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差两分，老板准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你以为他是叫我一起去喝咖啡吗？非也，他来找本人谈工作。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十万火急的工作，像农业这种实验性科学，本来就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所谓研究就是发发文章混点经费，更何况是在农科所这样的政府部门呢。他找我无非是讨论实验数据，修改年度报告之类的事儿。这样的谈话可以安排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但我的老板只在休息时间有谈兴，这包括上午十点，下午三点和四点半。工作谈毕，看表，十点二十，COFFEEBREAK泡汤。得，回实验室接着操练吧。路过老板办公室看到这家伙阴谋得逞，端着杯咖啡正喝得来劲呢。
        正忙得四脚朝天，老板踱着方步进来了。“实验进行得咋样啦？”一边发问，眼睛直往桌子上的瓶瓶罐罐上瞄。为了证明我不是在偷懒，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儿煞有其事地向他回报初步结果。他这么一“关心”，本人下午的BREAK又得牺牲了，否则只好晚回家，面对老公狐疑的目光。开始我还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失去了他的信任，后来看他对别人也是一样，才知道是他的性格使然。
        我的老板叫STONE，石头，四十几岁，大概是用脑过度，头顶上的毛发日见稀疏。名字叫石头，脑袋可比石头灵光的多，比SNAKE(蛇)还狡猾。除了占用法定休息时间这一点，他还有发动群众斗群众的嗜好。他的手下有四员大将，学有专长，背景各异。他从来不会让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独挑大梁，常常是安排一名主谋，另一名辅助兼监督。实验开始是这几个人，结束一定是另外几个人。他就是这样费尽心机地让我们自相残杀，他好渔翁得利。资本主义的竞争恶习被他应用得淋漓尽致，妙不可言。
        跟着石头跌打滚爬七、八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说NO。从小到大做惯了小绵羊，时间长了除了叫妈妈不会别的，遇到委屈哭一顿了事。刚来的时候还以为只要言听计从就大功告成，高枕无忧了。后来发现不对，在牧人那儿做绵羊自然吃喝不愁，可落到了狼的手里再做绵羊就只有被吃的份儿了。学会生存，保护自己才是第一重要。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意识到这一点，依我的身子骨，不被榨成肉饼，也累得吐血了。起码落个神经衰弱，心理疲劳。现在我对他唯一的希望是他能接受点佛家四大皆空的思想，不要像飞蛾扑火似的追求名利。其实<圣经>上说得很明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何益处呢。
        所幸石头只是我的老板之一，不至于让我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我来加拿大后的第一任老板是读硕士时的导师，泰瑞。记得来之前写信问他要带什么参考书，他说参考书这里都有，倒是绿茶奇缺，实在要带东西就带点绿茶吧。於是我的行李卷里除了菜刀，牙膏，方便面，还多了几听碧螺春。上学第一天，他领我在系里转悠，参观完了系办公室路过厕所时，他说，嗯，这个地方很重要，记住啦。我扑哧一声笑了，初来乍到时的拘谨和紧张顿时一扫而光，轻松地迈出了异国留学的第一步。
        泰瑞瘦高个儿，深凹的圆眼睛使得他的脸部总是一副惊奇的神情，整个人像个到过来的感叹号。当时他只有三十几岁，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他开的选修课上幻灯片，投影仪，录像机一齐上，有声有色，活泼生动，堂堂人满为患。第一学期我也选了他的课，由於这门课跟在国内读大学时选的一门课相当接近，我学得很轻松，考试也稳操胜券。谁知结果出来竟然是C+，我当时眼圈就红了。泰瑞看我这么难过急得直搓手连声说SORRY，好像这是他的过错。他把我的考卷拿来，一题一题地对答案，看我想通了才松了口气。原来是没摸准门，句句没答在点子上。我当时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自己老板的课考得这么糟，他一定很失望，以后要花多少功夫才能转变他对我的坏印象啊。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多虑了。
        刚来的时候脑子里汉语英文一片混沌，常常找不到合适的词。有一次想说“障碍”，死活想不起来英文怎么讲，比划了半天，还在黑板上画了一条路，一块大木板拦腰切断。可泰瑞就是不开窍。结果为了弄明白我想说什么，整整花了半小时搅和这个词。最后连我自己都没耐心了，他还在那儿红着脸连声说SORRY。还好他只有我这么一个天资不聪颖的中国学生，否则的话他没准会因为不会中文而自责呢。
        我一直认为遇到泰瑞是我有生以来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当时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对未来充满恐惧，是他的耐心宽厚给了我勇气和自信。我甚至认为我对加拿大的热爱就是因泰瑞而起。硕士毕业后，我想改行搞温室，泰瑞就推荐我到拉瓦尔大学他的一个搞温室小气候的朋友那里读博士。所以我这一步基本上没发几封信就跨出去了。博士毕业后找工作四处碰壁，他又把我推销给国家农科所做博士后。真可谓扶上马还送一程，让人不得不感动。在我的心目中，他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和兄长，时时呵护关怀着我。
        我的第二任老板是位女性，叫布朗西，是上帝为了配合当时我结婚生子的需要安排的。她是个美国人，三个学位都是在美国拿的，不知道为什么毕业后跑到魁北克的拉瓦尔大学做起了教授，整天叽哩哇啦地讲法语。收我做弟子的时候，她四十几岁，正是做学问的黄金时代。因此她对我进行了严格的专业训练，试图把我培养成她的同类。可我当时已年近三十，只想尽快当母亲，根本无心做女强人。第二年的博士资格考试我是挺着个大肚子坐在布朗西为我准备的椅子上通过的。考试前有朋友出馊主意，说你答不上来就捂肚子，我也做好了耍赖的准备。没想到布朗西那天一改以往强硬，果断的作风，丝毫没有刁难我。她问的几个都是平时一再提醒过我认为我能答上来的问题。
        在布朗西手下写的第一篇文章初稿就被她枪毙了。评语只有一句话：“Whatisyouroriginal?”在国内写惯了八股文，天花乱坠洋洋洒洒几大篇，还真没几句自己的话。布朗西有孙行者的火眼金睛，一语中的。从那以后我文风大改，再不敢编撰造次，而是实事求是地写实验结果的独到之处，力求精确，严谨。这对后来发文章做学问真正是受益匪浅呢。
        一直没有见过布朗西的丈夫和孩子。据说她是同性恋，我有一次也遇到她和另一个年龄相仿的女人逛商店，不知道是否属实。也许像她这种精明，干练的女人更容易让男人们退避三舍，而让女性心生爱慕吧，但我想不管怎么样，生活中有爱就不应孤独。她对我生孩子的事网开一面大概也是为自己没有子酮的遗憾做的一点补偿吧。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过於执着于事业，必然要牺牲一部分生活中的其它乐趣，比如天伦之乐。
        光阴飞逝，时过境迁，现在泰瑞已当上了系主任，布朗西也快退休了。每次回国我都记着给泰瑞带几罐新茶，去魁北克开会也不忘看看布朗西。我始终觉得冥冥之中命运之神在我生命的不同时期，按照我的心理需要和承受能力特意安排了三个性格迥异的老板。他们像京剧中的人物，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就是要让我这个中国来的丑小鸭尽快在异国他乡学会走路。第一任老板泰瑞教我与人为善，第二任老板布朗西教我标新立异，第三任老板石头教我据理力争。这三点其实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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