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的特权
——读程宝林思想随笔集《洗白》

邵丹

1，写者谁？

写之人为程宝林。
这位从荆楚大地走出的少年诗人，在一个国家的青春年代里描写过青春的雨季，在之后结婚生子，工作出国，再学习，再工作，一路摄取种种社会身份，已很难一言以概。他是诗人、记者、编辑、老师。他亦是丈夫、父亲、长子，及最基本的，男人。他是中国人、海外侨胞。
某种意义上说，每位作者都是出于社会身份而写社会身份。程宝林也写了很多，尤其在写散文随笔时，他反思自己种种社会环境下种种社会身份，其中有一种社会身份最为突出——知识分子。按程宝林在《洗白》里的粗泛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具备普世人文情怀和悲悯情怀的文化人，而中国知识分子尤其要注意提供建设性意见，不该沉缅于简单化的居高临下的审判快感里。
思想是文化性的，文化是地域性的——即便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当程宝林西赴美国，与所有的海外移民一样，是一次精神上的重生。身份认同的巨大变异改变了他的视角与感受，很多在中国想不到，不会想亦不会写的，凝结为一篇接一篇的散文随笔，发表在无地域的网络及海外知名报刊上。

2，写给谁，或，为什么写？

程宝林在美国的信息渠道与感应神经正在改变。某些方面变得狭窄了：对中国国内的信息不再来自于每天呼吸的空气或触目的细节，而是仰赖媒体报道或亲友的联系。某些方面变得宽广了：他毕竟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而这个国度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代表国度。无论是变窄的或是变宽了的，都落实到了微观的细节上。程宝林的随笔散文，多是从一个细节、一个视角、或一个事件出发的，其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于依然顽强流传的空洞的形而上的处理方式。
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恰恰是细节。外表上看，迅速崛起的中国与美国的距离已不再限于宏观的硬件建构上，最好的佐证就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开幕式，这场coming out party的中国展现了一流的国际水准的硬件。距离，残存于微观主义的细节里。微观的细节或许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更精深的把握才能真正地赶超。当然，另一方面看问题，我们看到细节的距离，并不等于需要照搬美国经验；从一点到另一点并不一定要求追超。从晚清以降，或换史景迁的说法，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朝来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化似乎正进入重建再生的关键时刻，恰恰需要全新的思考与角度。这就是程宝林写作的目的与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拥有英文写作硕士学位的程宝林，几乎自动选择了中文作为他散文随笔的语言媒介。这是极有趣的事实。文化与思想是深深根植于语言之内的。中文语言的选择，正是程宝林内心最真实愿望的反应：写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人。这是个宏观的中国人的概念，我们在探讨程宝林散文随笔的核心词时将会进一步阐述。
海外知识分子写作很容易困惑。虽然也产生了成就斐然者，但整体效能相对疲软。海外华人写作大多心思纯正，非关名利，但不可否认，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着双重文化的背景，要么以中国元素去噱外国人，要么以外国元素去噱中国人。双文化是一把双刃剑，谁能好好利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国文化或外国文化提出真正的建设性意见呢？要知道，如今的文化危机并不仅仅针对中国，而是全球性的。
程宝林有点悲观。他直抒胸怀，“异国的夜，月白，风清，隐约可见的是我打出的一小面白旗，对美元，对生存的压力，对骨髓里的那份文化与思想的孤独”。这应是道出了太多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或许恰恰是在这一片海洋般的孤独里，程宝林才能以专业的训练、敏锐的目光捕捉到种种微观差异，从而“在自己的海滩上，晒出第一粒思想之盐”。这就是他的《洗白》。

3，写什么？

程宝林的思想沙滩上结晶出了恒河沙数的盐粒，我不过是贪玩的学妹，捡拾到我喜爱的美丽贝壳：人、弱者的特权、戾气、爱国、自由……

中文里的“人”这个字往往被忽略不计。我是指，我认为，人，首先是单数的，而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里——当然，很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充斥的都是人的代名词，都是复数形式的。群众、百姓、苍生。从某种角度，这些集合性名词很能勾引我们悲怆的诗意情怀，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全局感是多么的空洞而缥缈。我们无需强调美国的文化特质如何影响了程宝林的思想，仅仅是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就可以第一手地让一个儒家情怀浓重的思想者如程宝林明白，人，首先是单数的。或许诸多思想上的无意识的自我审查慢慢地褪去了，最终剩下的，是凭本能，艰难回归个体状态的“我”。坐在美国的客厅里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那一则有关科学发展观学习热潮的报道，让程宝林感觉“有几分奇妙和荒诞”。因为程宝林毕业于中国一流新闻学院并从事多年媒体工作，这份体悟最为可贵处，在于勇敢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过去的重要的某一部份。唯有勇敢的否定才有真实的进步与收获。
极富诗才的程宝林强调散文随笔的直白与干练，就像杜牧所说：“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他几乎一气呵成地阐释着他对“个人”的理解：“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爱这个，要爱那个，不是党，就是主义，却从来没有人教育我们：首先，要爱你的家人；进而，你的邻人；进而，你的同胞；进而，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曾几何时，我们鼓励13岁的四川男孩赖宁，去舍身扑灭山火。和山上的几棵国家的树木相比，这个四川农民儿子的未成年的生命，只是一条小命。”
“弱者的特权”还是从“个人”的概念出发的。众生平等，但这个平等并非是自然的平等，而是社会进化后的调节的平等。这是程宝林的观点，并与美国平权政策一脉相承。因为弱了，所以拥有特权。但问题是，在一个甚至认识不到弱者存在的国度里，特权何在？信奉矫枉必须过正的人，就能理解程宝林的深意。
如果说关于“个人”是很多海外华人考虑的主题，那么，“戾气”应该是程宝林相对独特的视角。是他在太平洋彼岸承继着鲁迅的深思。正因为积弱多年，偏偏更会反弹为戾气，这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Ｑ的重要社会意义。程宝林的版本则为：“减少，降低中国人心灵中的戾气，与减少、降低中国人血液里的奴性，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不可剥离。而令人悲哀并忧心的是，在商潮滚滚的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青春少年中，竟然潜藏着如此强烈的、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面目出现的暴戾心态和暴力崇拜”。程宝林数次因为直言他的独特视角而被笼罩在网络“戾气”之下，他亦以随笔形式集录在《洗白》，原生态地描绘着一个急需关注的思想动态。

但程宝林依然热情地写着。他说：“海外华人，爱中国，爱的是她的血脉亲情、文化传承。”这是无可割舍的热爱。而做为知识分子，“一定要爱国的话，那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并且监督执政者，制订、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而不是帮助执政者祸国殃民。”

4，“孤独者的特权”

程宝林有时简直是莫名其妙陷入论战的，但细细品味他的核心词，就能理解他的语汇与太平洋彼岸的不少中文读者存在错位。任何一个词都生存于一个语境里，而太平洋两岸的语境何其差异！整个系统不一样；谈论的问题或出发点不一样；对每个词的定义、潜台词、及附带的语境理解都不一样。程宝林为范美忠三辩，及七议李辉，还有关于红色旅游的争论等，只能说明程宝林式的思索恰恰是太少了，更需要坚持，才能实现“孤独者的特权”，以微薄之力贡献海外知识分子的建设性意见，从而实现真正的精神与文化上的自由与民主，及至社会与民族的自由与民主。
多感的程宝林说：“一事无成地跨入不惑之年了，但我们的内心深处，对社会、对人生，更深的困惑与不甘，或许才刚刚开始。”是的，这开始是极具意义的。这延误不是他的错，而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重生的步履必然举步维艰。然而，第一步已迈出，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我们期待。

(<洗白>，思想随笔集，纽约柯捷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我不过是贪玩的学妹

邵丹是宝JJ?

宝JJ加林MM。

祝贺宝林出书！

宝林,

时代在前进啊！鲁迅能贯穿100年，200年？旧的东西要落伍的。

中国文人的打打斗斗，还要进行到那个世纪？该换个棋谱了。

解决问题不是只有批判这一招, 起码美国这里有 positive reinforcement （正向引导，鼓励）。有的时候批判过忧不及啊!

无与语者
                                ——程宝林思想随笔集《洗白》读后
                                                   
                                 张心童

《洗白》一书的封面，是蒙克的画作《呐喊》：色彩昏黄浓稠的背景中，峡流天空与桥栏扭曲在一起，画面中间一个尖叫而扭曲的形象仿佛被病魇般的恐惧控制，孑然背对这个苦闷的世界。当读完这本书而翻回到封面，我有种奇遇的幻觉，好像目击了作者的一系列不连贯的噩梦，扭曲的、荒诞的、逼仄的，而此书中的文字，在我脑海中贯穿成了一道尖涩的呐喊。

作者程宝林曾任《四川日报》编辑，他取了《洗白》这个四川方言作为书名，意味洗而发白，被劫掠一空。中国人对洗劫并不陌生。我们喝着革命的狼奶长大，浩浩荡荡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了历史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两句话。而如今这个在太平中国登堂入室，闯入心宅肺院的大土匪放下了冲锋的斧头而拾起了制度的铅笔刀，密密麻麻的雕刻着经久不变的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程宝林现居于夏威夷，置身于中国与美国两片国土、两种意识形态、两套话语体系之间，反观中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从与北京少年的闲聊，到为范美忠辩护，他在《洗白》中用零散的见闻表述了一个留居海外的知识分子的国士印象，其悲痛黯然，愤怒昭然，而形影茫然。从在美国生活的微观细节中，程宝林透视了两个国度的意识形态大背景，描摹了中国当代人粗暴与奴性杂糅的心理状态：司空见惯与瞠目结舌并存，暴民戾气与息事宁人一身。

我与作者生于不同年代，却因同样生于华夏居于美利坚，遭遇和徘徊于两种巨大的生存差异间而分担了同样的恐惧和愤怒。他是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关注民生的理想主义者，而我是一名20 岁出头的留学生，有着理想主义的青春期和心智唐突的转型期。相似却迥异的经历和想法并没有让我在为此书拍手叫好之余解除疑惑，反而陷入了更深的沉默。
                                             
                                             一，爱国主义

中国在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下，却奇怪地潜藏着一股强大的爱国主义热忱，在中国青年身上尤为明显。这股爱国主义热忱如此鲜明，以至于可以凌驾在自由博爱的普世价值之上成为一种不被检讨的集体冲动。程宝林在《北京少年》一文中写到了他与一名19 岁的北京少年的对话。一个从没来过美国的少年却如此痛恨美国，在“911”发生之后和同学在宿舍狂欢，称“替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少年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理解几乎完全脱胎于中国历史教科书，其对美国的理解失去了任何具体的观察，成为了一个标签化的仇敌。在谈及“文革”中大屠杀的史实时，历史系毕业的作家也不悦地怀疑这是“海外敌对势力编造出来丑化、污蔑中国的谎言”。 作者面对好友，内心惊恐而战栗。

公民对有效信息的可获取力以及能与观念异己的他人平等尊重地展开讨论是民主的两个重要的标志。在中国，人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而公共讨论之状况也是非要一面压倒过去的口水战，所谓书生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毫无疑问，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和严格控制的媒体宣传这两把铅笔刀，其洗劫的效力不低于坦克炸弹。“海外敌对势力”、“美帝国主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些政治色彩鲜明的名词在小学书本上出现，在研究生政治考试中出现，在新闻影像上出现，也必会在老老少少的潜意识里出现。作者在书中说道：“当人群聚拢，万头攒动时， 非理性的力量一定大于理性的力量”。这种不理智的仇恨被经年而大面积培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成了根深蒂固的身份感。与其说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的一个身份标签，不如说爱国主义成为了一个排他的庞大系统，每个在该系统中出生的人都要自动盖上一个印章。爱国主义积极的意义演变成了一种仇恨心态，而其消极意义也成了一把匕首：倘若你和这些爱国主义者观念相左，你就犯下了国家级错误、道德错误、和人格错误。

我回想到了书的序言里，程宝林描述的缠绕他多年的噩梦：一个广场，要对犯下重罪的人就地处决。为了“民主”起见，同意把人处死的站到左边去，不同意的人站到右边去。这种没有选择而选择的恐慌，成为一种时代的符号。爱国主义成了一种温暖的外衣，恰巧覆盖了血液中被压迫的恐惧。

程宝林在《北京少年》及其他文章中提起的爱国主义的暴戾心态，让我想到米兰昆德拉的话：“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他们（青年）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狂热地相信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程宝林在一个世界中成熟，在另一个世界中观望；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少留学生，却还陷在潮流里对爱国主义一会儿亲一会儿疏。留学生构筑了一个特殊的少数群体：留学青年在一个国度中成人，却在另一个国度中形成世界观价值观。说我们是20出头的弄潮儿，却总有反被潮水戏弄的仓皇感。我们在爱国教育的颂歌中长大，红领巾是最鲜明的童年痕迹，而歌名歌曲是青少年照搬来的革命浪漫主义。那些爱国歌名歌曲中，不仅仅有民族激昂，更是一代人成长的记忆。然而当今，就算不出国看看外头的世界，由互联网推进的全球化也以海量的信息冲击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信息时代好像举着消息雨、方块字、西洋字、数字，一层层冲破灵魂的密网。想要挺身对过去坚信不疑的东西质疑，又对包含童年回忆的过去不免手下留情。于是，便有了现在“80后”中流行的词—纠结。

                                              二，  道德主义

《洗白》中记录了程宝林对新近发生的社会现象的辩论，而无一例外，作者迎来的是一面倒的恶言轰炸，并不出乎意料。难怪作者母亲担忧地对他说：“不要得罪中国人！”

为何不能得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最擅长的便是道德判断。中国人与西方相比向来有严重的祖先崇拜情节，三从四德礼义忠孝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金科玉律，但凡社会现象公之于众，当事者便要毫无例外地放在道德的刻度尺下被一寸寸丈量。而最后的结果大凡只有两个极端，人民榜样或者人民公敌。范美忠因地震时不顾学生逃走而落下了“范跑跑”的绰号。他丢了饭碗不说，还一时成了整个中国的众矢之的。程宝林为其三辩，指出了中国特殊的“ 叫人去死的道德”。作者说到：“  一个全民皆谈道德的国家， 不是专制国家， 就是封建国家。”  道德成了一块国家大抹布，可以揩去理性与客观，也可以一把扔在人脸上。程宝林笔下反映了如此一个国度的国民：心中有暴戾之气，而无宽念之心。

在网络辩论中理性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作者在亲身经历中被一群盲动的网民夹击，隔着一个太平洋就远远嗅到了这股暴民的戾气。在经济数字上升万众狂欢的中国，一场精神的肉搏却在暗夜中悄无声息地推进。语言暴力和娱乐恶搞成为了中国网民登台的化妆服和高筒靴，作者愤怒而恐惧：这不是一个精神自由的时代，而是一个 思想苍白的时代。
                                              三， 和谐主义

《洗白》中诸篇文章皆起于社会新闻：一个无犯罪记录也无犯罪证据的农民被拘留了28年；一男子因ATM机取了不义之财而被判无期徒刑；深圳一警察开枪击毙一个歹徒而被当地政府举办仪式奖励10万元……这些现象让人瞠目结舌又司空见惯。程宝林在书中怒指这些用国家权力来轻贱生命的事实。然而，这种视生命如蝼蚁的现象不仅仅是一桩桩社会新闻，而成为制度化的延续和保障。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在直线式的人生中，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一切都可笑的被允许。”

针对诸多现象是历史发展必然的言论，程宝林强调了历史偶然的巨大作用，他在文中说到：“人性中的恶，是被制度性诱发、引导、鼓励而生，且获得了制度性保障。”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的执法问题，中国的腐败问题，仿佛但凡提到中国的黑暗面，人们无不用“中国国情”和“历史遗留问题”轻轻带过。作者说这是暴民攒动的戾气，我补充一点，这也是棍徒撒娇的嗔气。每当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质疑，中国人就习惯性地用揣度对方不良动机来取代理性思辨，娇声细语地回个白眼：“这是中国国情！”

中国国情。在历史叙述中，个人的遭遇和情感被当做社会新闻处理，呈现出了一种程序上的一致性，再多的事实积累，最后只是成为了一个统计结果。鲁迅先生说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在朗朗乾坤，太平年岁，鲁迅先生绝望的反抗貌似依旧远去，然而今天，文人与暗夜的肉搏依旧淋漓。  新时期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依旧在进行绝望的反抗。  精神的虐杀并没有过去，洗劫我们的是更为隐性更为旷日持久的教科书土匪、政府执行官土匪、媒体土匪…… 程宝林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在这场无血的大戮中，没有同伙，只有愤怒和恐惧，只能愤怒和恐惧。

        只有一种形式的疯狂是被默许并且鼓励的，那就是集体无意识。太平洋一头的人举着道德和爱国的大旗炮制一场场娱乐盛宴，另一头的人忙着国内投票和国际批评，而这少数在中间徘徊的人，在沉默中发出了恐惧的呐喊，而在呐喊后陷入更深的沉默。当然，程宝林也有一个美梦，一个理想可以成真的清醒的美梦。

（作者今年22岁，曾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两年，现为旧金山大学本科学生。）

故國平居有所思（评论）
         ——讀程寶林思想隨筆集《洗白》

耿昌琴


窗外一輪圓月掛在樹梢，夜深人靜的時候。在一盞昏黃的燈下翻閱程寶林的最新著作《洗白》，其實并不是很輕松愉快的讀書體驗。然而，只要對中國社會還投注關切，還心系那片大地的現實和未來，這些深刻沉重的文字會讓人熱血翻騰，震驚反思，因為其直接面對了很多人曾經回避的話題，說出了很多人想說已久的話語。而作者嚴謹的邏輯、周密的論證，以及理性的批判給人帶來思想震撼，啟發思考的同時，也讓人感受著由激烈的思想交鋒與論爭帶來的暢快的精神之旅。
《洗白》，由紐約柯捷出版社於2009年5月出版，分《廣場》、《割喉者》、《自費》、《正義路》四輯，分別由同名的現代詩作引子，共收錄針對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事件評論性隨筆六十二篇。這本書的書名乍看不得其解，因為“洗白”一詞并不多見。但若讀完書中的同名随笔，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絕好的名字。“洗白”是四川方言，字面意思是“洗而發白”，引申的涵義就是“被劫掠一空”。如作者所言，“從黨衛隊，到紅衛兵，一脈相承的是對人類最寶貴資源——大腦的漂洗”，這是對當下很多中國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獨立反思與批判能力喪失的形象描繪，是對大多數人於現實批判處于失語狀態的描述。洗白，深藏作者內心深處的悲哀，包涵著作者的良苦用心與對國人培養獨立思想批判意識的殷切希望。

程寶林是以詩人身份登上文壇的，至今也還是一名詩人，并開始用英文寫作和發表詩歌。他自認是一個沖淡平和的人，但在耳聞目睹故國的一些歷史真實和社會問題時，這位溫柔敦厚的詩人憤怒了，變得尖锐犀利，寫下義憤填膺的文字來抨擊那些不公的社會現象、陳腐的思想痼疾、虛偽的人與事。作者放眼中國大陸民眾的實際生存狀態，懷著一颗对社会改良炙热的心，發出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呼聲。作為一個普通的人，他關注國人的困境，似乎想振臂一呼，喊出自己微弱但強有力的口號，“珍愛生命，關愛自己！”作為廣大網民的一分子，他吼出了千萬網民的心聲，“自由表達是網絡的靈魂！” 出于人道關懷，他呼喚寬容和理解，即使是對曾經的罪人和敵人。

該書對社會問題批判的同時，對自由、民主和法制的呼聲不絕于耳。在承認和肯定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與日益改善的人民生活的基礎上，作者沉痛地指出，“有兩樣東西，迄今還遙遙無期：言說的自由，與免於恐懼的自由。”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獄，中國文人向來有著三緘其口的歷史教訓與傳統，而究其根本，就是言論自由的缺失。古時的直諫忠臣只有遭遇明君才能免于因言獲罪。可悲的是，千年之后，當中國的一切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後，國人還沒有能真正享受這一天賦的權利。現在仍然是可能因言獲罪的時代，很多人為了明哲保身，選擇的是視而不見，緘口沉默。當國人以小心翼翼的言說對現實委曲求全之時，他們就真正喪失了這一基本權利，也放棄了對它的追求。

作者也渴望“免於恐懼的自由”，正如他寫道，“寄身海外，仍不能免于恐懼！在恐懼中期待，在期待中恐懼。”他隨筆集中的很多篇章，都源于從現實或閱讀中體會到的對社會和思想文化界真切的恐懼。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些文字是源于恐懼的言說，是什麼讓他恐懼？他的恐懼與不安來自對中國現存社會問題的反思，以及對國家未來的憂慮。他懼怕的是“幾十年來，對個體生命漠視、輕視乃至作踐的種種運動宣傳，已經深入國人的骨髓。我們對于生命的無端喪失，早已麻木、漠視、視而無賭了”；他懼怕的是一位北京少年對美國911災難拍手叫好，因為恐怖分子為自己的國家出了口氣；他懼怕的是初涉人世的中學生因參觀公審公判大會而成為麻木的看客，心中播入暴虐、殘忍的種子；他畏懼的是武漢家樂福門口萬名青年在百面國旗下嚴肅而憤怒的面孔……。

人是這本書的主題，他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和基本權利，關注著當下中國的人權與法治。對生命的輕賤，對人權的踐踏，國人對此早已麻木，熟視無睹。但只要是有心人，很容易就能從身邊的見聞中列舉一二這樣的實例。很多國人置身其中而并不自知，他們甚至在不自覺中也加入輕賤和踐踏別人生命的行列。在作者看來，一本官修的中國歷史，實際是愚民教育的教科書，人個體生命的價值與尊嚴被長久地忽視了。這樣的教育讓遭受過苦難的人民大眾接受并認同：中國社會已經發生的一切暴戾與殘酷都是注定要發生的，以致對當下仍在進行中的一些暴戾與殘酷無動于衷，并認同為理所當然，於不知不覺中淪為魯迅筆下的看客。而當戾氣仍浮游於華夏大地，暴戾對生命的輕視與踐踏則被民眾非理性地贊美和膜拜。小時候的少年先鋒隊隊歌如今還令很多人記憶猶新，這首歌教導我們愛憎分明，愛祖國愛人民的同時，跟敵人“堅決斗爭”，并把他們“消滅干凈”。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小少年就要背負家國天下的民族大義，剿滅敵人，在一個尚未真正明白如何區分敵我的年紀。可悲的是 這首歌至今仍在千千萬萬的孩子口中吟唱，“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般無情” 太早深烙在孩子童年的記憶裏。如此看來，也正是這樣的教育已於無形中在年轻一代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暴戾的種子。

法律可以被行政命令取代，正義可以由憤怒的民眾以私刑主持，對法律法規的藐視與漠然是很多人間悲劇的根源。頻繁發生的礦難，幾十上百條人命瞬間消失，時見報端的工程事故，交通事故，殺人事件，很多都是由可以避免的人為因素造成的。只要國人更尊重和珍惜生命，更尊重制度，遵守法規條文，就可以避免不少慘劇的發生，減少世間不幸的家庭。

程寶林的思想探索和批判不是建立在空中樓閣，而都根植于現實生活，大至國家法律制度，小至日常生活中的一句“對不起”，都可以成為他探討的話題。如今是信息資訊的時代，網絡報紙會在第一時間傳遞各種新聞消息，因此網絡也就成為他了解當下中國社會與文化動態，并以文字積極參與其中的重要途徑。雖遠隔重洋，身處萬里之遙的大洋彼岸，他的目光始終關注著那片故土。書中很多文章的灵感是来源於报章杂志的閱讀，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點點滴滴，有時甚至是一篇豆腐干大的簡訊也會刺激他敏感的神經，激發創作的靈感，在電腦鍵盤上敲擊犀利深刻的文字。有些隨筆即是對新聞報道的再解讀，或者是對一些知名網站轟動一時的論爭的回應，話題并不陌生，且直中問題要害，其痛快的反駁與詰問很容易使人產生共鳴，甚至拍案叫絕。

《洗白》一書也以探討當下知識分子在社會文化中所處之位置和職責為一要旨，書中最后一輯主要集中對知識分子立場的討論。該書的第一篇文章是談作者的一位大學室友如何從一個不與世合流的文學青年化身為暢游宦海的弄潮兒，完全依附和寄托于這一體制。這是“被單位消化，被社會同化，被文化異化”的悲劇，是以犧牲自己的夢想與原則為代價，是“對慣性的社會，對惡慣的勢力，對習慣的人民，對驕慣的惡吏”舉起的白旗。這樣的例子又何止一二，無數從大學踏入社會的青年，鋒芒逐漸被社會的大流磨平，放棄曾經的追求與原則，隨波逐流，對體制繳械投降。我們無法批評這種對大環境的調適以謀求個人的發展與幸福生活，因為大環境的勢力太強悍，與之相比，個人是如此渺小。

著名的西方東方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理論家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曾對知識分子下定義，知識分子就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也就是要在各種壓力中尋求獨立並對權勢提出質疑和批判的人。然而，作者痛心地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對體制的依附，帶有如此巨大的慣性和遺傳性，成為一種血液裏流動的東西。”如今有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惜揭學界九旬老者的瘡疤以沽名釣譽，破壞一位遲暮老者最后幾年的安寧，或者是北大某副教授用低俗的謾罵來反擊異己之見，又或是圖書策劃人借民族主義之名欺世斂財，喪盡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而產生 “以軟弱、依附，不具獨立經濟地位因而獨立人格嚴重缺乏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源就在於“法制不彰，人權不保”。

雖然絕大部分國人都被培養出驚人的容忍力，謹守“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處世哲學，过着相安无事的日子，逐漸在沉默中麻木，但是，每個人的忍耐與緘默換不來一個民族的進步與開明。作者認為知識分子尤其不能放棄其使命感，如他所言，“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要做舞臺上最後的那盞燈，雖然光線微弱，但畢竟還有燈。有燈在，人就不會去掐人的脖子，因為有燈在，眼睛能夠看到眼睛。被掐的人，眼睛里有恐懼和哀告；掐人的人，眼睛里也有畏懼”。這微弱的燈，正是啟蒙之光的來源，是照明前行道路的思想之燈。

從《洗白》一書我們可以讀到作者近十年的心路歷程，思想和寫作上的轉變。詩人在后記中這樣描述他如何走上思想探索之路：“我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國，漸漸獲得了一點思想上的覺醒；1994年初闖美國，眼界和視野才略微開闊。對于尊嚴懷有渴望，對于自由懷有信仰，使我不由自主，將自己的筆，探入了思想隨筆的領域。”

定居美國的十年逐漸改變了這位詩人的視野和看問題的角度，他坦白地在該書的《自序》中說，“10年前的我，寫不出這些文字，對這些文字中所關注的議題，也不會太感興趣。畢竟，我在單位里的處境，我與上司和同事的關系，我的職稱、住房和薪水，與我的切身利益更為密切相關。”在那樣一個言論受到限制的環境中，很少有人能游離於體制之外，沒有顧忌地直抒其言。沉默是很多人選擇的遠離麻煩的保護傘，渺小無力的一介文人出于自我保護的原始本能而緘口不言，這一切都無可厚非。但作為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親身經歷感受了不同文化的沖擊以後，在免于言說的恐懼之後便不能再保持沉默，再壓抑心中積郁已久的忿憤，而必須用文字來一吐心中塊壘。

許多旅居海外的華人都有同感，生活雖然自由，但同時是孤獨寂寞的，而孤獨讓作者的思考變得更深刻徹底。作者特殊的人生經歷使其游離于兩種文化的邊緣，感受著兩種價值觀在內心的碰撞，醞釀著言說的沖動。他正是一名孤獨與痛苦的清醒者，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在對比中先反省自己，進而反觀自己曾經熟悉的制度及現象，從全新的視角看待分析問題，得出的就是另一種結論。

程寶林在這本集子中展現給讀者的是一個坦誠的自己，在《誰不恐懼？》一文中作者坦言自己仍然恐惧，仍然怯懦。即使遠在美國，“对我不赞同、不认可、不理解、不容忍的事物，说出我的看法，这需要勇气”。在人的權利得不到法律保障的條件下，人的生命與安全如危卵，脆弱而不堪一擊。在那樣的社會環境裏，誰不恐懼？誰不怯懦？就在不久前，南京某高校的一位副教授因為寫了幾篇文章而被警察帶走，面臨的可能是至少十年的牢獄之災，罪名又是籠統模糊的“煽动顛覆國家政權罪”。幾句話，幾篇文章就能讓一個穩如泰山的政權顛覆，這是何方圣人，會有如此能耐？視國人的言論為洪水猛獸，這只能是當局本身對自身極端缺乏自信的表現。

如今，敢說話的人多，但敢說真話的人少，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與主流輿論背道而馳的人就更少。在四川地震中棄學生而跑的中學教師遭到了全國范圍的口誅筆伐，直至被取消教師資格。程寶林寫了兩篇文章并在網上論壇為這位老師辯護，當然他不是肯定其片刻的行為和言論之失，而是呼吁國人更多一分氣度，對一個普通人的言論多一分寬容，“畢竟一言不足喪邦，一跑不足誤國”。程寶林不諱言自己的想法，他可以把在網絡上與別人的論爭坦蕩地奉獻給讀者，無論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

作者心系神州大地 ，心系中華民眾，關注著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他本著自己的良知，以故國體制的健全完善為初衷，用知识分子批判的眼光表達对社会的关切。《洗白》一書中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獨善其身的詩人與學者不忘兼濟天下的情懷。被當作新鮮事報道的價值55.5萬元的一顆荔枝，讓他聯想到的是中國死難礦工螻蟻般的生命；電視劇《中国式离婚》中一段關于引產嬰兒的對話， 激发他的沉重思索：萬千觀眾如何看待這個被視若草芥的生命？冷戰時代中國政府慷慨地“援外”而讓國民在溫飽線上掙扎，他恨不得為中國農民捶胸一哭。他會為國家法律漏洞被修補而感到高興，會為蔣經國在今日中國的媒體上獲得“偉人”的尊稱而振奮，會为國家在民主自由道路上艰难前行的每一小步感到兴奋与欣喜，他渴望看到的是中國更大更快的社會進步與開明。

这是程寶林在自己的海灘上曬出的“第一粒思想之鹽”。在我看来，这是一顆美麗的結晶，誠心祈盼更多的中国读者能早日領略到它的光彩。

(作者为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