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于2003年11月8日寄给华某文摘，亦遭枪毙。如果说，某编辑枪毙《Loser与写作》是为了向某网管献媚，枪毙《评手》是因为写了一个他们讨厌的人，那么这篇呢？又是为什么？难道严肃地探讨一部文艺作品的得失都不可以了吗？只因为不赞同我的观点？

一年以后，2004年11月18 日，我将本文投给“多维”。两天后获发表，但题目被“多维”编辑改成《中國農民真像《〈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中所寫嗎？〉》。这题目，怎么看怎么觉得作者像个弱智，但“多维”能给发表，已经很不错了。

最近看到署名湘君的文章，《露骨的文化谄媚--看影片〈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马上想到我的旧作，在此一并贴出，说明大千世界，无独有偶，对戴思杰先生的这部作品感到不舒服的，不止我一人。我不完全赞同湘君。湘君太年轻，连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都不知道，以为那是中国电影。但其文中说到，戴思杰先生借需耳语才能转达意思的谜语山歌来隐喻中国文化之不上台面。湘君这个观点，我赞同。因为除此而外，实在想不出戴先生为何要插入这么一个情节，既无政治需要，也和剧情主线无关。

试论《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的农民形象

江岩声

写下这个题目，我心情沉重。在我写的七十多篇文章里，没有哪一篇像这篇，让我百般犹豫。在法国，读小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出过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加缪、萨特、杜拉斯等大作家。 这些名字，如雷贯耳，令人想起来就心虚—如果你立志写作的话。 《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作者戴思杰先生在法国生活了十六年，其中大半时间是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的。那时的他，在艺术家多如牛毛的巴黎，日子过得肯定相当艰难。在经历了十几年异国寒窗苦之后，戴先生终于能在法国出书，并且受到普遍欢迎，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怎样景仰和称颂都不过分。若有不同意见，当沉默的少数就是了。而且，单纯从道德层面上批评一部现代艺术作品，这本身就犯了大忌，会导致荒唐可笑的结果。众所周知，在现代艺术面前，不存在任何道德底线。

所以，当看完电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后，我心里不舒服，坐下来想写点什么的时候，思考良久，摇摇头，放弃了。又买了同名法文小说，读完了，心里还是不舒服，写下了两段文字，感到于心不忍，又放下了。 这一放，就是半年，基本上已经忘记了曾想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写篇文章。 最近，到布鲁塞尔一家中文书店，看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中文译本，读到戴先生写的序言，看到书里面的电影插图，又勾起了心里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决定把我的感觉如实写出来。

这本书，或者电影，让我感到特别不舒服的，是它对农民的描写。《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写的故事，是两个知青用西方古典文明（小说，音乐）唤醒了中国偏僻山区农民的人性。戴先生于1971-1974年当过知青，他要写这样的题旨，无可非议。用外语写作的海外华人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本来就是一种时髦。 外国的月亮，又大又圆，而中国人只能用黑眼睛来寻找光明。这些都无可非议。 写小说的也要吃饭不是？不瞅准了卖点，不挠到外国人的痒处，辛辛苦苦，好容易写出小说来，却没人愿意掏钱买，岂不要饿死吗？

顶礼膜拜需要祭品，空喊口号谁都不爱听。问题是，拿什么当祭品？令人遗憾的是，戴先生选择了无辜的农民！他摆在供桌上的祭品是（1）农民的愚昧无知 ;（2）他们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迷信 ;（3）他们对知青的敌意和虐待。

第一条很正常，也不是戴先生的首创，鲁迅对雇农阿Q的嘲讽要辛辣得多。第二条不但正常，而且应该。可是最后一条却让我十分不舒服。

我当过知青，也去过安徽各地不少知青点，那里有我初中和高中的同学，还去过我哥哥和姐姐当知青的地方。以我在各地所见，以及我个人当知青的亲身经历，我相信，戴先生当年一定吃过农民送给他的蔬菜，借过农民的水桶和农具，向农民学过干农活，他背桶里的粪水比农民背桶里的要少些，送公粮的时候，挑的担子比农民的要轻些，最后离开农村的时候，不少农民请他吃过饭。可是，三十年后，当戴先生握有西方话语权的时候，他向西方人描绘出来的中国一个山村里的农民是什么样子呢？

是阎王殿里的众小鬼。当队长认为知青带来的小提琴是城里资产阶级的玩具而应该烧掉时，“所有人（全村的农民）都说起话来，吵吵嚷嚷的，你推我挤：每人都想夺过那件‘玩具’，亲手把它扔到火堆里。”

是凶神恶煞，喝令背粪时摔倒了的知青用手把泼洒在地上的粪水捧回背桶里。

是围着知青殴打的一群歹徒，因为那知青用法国小说引诱小裁缝。

自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来，西方人对世界各地非欧文明的认识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变化。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初，西方人还有兴趣为其文明乃至其人种是否为世界最优而热烈争论的话，那么今天，西方知识界的潮流则是反思和痛悔。南非作家库切荣获200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例子。据介绍，库切作品的主题是反讽和批判西方文明。我读过的法国小说《巴西红》（, Jean-Christophe Rufin, 2001年龚古尔奖得主）也是这样的题旨。《巴西红》表现的是十六世纪法国殖民者远征巴西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讽刺了西方人丑恶的政治和愚蠢的宗教，揭露了殖民的罪恶，歌颂了印第安人纯朴的文明，甚至还对印第安人的食人文化作了详细的探讨和辩解。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西方大众的内心深处，仍然沉积着白人至上的灰烬，仍然存留着对其文明曾经横流四海，所向无敌的虚荣和向往。可是，宣泄这种情感的现代艺术作品，西方老百姓已经很难看到了--西方现代作家不耻于或不敢写这样的作品，除非不怕被视为极右派。他们看到的是《情人》的哀婉：一个十五岁的白人女孩子，无可奈何地爱上了殖民地的有色人种。幸好，还有从中国来的作家可以填补这个“缺憾”，为西方老百姓挠挠痒。在比利时列日，电影《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上演的时候，需要很早去排队才能看上。我第一次去电影院时就没买上票。这种事情，我在列日二十年间从来没遇到过。

无怪乎，小说出版后，我听收音机里说，（在法国）人人都在谈论它。收音机里没说人们都在谈论它什么。但不管是什么，我猜想，那谈论一定伴随着一种极舒服的感觉，就如同我们听说日本企业家读《三国演义》汲取智慧，美国将军凭《孙子兵法》决胜伊拉克一样。

可能戴先生自己也觉得那样写农民太过分了， 所以预先设下了伏笔：那些农民过去是种鸦片的，言下之意，是些特殊的山民，犹如梅里美笔下的科西嘉岛上杀人越货的匪徒。可是，当这些匪徒听到电影《卖花姑娘》里那段感人的话时（“常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然而，花妮的心难道还不够真诚吗？”），却全都流下了眼泪，包括那位恶魔队长。

戴先生笔下的农民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群落。他们的山村非常闭塞，要来回走四天，才能到距离最近的镇上看一场电影。可是他们的革命步伐却能神奇地和全国保持同步。他们见不得城里资产阶级的“玩具”，争着要把它扔到火里，人人把自己当作老师去“再教育”知青，认为知青是来劳改的。 如此灵敏的政治嗅觉是从哪里来的？从收音机里？那里的人可是连个闹钟都没见过的啊！怎么会有收音机？我不得不怀疑，戴先生是否真的到过中国那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走过的地方还不够多。 四川，湖北的老乡可能就是那样狡诈呢？不是有句话，“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吗？ 我在列日有一个朋友，恰好是个湖北佬，还当过知青，曾在川鄂交界的山区插队。我找到他，把小说念给他听。还没等我念完一页，他就跳将起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书，自己看了几行，然后将书扔在桌上，连连问到，“这人都在胡写些什么？哪有这样的农民？！”

为了表现知青可怜，把他们放到一个万劫不复，地狱一般险恶的地方，这很自然；虚构出一个恶魔队长，作为知青的对立面，来代表共产党的恶势力，这也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戴先生把村里所有的农民都捆在一起，放在他的铡刀之下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戴先生若看到我的文章，或许会不服气，说：“那是我虚构的一个山村，一些农民。我写的是小说，根据题旨的需要，我愿意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 的确如此。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梦也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大的真实，因为它反映了潜意识里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一个人，能够毫无心理障碍地“虚构”对农民的仇恨，是否也是他潜意识里某种人格的真实反映？

写到这里，话题不得不扯远一点儿。我所看过的知青文学，或多或少，都有些自恋，观察问题总是从知青的视角出发，表现的总是知青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害，遭了多少罪。其实农民又何尝不是知青的受害者？ 别的不说，仅就经济损失而言，一个百十口人的村子，住上二个知青，平均每个村民要少分多少粮食？少分多少钱？你可以说，二个知青一年不过吃六七百斤粮食，分几十块钱而已。可是，在农民用几只可怜的鸡蛋换盐打煤油的年代，对于一户农家来说，每年即使少分几十斤粮食，少得几块钱，其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可是，三十年来，有谁为农民诉过苦？知青时代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公有制。认真地说起来，老毛和共产党究竟有什么权力，硬把二千万知青塞给农民养活？还美其名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自古哪有老师养活学生的道理？

或许有人说，知青并没白吃干饭，也劳动的呀？的确如此。可是，农民真的需要知青的劳动吗？没有知青，农活就干不过来吗？收成就会少一些吗？以我在农村所见，没有一个村子真的需要知青这种劳力。当老毛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没有饭给知青吃的时候，是农民从自己的碗里分了一杯羹给知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农民养活了知青。

知青岁月，不堪回首，那是因为前途无望，生活困苦，闭塞愚昧，而绝不是因为农民有多坏。这么浅显的道理，戴先生不会不明白。 他在《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中文版序言的末尾写道，“现在丑媳妇要见公婆了，小裁缝终于可以和中国读者见面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愿我用法文讲的故事，我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 可是，中国十亿农民究竟能从戴先生的声音里听出什么美妙悦耳的东西来？看得出， 当戴先生写下这些话时，心里有些不踏实。是不是良心发现，自知对不起他当年所在的那个山村里的农民，希望求得他们的谅解？——但愿吧。

露骨的文化谄媚--看影片《巴尔扎克和小裁缝》

湘君

七十年代，两个城里知青--罗明和马剑鸣到四川某山区插队，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影片的第一个包袱是关于小提琴的，马剑鸣的小提琴被愚昧的生产队长认定是个洋玩
具，要付之一炬，罗明急忙阻止，让马剑鸣拉一曲来听听。这时，马剑鸣拉的完全可
以是《梁祝》或者别的什么中国音乐，可是不，马剑鸣偏偏要给山民们演奏莫扎特的
奏鸣曲，而且还要让山民们听得如痴如醉，原因无他，因为莫扎特是欧洲人，代表的
是西方文化。于是，莫扎特的古典音乐在荒诞的中国背景下，变成了“莫扎特想念毛
主席”。

接下来，两位知青去偷书，他们偷的书很明确--外国小说，甚至对鲁迅也不屑一顾。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些什么外国小说呢？让我们看看他们读的那些书名，《贝姨》，
《高老头》，《红与黑》，《包法例夫人》，《基督山伯爵》等等，一水儿的法国
小说。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山村，三个中国青年如饥似渴地捧读法国小说，在法国观众
看来，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加高扬法国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豪感的事呢？

不急，还有呢。罗明和马剑鸣常常受命去看电影，回来后给山民们讲电影故事，两人
便在故事中大量加入法国小说情节。有一次，也带小裁缝去看电影，大概谁也不会想
到，生平第一次看电影的小裁缝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兴奋与激动，说出的话竟然是，这
看电影还不如听他们讲故事有意思，呵呵。若是了解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人，也许会
认为那是因为文革电影假大空，不吸引人，但对于不了解当代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原
因似乎只有一个：他们三人看的是一部中国电影。影片的玄机正在于此，刻意让不了
解中国的外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第一次看电影的中国山村女青年看来，中国
电影甚至比不上法国故事。文化之优劣，在此高下立判。

于是，在阿尔巴尼亚之类的幌子下，在荒诞的中国山村背景下，伟大的巴尔扎克们便
在罗明们的主持下大行其道。罗明甚至带领山民们集体齐声高呼：“巴尔扎克！巴尔
扎克！”听起来是不是很象基督教殿堂里的“哈里路亚”？

除次之外，法国文化潜移默化作用之大，竟然可以使年逾古稀的老裁缝不知不觉地在
缝制山民的衣服时加入法式风格。这也许是法国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基督山伯爵》
兼有服装设计和缝纫指南的功能。

影片还有一段硬塞进去的与故事发展没有多大关系的马剑鸣采风的情节，让人唱了一
段谜语山歌。整部影片，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地方有三处，第一处是前面提到的让人不
知所云的中国电影，第二处是马剑鸣读给小裁缝的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
的鲁迅的一段文字（外国观众当然不会懂得，而且也为小裁缝所不喜，她喜欢的是巴
尔扎克）。第三处就是这谜语山歌了，由于前两处一带而过，有意无意之间，这谜语
山歌就成为整部影片中唯一还有点实际内容的中国文化的代表了。这谜语山歌粗野，
鄙俚，而谜底还需耳语才能转达，足见中国文化之不上台面，与雍容华贵的莫扎特为
代表西方文化简直有霄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啊。

也许，一部电影而已，应该看过，笑笑，就算了。只是这电影中的文化谄媚实在过于
露骨，让人没法看得过去。相比之下，还是《卧虎藏龙》比较好，同样是拍给外国人
看的电影，却不会为了取悦他人，拿自己的同胞开涮，竭力糟践自己。

江兄这一篇写得很好.

其实,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西方受欢迎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一定对中国、中国文化持贬损的态度.

最早始于塞珍珠的"大地“。
后来的Amy Tan的“喜福会”中的中国男人形象也不佳。

这个“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在美国也有英译本，也是畅销书。作者现在又出了第二本书，我没有兴趣。

原来江兄的文章还有这样的经历。

很多电影是量身定做，为国外电影节做准备的。

这本书我读过英译本，不记得有农民虐待知青的情节啊？也许我的阶级斗争弦不够敏感。倒是记得他们最恨那个队长，拔牙时故意整他，那段很幽默。

老江自己的评文还能接受，引的那篇简直像出自愤青之手~

中国人姓戴的，到了法国就让我迷糊，以为跟戴高乐有什么关系。电影和小说我都没看，说不出来什么，就江兄这篇文章而言，挺正经的讨论，不知道为什么又被毙了？江兄一连三天开忆苦大会，弄得我这里踹踹，我没有被毙过，只被砍头一次，是因为喊了一声斋主万岁！

这个姓戴的和那个把茉莉花弄到雅典去的姓张的，都遭人非议。但是从江兄的引述里，好像这个姓戴的主要是围绕知识青年下乡批评当时的极左思潮和政策，他写得不好，却没有必要上升到鲁迅作品的高度，从文化上拎他一家伙吧！烧小提琴？比烧小提琴还要荒唐的事情都发生过了，那就是一个极端思潮狂热革命的过程。如果影片只表达了这些，我说它浅薄了。

我没有去插过队，因此一直对插队的话题保持沉默，包括忏悔不忏悔之类。但我也听过许多插队同辈讲他们的经历，当过一个著名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那篇小说在1986年获全国中篇头奖，是我一个大学同学写的。他在陕北插队，写农民干部对农民的压榨迫害，感动过许许多多的人，后来又被中戏搬上了舞台，这篇小说的题目叫<<桑树坪记事>>。不知江兄读过没有？如果惨无人环的事情能够在农民和农民之间发生，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农民和知青之间发生？

我最近在读<<羊油灯>><<油荒>>，对书中展现出来的生活画面震惊不已。我想，如果这类书拿到国外来出版，我们会不会也批评它们是“露骨的文化谄媚”呢？

跟江兄唱唱反调。

没有读过这本小说，也没看过电影，仅根据本文的描述，我可以理解书中的恶魔似的农民形象。越是穷苦的地方人越刁恶。穷苦地方的人不都是这样，但有很多是这样，而且痞子们在非常时期总是弄潮儿。文革中湖南、广西的杀人、吃人，重庆的工人、学生在武斗中私设公堂、牢狱，把受害人的头割下来在操场上当足球踢，都是有的。很多中国人给他机会他就比魔鬼还坏七分，我没有想通原因，但我知道。

至于江兄这篇文字为何被拒，我也想不通。

“其实,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西方受欢迎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一定对中国、中国文化持贬损的态度.”

"最早始于塞珍珠的大地。"

那你可冤枉赛珍珠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赛珍珠，其中一章专门讨论她如何单枪匹马改善了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

说起来咱脸红，这本书没看过，所以无法置评。

不过，看了这两篇评论，反倒有些想说几句。
农民是个什么形象？我在农村呆了将近四年，老家也算是农村，可是我说不出个农民的形象来。
知青文学的“自恋”情结，我也说不明白。我家兄妹数人，加上一个嫂子，五个老三届，六个知青！说起插队的事情，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我写的“知青文学”拿给他们看，有人喜欢，看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有人就笑：“你成天吃饱了没事干么？写这么东西！炒股票赚钱也好！”至于文章里的内容，有人说，写得太好了，不敢反映阴暗面，当时的日子，不堪回首！有的却瞪大了眼睛说，当时有这么可怕么？我可没觉得这么辛苦！天真可爱极了！当然，我很清楚这句话背后的故事。这还只是我家这么个小社会！

我英文不好，可总还有些蠢蠢欲望，想把这些故事译成英文。如果真得这样做了，是否会成为“露骨的文化谄媚”呢？我有些害怕。

我给华夏投稿，除了诗歌以外，还没有被拒稿过。有几篇也是很久没登，就再发一遍，询问一下，也就出来了。你没准得罪那个编辑了吧？我觉得那边发稿没有原则，碰到谁的手里就是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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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话题不得不扯远一点儿。我所看过的知青文学，或多或少，都有些自恋，观察问题总是从知青的视角出发，表现的总是知青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害，遭了多少罪。其实农民又何尝不是知青的受害者？ 别的不说，仅就经济损失而言，一个百十口人的村子，住上二个知青，平均每个村民要少分多少粮食？少分多少钱？你可以说，二个知青一年不过吃六七百斤粮食，分几十块钱而已。可是，在农民用几只可怜的鸡蛋换盐打煤油的年代，对于一户农家来说，每年即使少分几十斤粮食，少得几块钱，其影响也是不容忽略的。可是，三十年来，有谁为农民诉过苦？知青时代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公有制。认真地说起来，老毛和共产党究竟有什么权力，硬把二千万知青塞给农民养活？还美其名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自古哪有老师养活学生的道理？

或许有人说，知青并没白吃干饭，也劳动的呀？的确如此。可是，农民真的需要知青的劳动吗？没有知青，农活就干不过来吗？收成就会少一些吗？以我在农村所见，没有一个村子真的需要知青这种劳力。当老毛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没有饭给知青吃的时候，是农民从自己的碗里分了一杯羹给知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农民养活了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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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知道, 江兄也是安徽老乡. 你在马鞍山, 我在安庆府. 同饮一江水, 本不该相争. 但看了你的这篇, 不能不服YUYUE兄对你的一评. 他拿你和查兄相比, 认为你倆虽同为大写手, 你多了些苛刻尖锐, 少了些宽容温和. 从你对上面对知青的议论看, 的确如此.

你把知青看成去抢(?讨)农民的饭, 把知青对不堪岁月的回首说成自恋, 把农民(干部社员不作具体区别)说成是知青的大救星等等. 让我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理智上不能认同.

知青的苦难不是农民给的, 但也不是知青自己要的. 那个时代的种种扭曲, 难道要让知青背负所有的罪名吗? 干吗要把知青都说成没心没肺的一群呢?

戴书没看, 以上纯就议论而议论. 匆匆冒犯处, 还请多谅.

你的"二泉", 曾让我热泪盈眶. 我几次写道: "二泉"让我捧读再三. 心潮起伏, 遥想其人. 望你多写"二泉"一样的好文!

>> “老毛和共产党究竟有什么权力，硬把二千万知青塞给农民养活？”

老毛有这个权力，权力之外，还有魅力。

<<狼图腾>><<油荒>>和<<羊油灯>>的三个作者，有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反映了出来。我们外人不便置评，但是，一个几十个人的知青群体，却诞生了三个作者三本书，交相汇映，围绕着一个同样的故事背景，惨绝人寰。你就不能说他们都是在说谎了吧！

社会极其复杂，我们每个人只能处于一个角度，有时就是一个死角。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颂扬也好揭露也好，只要人物和情节符合逻辑就能感人，就是一个真实，局部的真实。这个姓戴的写得不好，如同一个画画的画不好他的画，他的画不够真实，但是不能说他面对的现实不真实。

江兄是我敬佩的大写手(不是之一，而是那个最)，江兄登高一乎应者云集。我们爱戴江兄所以才写下这些文字，江兄作品里的许多字行已经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闭上眼睛也背得出：“我是市长----派来的！”

江兄这篇文字为何被拒 - 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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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文章产生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如果因此而被拒，这个管理的人也就太没有心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