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肖亮：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
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
作者：转载肖亮的文章2012-11-0222:48:23发布于：博客中国分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我先是感到诧异，然后是胸闷，堵，夜晚失眠。疑视内心，透入月色的某片明瓦，匆匆与黑暗沦为一体，且板结得密实。瑞典文学院几个原本值得尊敬的人合谋干了一件下流事，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我几乎怀疑他们急于向十八大献礼。
熟悉的规则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改变，我清楚自己面对的是真实的存在。
一个多月来，国内外发生了不少事，我只是观察没有发言。由于自己也是个作家，并且在出版社工作了近三十年，感到再也无法沉默。在此我不想多谈莫言，只想对瑞典文学院、对世界，说几句话。
第一，诺贝尔文学奖在我心目中以及在许多中国国民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其中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是它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判断标准，而是思想价值判断标准。我认真看过大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坦率地说，我认为其中大多数在艺术上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而同样是大多数，在思想价值上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比如高行健的《灵山》，在艺术上无法跟好些中国内地作家的作品相比，但在思想上我肯定《灵山》。
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希望大家明白，任何文学作品，思想和艺术是可以人为分离的。总体上看，思想属于理性范畴，从历史作用上，可以粗分为进步、中性、反动三个层级，从认识论上，可以粗分为正确或真实、中性、错误或虚假三个层级。事实上远非三个层级，而且每个层级都有宽广的衔接地带。艺术在此可理解为技术，大致属于感性范畴，技术有高下之分，没有是非善恶之别。当艺术为中性思想服务时，这个作品就是中性的，它提供的只是某种趣味，这种趣味可能适合一切读者，其兴亡全在于读者喜欢与否。当艺术为进步思想服务时，这个作品就是进步作品；当艺术为反动思想服务时，这个作品就是反动作品。
进步与正确是在探索中被发现并肯定，在没有肯定之前它是某种真实的存在，一切具有探索意义的作品，产生在发现真实存在的过程之中。如果思想反动，艺术手段越高明，作品的反动效果就会越显著，反之亦然。控制作者思想的是理性原则，感性是无原则可言的，可以试想，一个放弃理性控制的作家完全有能力把希特勒与情妇爱娃的故事写得感人至深；同样，通过描写令人厌恶的感性细节，可以把一个伟大人物糟蹋得令人憎恨。由此可见，思想倾向在文学创作中何等重要。
在思想价值标准的制定和判断上保持积极进步的方向，是诺贝尔文学奖受到全世界民众尊敬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被一切独裁、专制、野蛮政权仇恨的根本原因。瑞典作为一个欧洲小国，能为人类做好这件事情已经是莫大的荣幸，应当珍惜自己这块金字招牌，应当对得起因发明炸药而痛悔不己的诺贝尔，应当以追求进步的绝然姿态弥补诺贝尔的人生缺憾。但是这次瑞典文学院的做法令人极度失望，让人想起1965年把此奖授予前苏联反动体制护卫者肖洛霍夫。
第二，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莫言，是对中国现存政治制度的肯定。
看一个国家文明还是野蛮，进步还是落后，不能只看它的宪法条文，而要看国民的真实生活。当前的事实是，中国司法不独立，更没有《新闻法》，没有《出版法》，只有一些任由权贵自由解释的政策规定，杂志、报纸、出版社完全被官方掌控，各级党的宣传部门对言论出版实行严厉管制，作为一个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的编辑，我对此有深刻的体验。在一个国家的制度中，政治制度最为重要，在政治制度中，言论是否自由最为重要。而在当前，中国民众有没有言论自由，瑞典文学院的人不应该愚蠢到看不明白。
莫言藉以获奖的作品，全部都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社各级审查中顺利出版，表明莫言作品的思想与官方基本一致。这个事件给中国两个明确信号，一，在中国现存政治制度下，作家们已经可以公开出版具备世界级荣誉的文学作品，中国现有的言论出版制度不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二，中国体制内的极左人士由此更加厚颜无耻地充满自信，他们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已经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认可，他们自许的三个代表之一——代表先进的文化己由西方国家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他们将再接再厉，继续维护和巩固这种便于自己捞取各种利益的制度。
第三，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莫言，是对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广大民众的沉重打击。
当前中国的言论出版不能说没有丝毫进步，但是，它不是极左人士或现存体制既得利益者的意愿，而是广大民众，包括境外、海外以及体制内追求自由民主人士以沉重代价换来的。也许莫言们对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度已经满足，也许莫言们已经对戴着镣铐跳舞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甚至挖掉他们的眼睛，割掉他们的舌头，他们也会轻松自如，也能写出获得诺奖的作品。但是我坚信，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决不满足今日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度，绝不认为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已经获得做人的尊严以及个人解放的幸福感觉。在中国民众，特别是广大网民，不顾封杀，前赴后继，奋勇投身到追求自由民主的热潮，锐意结束五千年专制统治，走向民宪政之路的时候，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一个戴着镣铐表演而自丑不觉的人，不仅是对渴望自由民主的中国广大民众的沉重打击，更是对从睡梦中醒来的中国广大民众的羞辱。
第四，瑞典文学院对独裁体制内的作家及作品的评价必须谨慎。
莫言获奖后，我观察到赞美之声被唾弃之声淹没。莫言本人调门不高，暂未敢喜形于色。回忆起高行健当年获奖，网上一片欢呼。中国官方则痛斥瑞典文学院。从根本上看，中国民众乐见高行健获奖，主要因为高行健是个被放逐去国的独立作家以及他的政治立场，而对他的小说《灵山》，即便在网上也几乎没有什么评价。同样，民众唾弃获奖的莫言，主要不是因为莫言的作品，而是莫言的政治立场。据称，莫言是中共党员，十三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抄写毛延安文艺讲话者之一。
不难看出，莫言确实是现存体制的重要既得利益者，与现存体制有唇齿相依的关系。诺奖的评价从来不仅仅是对某部作品的艺术评价，而是对某个作家与作品的综合评价。并且在历史上瑞典文学院通过授奖，不仅重视对某个国家在语言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作家进行奖励，而且注重这个奖励对该国其他文学作者及读者的影响。就我个人的真实感受而言，莫言的文学作品对我无丝毫影响，我厌恶莫言作品中的美学趣味，尤其反对莫言的政治立场，鄙视莫言的人格。愿意肯定毛延安文艺讲话的人，在我眼里基本上就不是一个人。事实上，莫言的作品并不遵从毛的讲话，因此莫言是个精神分裂的人。
文学史反复证明，人格与作品可能分裂，即好人可能写出坏作品，坏人也可能写出好作品。在作品上，莫言只配中性略带进步色彩；在政治立场的人格表现上，莫言无法被视为一个好人，哪怕中国这种作家或类似人格再多，也不能证明他们是好人。中国沿续了五千年的专制统治，与中国大量存在这种人格有重要关系。这种以自私为内核、维护现存体制、两头捞利益的人格对中国社会进步危害极大。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融入世界大家庭的所有国家，不应该向中国的这种分裂人格发出鼓励信号。
瑞典文学院把诺奖授予莫言，同样是精神分裂，与我对瑞典文学院历来奉行的判断标准的了解大相径庭。有人说，欧洲陷入经济危机，瑞典想通过变卖金字招牌，意在通过体制内的莫言，向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献媚以换取经济援助。还有一种说法是，瑞典文学院故意使用这种招术，促使中国长期处于政治落后被世界孤立的地位，不断激化国内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只有这样，中国权贵们才会继续使用远交近攻的手段，一面压制国内民众，一面不断拿钱讨好各国洋人。此前很长一个时期权贵们的确是这么干的。但是，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大相信，我不相信瑞典文学院堕落到了如此地步，反而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瑞典文学院和欧洲某些国家一样，被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出现的经济乱象搞得疲惫不堪，意识形态观念日益淡薄，对平淡无奇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丧失兴趣，至少在文学审美上对文明理性的生活产生了疲劳，想换换口胃，因此对专制制度下容易出现的粗俗、野蛮、扭曲等极度张扬、刻意夸张等变态人格及审美趣味发生了浓厚兴趣，因此他们选中了莫言，这些与社会进步毫无关系的趣味正是莫言可以提供的。
我想警告瑞典文学院的是，我不喜欢莫言的这种趣味，并且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喜欢这种趣味。诺奖授予莫言，或许可以增加中国权贵们对瑞典的好感，但丧失的是中国大多数人对诺奖的尊敬。
如果瑞典文学院问我，你认为中国大陆哪位作家可以获奖？我的回答是，凡是在中国大陆任何出版社顺利通过审查得已出版的文学作品，都不应该获奖，根本理由是，这样做对中国社会进步不利。如果再问，中国有没有好的文学作品？我的回是，有，在许多中国作家的抽屉里。
第五，如何评价中国体制内的作家与作品。
也许瑞典文学院从今年起有意更改价值判断标准，也许他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从来就是颠三倒四的，把诺奖给谁是十八个评委圈子内的私事。但是诺奖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至少在我心目中，作家的总体思想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应该是第一位的。历史上有人认为，诺奖就是瑞典几个人的私事，中国人对它过于重视。我不这么看，诺奖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公共事件，它奉承的价值标准早已由不得瑞典文学院几个人随意左右，莫言获奖之后，中国作家整体沉默，就是对诺奖授予者的基本态度。
当前中国急迫需要的是推动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莫言和一些体制内作家曾经声称，文学可以超越政治，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坦率地说，我历来赞成中国官方包括老毛的说法，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但我理解的政治从来不是老毛嘴里的政治。事实上，每个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就像每个人肩上都扛着自己的脑袋。老毛的政治是要求所有人替他扛脑袋。中国作家害怕政治是害怕替别人扛脑袋，为了避免来自老毛的政治打击，于是撒谎说自己没有脑袋，可以不要脑袋。在此我重申，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尤其是在大是大非极其明确的年代，但是，每个作家应该为自己认可的政治服务，吃自己的饭必须扛自己的脑袋。
专制还是民主，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中国文学必须正视这一主题。当前中国广大民众遭受的苦难主要源于来自政治的压迫，中国广大民众向往自由民主的希望主要来自政治的打击。剔除痛苦与希望，难道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政治内容？难道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文学内容？难道文学能超越人类的痛苦与希望？
在中国仍处于专制统治的条件下，作家作为知识分子没有资格袖手旁观，没有权利等待民众在付出惨重代价取得民主宪政的成功之后，再跑出来分享胜利的果实。事实上，莫言等抄写毛延安讲话的一批体制内作家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极其冷漠，前两月，陈平福因网上发言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面临牢狱之灾，这批毛文抄写者没一个站出来吭一声。他们不是民族的懦夫和败类又是什么？
客观地说，体制内的作家由于有闲工夫，看了大量的书，了解身边的生活，也愿意思考，并且完全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反动，私下说起独裁专制，他们个个咬牙切齿，说起民主宪政，他们比任何人都明白。但是民众希望他们为民主进步做点实事，他们个个争做缩头乌龟。这是一批精致的自私自利者。不过我认为，这种作家可以存在，但他们的这种存在不能成为他们获奖的理由。
客观地说，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为追求自由民主遭受可能的伤害，这种要求只能对自己。但是对一个由民众出钱供养的文学事业的国家级领导者莫言等人，民众有权提出更高的要求，你可以沉默，但不可以助纣为虐。毛的延安讲话分明是扼杀文学创作自由的，莫言不抄，我相信也不会丢官，更不可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因此我判断莫言等人抄毛讲话属于自愿行为。
在文学创作上，以国内出版物为界，体制内的作家们在文学上的成就止于艺术趣味部分、思想的中性部分以及少量思想进步但绝不危及独裁政权的部分，此外他们毫无建树，这也符合中国无法向世界输出思想价值观的夜郎国地位。这是我对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内地文学的评价。
最后，我再说三个意思。
一，我不赞成中国大陆出版物获诺奖，不等说我认为中国体制内的作家全是自由民主的障碍，他们当中只是明哲保身者多一些而己，根源在于他们的自私，而未来的自由民主是惠及每一个自私者的，因此我对这些人的觉醒充满信心，他们是自由民主大军的跟随者，他们是一批中国特有的工具型的“可用之人”，在以后的盛装晚宴上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出席，或许他们会说作家有作家的方式，顺带说出许多曾向独裁统治放出若干暗箭的惊险故事。各国历史从来都是如此。
二，如果瑞典文学院不撤销授予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希望中国民众改变对瑞典文学院的原有看法，指望他们维护人类文学的崇高标准是靠不住的。不排除瑞典文学院痛改前非，回归理性，因为文学院是由人组成的，以前正确的人可能犯错，犯错的人以后可能改错，这也是我历来反对死刑的理由。
三，中国有句老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变本加厉的专制统治，理当催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苏俄有数例在先。中国需要勇敢反抗专制统治的伟大文学，不需要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扭曲变态的太监式或冤妇式的文学，中国需要人格健全的作家。若问中国最缺什么？中国最缺健全的人格。
我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希望。五千年来，中国将会发生的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是结束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宪政。伟大的中国文学就是描述这一历史进程中人们内心经历的痛苦与欢乐。有此理想的中国作家不必担心失去观察和写作的机会，我预计这是一个漫长难捱的岁月。
中国作家们，加油吧！
作者：转载肖亮的文章2012-11-0222:48:23发布于：博客中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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