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就放弃
――读《耻》

倪湛舸

几年前，读到大江健三郎的成名作《奇异的工作》，震撼异常。所谓奇异的工作，是说几个大学生为人拼命杀狗，最后却还是被赖了工钱，他们看着烟囱里冒狗烟，觉得这也是自己的命运。那时的大江才二十出头，除了这篇杀狗故事，还写了《死者的奢华》，讲另几位大学生在太平间为人搬运尸体，与杀狗倒也相仿，虽然故事简短，却有着可怕的穿透力，难怪被川端康成誉为“有异常才能”。借大江开篇，其意却在于另一个人，另一个也写杀狗的人――库切。
库切的小说《耻》用这样不动声色的对话结尾：
贝福•肖（从事杀狗的动物保护者）问大卫•卢里（因性骚扰丑闻而避走乡间的大学教授），他手上抱着的狗是不是拖一周再杀。难道现在就放弃？
卢里答：是的，这就放弃。
用这样决绝的调子收场，实在是库切的“异常才能”；而小说的叙述中，早就埋下绝望的种子，底下一段尤其触目惊心：
他像是被人捅了一刀，伤口滴滴答答地淌血，他竖着耳朵听，等自己血尽人亡。（大意如此，关于卢里的伤痛体验――当他的女儿被人强奸，而自己差点被纵火烧死）

库切和大江一样，都被诺贝尔奖承认了。我去看官方的颁奖辞，却觉得库切的沉沦黑洞里，竟还是被人生生拉扯出一根光明的狗尾巴，真恨不得一刀砍断。颁奖辞一边赞赏着库切对“解放”和“和解”等进步事业如何地不盲目乐观；一边却拿另一套高帽子给他戴，即所谓的“文学救赎”，说库切笔下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仍然坚持文学的理想世界――理由或许是卢里在自己身败名裂、女儿遭人凌辱的困境中仍然写作他的拜伦歌剧吧。然而，（或许是我误读了），小说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卢里在小屋子里疯疯癫癫地哼歌写剧的样子如何吓坏了爬窗子的小孩。救命稻草当然不是不曾抓，但即使抓到了，也救不了命――卢里肯定明白，皇家科学院也许不明白。比如，它给了川端最高荣誉，川端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死。现在，库切也得到这所谓的最高荣誉了，但那架势，竟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结尾：不明不白的人高声讴歌王子的英勇事迹，他的癫狂和迟疑倒是可以被彻底埋掉了。

虽然明知自己刻薄，但怎样想就怎样说，这是我努力要做到的坦诚，起码的坦诚――库切笔下的卢里，也很有些这样的倔脾气，更有甚者，他根本就是某些高贵品质的集大成者。卢里专攻浪漫派文学（然而，这位浪漫派专家却只能在功利性十足的Communication系教书），不只创作拜伦歌剧，更号称热爱自然诗人华滋华斯，自己也很有浪漫派头，只可惜是不合时宜的遗老派头――无论嫖妓还是勾引女生，都无比深切地发自无比深沉的欲望，却都完成得比较失败，而这些到了歌德之类的浪漫大师手里，还不知能搞得怎样地深刻而媚惑，再堂皇成“从恶识善”，从实践一路演绎到理论――根本就是人生最高境界。可惜，只可惜卢里生不逢时，狂飙突进的年代早已不再。而库切的厉害之处不光是嘲讽这种不乏辛酸的“不合时宜”，更在于他看得更穿，他索性看穿了“忏悔”、“和解”这些时兴的苦痛低调。因为一眼看到底，看到“这就放弃”，所以懒得拿鞭子抽打卢里的“丑恶”灵魂，反而任由那灵魂任意张扬：卢里其实是个老实人，骚扰了人家女生，学校说你道个歉搞个再教育，一切都好说，他偏不干――不认错倒不至于，但阉割欲望改造思想保全功利这样的事，他偏就有那骨气不干。说句大白话，这人虽然坏，但至少坏得有担当，宁可身败名裂，也不委曲求全。但再说句实话，他再忠于自我忠于原则，对他人的伤害就是伤害――这才是对他那孤立于世俗的高贵气概的更深意义的解构、乃至摧毁。库切真是毒辣，一边任由卢里桀骜不逊，一边却给他安排了女儿被强奸的厄运――从罪人到受害者的角色转换（而罪人和受害者之间本就没有什么本体性的差异！）一下子把卢里捅了个透心凉。如果说原先的性骚扰事件里――无论是骚扰本身还是卢里对调查组的反应――还有些许浪漫主义理想的意味，库切对卢里玩的这招“化主动为被动”实在是一盆冰水，把黑暗世俗中的一线火苗给生生泼灭，因为，那火苗实在不是任何温暖，它只是罪而已。罪就是罪。还能怎样？所以，卢里最终还是去向女生家人道歉了。他向她们下跪。这里面的东西，与其说是冠冕堂皇的忏悔，倒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同情（com-passion，共同的受难）。犹太哲学家让可莱维奇（Jankelevitch）曾为德国人的忏悔问题大做文章，他宣扬罪行之“不可宽恕”，因为宽恕是种非人或超人的美德，它意味着抹杀记忆、抹杀经历、抹杀疼痛――只有上帝才有能力宽恕，我们没有。类似的，我在卢里身上看到了“忏悔”的不可能，正如受难者没有能力宽恕，罪人更没有能力忏悔――真正的忏悔只可能是compassion，com-passion，共同的受难。呼应于痛苦的，只可能是痛苦。诚实的卢里拒绝“忏悔”，却不得不“同情”、“共难”――在命运和历史面前，难道我们不都是一样卑贱的受难者？这样看来，卢里的下跪里，倒是透出比他原先竭力维护的理想更高贵的东西来；但这种高贵毕竟不是什么高调，卢里的确向女生的家人下跪了，但这也许只是一个被人捅了一刀、一路血流不止的人的最终崩溃？
他下跪，只是因为没有力气站立。

他实在是没有力气站立。为了躲避性骚扰丑闻，他避走乡间，和女儿露西（这里是否不无讽刺地影射着华滋华斯的“露西”抒情诗系列呢？）相依为命。露西叫他去动物保护者贝福•肖那里做义工，卢里对“热爱”或“保护”之类的善行颇多鄙夷，更不喜欢这里面“劳动改造”似的意味，但去了之后，却发现肖的工作其实是杀狗――这真是绝妙的暗示：我们能做到的“保护”，也许只是“了结”吧。大江的“杀狗”主题，在库切手里实现了一次漂亮的变奏。一次还不够，库切笔下还有一场杀狗的好戏：三个黑人闯入露西家，强奸露西，烧伤卢里，还开枪打死了好几条狗。黑人对露西（哪怕她只是个陌生人）怀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仇恨，但屋外的狗却是这场复仇中彻头彻尾的无辜受害者（它们所遭受的屠杀，几乎影射着不止一个政权所推行的“种族灭绝”）。黑人和白人哪怕再水火不容，但至少都是人，关狗何事？然而，为与己无关的事物付出生命代价的，却正是这些狗。谁又能说我们的处境，不像这些狗？（小说中，卢里的确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活着，就像狗。”）更有甚者，陪伴卢里创作拜伦歌剧的，仍然是狗，而且，是一条终将被“安乐死”的残疾狗。库切常遭诟病，罪名是“逃避现实”。小说中，卢里先是不得不背负丑名离开学校，之后又遭遇入室抢劫，而遭强奸的女儿竟然拒绝他移居欧洲的建议，甚至执意要生下“孽种”。在这样的环境中，卢里之沉湎于艺术创作实在是有“逃避现实”的嫌疑。然而，库切让卢里对着一条狗写作，对着一条象征我们无奈处境的废狗――如果还有人说这样的安排“逃避现实”，那我只能“这就放弃”，放弃解释救赎与沉沦的唇齿相依。如果说歌剧的写作仍然有比较强烈的“救赎”意味，那么小说的结尾就是“沉沦”主题的最高潮――最终，卢里终于把那条曾经聆听并热爱他所创作的音乐的废狗抱上了“亡命台”，而且，他所放弃的，不仅是这条狗。
和父亲不同，露西是要顽强活下去的那一个，她不但不肯报案，甚至甘愿嫁给强奸者的亲戚，为了换来茫茫荒土上的一点保护――卢里热爱华滋华斯的自然诗，他的女儿、华滋华斯抒情主人公的同名人，却不得不在“自然”中苦苦挣扎――这是一幕伟大的悲剧，还是一场最辛辣的嘲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然而，卢里的耿介不仅害他不能周旋于世俗，也害他无法像露西那样放弃尊严而苟活。他太高贵，演不了闹剧，又太虚弱，承担不起悲壮，于是，只能这就放弃。是的，这就放弃。死和活，就这两条路，却哪里都无趣。正是在这种无趣中，卢里写作着他的拜伦歌剧――这里，或许有库切和《耻》的自我投影吧。哪来什么救赎，能有点自欺欺人的安慰就不错了，就像下岗的人每天还是要出门转一圈那样，好歹有个事做――我就是这么读库切的，我也是这么写自己的东西的，所以就实话实说了。然而，与卢里的文学创作（creativity）相对应的还有自然意义上的创作，露西的生育（procreativity）。创作与生育的类比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例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长诗《Anniversaries》就是一篇名为献给某位早夭的小姐、实为探索诗人创作的作品。诗中，少女未曾实现的生育力不仅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契机，更是被诗人用作创造力的象征，这其实体现了男性艺术家对最根本意义上的创造/作力――女性生殖力――的向往和嫉妒。回到库切的小说中，卢里一边想通过创作救赎自我，一边却又不无清醒地决定放弃，这在某种意义上生动而精确地再现了艺术的双重特质：超验与无能。更有甚者，艺术不仅有其内部的歧义性，更还被置于自然与历史的大环境中。如果说黑人强奸者眼中的仇恨象征着“历史”，露西化仇恨为孕育的生殖（这其实是个苦苦挣扎的艰难过程）其实代表着“自然”的力量。在历史中，个体（以狗为代表）是无辜而无奈的受难者；然而，如果历史是长河，它终究被孕育万物的天地所怀抱。和解的力量，终究来自于生生不息。与为男性强奸者所代表的“历史”相对立，库切选择以女性被害者以及她的生育来作为整部小说最深厚、最宽广、也最难觉察的底色，即所谓的“自然”，此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来，虽然看似积极，却不是没有其问题（把女人等同于自然，是男性思想的通病）；然而，我暂且不提这个问题，只先说说这个“文学－历史－自然”层层推开去的视野。在这个视野中，文学体现出它知其不可的谦卑（文学不可能孤立于历史、无视狗一般的人的命运；文学创作更是无法抗衡自然性的创造，正如卢里不能理解露西的坚忍）；然而，文学屈服却不臣服于那些更伟大的力量，它要以“知其不可”的谦卑，成就“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尊严。
这也许就是我从库切的文字中拉扯出的“光明的狗尾巴”吧，说到底，还真是不忍心砍断。

不可能的忏悔
――读远藤周作《悲しみの歌》

二十世纪，是罪行的世纪，比如，奥斯维辛、南京、卢旺达、巴勒斯坦……二十世纪，也是个忏悔和宽恕的世纪，虽然，忏悔和宽恕都是不可能的。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让可莱维奇的话：种族屠杀的受难人不懂什么叫宽恕，因为宽恕意味着抹杀曾经的苦难，而只有上帝本人，才拥有这样的力量。正因为这样，我以为，作恶人的忏悔也是不可能的，在某些罪行面前，任何的忏悔都是那样的苍白无力，语言就是语言，姿态就是姿态，它们终究是空洞的。所以，当中国人赞赏德国人的下跪时，我只想说：那根本不是忏悔。当我们谴责某些人的不道歉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即使那些人道了歉，那也很有可能只是出于利益考虑的所谓“明智”，它的动力，来自权利集团或社会观念嘎嘎作响的齿轮？
库切的《耻》中，性侵犯学生的教授卢里拒绝道歉，这并不仅仅出于他的冥顽不化，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忏悔的不可能。所以，真正的认罪行为应该是辞职、离校、身败名裂、远走他乡。也许，忏悔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性来自受难，只有当作恶人自身也受了难，他才有资格下跪、忏悔、请求宽恕，以另一个被摧毁者的身份。这时，如果说和解尚有一丝希望，那么，这希望来自同情。共同的受难带来了同情的可能，而同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底线和最高理想。
与《耻》类似，远藤周作的《悲歌》也讲述了一个拒绝忏悔的故事。生于1923年的远藤周作在中国大连度过童年，回国后在家庭影响下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后入庆义大学学习法文，毕业后前往法国里昂大学研修天主教文学。1955年，短篇小说《白种人》获芥川奖，远藤从此登上文坛，成为战后第二代作家（专指在战争时期度过青少年的作家）的代表人之一。远藤的小说几乎都以天主教视角为出发点（然而，这种视角往往是与正统教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深受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身为战后作家，他也常常以战争阴影为题，并在这个背景下，对罪、忏悔、和救赎等宗教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就具体文本而言，《海与毒药》披露了九州某大学活体解剖美国战俘的丑闻，并由此批判日本民族意识中罪感的缺失。《丑闻》中，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年轻时曾在中国服役，并曾参与屠杀当地妇孺――远藤并不仅仅把这解释为人的伪善，他以为这凸显了人性中不可遏制的恶，而这恶，深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心底。《深河》中，从东南亚战场撤退的士兵为了生存，曾经以同伴为食，从此，这些幸存的老兵一辈子背负着良心的谴责。在诸多与战争相关的小说中，我个人以为，远藤最惊人的洞彻，由《悲歌》而实现。这部小说是《海与毒药》的续篇，描写参加过解剖实验的胜吕医生在《海与毒药》的故事之后的生活。他隐居他乡，以为失身女子做人工流产为生。记者折户本着强烈的“道德感”追查当年战犯的下落，决心要以舆论的压力逼这些人向社会忏悔。一个偶然的机会，折户发现了胜吕的惊天秘密，故事就此拉开了帷幕……
远藤似乎对记者这一职业怀有偏见，在他的小说里，记者往往以冷酷而麻木的面目出现，是现实社会中某些原则的集中化身，他们积极上进、疾恶如仇、审时度势、锲而不舍、不择手段。《丑闻》里的记者不遗余力地追踪老作家，为了揭露他不道德的另一面；《深河》里的记者为了偷拍印度人的葬礼，不惜打破他人的宗教禁忌，甚至导致了同伴的冤死；而《悲歌》中的记者形象也并没有跳出这一也许不太公平的老套，唯一的不同是，折户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直满怀着崇高的自信和自尊，他以日本社会的批判人自居，并死死占据这一道德制高点，为自己膨胀的功利心和萎缩的同情心都披上正义的外衣。如果暂且不考虑受难者的立场（小说中折户所要求的忏悔是战犯向日本社会所做的忏悔，而非对受难者），坦白地说，我是打着寒战阅读这个人物的――他就是某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甚至，我们每个人。当众人向娼妇投石时，耶稣说：没有罪的人才能扔出手里的石头。于是，再没有人能够抬起手。然而，那只是过去的故事，事实是，从来没有人停手，折户从来不曾停手。身为中国人，对热衷于逼迫战犯忏悔的日本记者，我原本是极其敬佩的，然而，道德并非泾渭分明，有太多的灰域让人不知所措。我想，远藤对折户的行为并非不赞赏，只是，在赞赏的同时，他有那个勇气和眼光去洞察光明言行的内里，他知道，人是不可捉摸的，人的善恶有时候甚至不是同一枚硬币的这面和那面，而是同一张脸上的同一道眼神和同一丝微笑。当你自命高尚时，你已经堕落了。当你自甘堕落时，也许，你竟因此而得救了……
与折户相对应的胜吕就是那个下降者。有趣的是，和卢里面对着学校审查团一样，胜吕对折户说：我无错可认。折户大骂胜吕毫无道德廉耻，然而，胜吕并不是那些身居高位、毫不后悔、乃至缅怀侵略战争的人，和卢里一样，他选择生活在永远的屈辱中，因为他知道，罪，不可赎，不可赦。当你做所谓的认错、道歉、忏悔时，驱动你的并不是一个被摧毁者终于体验到的痛楚和同情，而是自欺，和欺人。折户所追求的，只是这种自欺欺人，这样的道德，不是利益牵线的木偶，就是围观者砸向娼妇的石头，打倒别人，是为了让自己站得更直。
在折户和胜吕之间，远藤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物，小丑般可笑又可怜的法国人伽斯通。小说并没有交待他是为何且怎样来到日本的，他只是个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在异乡的流浪汉――远藤笔下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形象，比如：《武士》中被传教士带到南美、被抛弃、并从此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的那个日本人，《深河》中远赴法国学习神学，但最后流落印度、在恒河边搬运尸体的大津。和他的同伴相仿，伽斯通也是那样地笨拙，那样地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们的笨拙都来自那纯粹得令人恼火的善良，如果说我们的彼此为善总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斤斤计较的，远藤笔下的流浪汉却能跳出社会和人群的重重牵挂和桎梏，洗尽原罪，像“那个人”那样，把自己完全地袒露在十字架上，成就极致的弱、和最深切的同情。《悲歌》中，街头卖甜芋的老人病倒了，是流浪汉伽斯通把他送去胜吕的诊所。为了挣钱给老人治病，伽斯通不光推车去街头叫卖甜芋，还受人怂恿，干起了拉皮条的活。这时，拒绝忏悔的“魔鬼医生”胜吕说：我不会收任何钱。为了给老人的孙女买一件节日穿的和服，伽斯通又去集市上扮演挨打的外国拳击手，就在他被人打得尿了裤子时，胜吕同意了老人“安乐死”的苦苦哀求……
只能答应他，因为，活着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胜吕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九州的海、和雨、还有屋檐下呻吟的鸽子、街角迷路的小狗。人间深河，人间深河的悲哀，没有人不在其中；可是，我们都急于踩着彼此爬出去，爬出这条悲哀的人间深河，然后，并不回头地、迫不及待地大叫：我忏悔！我忏悔！有谁心甘情愿地躺下来，被践踏、被摒弃、被痛恨？在那些犯过罪的人中，又有谁心甘情愿地摧毁自己，为了乞求那不可能的宽恕？那个唯一拥有宽恕的力量的人，他为赎我们的罪而献出自己，然而，他会宽恕背叛信条的人吗？在参加活体解剖之后，胜吕不仅默默地接受了一生的屈辱，更是在罪里越陷越深――人工流产、安乐死、甚至最后的自杀――这些，哪一桩不是天主教会的大忌？虽然胜吕并不是信徒，但信徒远藤却借流浪汉伽斯通之口说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耶稣会宽恕胜吕医生！
其实，耶稣已经宽恕了胜吕。耶稣的宽恕就是伽斯通的那一声哭。折户得知胜吕涉嫌安乐死，于是气势汹汹地去诊所逼问后者，甚至问出这样的问题：你杀死诊所里卖甜芋的老人，难道又是为了什么医学实验？胜吕无言。身为读者的我在那一刻感觉到了胸中燃起的怒火，然而，也就在那一刻，小说里响起了伽斯通的哭声，那像是笛子被生生吹断的声音，尖利，甚至滑稽。听见折户的逼问，伽斯通哭了。远藤毫不掩饰自己对折户这个人物的反感，我却不得不承认，折户的逻辑才是这个世界的逻辑，他也许残忍，但绝对现实。对他和这个世界而言，同情是幼稚、善良是骗局，所以，他甚至是不受任何幻想的蒙蔽而恪守职责的，再说，所谓的世故又有什么错？谁都不能指责别人不去做那个笨拙的下降者、流浪者，就像谁都不能扔出砸向娼妇的石头一样。所以，伽斯通哭了，为胜吕，也为折户。
也许，该回到战争这个话题上来了。如果说胜吕背负终生的屈辱和最终不堪重负的自杀就是他的忏悔，而伽斯通白痴般毫无顾虑的善良体现着那来自耶稣的、最深切的同情和宽恕，请允许我在如此神恩的泽被下，仍然要像折户那样，死死地揪住战犯不放。折户的正义感和他渴望得奖、渴望升迁的功利心其实互为表里，然而，那些受难的民族却只有不可磨灭的痛苦和仇恨，耶稣有力量宽恕，她们没有，她们绝不会接受作恶人的所谓“忏悔”，除非他们也被摧毁。她们不接受假惺惺的下跪，但是，当他们被摧毁，再也站不起来时，她们不会不伸出同情之手。我由衷地热爱远藤的小说，与此同时，却仍然深深地感到遗憾――为什么，为什么在那么多反思战争的故事里，从来没有受难者的声音呢？


文章地址：http://yantan.org/bbs/viewthread.php?tid=8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