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创] ”此日回眸顾后程“
少年诗祸忆当年-50感怀
程宝林
小引
12月4日，我到犹他州工作地点的教室上课。课间，学生们得知今天是我的生日，一起为我唱起了Happy Birthday To You；下班回到我入住的Springhill Suites Marriott宾馆，打开房门，发现平日都关闭的灯，全部被打开，连天花板上的射灯也开得亮亮的。小茶几上，摆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 Mr.Cheng, Lily told us that it was your birthday today. We want to wish you a very happy “50” birthday. Thank you for staying with us and have a wonderful day. Sincerely, The Hotel Staff.( 程先生：莉莉告诉我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祝愿你50岁生日快乐。 谢谢入住我们宾馆，并有美好的一天。“ 卡片旁边，摆着一小袋巧克力礼品。
Marriott 是美国有名的一家连锁宾馆，许多带有小厨房，特别适合我这种经常需要出差公干的旅客。我是其会员，所以，那个我并不知道的LISA，据此得知了我的生日，所以，给了我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温馨。
你可以说这是人性关怀，也可以说是生意经。但我下面要讲的真实故事，发生在我17岁那年。它和这个小故事，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
1
今天，12月4日，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满50周岁。按孔子的说法，我该知“天命”了。
突然想起，1979年4-5月间，我在家乡吴集中学读高中时，写的一首所谓的“七律”来：
此日回眸顾后程，
记忆深处有几人？
幼年勤学遭磨难，
十年寒窗历艰辛。
冷眼斜目饱尝尽，
人前低头矮三分。
他年若展凌云志，
殷殷此情当长铭。
诗是写赠同班同学冯朝俊的，用毛笔抄在一张信纸大小的白纸上。赠诗给他的理由，是因为他将自己拥有的，也是全校唯一的一本高考物理参考资料，慷慨借给我，让我在为期两周的农忙插秧假期间复习，因为他觉得，我比他考上大学的机率更大。我记得，那本复习资料，是广西河池师专编写的。
假期过后，有一天上数学课，趁数学老师写黑板的间隙，我将这张纸递给后排的冯朝俊。
数学老师是担任学校教务长的常维柏老师。他与我同村，妻子程姓，是大队最高领导程应海书记的二妹，与我们家关系很好。所以，他对我寄望甚高。就在一年前，他曾让我和其他四位同学一起，代表吴集中学(这是一所由几个大队合办的农村中学，含初中和所谓“戴帽高中”)去烟垢公社参加数学竞赛，前四名都由烟垢中学囊括，我在五道题中解出一道，获得第五名，为我，也为吴集中学，赢回一个笔记本。
我记得，烟垢中学代表队中，就包括如今在非洲博茨瓦纳经营实业的好友孙华伟。
常老师转过身来，正好看见我在递那张要命的纸。他几步跨下黑板前泥土垒的台子，走到我的桌前，将那张纸收缴了。下课后，他将那张纸拿回办公室，对身任我班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刘新河说：“程宝林真不像话，高考都要火烧到屁股了，还写诗作词，打鱼摸虾，误了庄稼！”
2
刘老师将那张纸拿过去一看，立刻看出，这是一首“反诗”。
一场风暴由此降临。其间的种种细节，我这里暂且不去细说。我从住宿复习备考的学校，被无情逐出，交给生产大队治保主任熊永和监督劳动。在大队部卫生站女赤脚医生(我一个中学同学的嫂子)门诊室的隔间，坐在女医生的床上，这位治保主任对我雷霆大怒：“你不要以为我们贫下中农是大老粗，看不懂你的反动诗！”他扬了扬手里的两张稿纸，上面写满了对这首反诗的逐句分析讲解。显然，那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刘新河先生的手笔。据我祖母说，刘老师本来也是富农成分，且与我祖母家，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
吴集中学召开了如何处分我的教职工会议。全校17个教职工中，只有三个人主张严厉处分。这三个人都姓刘：校长刘永正、班主任刘新河、炊事员刘XX( 姓名已忘)。有两个老师，私底下找到我，对我表示同情。一个是英语老师季盛英，刚刚24、5岁，新婚未久，她的丈夫刘选青常常从荆门城里来看她；另一位是同学余国银的叔叔，名字已忘，他是一个身材高挑的英俊青年，后来犯了身为教师最不该犯的罪，而啷铛入狱。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季老师的话：“我们老师都不赞成这样处理你，都是那三个刘要整你！”
那么，究竟要怎么处理我呢？学校向荆门县教育局递呈的处理请示报告，是这样提出要求的：
1，开除学籍，取消高考资格，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2，给他的爷爷，重新戴上“地主”帽子，作为地富分子摘帽后翘尾巴想变天的典型，全县批判。
这几个人，完全误判了当时的时代氛围。1978年秋，主政的华国锋，摘掉了全国数百万“五类分子”的帽子，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受到几十年血统歧视的他们的子孙，获得了与其他贫下中农子弟一样的招工、考大学、入党、提干的权利。
吴集中学送到县教育局的处分报告，被教育局驳回。教育局责令学校，让我回到学校复课，准备参加高考。正在给生产队放牛的我，回到了学校。刘新河老师有一天，趁着没人，递给我几张学校食堂的菜票，我没有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老师在向我道歉。我小的时候，爷爷教育我的话是：“师生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不明白的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对自己学生的这样拙劣的“七律”，上纲上线，非要毁掉我的前程不可？自己的学生如果被开除，甚至被判刑，自己作为老师，究竟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中国的高考，是1977年恢复的。那一年，因为地富分子还没有摘帽，所以，他们的子女还没有参加高考的权利(电影<高考1977>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事实)；1978年高考，这些黑色家庭的子女，理论上说，可以参加高考了，但绝大部分都被政审涮了下来；1979年，是“黑五类”子弟大面积考入大学的第一年。
经过这样大的风波，一个17岁的乡村青年，没有被恐惧压垮。我仍然考出了全校第一名，但成绩距中专录取线，尚差两分。
3
1979年10月，在新学期开学一个多月后，我手拿着常维柏老师写给我的两张纸条，第2次到离家仅仅20多里的烟垢中学。我的口袋里，装着我的高考成绩单：语文84，政治75，数理化，每门都只有30多分。常老师写的纸条，一张写给校长王志胜，另一张写给校长杨雄兴。两张纸条内容差不多。常老师叮嘱我说：“你找到任何一位校长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拿错了纸条，更不能说，还有另外一张纸条。”不谙世事的我，当时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堂奥。
幸运的是，我找到的是王志胜校长。他看了常老师的纸条，又看了我的高考成绩单，二话没说，就让我去找教导主任郑道蓝，办理入学复读手续。郑主任热情地帮我办理了入学、入伙(参加食堂吃饭)手续，安排了宿舍。我被安排在由本村老师曾令贵先生担任班主任的理科班。虽知，第2天，学校又重新将我安排到了文科班。
这所公社中学，在1979年的高考中，一举考上了6个大学生，其中包括该校的尖子吕启涛(华中工学院，后来赴西德留学，现在何处不知、我的好友孙华伟(江西南昌的华东交通大学)、以及郑道蓝主任的儿子郑鸿(湖北轻工业学院)。为此，县教育网奖励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学校视若宝贝，只有星期天晚上才搬到操场上，师生挤在一起，看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他们都是理科考生。
1979年2月，新学期开始，烟垢中学首次开设文科班，教师阵容如下：
地理教师：刘汝谦，本村摘帽右派。
历史教师：赵邦荣，人称赵老头子，一个很牛的老教师。
这两门课属于小班教学，同学共有17人，除我之外，还有下列同学(请恕我按照中国的传统，列出他们目前的职务)。
韩少君，全国知名诗人，荆门某石油公司负责人；
刘良平，沙洋县副县长；
罗明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关系学院书记；
徐永恒：荆州市某局局长或副局长，大概是财政局；
杨兴虎，名校沙洋中学原校长，现书记；
熊庆勇：沙洋县医疗健保局局长；
。。。。。。
除了两三个同学(其中一个很老实的同学，叫李德双，我还时常想起他)没有获得前程，沦落农村外，其他同学都陆续以考大学、考干部等方式，跳出农门，如今成为家乡各部门的中坚力量。
除了历史地理分班教学外，我们还和30多名理科班学生，在下列科目上上大课。
教师如下：
语文、班主任：胡国栋 (龙泉中学退休语文特级教师)
数学：王志胜校长
政治： 冯宗荣。冯老师还担任校团委书记，在未提交申请和未经宣誓入团的情况下，将我钦点成团员，以增加高考录取把握。
英语：刘孝华(？)。
我入读文科班时，这个班已经开课一个学期了，而我，在吴集中学时，是理科考生。我在文科班呆了几天，觉得自己还是学理科比较有利。自己的数理化虽然差，却毕竟有基础，而文科的历史地理，完全没学过。于是，我去找班主任曾令贵老师(这个由文科小班和理科小班合班组成的高考班，班主任原为曾老师，后为胡老师)，要求回到理科班。
曾老师眼睛一瞪，斥责我道：“你换来换去，像换刀把子。你以为我这里是菜园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他一顿骂，将我骂回了文科班。
感谢曾令贵老师。如果他不骂我，我考理科，也很可能考上大学。但考上理科大学的我，就肯定不是如今作为阅读者、写作者、思想者和言说者的我了。
4
整整10个月，真正是“头悬梁，椎刺股”。凌晨五点，天色未亮，同学们已经纷纷起床。教室还锁着，就从窗户里爬进去，点起玻璃罩子煤油灯，挑灯苦读。夜里，学校将教室的电闸关掉了。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起床后洗脸的情景。人影幢幢，看不清是谁。反正，有人从厨房的巨锅里，端来一盆洗脸水，立刻就有好几条毛巾伸了进去，几乎人人都得了眼病；卧室的泥巴地面，永远是湿漉漉的，几乎人人都患有疥疮。宿舍外面，气味刺鼻的尿臊味，都是不愿摸黑去厕所的男生干的坏事，以至于几棵小柏树都被尿活活熏死了。
吃饭的时候，全校数百学生挤成一团。挤到窗口，用一斤二两饭票，“买”出一铝盆的饭来，马上就有同学围过来。用叉子在饭盆里划一个十字，“卖”掉其中三份，将最大的一份留给自己。如果那个十字划得太不均衡，立刻就会引起小小的争吵。那时，食堂里的水，是从旁边的小水沟里直接抽入水塔的，未经过任何处理，所以，饭的上面，盖着一层黄泥，吃的时候，要用筷子挑掉。
食堂也是卖菜的，素菜一角，荤菜两角。除了父母都在镇上，或是老师的孩子外，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是根本吃不起的。我们吃的菜，是每个星期天，从家里背来的腌韭菜和酱洋姜、酱萝卜。直到今天，我还时常自己腌制韭菜。我觉得，腌韭菜是爽口下饭的菜，但只适合晚上不出门时吃；用辣酱腌制的洋姜，脆而爽口，我特别喜欢。在美国，我曾在墨西哥市场买到过几次，真想在后院里种一点啊！
那时，学生宿舍床位有限，一张上下床，通常睡两个人，头脚相对，真正是“抵足而眠”，多深的兄弟情义！我的同铺是身量娇小的熊庆勇。他后来到沙洋中学复读，我上大学后回烟垢中学养病。正是我骑车，和他一起去学校办理的退学手续，将他的一个箱子运回烟垢卫生院。他在那里工作期间，是我唯一的玩伴。后来，他一直责怪我，当年没有力劝他留在学校继续复读高考。
1980年高考临近了。校长王志胜宣布高考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准对外校学生，透露谁是我，因为听说镇上有些坏学生，要对各校的高考尖子，做些不利的事情。
地理老师刘汝谦带队，率领学生入住沙洋旅社，准备第2天—1980年7月7日开始的高考。
那天下大雨，我唯一的一件好衣服-蛋青色的的确良衬衣被淋湿了。我在旅社的灯泡上烤，结果，珍贵的衣服烤糊了一大块。
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同为考生的杜建平同学，从家里赶到沙洋旅社，给我带来了五元钱。他说，是我奶奶帮我借的。可惜，好友杜建平，已于2004年夏天病故了。
想到我的并无血缘关系的奶奶，我的眼泪常常润湿眼眶。那年复读的时候，奶奶将锅巴炒熟，和黄豆、芝麻一起，磨成粉，装在一个小坛子里，让我带到学校，藏在床下的一个木箱里。晚上复习，我会偷偷趁着无人，跑回宿舍，抓两把锅巴炒面塞进嘴里，然后，拍拍手里的炒面，回到教室继续奋斗。
第2天，雨后初晴，我们列队来到沙洋农场中学。考场设在这里。在这里，我遇到了原吴集中学同学、好友，后来到沙洋中学复读文科的王长城。我俩绕学校操场走了两圈，分手后，王校长警惕地问是谁，我说是原来的同学，他才放心了。
半小时后，我和王长城步入同一个考场，一起考入大学。他现在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和教授，兼任武汉市政协常委、省政府参事。
三天的考试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各科老师找几位尖子学生估计分数。数学老师王志胜问我考数学的情形，我自信地说：数学我可能考了满分。当时，满分是100分。王老师不信。他记得，我去复读时，1979年高考，我的数学只有30多分。
5
1980年8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村子东边的堰塘里挑水，同学和好友吴士俊站在了堰堤上。他爸爸-在县种子公司开卡车的吴德炎伯伯，刚从荆门开车回来。他去县教育局看了高考成绩榜。我高居全县文科考试榜首。四乡八村的轰动可以想见，远在松滋任教的乡友曾令麟兄，多年以后还记得我的高考成绩：427分，其中，数学99分。这比当年北京市的文科最高分433分，只低6分。
最可笑的是，当时，我正站在堰塘里。我将水桶丢在那里，拔腿就往家里跑，和范进中举的疯样子一样。
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也是一个迄今还没有被后来的考生超越的奇迹。
我的恩师之一的胡国栋老师，后来不止一次骄傲地讲过这个故事：高考后，他参加阅卷。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相熟的语文老师，不无幸灾乐祸地对他说：“老胡，我听说今年，你们烟垢中学剃了光头”。 “剃光头”，就是高考无一人过线得中的形象说法。
胡老师自信地说：“绝不可能。我手里有一张王牌！”。
胡老师这样说，是有他的道理的。复读那年，全县各个学校，常常举行各种摹拟考试，互相出题，考对方学校的高考生，这样，老师之间也可以走走门户，改善一下伙食。每逢这种时候，学校就要号召学生，从家里带鳝鱼来，五角钱一斤卖给学校。
有一次，五里高中的几位老师，带了一套考题，前来我校交流。考语文时，我的语文老师胡国栋，和对方的语文老师，双双站在我的背后，看我答其中被认为最难、最需要课外知识的语文题。等我答完那道题，胡老师中止了我的考试，将试卷拿到教室外，和那位外校老师，像鸠山先生研究秘电码一样，仔细研究。发现我答对后，胡老师一脸得意，将试卷拿回教室，说：” 这个学生答不对，就没有学生能答对了！“。
老师的话，大大地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但同时也大大地激发了我奋斗的意志。
又过了几天，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终于寄来了。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通知书是大队书记程应海到公社开会时，邮局托他捎回来的。牛皮纸信封已经拆开，录取书已经被揉得皱巴巴的，显然，邮局职工早就将它打开了。但上面鲜红的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印章，却依然鲜艳无比。巧的是，我大学的班主任李湘老师，和同学盛希贵教授，后来分别担任过这个办公室的正副主任。
6
亲友们凑了120元钱，送我上大学。这笔”巨款“，被我母亲用针线缝在内裤里。这其中包括程应海书记的儿子，我的本家兄长程昌炎悄悄背着妻子，塞给我的五元钱。在1980年的中国农村，五元钱不少，我的亲奶奶，从一层又一层的手帕里拿出的唯一的一张纸币，是2元钱，送她嫡亲的孙子上北京的大学。
不久，我和王长城同学，都去上大学了。他所在的四冢大队，送给了他一把雨伞、一只脸盆。我所在的歇张大队，没有一个大队干部来上门表示祝贺，更没有送给我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这样的礼物，尽管我考了全县文科第一，为当地挣了很大的荣誉。
今年7月，王长城教授因学术活动来到美国访问，住在我家。我俩在7月7日1980年高考32周年纪念日，漫步在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校园。我们聊起这段往事，不禁哈哈大笑。
我是带着大红牡丹花的铺盖，提着开水瓶、网兜装着脸盆踏上北京征程的。第一站是荆门。我坐吴德炎伯伯的卡车到荆门城去。站在车厢里，行李在我脚下。奔驰的汽车，迎面而来的风，高扬的是一颗18岁的少年心。
去年夏天，我回国，专程去探望了患病多年的吴德炎伯伯。他已失忆，连我是谁都茫然了。辛劳的吴伯母，长年如一日照料他，屎尿在床，毫无怨言。我看到了民间、百姓之间，真正的恩爱。
如果没有1980年高考，我今天很可能就是一个蹩脚的农民，种着几亩薄田。如果1979年仲春的那场诗祸将我打倒，我的人生将全盘改变。
7
我在此，感恩本文中提及的，和没有提及的所有善良的、教育过我的老师，和其他扶持过我的人士。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已做，和即将去做的一切。
感恩上苍，让我父母双全，弟妹众多，子侄健旺；感恩命运，赐我美丽的妻子、英俊的儿子；感谢财神，让我在美国，身负近6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而脸不红，心不跳，并无恐慌。我欠银行的钱证明了我的信用和资产；我欠朋友的钱证明了我此生最大的财富之一是，我拥有终生不渝的朋友。
我将用我的笔，讨伐暴力、暴戾、极权、专制、专政、仇恨、谎言、洗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之流，是我的文字之敌。
我将用我的笔，促进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仁慈、悲悯、宽容，让普世价值观渐入人心，曾在荆门盐池插过队的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等公共知识分子，是我敬重的先行者。
我对于出名已经兴趣渐失。进入灵魂写作的境界后，我觉得写作是神圣的事业追求。
如果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中国就一定会”更高，更快，更强“。
当然，也会”更好“。不仅要有物质文明，更要有政治文明。
以此祝福中国，我的父母之邦，同时，祝福我自己的50岁生日。
2012年12月3日，犹他州；4日，改定。
第 1 幅 程宝林全部著作
第 2 幅 两个未婚青年，1986年夏天。
第 3 幅 另一个未婚青年，2012年11月，老爸摄于其生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