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陸四日四記

轉自CND/作者方勵之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１２日，李淑嫻和我去挪威國奧斯陸，參加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順便在奧斯陸大學訪問。也可以說，我們的行程是，１２月９日在理論天体物理研究所活動，我講了一次暗物質，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奧斯陸市政廳里站腳助威。

　　海盜的今昔

　　對我們這种非歷史內行來說，對挪威的過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個海盜（Ｖｉｋｉｎｇ）國：野蠻，搶劫，無精致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時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馬里。雖然丹麥國的海盜不亞于挪威，但因丹麥出了Ｎ．波爾量子力學學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為此，我們去參觀奧斯陸的海盜船博物館，門票６０克朗（合１０多美刀）。展廳蕩蕩空空，只有三艘海盜船殘骸，及其它少量殘片。平均說，看一艘殘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盜坑了小錢的感覺。（在亞利桑那州，歷史博物館是不收門票的）。

　　十和十一世紀，挪威是海盜“強國”。對應的中國，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圖上的堂堂游船，海盜船博物館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條賊船。海盜船博物館的展品中，也沒有文字殘片。壹千年前的奧斯陸文化，看起來就是一窩“不識字”的海匪。而同時代的程顥与程頤，已在构建宇宙模型了。

　　這是昔。

　　今天的數据則是：奧斯陸大學成立于１８１１年，明年要辦２００年大慶。相比之下，北京大學的校齡，就不及海盜國的大學了。奧斯陸大學的理論天体物理研究所成立于１９３５年。在北大，以理論天体物理為主業的研究所（Ｋａｖｌｉ研究所，或ＫＩＡＡ）成立于２００６年，剛滿５歲。誰的不識現代“字”（廣義的）的年代更長？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學的精神。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比約爾亞格蘭在２０１０和平獎頒發儀式上一口气說了三個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這其實正好就是大學的核心价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還不夠，還必須有辯論自由。北大曾經有過三個自由。現在呢？

　　劉曉波和辯論自由

　　八十年代的劉曉波，人稱是匹“黑馬”，也有稱“黑驢”的。因為，他几乎批判過（或罵遍）所有他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

　　挪威電視２台的記者來旅店訪談。其中几句問答是，問：

　　“你認識劉曉波嗎？”
　　“認識”
　　“什么關系？”
　　“他批判過我。”
　　“哦”

　　看遍奧斯陸典禮上的參加者，似乎只有我一個是被劉點名批判過的。在大學里，劉氏的批判或“開罵”（只要不涉隱私），就是一种辯論自由。在正常的大學里，本是很正常的，無所謂“驢馬”。

　　１９８８年夏，ＣＣＱ和劉曉波二位年輕人闖進我和李在北大的家。Ｃ和劉皆治文學，同李和我的物理專業不相交。Ｃ和劉皆東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鄉。共同話題不多。幸好，我的“哲學是物理學的工具”一書，當時剛剛出版，劉拿起一本就看。因為他剛答辯過的博士論文是美學，屬于哲學。可能他還不熟悉“行星運動的音樂”（開普勒），“一個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錯的”（狄拉克）等等“美學”，被吸引住了，專心看書，沒再說話。只有Ｃ同我們聊。以致，我不知道劉有嚴重口吃。臨走，劉撂了一句：哦，哲學最多只配當你們的工具，有用就拿來，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課上講（批判？）。話畢，拿起一本“工具”，轉身就走，至今未還。

　　到了秋末，再一轉身，“黑馬”了：“我認為他（指方勵之）不是青年導師，他要自封的話，我也不喜歡。他有什么資格！”（香港《解放月報》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號）。還好，這里不全是陳述句，有一句是條件句：“他要自封的話”。查我的ＣＶ或ｂｉｏ，還來不及“自封”上“青年導師”，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導師字樣。可惜，劉曉波當時沒有批判“工具”一書，否則我也要使用我的辯論自由了。

　　我欣賞８０年代劉曉波大膽地行使了他的辯論（“開罵”）自由（不論辯論內容如何）權利。這就是我來奧斯陸市政廳，祝賀劉曉波的原因之一。

　　ＮＰＰ對ＧＤＰ

　　中共當局說，諾貝爾和平獎已淪為西方的政治工具。說得輕了，不是“已淪為”，而是從來就是政治工具。

　　對我，第一次知道有個諾貝爾和平獎，是在六十年代。大約是１９６５年年５月，在天安門召開過一次五十万人大會，主題是“支持美國的黑人抗暴斗爭”。主題竟然是与中國的內政并無直接關系的外國事儿。而且，大會由毛住持。１９４９年及其后的天安門大活動，我大多目擊，這“外國事儿”大會從來沒有見過。后來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馬丁路德金獲得１９６４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有一個夢”——“民權”被認為与和平有直接關連。從此，民權或人權与和平，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常駐主題。諾貝爾和平獎一貫是推動如下价值觀的政治工具。

　　“一個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中的多數人群体都不具有無限的權力。人權約束了民族國家及其多數人群体的行為。這項原則必須适用于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聯合國的成員國。”

　　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由ＧＤＰ定量度量。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可由ＮＰＰ（政治犯數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國的政治犯名單。九十年代有過一個名單，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余人。根据一些人權組織的新近統計，現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顯然，減少ＮＰＰ是改善人權狀況的直接途徑。動机于此，１９８９年初，我寫信給鄧小平，建議他在建國３０年大慶時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關注人權的諾貝爾和平獎，更應關注為爭取人權而服刑的政治犯。２０１０年諾貝爾和平獎，符合這一期盼。所以，我來奧斯陸市政廳表示支持。

　　挪威的ＮＲＫ（相當于英國ＢＢＣ）訪談后，主持人再加以非錄像問題：“曾有預計，當中國ＧＤＰ增加后，ＮＰＰ就會減少了。現在，中國的ＧＤＰ世界第二，為什么ＮＰＰ也增高了。為什么？”我答不上來。本想答這是“中國特色”。一想不對，歐洲也有過，ＧＤＰ与ＮＰＰ并不總是實時反相關。但我相信，以長時間尺度而論（即非實時），二者應是反相關的。

　　發光的少數

　　我在奧斯陸大學理論天体物理研究所的講題是“重子物質与暗物質之間的動力學消耦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ＧＭ　ａｎｄ　ｄａｒｋ　ｍａｔｔｅｒ）。通俗地說，宇宙中有兩類物質：?暗物質不發光，但是主導成份。宇宙中的星体形成是靠它們的引力；?重子物質，是少數，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們能發光，星光皆源于重子物質，人体也是由重子物質构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質的行為不全受暗物質的控制，盡管后者是絕大多數。這因為重子物質有自己的動力學。宇宙因這些一小撮重子物質的不同的動力學而有了光，有了人類，有了人類的創造。這就是我理解，為什么比約爾亞格蘭在講話最后要引用牛頓的話。他說：

　　“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堅持着自己的信仰”，就是堅持自己的動力學。

　　２０１０．１２．１２．Ｏｓｌｏ－Ｔｕｃｓｏｎ飛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