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公民抗命权审视占领中环运动
作者：楚寒

        2013年3月27日，香港法律学者戴耀廷、社会学者陈健民及朱耀明牧师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表明这一运动的目标，是要争取2017年普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认为运动的成败取决于公民的觉醒，认同此次运动的信念者为了实现理想而共同承担责任。事情缘起于今年1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在《信报》上发表题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文中表示，若香港市民不再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普选的目标在香港将会无法实现，因此他鼓励市民及民间领袖以事先张扬的形式，实行不合法的、非暴力的占领中环行为。
        中环，是香港的经济政治枢纽、商业中心，香港的特区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终审法院均位于中环，众多的银行、跨国金融机构以及外国领事馆也都设在中环，中环可谓香港的心脏地带。因此，戴副教授认为，对于香港人和国际社会来说，占领中环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
        戴副教授表示，过去港人各种争取政治权利的方式，比如游行示威、集会、五区公投和占领特区政府总部、甚至苦行、绝食等等，所造成的声势及带来的压力都不足以让中央政府让步，故提议发起新的、杀伤力更大的行动——占领中环行动。论述及策划期定于2013年前半年，运动时间初步定于2013年7月或2014年初夏，希望通过此次运动争取香港特区的特首普选。
        戴耀廷副教授的主张，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香港柴湾浸信会牧师朱耀明的认同和支持。随后，戴副教授与陈健民副教授、朱耀明牧师发表的共同“信念书”在香港政界、传媒界和民间引起广泛回响，一些学者表示理解和支持，多个泛民政党及民间组织也表示支持或作出回应，不少市民已表示届时会参与此行动。但香港左派报章、香港乃至北京政界人士纷纷提出质疑，认为占领中环的参与者可能会触犯香港的法例，比如非法集会、阻街等，如果涉及占领港铁范围，亦有可能触犯港铁附例，无论是警方还是政府、法院均不会姑息；甚至有反对的声音指责运动倡导者刻意教唆市民知法犯法，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云云。在我看来，公共议题上的争鸣讨论是必要的，但一味地去片面指责，不加以理性分析，却不是合适的态度。
        我们知道，公民抗命权的概念源自西方，涵义是守法的公民以己身去违抗不正义的法律、或政府政策。这是基于在现行的法制之上还有个人的良知，个人有权反抗政府错误的政策的理念。
        虽然古往今来，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既得利益，都不喜欢民间社会的公民抗命，还会高举“法治”与“秩序”的旗帜去打压。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它是一种天赋的人权。它是民间社会以现行法制以外的方式，与政府不当权力之间的良心对抗。那种认为“合法管道是唯一的诉求途径，除此之外便是违背守法义务”的思维，无疑是肤浅与保守的。
        翻开一部人类争取自由的抗争史，公民抗命是促进社会变革的一种特殊催化剂。无论是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还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蒙哥马利罢乘运动和黑人入座运动，还是德国新教神学家潘霍华牧师参与的“第七号行动”、南非曼德拉和杜图主教领导的反抗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这些抗争在当时当地的政府和法律看来，都是“非法”的方式。但这些公民抗命运动，却成为人类历史上争取人权和自由最光辉的篇章。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回归后的香港虽有自由但民主有限，前些年有学者认为香港是一种“半民主”的体制，并且，回归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香港的自由和法治逐步受到侵蚀和削弱，香港的民主进程举步维艰。尽管已经告别了殖民历史，但囿于中国的专权政治现实，香港社会的程序机制，仍然无法实现香港市民迫切渴求的自主地位和政治参与。包括普选权在内的若干市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无法受到制度上的保障。
        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英联合声明”时代就已经开始谈判的，并且是北京在香港《基本法》中所作出的郑重承诺。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争取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声音和努力就一直未断，在2007年，香港的民调表明，支持普选的市民超过六成，也即这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即便如此，港人争取普选的努力一直苦无成效，从1997年董建华年代，到2005年曾荫权年代，再到2012年梁振英年代，普选时间表一拖再拖，由2007年、2012年到2017年提案，一直都未能落实，香港乃至国际舆论对普选何时能在香港实行一直都十分怀疑。
        而近年来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人士的态度立场，还是香港左派报章、北京人大常委会官员乃至北京政界人士的表态，违背了以前的普选方案承诺，甚至蜕变成了混淆公众视听的言辞，使得京港政府解决普选问题的承诺，看起来实现的希望愈加渺茫。这种局面造成《基本法》中普选条款、以及其后人大常委会释法中普选日期实现的遥遥无期，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实现很有可能又一次成为水中花镜中月，香港人要的是“真普选”，而非“假普选”，如今香港的民主政治进程走得如此艰难，如此地看不到希望，面对这样的现实，许多的香港市民由怀疑，而失望，而沮丧，而无可奈何，就连许多温和的中产阶级、温和的学者都感到无奈而又难过。
        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的那句名言：“你可以一时地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地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地欺骗所有人。”世上没有永远可被欺骗的大众，香港人不能在年华的消逝中被动地接受漠视、敷衍和愚弄，民众有权利去改变身处的不公义的政治现实。在此情况下，官方对待民众普选呼求的敷衍应付、百般拖延、背弃善政，已经产生了市民在政治上“公民抗命”的基础。当然公民抗命不能仅靠一时的激情，而必须遵循有利、非暴力、有理智、有节制的方式去推动。公民抗命有多种的形式方式，具体操作、可行性与成效及是否切合当前香港的社会气氛也要加以评估，而最重要的是如何重新激发起民众对政治和公共议题的正常热情，并将人们的热情有效地转换为理性的思考与行动。好在香港市民对民主的期待和诉求世所共睹，香港市民的理性与和平也为世人称道，香港美好未来的基石，将由他们奠定。
写于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