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费景汉先生

作者：余英时

     景汉猝然逝世，凡是认识他的朋友没有不惊诧、不痛惜的。中国的老话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以今天的平均寿命而言，七十四岁还是大有可为的年代。他实在走得太早了。今年七月初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期间，我和他天天相聚，他患了较为严重的感冒，声音有异，我曾劝他要去诊视，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聚首。

     我认识景汉已有二十多年。大概是一九七三年，他在耶鲁大学开了一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课程，曾约我去为他的研究生谈谈这一方面的问题。他留我在他家中住了两晚，但晚上他不谈学术，而缠着我作“手谈”──下围棋。他的棋瘾很大，一上棋枰便不肯罢手。同时他还在准备着上台表演京剧，下棋之后便练习“水袖”。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戏迷”。我因此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的业余兴趣的人。同时他还嗜好中国古典诗词，有些名篇他能背诵如流。这正是景汉的性格──多才多艺而趣味盎然。有他在场，聚会一定很热闹。我觉得他在生活上有很好的调济，纯理智的经济学研究是他的专业，但业余所追求的则是情感上的奔放。 
一九七七年我从哈佛转至耶鲁任教，和景汉有整整十年的同事之谊，我们的交情更密切了。
      八十年代中，他曾一度寄宿我家，先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天天早出晚归。晚上回来时，如果我恰好有空闲，他便不容分说地推着我上棋盘，而且一交手便不肯罢休。他在这种地方完全流露出一种未泯的童心。因为他仍有“童心”，所以他有时也能和我的孩子一起弹弹钢琴，有说有笑。 
他晚年治学转向中国经济史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因此很注意我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文，曾一再加以引申发挥。最后几年中，我们曾就此话题交换过不少意见，使我获益不浅。
      现在景汉走了，我不但失去了一个手谈的对象，也少了一位口谈的朋友。谨草此短文以献给在另一世界中的景汉。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