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拥有一本非马的散文集《凡心动了》的朋友实在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非马先生在这册194页的集子里将其诗歌、散文、绘画、雕塑的艺术精华浓缩其中，可以说是大大地解决了很多喜爱非马，而口袋羞涩的朋友的一大难题。可以说，非马出版这个集子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自己本身首先是一个弄画画的人的缘故，当我一拿到这本书时，第一惊叹的却是他附于书中的那些极有份量的绘画与雕塑。

我一直都认为，大凡有着高度审美的人，不管其从事何种艺术创作，其不出手则已，一出手自当不凡。所以，当我读过非马的诗，读过非马的雕塑后，其文章不用读就知道该是怎么一回事了。一个能将诗写得那么好的人，其文章只会更好而不会差的；一个能将画画得那么好，雕塑弄得那么好的艺术家其文章是不会差的。果然，其散文一如其诗般精彩，一如其诗般随和、亲切、含蓄、幽默、深刻，一如其诗般充满令人潜移默化的哲理。

“今天早上喂饲那些优哉游哉的强盗鱼时，我忽然有一个古怪的感觉。在它们有恃无恐的眼里，我或许竟成了它们乖顺的宠物也说不定。”《宠物》。在不同的眼光中，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下，每一个人都在不同地转换着角色。故佛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支撑几百尺高的巨杉，一定需要很深的根吧？我问旁边一位公园管理员。她说很浅很浅，因为优山美地到处是花岗石，泥土的厚度只有薄薄几寸。我说这样浅的根怎能维持巨杉于不倒。她说它的根虽不深却极广。这样一棵树，它的根须蔓延的范围可容纳好几个足球场。而且所有的根须都同周围其它树木的根须交缠盘错在一起，再强劲的风也休想撼动它分毫。”《山＆#8226;水＆#8226;火》。一种文化亦如一棵巨杉，不管其曾经怎么辉煌优秀过，曾经怎么的历史悠久，一旦封闭了起来，没有了走出去、走进来，没有与其他优秀之文化交缠盘错，那它就会被淘汰，亦必然会被淘汰。即使会由于某一个人或某些集团或许会因为某些利益而使其消亡放缓一些速度，但却是无法改变其最终的命运。世界上的无数已消失了的和正在消失着的文化都说明着这一点。只有那些优秀的、不断地吸收着先进成果来补充自己的，或者是进行自身基因改造的文化才能流传至千世万世。

钱宾四言：中国文学之伟大有其内在的真实性，所教训我们的，全是些最平常而真实的，倘我们对这些不能有所欣赏，我们做人，可能做不通。又言：中国文学之理想最高境界，乃必由此作家，对于其本人之当身生活，有一番亲切之体味。而此种体味，又必先悬有一种理想上之崇高标准的向往，而在其内心，经验了长期的陶冶与修养，所谓有‘钻之弥坚，仰之弥高’之一境。必具有此种心灵感映，然后其所体味，其所抒写，虽若短篇薄物，旁见侧出，而能使读者亦随其一鳞片爪而隐约窥见理想人生之大体与全真。非马在《凡心动了》中正是以其当身生活之草木虫鱼、平常事故，告诉我们最平常而真实的东西。

“我不可能……以高明的园丁自居，把伸向天空的枝桠小手统统剪齐修整。我最多只能帮他们做一点分析，出一点主意，让他们自己去作选择与决定。毕竟，他们都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不是我的附庸。”《边学边做》。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没有独立之人格，那我们就只有奴才。而千百年以来，我们都一直在培养奴才。

“人际关系越复杂越冷漠，我们便越需要微笑，也越不能低估微笑的力量。一朵卑微小花的绽开，往往预报万紫千红日子的到来。”《微笑》。春天是由一朵朵小花、一根根小草组成，和谐与幸福是由一个个微笑组成，如果我们能奉献出自己的微笑，将微笑带给别人，那我们的世界是多么美好。

“等真的看到铜像，并非‘一点点大’，而是有他本人两倍大的庞然大物，我们的英雄却也像历史上的许多‘大人物’一样，忍不住膨胀发烧大感（动）特感（激）起来再也舍不得‘敲了就算了’！这是多么新鲜而又熟悉的历史反讽。”《铜像》。大凡一个人被抬上神台之后，于是，他便也自以为自己真的已经成为了神。

中国文学自古有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之说法。所谓文以载道，其实在要作者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人生。宾四先生认为，中国人拿人生加进文学里，而这些人生则是有一个很高的境界的。这个高境界，需要经过多少年修养。吾曰，不单是文学，所有艺术都需要其作为艺术家者将其人生加进其中。余认为，文学之最高境界在能表达人内心之真实情感。如果你能表达到细致深处则为最最高境界，人生即文学，文学即人生，二者融为一体，则成为文学中最上乘佳作。余于此强调的是必须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而非虚伪的、作状的。非马不仅是有着这种认识，其更是这样的实践着。正如其于《人不如其文》所言：“假如有一个作家，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充满了最纯朴、淡泊与谦虚的字眼，而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却发现他是那么自负，那么汲汲于名利。这样的作家，至少我个人无法在他“精神分裂”的作品里放心遨游。”

“在我的人生天平上，一个清道夫的重量，不会理所当然地比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政治人物轻。在专业范围内以及经济或社会地位上，清道夫当然不能同科学家或政治人物相比，但这并不表示在做为一个人的价值上，清道夫非比他们低下不可。他可能是个较好或较有爱心的儿子、丈夫、父亲、朋友及同事，或一个较有操守、不投机取巧、不争权夺利、不损人利己的好公民。只要他正直、诚实、认真并对社会做出贡献，不管他从事的是何种职业，都值得我的尊重与平等待遇。我永远无法忘记，多年前回台湾，一位做生意赚大钱的作家请我在一个大饭店里吃饭。陪同的有当地的几位作家朋友。才坐定不久，这位经常在文章里标榜自己多么关怀平民，如何为普罗大众说话的作家，竟以一付大老板的姿态，大声地斥责侍者，只因他茶水递送得慢了些。我当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目。后来听说他挟巨资到大陆去办什么文学奖之类的，有朋友来信谈起，说不少人在骂他财大气粗。”《劳动者的坐姿》。上帝说，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儿子，清道夫是，科学家是，政治人物也是。佛曰，众生皆佛，众生平等。然而，真正的平等大概只有在那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世界里吧。只是我们那些自诩为人类灵魂缔造者的人们在极力倡导着民主、平等、自由的主义的同时，是否能身体力行一下呢？

“我常想，这世上能真正让我们留恋的，恐怕只有那使我们身心舒畅的习习清风、和煦的阳光以及坚实的土地，这些我们感官能触能摸能感的东西。金钱成就与名位，有当然很好，但毕竟不是能让我们确知我们还好好活着的直接证据。”《虚拟现实》。名利之心常使人们忘却了根本。

“我曾为此写过一首叫《狗一般》的诗，表达我的无奈与愤慨：有罪！/一个白人手里的球棒大叫/黄色有罪！/就这样/一个黄人被狗一般活活打死//无罪！/一个白人手里的法槌大叫/白色无罪！就这样/一个白人被狗一般活活开释”《肤色的原罪》。这就是发自内心的呐喊，尽管没有歇斯底里，却是震撼心灵的。

非马没有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晦涩难懂，或者说教般论述而故作高深。正如他自己所言其诗一样“我也不相信，新的现代诗语言，非艰深晦涩或分崩离析不可。一个有创意的诗人，必可从日常生活里提炼出人人能懂、却也能使每个人都有所得有所感的时代语言。用歇斯底里、支离破碎的语言来表达一个理想破灭或被现实逼得走投无路的人的心境，当然未尝不可。但对一个纯真的微笑或一朵晨光下含露脉脉的鲜花，我们也有必要照样地施以无情的折磨与宰割吗？”《为谁而写》。他只是平易的去写，仿佛知己朋友般与你谈说。自然地流露着一种清幽玄妙灵通的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使你在不知不觉便得到了升华。

非马在《凡心动了》中的散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每一篇都融会有一两首诗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地或不关联地放在一起，其于文中所融会的诗往往便是该文章之文眼所在，而且融会得极其自然而不露痕迹。

“‘这位名正言顺的王者/却忸怩不安/侧着身子危坐/怕滴落的汗水/沾污/洁净的椅面。’但我对劳动者的感情确是真实而深切的。只是觉得既然劳动是每个人应有的习惯，实在没必要把它单独提出来标榜，或把它划成某一阶级的专利。”《劳动者的坐姿》。

“十多年前，我曾为一位因没钱吃喝的山地同胞，把未成年的亲生女儿，卖到当时台北著名的华西街红灯区去当妓女这桩人间惨事，写了下面这首叫《冬令进补》的短诗：想吃雏鸡/没事干/便把女儿/送去华西街/当雏妓//吃了雏鸡/没事干/便把自己/送去华西街/找雏妓”《雏鸡与雏妓》。

非马的诗与散文随笔有着随和、亲切、含蓄、幽默、深刻的特色，非马的诗与散文随笔都带有浓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理想中的美只有在一颗真挚的心中和明媚的春天里才能得以充分体现。这也是其诗文吸引读者的原因。

05，09，24日凌晨于天心斋

原载:《美华文学季刊》，90期，2009年夏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