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之六

昨夜去老城区兜了十几条小街，夜来长串灯笼，游人如织，小店铺一家连一家。窄巷中忽遇歌妓开门送客，一身和服，一脸惨白，鞠躬送毕，又将木门挪拢了。

四日。大晴。中午顶着太阳去三十三间堂参观千佛殿，森森然，同样的造型、姿势、尺寸，左翼五百，右翼五百，中有大佛，日本是连佛象也如军队般整齐排列．．．．．．午后孩子们自己玩，我又叫车溜回“家”。

太阳只有一个，照在公寓和弄堂，照在新市与旧城，阳光便是不同的阳光，阴影便是不同的阴影。在小巷中拖着自己五六十年代的影子，回到阴翳之“家”。庭中磁桌，点上烟，我继续写我月中将在上海的讲稿：《鲁迅与死亡》。

上午醒得迟，孩子们早餐回来，说，隔壁几步路就是一家小小西餐室，咖啡西点，还播放轻轻的古典乐。下午“回家”前进去一坐，咖啡果然好的，店堂很静，客人少，就一位紫脸堂老头子，门牙缺，犬齿亮晶晶，活象日本剧里滑稽善良的老丑角。

果然有音乐，是德彪西的慢板。日本多有店家旅馆终日轻轻地播放欧洲室内乐：不是那种根据经典改编后又甜又腻的轻音乐，是真的朔拿大，真的四重奏，小店内墙，还停着一架真的钢琴在――店主的相貌比马英九粗旷，比高仓健斯文，围着白围单。我进去时，他正吃一碗蛋炒饭，于是起身招待，亲自下厨，我也点了一份蛋。

德彪西，咖啡，小巷的阳光。店主继续吃他的饭，忽儿转身与我搭话了，因为困难的英语而结巴着、害羞着，他活脱是小津影片中恭谨的男主角，又让我想起六十年代上海版本老侠客：真的老侠客多是中年的英俊，给小青年递根烟，三分害羞，七分友善。

我在磁桌上写。树影光斑一点一点，邻家的大猫又过墙头，踟蹰半晌，转脸看我，发现我也看着它。五六十年代我们闹饥荒，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在院线一部部放映，黑泽明的初作震惊西方电影人；六七十年代闹文革，书店里摆着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已经写出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在日本作家会议上彼此苦苦谦抑，先后自杀了；当我们的薛箐华大跳《红色娘子军》时，大野洋子与列农结婚，她属于西方第一代实验艺术家，丈夫遇刺后，守着列农那架白色钢琴，继续做她的实验，直到现在；另一位女艺术家草间弥生在六十年代纽约现代美术馆水池子里作出惊人之举，那时，一个东方的异端在欧美尚处于边缘的边缘。不久她回东京，没人在乎她。九十年代末纽约为她举办大型回顾展，她还活着，像孩子般高兴，接受这遥远的来自西方的致敬。

1993年纽约古根汉美术馆举办《战后日本当代艺术》大展，我发现二战后的中国艺术没有一个十年能够与日本对应――也就是说，与欧美对应――是啊，非得与欧美对应吗？这些日本先锋艺术家也曾冒犯本国公众与民族主义艺术家，也经历过同样的孤立、艰难与困境。还是来排排时间表吧：当五十年代中国油画一致学习苏联的马克西莫夫，日本人在弄抽象画与极简主义；1966年至1972年，全国美展中止整整六年，日本兴起硬边艺术和普普艺术，与英美几乎同步；七十年代我们从江青主办的全国美展中仰望何孔德、陈衍宁与陈逸飞，日本人在做装置、行为与影像；八十年代中，我们的蔡国强同志飞临日本．．．．．．九十年代前后，在北京，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刚刚开始。

同期，我也才刚读到二战前的芥川，他的议论与文笔多少是过时了，不过时的是十世纪的清少纳言，一读之下，大为倾倒――她写道：“难看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只记得一项：“绣花锦缎的反面”．．．．．．那年我买了一本捎给木心先生，新世纪回国后，有幸买到了《枕草子》的新版。

东京，五十年代取代二战前大上海的文化优势，成为欧美现代文化――不，如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先进文化”――在亚洲的批发站、集散地与加工厂。战后六十多年，西方重要的雅文化交流项目――美术、音乐、电影、文学、哲学――源源不断进入日本。我们今天熟知而玩耍的所有流行文艺新花样，原创版差不多也都出自东京：卡拉Ok、MTV、电视剧、卡通、时装、广告、青少年文化，包括染头发．．．．．．我们曾经并正在模仿的香港文化、韩国文化，不过是东京版本的子孙版，以至我们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东京。东京，和纽约一样，近十年略呈疲惫之相，没落之兆，但此行东京，我发现那里仍然和纽约一样，散发着难以估测的活力与创造力。

诸位，这是伪日记，全部事后追写。此刻作伪时，我已回国，读到大家的留言。初有四五成仇日，近日激愤的意见倒是少下来．．．．．．我在纽约不交日本朋友，虽然他们个个单纯友善；我不进入日本，虽然仅只海关进出便领教这民族的虔敬与认真；我留心日本的文艺，却不肯深究：我说过，我会因之沮丧――现在我看见这么多中国青年咬牙切齿咒日本，庆幸我事先故意作出仇恨的嘴脸，特意在第一篇“日记”中反复追加“万恶”二字，以免同胞朝我后脑勺砸板儿砖――咱们是战胜国国民呀，这样地诅咒战败国，要去灭了它，是咱们战胜国国民的心态么？

美国佬英国佬还有当年苏俄人，都是战胜国国民，可有像我们这样数十年破口诅咒战败国德意志民族么？诸位会说：德国佬毕竟在二战亡灵前下跪谢罪，日本人太可恶！可是，别忘了我们是战胜国国民呀。

好象在1978年，文革才过，日本头一回送来大型工艺美术展。其时中日建交满6年，上海展览馆门口延安西路大旗杆上，升起太阳旗。老辈上海人瞧见，心惊肉跳，恨恨语告：日本人又来了！

其实六十年代日本人就来过了，来的是孩子，不是太阳旗――那时我上小学，1964年？反正是中日民间经由双方政府暗中策划、公开默许，战后第一批日本孩子进入中国与我们的青少年闹联欢，名义好像是什么“世界青年联欢节”。那年，去战争结束近二十载，战后的婴儿长大了，单眼皮，黑头发，给周恩来廖承志等等首脑接见过，成群结队游逛紫禁城、玄武湖、黄浦江，又是唱啊又是跳，玩儿得好开心。分手的时刻到了，我清清楚楚记得官方黑白记录片播放了火车站告别的场面：我方戴着团徽红领巾，日方则是童花头、学生装或海军大翻领，他（她）们依依不舍手拉手，在站台上哭成一片――六十年代中叶，咱还不太落后，日本没太先进，两国的孩子们哪顾得什么历史与仇恨、战胜与战败，他（她）们以少年人的全部善良与纯真，眉眼扭歪，小嘴咧开，扯在一起哭。

1966年文化大革命。1971年，我又在彩色记录片上目击中美乒乓球队员手握臂扶，掰不开，即将要告别。那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呀！只见他（她）们拥抱了又拥抱，一方穿着人民装，一方晃着喇叭裤，终于被隔开在机场入口的两端。

说来这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同志们：改革开放弄到今天这一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好不容易呢！

五日，大晴。中午去看了银阁寺，原来人家是屋里玩儿“阴翳美”，户外玩儿“藓苔美”：我眼见寺院的工人在林下泉边仔仔细细擦洗银绿色的藓苔，树影斑斓，苔影也斑斓――迟午，我又溜回“家”里面，磁桌电脑，时而与缘墙的大猫对对眼，写我的《鲁迅与死亡》。

夜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到弄堂口一家俩老夫妻开的料理店吃生鱼――路过小小咖啡馆，空寂无人，亮着灯，那店主居然在壁角钢琴前独自耸着肩膀弹，围着白围单――小小料理店也象一份好人家，门口挂着灯笼，我们一字排开坐在高脚凳上，看老头子当着客人面捋顺了晶莹闪烁的生鱼肉，细细地切。电视正播放当夜一场拳击赛，一位浑身疙瘩肉的愣小子几下撂倒对手，欢腾过后，忽然在聚光灯下攢眉呶嘴唱起流行歌，全场呼啸，手旗乱晃：这算哪门子路数呢？恐怕又是东京人的创造吧，唱倒是唱得又投入、又专业，一脑门子汗。

这是我看见的日本么？我只是个游客，游客只见表面――清少纳言写的也尽是极浅极浅的表面，正像樱花的花瓣，密集、零乱、轻薄，简直没法子学。

之七

一件小事。写完这小事，我的伪日记就结束了，麻烦大家看完。

六日。阴。再逛老街。京都随处寺庙，随处旧书店。旧书店也像一份份人家，一看就知道人家开店至少开了两三代，只见店主埋在层层叠叠旧书中，一片昏暗，挂个电灯泡，安安静静吃中饭。

或专售书帖，王右军、颜鲁公、赵孟頫；或专收文史，《论语》、《中庸》、《战国策》；还有堆满佛经禅学的旧书铺，随手翻翻，旧主的眉批，隔代的墨迹，日本的书法日本字，扫一眼，略起敬意，虽然不喜欢。

得《十七帖》三种，《争座位》两种：有是早就有的，可是给日本人一排版，又是旧贴，实在雅致，实在好看。

和孩子们走散了。事先说好下午四点“家”门口见，然后搭火车回东京。

旧书店停不得――忽然已近四点。疾步回旅舍，将到门口，孩子从身后叫我，原来她们先已在那家小咖啡馆坐着等我，看我走过，跟出来。我蛰回，进店，添叫一杯咖啡。诸位还记得那店主么？比马英九粗旷、比高仓健斯文。我说，昨夜看见你弹琴呢。

哦？哦！他又那样憨厚地笑起来，转身去厨下忙。忽儿他绕过吧台走近来，环视我们，说，我给你们弹琴好吗？说着，脸色略微涨红了。我不知是不信还是没听清，发疑问，他便更其害羞地又说一遍。

好哇！我们呼应。他立即走去墙角的钢琴边抽出一叠乐谱来询问。我随口说：莫扎特？肖邦？请随便。他精神了，走向钢琴。这时，那位门牙全缺犬齿晶莹的老汉踱进来。

等等，对不起．．．．．．钢琴家回进吧台去做三文治，显然老汉是街坊常客，不必问。大约六七分钟吧，他仔细做完了，当心地端给老汉，然后一搓手，关了播放的音乐，钢琴边坐下，围着白围单。

真的琴声到底不一样的。是莫扎特第三百二十几号的朔拿大慢板。除了老汉，店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女儿、女儿的表妹与妹夫，咖啡喝到一半。

我喜欢七分专业而略带业余的琴声，喜欢即兴的弹奏，不是为了表演。莫扎特出神的慢板变得稍有几处结巴，可爱的鍵盘的结巴，错音清亮――时间行进，乐曲行进，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倾听，时间缓慢，仿佛凝止，四五分钟的慢板变得很久、很长。小街有车开过，当店主弹到略微艰难的乐句，肩背耸起来。那缺了门牙的老汉坐在吧台边，朝我们眯眼。

我们鼓掌，店主走来的步子又害羞又欢快，捧着另一份乐谱报告：接着是肖邦的两支夜曲。

安静。肖邦可能比莫扎特好弹一点？两首夜曲弹得好极了，好极了。他不知道我们将要赶火车。我听着。就象每次听音乐那样，胡思乱想，忽然是在日本的六天的记忆。

我们只来过两次，他不知道我们是谁。他无法说出整句的英语，现在一声一声给我们弹钢琴，在自己店堂的壁角，围着围单。这件事无关中日友好，无关八荣八耻，无关店主的生意――总共四杯咖啡――甚至，无关音乐。

弹完了。男子容光焕发。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瞬息，他又回复到一位咖啡店店主的神色，将我们送到门口；谢谢、谢谢，像是谢我们鼓掌，也像是谢客人的光顾。稍后在旅舍与英语流利的女主人告别，说起店主的弹奏，她笑道“哦！我们都称他大师呢！”

六点多的火车――是的，不是磁浮车，是“新干线”――富士山隐在回程的黑暗中，看不见了。九点抵达东京，近十点到Shibuya。满街是人，灯光辉煌，蜂窝似的小街与小店。京都远去了。

八号中午搭机飞返北京，九号中午搭机回到包头。去矿区两小时车程，刚刚下过大雨，广袤的荒原。下午四点我已在矿口迎接换班的工人，挑选明日写生的对象，他们通体乌黑，沉默而庄严。据说，这全世界最大的煤矿日日夜夜往外运，一部分就是运到秦皇岛赚外汇，卖给日本人，日本人全给倒在海边的深水里，好好存起来――明天又能被写生的愚蠢和狂喜包围了。我扫视矿工们的脸，好像没在庭院阴翳中呆过，没听过那男子的弹奏，根本没去过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