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行业自律： 六议李辉

程宝林

谢谢诸位，谢谢半窗灵鼠斋，谢谢村长。村长说我要写9评，我哪里敢。但村长的回复，确实让我想写第6评：“媒体的行业自律”问题。我在川报，前后工作13年。对那个我度过青春岁月的单位，我很有感情，虽然从未得到过重用。这篇文章提及，在我还是第一次。我至今与那里的一些领导和同事，保持着联系。我当记者编辑那么多年，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谋求过任何好处，但确实吃过不少免费的宴席，也拿过红包，全部金额加起来，大约在两千元左右。我已经写过一篇散文《愧对红包》来表达愧意。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有一定的过程，很难超越自己所处的环境，我们只能在自己所处的大环境（时代与国度）与小环境（如单位，圈子，社团）中，尽量做到独善其身，行有余力，再兼济天下。

村长是我尊敬的作家，但村长还是低估了我的思想。我早就超越了“面子”。文章写得好不好，一看有没有思想，二看有没有表达能力。我在“二议”中所举的例子，不是为了揭人隐私，而是为了说明，社会环境如此。我们要改变的，是这种环境。那两件事，报社数百人知情，后面那件，还是他自己散布的。而且，我在文章中，对他并没有过于贬损，而且他“拍马屁”的镜头，还很有父爱。文中那人的事情，是我目睹和亲历，是第一手材料，而李辉君的，都是转述别人的话，连书面语都不是。从他的自述我就可以看出，他义愤感这样强，同时也是一个多么先入为主的人。如果他是将文氏的楚辞研究著作，和郭、游等人的著作进行比较，并加入今日中国，最权威的其他专家的，有出处的评语（如正式学术会议的发言，论文，著述等），在《光明日报》或《文学评论》发一大篇，那该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情，给学界，吹进了一股多么清新的风啊。那是罡风，是正气之风。国学大师的桂冠，不是同样轰然落地了吗？他将由此开一个学术证伪的先河。这份功业，和他对胡风事件的追问一样，赢得我恒久的尊敬，并为我们都是楚人感到骄傲，因为那是思想贡献。

他这次的事件，是思想贡献吗？绝对不是，是不近人情的猛然一击，其追求轰动效应的企图心，虽然难以确证，却很可揣度啊！何况，他的两文中，“谁说谁人品不好"之类的表述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见这类人，都会另眼相看，并有所提防，怎么一到揭露公众人物身上，就大快人心，正确无比了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希望看到，文坛与学界，刮起以揭露隐私为代价的证伪之风。即使文的桂冠不被李打掉，他也戴不进文学史和文化史，因为学术未立，身前的虚名不过是虚名而已。中国社会的极端，最为恐惧。这几天，看到网上的骂声，如果文老头在什么公共场合现身，被人打死的可能都有。80年代初，北京人艺上演了根据英国作家哈代的名著《Return to Native》改编的《贵妇还乡》。在话剧的结尾，贵妇人被乡亲，活活掐死了。舞台上，灯光渐暗，乡亲们分成两排，贵妇人从中走过，两排人越挤越拢，最后，贵妇人终于消失在人群中。这个与人群格格不入的人，就这样融入了人群。这就是我20岁时的理解，20多年后，我还是这样想的。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要作舞台上最后的那盏灯，虽然光线微弱，但毕竟还有灯。有灯在，人就不会去掐人的脖子，因为有灯在，眼睛能够看到眼睛。被掐的人，眼睛里有恐惧和哀告，掐人的人，眼睛里也有畏惧。李辉君的文章，等于当众脱掉了文怀沙的裤子。就算他招摇撞骗，他总还是一个公民吧？他总还有一批朋友和敬重他的人吧？李辉有话语权，能够在北京晚报乃至其他报纸发这样的文章，并且，手里握有人家的一些劣迹，就可以毫不顾忌（其实他已经请朋友，将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估计过了。这在他的自述中有明确表达），对于话语权不强的那一方，未免不太公平吧？

连李辉君都承认，文“大师”的这顶桂冠，是媒体造出来的。李辉的文章，如果是针对媒体，效果会好得多。这种自审，是我们的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前不久，山西发生矿难，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的照片，大家都记忆犹新。中国有约60万记者。他们不能在一边领“封口费”、领“红包”的时候，批评医院的医生领“红包”。制度的建设尤其重要。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没有独立媒体和新闻自由，这些都很难做到。

我主张针对一个具体的人，要有所“讳”，有所“忌”，但我批判自己，并不留情。比如，我有一篇散文《父母的“批判”》，就无情揭露了父母身上的愚昧，进而通过他们，揭示出中国农民的精神困境。我的弟弟妹妹都反对我发表，我照样收入散文集和选集。

我很高兴参与了这场讨论，激活了思想，交流了观点。这是大收获。至于遭反对乃至挨骂，这算什么！放在心上，“睬它都傻！”，这个“它”，指的是自己的“落败”。

希望日后有机会，与李辉兄在一起喝一杯，两个湖北人，当面吵一架，用湖北土话。相信他有此雅量，而我，有此机缘。

2009-2-25 夏威夷无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