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一只蜗牛
“我是一只蜗牛”
如果嫁给一个普通的男子甚至村夫莽汉，她可能会与幸福相遇。至少能做为女人，享受一点夫妻的暖意。尽管贫贱，总还是夫妻。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可惜，他非鸡非狗，他是一座陡峭的悬崖，高峻，峭拔。小脚的她无力往上爬，坠落，坠落，成为一只深井下的蜗牛。潮湿，阴冷，永生没有光亮。
1906年，接到“母病速回”的电报，在日本留学的他匆匆赶到家里，却一片张灯结彩，惊愕之余很快就明白了。因了孝顺，他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这份礼物。一个走在时代最前列的反封建闯将，和一个最守旧最庸常的女人入了洞房。然而，当他面对眼前这个深目长脸宽额的女人，当他如此切近而具体地考虑能否与一个乡下女人生活在一起的问题，才发现是这般低俗而又难以忍受。一连四夜，他睡在另一个房间里。第五天，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他返回日本，将她丢在家里。
诚惶诚恐的她，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长得不漂亮？小脚？没文化？那么一切顺着他，好好做他家的长媳，将来总会好的吧。她孝顺婆婆，做针线，料家事，日复一日的操劳与等待。开始蜗牛的命运。这只蜗牛，身材矮小，面无血色，痴痴地站在高大的墙角下，仰望那深深的院落，高高的围墙。阴晦的天气，一个又一个孤寂的上午、下午。她等他十三年。
1919年12月，她等到与他同在一个屋檐下了。她心底有一些满足——终于得到了对丈夫“好”的机会。或许可以与他有一个眼神的交汇，有只言片语的对话。然而，没有！他们分室而居，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他忙于工作或陪伴母亲。她也识趣的做着“保姆”。 一日三餐、打扫、针线。为了减少见面，他准备了两只箱子，把要洗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给她去洗，再在另一个箱子里拿她洗过的衣服。
这只蜗牛试图靠近他。有一次他说日本有一种甜点很好吃。她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那种甜点，不但绍兴没有，整个中国都没有的。她太自卑了，急着要讨好他，却不得要领。她有意挑衅，当着外人指责他，他却置之不理。他的女学生来了，小鸟一样在院子里喳喳叫，她一句话也插不上，只能静静地呆在自己房里。对这种无声的辱没，她除了承受，也有过抱怨。她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有儿子呢？”
1923年8月，他要搬家，他说如果她愿意留在原地，他会按月给她寄钱。她说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这只可怜的蜗牛期待着自己的温顺和虔诚可以感动上苍，期待着有一天能爬上坚硬冰冷的墙头，期待着自己能够坐在墙头观赏花园里的胜景。
然而，另一个女人，许广平，来了，一下子点燃了他寂寥已久的爱的火种。1926年的夏日，他带着自己的爱情离开了北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不久有了儿子海婴。
她的所有梦想破灭，面对上海寄来的他的全家福，她凄凉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一只蜗牛！一只永远也爬不到墙顶的蜗牛！这就是她对自我的界定。悲苦，绝望，只是她的善良依旧。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坏，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原谅”包含了她多少失望寂寞的光阴啊！又需要多少隐忍和坚韧，她原谅了他。
他和许广平十年携手，相濡以沫。她独自在北京替他完成为人子的职责。日夜陪伴在婆婆身边，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打扫拂尘……在那个略显阴沉的、青灰色的四合院里，两代旧式妇女相依为命。
1936年10月19日，他去世，她在北京的宅院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他守灵。1947年6月29日，她孤独地去世，身边没有一个人。她的遗愿是“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她下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她，朱安，他，鲁迅。一段封建礼教下的旧时婚姻。朱安，这只“蜗牛”永远没有爬到鲁家后院的墙顶，却让鲁迅在“绝望中挣扎”中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冷面英雄，她成就了他。
朱安，我们应该记住她，无辜做了一辈子牺牲品的小足女人！记住枯井里那只枯死守望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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