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创] 何谓“风骨”
何谓“风骨”
程宝林
1
2009年初春到暮春，中国文化界，拿老年人说事，引起轰动的文章，前有李辉质疑文怀沙，后有章诒和牵出黄苗子、冯亦代。三位被质疑者（冯已作古），都是很老很老的老人。
三人的共同点：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都似乎做过令人失敬的事情。
为了凑这个热闹，我也来说一说另一位文学老人，四川老作家马识途先生。
老先生1915年生于四川忠县石宝寨，1938年入党，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等职，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为其代表作。
我是1985年7月毕业入蜀的，次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后改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当时的作协主席，褪锹硎锻鞠壬??钡?998年我离蜀赴美，他还是省作协主席。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个省报小小的副刊编辑，也算是他麾下一卒。虽然在许多场合见到他，老人家是否认识我，却大可怀疑，但这并不妨碍我认识他。
前几天，给蜀中一位作家朋友打电话，朋友告诉我，四川省作家协会最近举行了换届选举，95岁高龄的马老终于放弃了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宝座，空出来的位置，被一位藏族作家坐上。
这样的一个“香饽饽”，20多年由一人独享，这真应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那句古话。
2
长话短说。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风云翻卷，街上人声喧哗。
马识途先生写了三篇短论，支持学生。据说，在成都晚报上加框发表的那三篇署名文章，报纸本来不敢刊登，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马识途，自费购买版面，当作广告刊登的。此说确否无法证实，但我确实拜读了那三篇短文。
后来，享受省长待遇的马识途主席，便被打入冷宫，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遭了“凉拌”。作为副刊编辑，我们接到了上面的“非书面”通知：全省报纸刊物，对马识途，不登作品，不提姓名。
从这时开始，到1991年的早春2月这一段时间，是社会气氛最为压抑、沉闷和紧张的时期。我谋生的报社门口，被持枪武警把守着，刺刀闪闪。每次进门，都必须出示记者证，那怕你刚刚迈出了大门的门槛一步，突然想起你将眼镜忘在了办公室，如果你要再迈进去，还得重新掏证件。
少不更事，年轻气盛，我找了一块纸板，将我的身份证和记者证，用透明胶粘在纸板上。纸板上方，吊了一根绳子。我挂着这个类似“右派”黑牌的东西，骑车去上班。现在，这大概算是“恶搞”，当时，肯定就是“抗议”了。
路过作家协会门口，老诗人孙静轩的夫人李平阿姨看见了。
隔着马路，她喊我拐过去，问我，脖子上挂的是什么。
我指了指我单位门前威风凛凛的武警。
李平阿姨一把抢过我的纸牌，将证件扯下来塞给我。她非常生气地规劝我：“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不要没事找事。等到事情找上门来，小事就是天大的事。你不知道你孙老师是怎么当右派的嗦？”
3
话题回到早春二月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省委召开了一次全省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这是肃杀气氛改变的明显征兆。
我被派去采访这一会议。
进到会场，落座，发现总编辑也在场。椭圆型会议座上，首席位置坐着省委书记杨、副书记聂。
我惊讶地发现，马识途先生也在座。自从他“买版面”支持学生传闻以来，就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场合现身。
发言。指示。感谢。鼓励。照本宣科，内容从略。
忽然，会议主持人问省委书记杨：“XX同志，马识途同志请求发言。”
以我的会议采访经验，我知道，这个场合，是指定发言，而非自由发言。
这位四川一把手偏过头去，和聂同志耳语了几句，对主持人点了点头。主持人宣布：“现在请马识途同志发言，限时10分钟。”
74岁的马老，在会场上，未语泪双流。他对革命资历远远比不上他的省委书记和副书记，作了深刻检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他深知，被冷冻的感觉，比遭批判更为难受和难熬。
我悄悄走到总编辑身边，对他说：“这次会议很重要，表明我省文艺界要开始抓创作，出作品了。我们报纸至少应该配发一篇评论员文章。”
总编辑点头，吩咐道，“你赶紧回去，把新闻和评论员文章都写出来，晚上我值夜班，直接拿给我签发。”
我在新闻中，列出了马识途的姓名。这是他被“冷冻”近两年后，名字第一次在省报亮相。
一个七旬老人，会主动要求作检讨，当庭而泣，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尽管，我表现得满像一个敬业的，不乏小聪明的党报记者，在总编辑面前，不露声色地“露”了一手。
2002年1月号的《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马识途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为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我这个“老编辑”，看这个标题，总觉得不该出现在这么好的一本杂志上）。在这篇言辞恳切的文章中，马识途表达了自己对地下党老部下、老同志贺惠君的愧疚之情。在要命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省委召开“红照壁会议”，在四川一手遮天的“李政委”（马识途未给出全名，其实就是虚报产量、作废粮票，祸害四川人民，导致四川近千万人饿死的罪魁祸首李井泉-作者注），逼迫他上台，对贺惠君落井下石。下面便是该文的两段：
李政委对于地下党一直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解放初安排工作时已经有些歧视，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更有明显的表现。但是现在却要我上台去，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是在许多原地下党员同志面前，睁起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当时我的心里真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如果我拒绝了李政委的指示，后果不堪设想。省委工业部长就坐在我旁边，他的话言犹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贺惠君，加上说我放走了一个极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李政委那看着我的眼睛，在我看来，不仅严厉，甚至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台去要求发言。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反正是照李政委的指示，说李政委如何重视如何提拔地下党员，我被他提拔当了建设厅长，贺惠君被提拔在省团委负责，且被推荐为团中央委员一类的话，批判贺惠君是胡说八道，有意攻击李政委，是反党的行为，如此等等。讲了几分钟就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的时候从她身后走过，连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简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却感到很满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引完）
在“不仅严厉，而且凶残”的目光逼视下，老革命、老作家马识途，目光游离、畏缩，就这样走下了舞台。直到贺惠君逝世，他都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道歉的话，虽然，这句话时常在他的喉咙中翻滚。
4
我写出这段旧事，绝非为了揭马老的“疮疤”。当年他买版面，登文章的热血，是真实的；被“冷冻”后的惶恐，生怕被党抛弃的恐惧，也是真实的；他当年，被逼上台去揭露、批判自己老部下的内心煎熬是真实的；老部下因此一生坎坷，自己却从未道歉的愧疚，同样是真实的。此真实，彼真实，最真实不过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依附，带有如此巨大的惯性和遗传性，成为一种血液里流动的东西。
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的《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一书中，收录了董国强对江苏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虞友谦的访谈。“文革”时为该校历史系三年级学生的虞先生，谈了自己亲眼所见的“牛棚”老教授们为了自保，有很多奇妙的表现：
那时候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每天都要进行劳动、扫地、打扫厕所。干完了活以后，还有些思想汇报交给造反派。其实这种汇报写得多了，造反派根本也不当回事，交上来就随便放在办公桌上。于是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了几个老先生写的思想汇报，内容真是五花八门，有的就指责别人，有的就自己诉苦。其中最奇怪的一篇是H先生写的…… 我记得里面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我绝对不会像韩亦琦那样顽固”，另一句是“我也不会像王绳祖那样狡猾。”我看到这里，H先生原来在我心目中的良好形象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你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怎么能够将自己的个人恩怨夹杂到思想汇报里呢？韩亦琦也是我们系的一个教授，因为他有一些所谓的“历史问题”，本来在系里就一直受到压制，即使不搞“文化大革命”，他的处境也不是很好；王绳祖曾是老“金大”（金陵大学—引者注）文学院的院长，当时是国际教研室的主任。我估计H与韩亦奇和王绳祖之间的关系不好，这个时候就趁机把他们踩上一脚。（130页）
魏晋时，善走仕途的文人山涛，诚邀诗人嵇康出仕，接替自己的职位。嵇康在千古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这种退守田园，沉浸于自己内心世界的生活方式，自然可称为风骨独绝。这是“有所不为”之风骨；清末时，戊戌变法失败，本可以远避东瀛，却豪言“变法必流血，流血请自我始”的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带枷而歌，仰天而笑，用自己的头颅，开启了中国百年宪政苦斗的第一扇门扉，这更是风骨卓然。这是“有所为”之风骨。
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与“墙倒众人推，落井且下石”的算计之间，以软弱、依附，不具独立经济地位因而独立人格严重缺乏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左右为难，内心世界饱受煎熬。“风骨”二字，写则甚易，行之何难！
“风吹得骨头，嘎巴巴地响。”兀地，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异的句子。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风，吹动什么样的骨头。
设若法制不彰，人权不保，任什么人，都难得葆有风骨。中国的士子中，能效“强项令”董宣者，百不遗一。无他，“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
行文至此，碰巧看到我喜爱的上海某网站上，一位写诗的网友，与另一位在台湾执教的诗人网友，发生“网争“。这名显然也是知识分子的国内网友发帖说：“只好报官，权当伤匪”。
几乎是本能地、条件反射地，在论辩不敌的情形下，他就想到了自己所背倚的那个天下无敌的“官家”，想效法伍子胥，借吴军以灭楚，诗辩之不胜，可“报官”而胜。
这一切是这样理所当然，自然而然。
2009年4月17日，夏威夷无闻居
（网站，指上海小众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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