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
新时代的“塞防”与“海防”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大争论：要海防还是要塞防？当时的形势是：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打击天国。到了1874年，甚至新兴的“弹丸小国”也借 “牡丹社” 事件为由发兵台湾，而在此前的1871年，沙俄刚刚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军事要地伊犁。于是，到底是“海防”重还是“塞防”重的争议，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和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之间展开。这场大争论，不但将地方封疆大吏纷纷卷入，亦将朝中清流和满清宗室卷了进来。
海防派的观点是，近几十年来，外敌入侵皆自东南海上而来，尤其新崛起的日本将来祸患必甚于沙俄，按照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说法是，俄人对我“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而倭寇待我则“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左宗棠塞防的逻辑比之李鸿章一派的逻辑更清晰严整，打动了最高决策者慈禧。遂有左宗棠舆榇出关，湖湘子弟定天山的历史壮举。
对当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今天的历史通常完全站在左宗棠一边，毕竟“历史不会谴责胜利者”，而坚持“海防”的李鸿章却因在后来的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一百多年来承担了太多的骂名，以致他的名字长时间成为投降派和卖国贼的代名词。
不过，如果重新审视历史，对当年的“海防”“塞防”还能做另外一番假设的话，也许后人的评价又会不同。左宗棠征西期间，每年军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廷当时1/6到1/7的财政收入。即便有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大力襄助，清廷维持高昂的战费依然力不能支，被迫大把大把向西方银行借债。左宗棠征西，不算平定之后的维持花费，仅战费保守估计就约在3000万两白银以上。
这笔钱若花在海军建设上，它足以购买20艘定远、镇远这种亚洲第一巨舰。以当时日本的国力，即使北洋海军再腐朽，日本人再玩命，在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对比面前，也不会出现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的悲剧。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满清打赢了收复新疆之战，但输掉了决定国运之战？
然而，历史不可假设。以当时满清的眼光，这笔钱不花在急需的新疆上，也不会全部花在添造舰船上，虽或可多保持几年对日本的海军优势，但甲午一战很可能只是推迟10年或20年爆发。尤其是，李鸿章当年认为，新疆即使收复，不过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当年的西北的确是“漏卮”之地，收复新疆后，每年需从内地协饷几十万两方才得以维持当地军政系统的正常运转。
但是，谁能料想，“漏卮”之地的黄沙下，竟然埋着今天急需的黄金呢？
在今天，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
如果能最大限度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将中东和中亚—里海地区的石油天然气通过新疆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及其港口，则可避开传统海运路线上马六甲海峡这个易被人控制的咽喉。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扼守新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带，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和中东各国最为便捷的陆上通道之一，也是利用周边国家资源和市场最为便捷的省区之一。如此突出的地缘优势，在当代世界各大国中都少见。
所以，今天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一场新时期的“海防”与“塞防”的选择：，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新世纪中国的战略侧重点究竟是“东急西重”还是“东西并重”，或“东缓西急”？
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逆时针方向而动，先解决塞防，再解决海疆。西部和东南沿海当然是一种互动关系，但是，台湾出事，西部不一定出事；西部出事，台湾一定出事。台湾与大陆同种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问题，将来也会回来。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来的可能性甚微。
战略向西，既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也含无奈成分。我国现代化战略是从东部起步的—改革开放兴起于东南沿海。凡二十年，东南沿海已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成为无可争议的财富聚集地。以中国为核心的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已呈现光辉前景。我曾称此地区为“人民币地带”。中国的经济重心在这儿，但中国的致命弱点也在这儿—没有防御纵深。东部是中国经济得益最重大的地区，也是外部战略遏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美国构筑的“第一岛链”，像绞索一样地套着我们的颈项。台湾问题就在这些年被活活地弄成了一个危机，不也是这个原因么？海峡风云变幻。美国和台湾制定出轰炸上海、北京、香港的方案，甚至有突袭三峡大坝的计划，凸现出我东部战略形势的恶劣。
中国现代化一起步就来到海上，但刚到海上就被挡住，再也无力东进。东进既无路，遂有西部大开发战略。战略既西，东守则势所必然。守则缓，缓则安。
能源安全：大国的命脉
今天要是有人问，为什么当年是秦国统一了东方六国？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因为秦国实行了商鞅变法，变法后的秦国是个能有效调动全社会资源的军国主义国家。但是，变法更早的魏国富国强兵为什么不但没能统一其他国家，反而在变法后，却连吃败仗呢？
其实，想一想德国为什么迅速崛起却又两次在大战中失败，就能找到魏国为什么失败的答案了。我们只要打开地图仔细对比一番，就可以发现，魏国当时所处的位置恰好与德国在欧洲所处的位置相似，不过是方向相反。在地缘位置上，魏国和德国都处于强国林立的腹心位置，德国两次失败和魏国两次失败都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缺少战略纵深的本土同时在两个方向遭到敌人的夹击。而当年的秦国，背靠着广袤的西戎诸国，进可攻，退可守，像极了苏联。
新疆为什么重要？西部为什么重要？想一想战国时代一度崛起的魏国，想一想欧洲崛起的德国。
左宗棠曾言：“中国强盛之时，无不掩有西北。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一、汉朝刘彻时，“武皇开边意未已”，中国疆土扩大一倍；二、唐朝贞观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时，疆土再翻一番。这三个朝代都有一个特征：对西部拥有无可争议的控制权。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发于南，兴于西，而决胜于东北。看来西部是中华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气，东部才能拼得起。
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
大国的战略资源，绝对不可以没有安全稳定的来源。德国当年失败，除了地缘位置天然不利，还有一个就是其重要战略资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且很大一部分须走海路，而海路从来就死死卡在大英帝国手中。
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代都更依赖能源矿产，而中国这种人口规模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牵涉到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中国的富强甚至将触犯世界众怒。世界资源有限，你多了，我就少了。克林顿还在中国汽车普及率极低的时候，就反复强调，中国发展过多的汽车工业，将对其他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威胁。
今天，中国突然之间变成了公民在海外被绑架的世界头号大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迟到者，世界上能源矿产最丰富的地方、最方便开采的地方、最方便运输的地方，几乎都已被先来者划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留给中国人的，只剩下那些政治上最动荡、最不安全的地区，典型如非洲的苏丹、尼日利亚等，那些地方都是西方国家弃之不用之地。
即使中国人拼命把脚伸进那些最不安全的地方，中国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矿产饥渴。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考虑，能源外交早已上升成为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外交考量。这就是迟到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60%以上来自局势动荡的中东和北非，中国进口石油主要采取海上集中运输，原油运输约4/5通过马六甲海峡，形成了制约中国能源安全的“马六甲困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动脉不但就横在美国海军眼皮底下，甚至也要通过印度海军控制的地区，中国能源的脆弱性可见一斑。
只有一个地方，既有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同时又不是极度危险、海外公民随时面临被绑架被恐怖袭击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运输通道不易为任何其他大国掌控截断，这个地方就是紧邻新疆的中亚地区。
这个前苏联自家的后院，不但盛产石油、天然气而且还盛产铀等重要战略矿产资源，而且还恰好与新疆的油气炼化和输送管道邻近，只要再多铺设管道，就可与新疆输送内地的管道相连。最重要的是，因为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影响力的式微，它是一块未被先来者圈定的风水宝地。
由于中亚地处内陆，完全没有出海口，油气资源只能通过管线经陆路借道输出。
理论上，中亚国家油气管线输出路线，应通向最近的出海口，故或者向西进入伊朗，借伊朗获出海口，或者向南经巴基斯坦抵达印度洋出海口。就近通过出海口输出油气，除了路程更近外，更重要的一大优势是，它不会受制于某个特定客户。
但问题是，虽然伊朗的路程最近，但伊朗局势不稳，缺乏必要的政治安全，且政治上互有抵牾；而向南路线，则要经过阿富汗—巴基基斯坦通道，这里更是世界上政治局势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所以，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最后只有如下几个方向的选择：
一、“北油南输”：中亚东部的油田，走西伯利亚南部的鄂木斯克经哈萨克斯坦东部巴甫洛达尔、奇姆肯特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再由以上各站点的炼油厂向各国输送油品；
二、“油气北上”：中亚西部的油气沿里海东西两岸把油气输到俄罗斯，除供给其炼油、石化中心外，还经俄罗斯管道网向西输送。
三、“东输中国”：管线进入新疆后，与新疆现有管线网络相连，直接进入这个单一的能源需求大户。
前两条线路，都是苏联时代修建，也因此，只要不走中国方向，所有中亚油气资源最终都要借用俄罗斯的管线和码头。
目前，中亚已稳定发挥作用的输送管道，正是苏联时代的“北油南输”和“油气北上”，这是苏联时代工业布局的历史遗产，这种单一路径其实并非中亚国家所乐见，因为俄罗斯因此获得了主导权，但短时间内却难以改变。这也充分体现了管线这种长期战略投资，虽然投入大、困难多，但一旦建成，效用深远，泽被子孙。
大国对其油气工业和经济命脉（特别是油气出口管线）的尽力控制，使其在经济和油气发展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故中亚国家争取油气输出多元化与中国谋求石油来源的多元化，利益高度一致。
中国在中亚的存在
感谢祖先，为我们挣下了这样一块特殊的土地。当我凝视中国地图的时候，总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说中国地图像公鸡，我却看它像雄鹰。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向东应该覆盖太平洋，向西应该覆盖中东。当它飞翔时，应当叼起整个地球。如果说东部是它的头，西部则应当是它的重心。没有重心它是飞不起来的。这块重心的地理位置极出色：广袤辽阔。天山、阿尔泰山和阿尔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准噶尔款款躺下。这就是著名的“三山夹两盆”。这里远离海洋，像一把铁矛刺入亚洲腹地。这个环境绝佳的特殊地理单元本身就是中亚的一部分。美国和当年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控制的“中亚走廊”有相当一段就在这里。
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也没有第五个。这四个文化的交汇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西部再也没有第二个。
习惯上，人们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和新疆统称为中亚地区。它是上天赐给今天中国人最丰厚的一块蛋糕。
中亚地处全球油气供应的中轴的中部，南邻中东，北接俄罗斯的伏尔加-乌拉尔油气区和西伯利亚油气区，西连里海油田，是世界仅存的拥有巨大油气潜力区之一。
据评价，塔里木、准噶尔及吐哈三大盆地共蕴藏209亿吨石油资源和10.8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资源，分别占中国陆上油气资源总量的30％和34％，为中国油气勘探潜力最大的省区。
西出新疆，哈萨克斯坦陆上探明石油储量为54亿吨，天然气为6万亿立方米；土库曼斯坦石油储量为63亿吨，天然气储量为15.5万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为3亿吨和2万亿立方米。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虽然油气储量较少，但却可以是重要的通道国。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始于1990年代，但近几年，中国国力的急速增长以及趁着美俄两国在该地区缺乏积极主动的作为，中国已经在该地区展开一场盛大的消费狂欢活动。中亚地区已经迅速成为中国海外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地方。
中亚：并不稳定的腹地
虽然英国曾在历史上试图染指渗透中亚地区，但在传统上，中亚却一直是俄国的腹地。
苏联解体，为其他势力进入这块最后的蛋糕提供了天赐良机。除中国外，目前，仅盯着中亚地区能源去的就有美、英、法、德、意、土、加、日、印、沙特、韩、俄、阿根廷、匈牙利、阿曼和阿联酋等20多个国家的50多个公司。业务集中在石油勘探开发和原油炼制及销售等项。
在争夺大战中，最活跃的，自然当属美、俄、中三强。
小国在这里争夺的是油田气田，大国进入的方式，则是通过管道，以永久性地改变其石油和天然气的输送走向。目前，中国在中亚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油气管线，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亚地区油气输出格局。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已有了被高度锁定的经济联系。
今天，中亚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形势是：中亚虽然四周有俄罗斯、北约、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但地域辽阔，单个力量中心作用有限。目前，各大势力在中亚博弈的过程中，对中亚的影响此消彼长，尚未有哪一种势力单独控制了中亚，中亚也没有形成铁板一块完全投入某种势力的怀抱，处于一种动态的均势之中。
对中国最重要的竞争者而言，在中亚传统影响力最大的俄罗斯，处于一个长期看实力相对衰落的下行通道中，尤其是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打击和石油价格下跌双重因素，导致俄罗斯经济投入能力急剧被削弱。而美国和欧盟由于地缘位置原因，对中亚地区的投入和关注度有限。相对而言，中国占有极大的优势。
今天，中国已用无声的行动表明了对“向西发展”战略的重视，但是，向西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只是经济的投入，长期来看，中国更面临着如何保有在西部巨大国家利益的考验。
就地缘政治战略而言，中亚位于亚洲通往欧洲的陆路枢纽上，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现在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都经过这里，新疆是“克什米尔—维吾尔—藏族 ‘独立走廊’” 核心地段，同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民族分离势力的冲击。而“突厥走廊”在这里与俄罗斯和中国交汇，也使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博弈中，不但博弈的链条变长，而且要平衡考虑的问题也更为复杂和深远。
先是新疆的民族问题。中亚与新疆10个民族跨界而居。中亚国家与新疆地区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以突厥民族为主，民风民俗相近，生活习惯相似，民族认同感强，双方沟通容易。其优势是，它为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其另一作用是，一旦国内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就会直接波及影响到境外，搞不好，国内的民族问题很容易就变成周边国家居民对中国的感情问题。
对中亚五国来说，虽然突厥民族在伊斯兰世界中素来以温和着称，少有极端宗教倾向，尤其是部分中亚国家穆斯林已高度世俗化，生活方式与非穆斯林无显着区别。但民族问题和政治稳定性问题，却是中亚国家的隐忧。
历史上，中亚诸突厥民族有着复杂难解的历史渊源，往往难分你我，而后来苏联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划界，则为中亚诸国的民族争端和领土争端埋下了导火索，任何一个国家国内的民族问题都容易变成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国家的矛盾。而中亚国家目前的政权，大都脱胎于苏联统治集团，独裁统治虽可保证短期的政治稳定，但长期看则难免出现政治动荡的复杂局势。中亚是最容易发生颜色革命的地方。
最近频繁发生政治震荡的吉尔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现出了其特有的中亚社会不稳定症结：北方的吉尔吉斯人与南方的乌兹别克人的矛盾冲突、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一个中亚国家。
某种程度上看，民族问题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亚多少存在巴尔干化的隐忧。
中亚再往西去，便是俄罗斯视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另外一个巴尔干火药桶，它之所以未发生爆炸性冲突震荡，是因为俄罗斯在此尚拥有压倒性的力量，同时，也没有第二个强国敢在此与俄罗斯公开对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权在外界渗透和制裁下发生突变，则库尔德斯坦、格鲁吉亚问题可能会一起爆发，高加索地区目前的稳定很可能会被打破，震荡不但将长期持续而且很可能会波及中亚地区。
中国的问题在边疆，边疆的问题在新疆，新疆不稳定，则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利益保障无从谈起，新疆既然不应被视为边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视之，则应放宽视角，广泛学习那些成功缓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离主义倾向国家的经验，本着为千秋万代子孙着眼的历史高度，以大智慧解决民族矛盾。
除了金钱的力量，我们还有什么力量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而强劲的增长，中国对事关国家大政方略的财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让西方老牌发达国家瞠目。
但是，钱多了只意味着国家硬实力的增长，不意味着软实力有了相应提升，因为很多难题并不是只靠堆钱就可以解决。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钱开路，只有油水情而绝无鱼水情，换来的往往是顺水推舟、要价一路水涨船高。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中国商人在国内直接用钱向官员买路的行为方式，在这里被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远无法与国内相比，钱只是摆平了官员却摆不平当地老百姓，当地部族游击队隔三岔五扔个炸弹或发一封恐吓信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金钱开道的方式不但使这些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也让当地百姓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形象极为反感。
而西方国家进入非洲一类国家时，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员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条件约束其行为的未雨绸缪，同时不忘对当地社会进行有效渗透和攻心工作。经济的一条腿伸进去时，文化和政治辐射的一条腿也伸了进去。单以金钱开道，雨来地皮湿，雨过一风吹。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往往反不如西方。
谈到中亚，我们的视线首先会落在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上，但拉开了距离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竞争对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有军事力量没有经济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号召力；美国什么都不缺，但中亚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圣战”和大国角逐战略的疆场，它无意也无心经营中亚；而土耳其则不然，虽然它既无足够军事力量也无足够经济力量，但它却在突厥民族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样；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称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国，它虽不算富有，却在中亚地区大量进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学、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输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统，传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对所有突厥语民族的留学生留有大量政府补贴的名额。
不到20年时间，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的玉门关的“突厥走廊”里，到处都流行着土耳其音乐、土耳其影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要么选择西方发达国家，要么选择土耳其。
没错，中亚五国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中国的小商品，汉族商人卖中高端产品，维吾尔商人卖中低端商品，但换来的却是中国把中亚变成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疑惧。虽然土耳其在中亚与中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尤其是资源争夺中落了下风，但却在人心的争夺中，占据了上风。
单靠金钱的力量，不但无法长期保有中国在境外的国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内的平安稳定。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尽，剩下的都是最困难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闯地雷阵。苏联的改革则是由难到易。他们已经走过了最难的一关。而中国最难的一关尚未过呢。苏联的教训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的镜子。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当年苏联所有的问题都是体制上的问题。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下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却激化了矛盾，一切反过来都可以压倒稳定。
一个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民族，绝对不应迷信一时的金钱力量。
它可以信赖的，首先是观念的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奠基于商鞅，粗成于秦始皇，大成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正因为这种背景，使得百多年来中国多次借鉴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废。改革在其他领域都能大显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领域，马上就寸步难行，最后总会爆发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军溃败。邓小平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也曾下定决心，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现出来，导致了波及全国的动乱。
它可以信赖的，是制度的力量。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美国制度被诩为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一种坏的制度能够使好人做坏事；一种好的制度也能够使坏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极要紧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它可以信赖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识，知识即力量。中国不缺乏真理，中国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思想的风暴引发了革命的风暴。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风暴毁灭了思想的火种。我们缺少现代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思想投降了，真理无处容身。今天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没有思想，谈什么“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显着的特点是：不许讨论。举凡攸关民族命运的问题，都不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开讨论的都是小问题。其实小问题无需讨论就可以处理，大事才需要公开讨论。邓小平当年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那样激荡着中国人的心。这场讨论还在民众心中种下了独立思考的种子。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论述力。
2010年08月05日 10:04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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