方化方面从不含糊，对庆祝阳历新年总是给于高度重视。除了《人民日报》每年例行发布元旦社论给国人指明一年的前进道路和努力方向外，每到元旦，对金门澎马，停止炮击三天，照顾蒋匪官兵好好过新年。够重视的吧？
平时老百姓肚子没什么油水儿，过年每人多发半斤油票，就是让你们好好过新年。您就撒开了炸油饼，做菜多放油不就得了？可大多数家庭非把油票攒到过春节时才用。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民同乐，每到元旦请请西哈努克亲王，德钦巴登顶主席观看《红色娘子军》，也没忘了叫各单位工会组织看《白毛女》什么的。可不管组织什么活动，在民间，元旦就是缺股子热闹劲儿。
和过春节比，过元旦总觉得冷清。国人过春节，那股热闹劲儿压都压不住。就说现在每年春运吧，它创造了人类在短时间内大规模迁徙的世界记录。前些年，春节北京不准放鞭炮，可把人们憋坏了。一些人憋不住，跑到城外去放炮；在家的孩子踩气球，说什么也得弄出个响儿来。直到去年，北京市政府不得不顺应民意，重开“炮禁”。要是元旦，人们就没这么大劲头儿。
从打改革开放起，元旦多发的半斤油票就更没什么刺激性了。在我的印象中，元旦好像和一般的星期天没多少区别，就是多放一天假而已。
现在，中国正在努着劲儿地向西方看齐，圣诞节，情人节等洋节传入中国，年轻人赶时髦，过洋节，人们过元旦的兴趣好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尽管《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每年照发，能有多少人认真学习现在都成了问题。
中国人对过新年兴趣不高，那么，美国人重视新年这个节日吗？回答可能也是否定的。从过节的角度来说，美国的新年，有点儿像美人迟暮，放假过节的大好时光到了元旦就算结束了，无可奈何花落去，过了新年就得上班，大多数人得精神抖擞地去给资本家卖命，在想过节放假，要熬到五月份的清明节（Memorial Day）。才能盼到放假的季节。
虽然是美人迟暮，新年的庆祝活动还是要搞的。美国人庆祝新年最著名的活动是纽约时代广场每年举行的倒计时迎新年活动。这个活动已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是纽约市每年举办的大型户外群众庆祝晚会之一。
每逢元旦，天一擦黑，人们便涌向纽约著名的时代广场。时代广场比北京天安门广场可小多了，也就比一般城市的丁字路口稍微宽一点点儿。所以，凑热闹的人群每每都把附近的街区填得满满的。每逢这个时候，从43街到53街，从第7大道到百老汇，满街筒子都是人。其实，不挤到时代广场跟前，倒计时的主要活动----水晶球落地是看不到的。但是，人们照样往时代广场附近挤，为的是感受那种气氛。这就跟人们喜欢跑到体育场看球赛一样，虽然不如在家坐在电视机前看得清楚，但很多人还是愿意花钱受罪跑到体育场看球，为的是那儿的气氛。
去年，我正好有时间赶在新年来临的时刻看了一眼电视，纽约时代广场迎接二零零六年的倒数计时活动跟往年一样，显得非常热闹。但见 “２００６”电子看板高悬在时代广场大楼顶端，人们冒着刺骨的寒风，等待那个炒了很久的水晶球的出现。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水晶球落地的一刹那。在倒计时到来的时候，那个特制的水晶球缓缓从天而降，在接近广场的时候被点燃，光芒四射，在新年到来的第一秒钟，降落在时代广场。此时，广场的气氛达到高潮，人们在伴随这腾空而起五彩缤纷的烟火纵情尖叫，互相熊抱，接吻，可劲儿狂欢，以这种纽约特有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电视或网上视频，看看今年时代广场新年庆祝活动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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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视报道，当时现场观看倒计时活动的人约有七十五万至一百万人之间。一般老百姓不能亲自参与这个活动的，大都在家看电视，看完热闹早早睡觉，明早还要上班。
美国人无论对什么节日，都还是挺看重的。为什么过新年除了纽约的倒计时活动，其他地方不是很热闹呢？我想主要原因还是圣诞节闹的。圣诞节在12月25日，离新年太近，而且，人们重视圣诞节的程度远远高于重视新年的程度。正因为美国人太重视圣诞节了，从进入十二月开始，就已经为过节开始张罗了，采购节日礼品，寄送圣诞贺卡，计划探亲访友，买票旅行出游，反正一进入十二月，谁都没什么心思干活儿，就一个话题----过节。所以，人们管十二月叫节日季节。
在这么长的节日季节中，圣诞节无疑是高潮。高潮刚过，您说谁还有劲儿过新年呢？尽管美国的新年只有这么一个，但它却让圣诞节比得黯然失色。
中国人不太重视阳历新年，那是因为中国人更重视阴历新年，也就是“春节”。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春节一般都在一月底或二月初，离阳历新年也不是很远。如果说美国人过新年时是高潮已过，那么，中国人过新年时则是正在铆足了劲儿准备迎接节日高潮的到来。
照片为网上资源，在此引用，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