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路过中国美术馆的人都会被披挂在美术馆外立面上的两幅巨大的海报吸引。左边一张海报画的是上世纪初丰满雍容的俄罗斯贵妇，仿佛被“伏特加”的酒精点燃了血液一般，她的两颊绯红，眉毛高挑，唇边带着笑意。右边一张海报上画的是开阔的俄罗斯郊野景象，广袤的天宇，葳蕤的橡树林，近景是静静流淌的小溪和点缀着野花的草场。
　　两幅浆汁浓郁的海报向人们宣告着“俄罗斯艺术三百年——国立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珍品展”的到来。
　　“三百年”是名副其实的。参展的110幅作品从18世纪彼得大帝的画像开始，以19世纪后期发轫的俄罗斯“民族画派”———巡回画派的作品为重点，延续到20世纪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作。
　　与不久之前以年轻人为观展主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展不同，“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珍品展”吸引了一批中老年观众。
　　3月29日，77岁的赵新民从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家里坐公交车到美术馆看展览。他最愿意用“亲切”来形容他观展的感受。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0年代，正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学的奚静之看到《中国青年报》彩色套印的一幅苏联油画《粮食》。在以金黄色为主色调的画面上，几位健壮的俄罗斯农妇在集体农庄上欢快地收割着粮食。奚静之用“激动”形容当时的感觉，她说那是时代赋予人的感受———“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奚静之小心翼翼地把《粮食》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床头。
　　1953年底的一次“秘密考试”改变了奚静之的人生轨迹。这是一次选拔留苏人员的考试，组织者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00余名同学中不事张扬地选出12名参加考试，最后选出其中的6名，奚静之是其中之一。她的留苏专业被定为“艺术评论”。
　　奚静之的求学之地是位于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列宾美术学院。这所学院发展的轨迹是俄罗斯近现代美术史的缩影。
　　18世纪，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美术处于“学步阶段”。国外二三流的画家被请到俄罗斯来担当教习。此次参展的彼得大帝的画像就出自国外佚名画家之手。
　　到了彼得大帝外孙媳妇叶卡婕琳娜二世执政的时期，俄罗斯建立起皇家美术学院。皇家美术学院是列宾美术学院的前身。皇家美术学院刻板地遵守着“学院派”陈腐的规矩，例如画作的前景应该是棕色的，中间是绿色的，远景是蓝色的；例如认为“最美的风景在意大利”，所以俄罗斯画家画的风景画里充斥着异国的情调：把罗马的山丘和威尼斯的水拼在一起……
　　皇家美术学院由皇室直接管理，而被允许的题材也不外乎是皇室贵族的肖像画、歌功颂德的历史画和宗教人物、宗教故事。
　　让这种因循守旧的局面彻底为之一变的是巡回画派。巡回画派是皇家美术学院的叛逆者，其代表人物几乎都是皇家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却不愿意接受“学院派”的种种限制。巡回画派因在全国各地举办巡回展览得名，他们相信艺术不仅属于莫斯科属于王公贵族，也属于乡野属于大众。他们以人道主义的情怀表现俄罗斯生活的种种，其中不乏对现实的批判。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巡回画派的顶峰，俄罗斯的画家都以加入这个画派为荣。画派的代表人物列宾为俄罗斯绘画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外国人的艺术史是不提19世纪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认为不外乎是表现底层人民的生活，而同时期西方国家的美术界已经向印象派等现代美术流派发展了。但外国人认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作者。”奚静之说。
　　因为这份世界性的荣誉，十月革命之后，皇家美术学院一度叫无产阶级美术学院、无产阶级美术工作室，二战以后正式命名为列宾美术学院。
　　如果没有列宁，列宾美术学院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1917年，以极左文化人和激进大学生为成员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提出打倒一切“旧”的文化、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口号。这个协会宣称无产阶级对待文化遗产“应该像信教的人对待异教一样”，“苏联读者不需要列夫·托尔斯泰和其他古典作家的小说，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再版”。列宁反问那些声称打倒一切旧文化，在实验室里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人：你的根基在哪里？1922年，列宁解散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1934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此后，这迅速成为苏联文艺创作的不二法门。
　　
　　“你能把圣彼得堡的建筑拆毁吗？”
　　1993年，35岁的古棕到列宾美术学院壁画系学习。没多久，古棕就发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相对于挪威学生、美国学生的“优势”。当老师要求大家以“悲伤”、以“难民”、以“幸福”或者以“祖国新面貌”为主题画一幅画的时候，挪威学生和美国学生觉得老师的要求匪夷所思：如何以画笔去表达一个抽象的主题？而来自中国的古棕并不错愕，“表现”和“主题”都是他所熟悉的语汇。
　　古棕的“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来自其他方面。一次，中国同学中一位“现代派艺术青年”把人的、骡马的生殖器组合成一幅作品。列宾美术学院的老先生站在一边静静地看了一会儿，之后拿起一小块布，把画面上的“部件”一个一个轻轻擦去，同时喃喃自语：“要画整体，要画整体……”
　　每周二和周五的上午，古棕的导师叶里梅耶夫都要到画室看学生们的创作。这种创作多是有事先确定好的主题的，比如“难民”。但“难民”的含义已经不同于苏联时期的“世界上三分之二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而是指一切因为侵略、民族／宗教仇恨和对资源的掠夺而蒙受不幸的人们。
　　曾因表现二战时期苏联人民英勇斗志的作品“母亲送子上前线”成为苏联美术界“红人”的叶里梅耶夫本人，则在1990年代中后期画了一系列“基督受难像”———仍然是“难民”的主题，表现的主体却变成了在“休克疗法”中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的前苏联人民自己。
　　然而，尽管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各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古棕认为，俄罗斯的艺术传统中并不存在相应的断裂和否定。
　　“你能把圣彼得堡的建筑拆毁吗？你能把俄罗斯的文学巨著烧掉吗？你能把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柯维奇的作品烧掉吗？烧不掉！这些东西凝聚了圣彼得堡、俄罗斯人审美的基调。”古棕说，“那些从事现代艺术的前苏联或者俄罗斯艺术家在美国也许大受欢迎，但在圣彼得堡，没有扎实的写实功底是站不稳脚跟的。”
　　1960年代，前苏联的一些画家热衷于创作政治波普画。其中一幅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的作品这样揶揄1960年代以前苏联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文艺女神缪斯坐在某领袖的腿上向他调情，该领袖不为所动，两眼直视前方。另外一幅苏联政治波普画的代表作是把列宁和可口可乐并置在一起———这幅画在1990年代初起成为中国政治波普画画家们模仿的一个母本。但是在苏联，当年的政治波普画画家们在1970年代末就纷纷移居到美国，不仅因为政治的原因，也因为在他们的祖国，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作品尊崇为“艺术”。

我喜欢广袤的天宇，葳蕤的橡树林，静静流淌的小溪和点缀著野花的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