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

(一)

台湾海峡两岸的直接通航通邮终于实现了，穿越了几十年的禁忌红线。大陆开放后，我是最先“登陆”的“台巴子”之一，不妨说说过去的一些小故事，算是对两岸血泪隔阂消融的见证吧。

除了新码字的小故事，也编收了一些例如在《华夏论坛》说过的老东西，分批贴上来或投稿，故事段落顺序没有时间先后性的考虑。

１．“直飞成都”

今年四川地震后，几架次救灾包机由台湾桃圆直飞成都，这是国府撤台后的第一次。之前的最后一次从台湾直飞成都，也是人心惶惶，风云变色的时侯。

1949年8月，丁作韶从台湾飞到成都见蒋介石，后来老蒋炮火声中差一点就不能飞回台湾了，丁老师留下跟李弥打游击到了缅甸，苦不堪言！（参考侳文“魂系云之南”2002华夏文摘cm0211d）。

天灾难究，人祸有责。“兴，百姓苦，衰，百姓苦”，怎能兴衰都是百姓苦？

２．“玻璃的命”

日本时代不太限制台湾人就读法律和医药，到现在，前台北帝大的台大医学院和法律系的学生很多还是台独主张者。奇怪的是，当年留学日本的却好像比较认识日本的军国扩张的真面目。

我的大舅舅是医生，二战前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台湾光复后不久发生228事件，舅舅和外祖父被国民党抓去关。原定傍晚枪毙的那天，午后传来“起义民军”从邻县攻来的消息，国军移防混乱之际逃脱。这样的背景下，我的表哥，可能应该对国军有点厌恶的，可是他却成了第一个台籍空军飞行员。

表哥开的是运输机，常常飞到西康云南空投，补给丁作韶等反共打游队。

舅舅过世，表哥请假回来，红着眼睛跟我妈说：“我是玻璃的命，飞机一掉就没了，我每次都担心比爸爸走得更早。”妈妈劝他尽早退休，大舅就只他一个儿子，他说还早着呢。

“西康，云南，在哪里？”我问表哥，我怕他会是掉在那里的一块玻璃。

３．“海峡中线”

1950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太平洋司令部戴维斯军官划定“海峡中线”，用来规范美军机舰的活动范围，并约束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由于战机性能与人员素质的领先，台湾以前经常性地在大陆东南沿海侦巡，在中线以西拦截潜在挑衅者，直到1999年两国论后才顺应美国要求，空军被迫调整训练空域，并在2004年公布“海峡中线”。（“海峡中线”由五个坐标串连而成：北纬二十七度、东经一百二十三度；北纬二十六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一度；北纬二十四度、东经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三度、东经一百一十九度。）

台湾军方曾坚持新航线不得直接切进海峡中线，还有一些禁航区或管制区的须求，为了截弯取直节省飞航时间，双方政府间应已协商解决，“海峡中线”模糊化后，更应给双方渔民带来更大的捕捞权益。

台湾西边的“海峡中线”是针对大陆的，东面一条“专属经济海域暂定执法线”是针对自己的。

福建渔民过了“海峡中线”，会被台湾海巡署驱赶，台湾渔民还没越过“专属经济海域暂定执法线”，就可能被日本驱赶扣押了。台湾渔民以为只要忍痛把传统渔场拱手让人，退缩在线内捕鱼就安全了，但是拳头比人小，对日本没有约束力，在钓鱼岛周边的争端更是频繁。由于远洋渔业和经济海域等的重要性，西太平洋的国际争执点将转向台湾海峡之东。

再过几年，划定“台海东线”的会是谁？太平洋司令部必有其角色，其它国家呢？

４．“起义来归”

“老上海夜上海歌舞升平…”

从前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一天到晚常是老上海周璇的尖锐歌声，插播“欢迎中共空军起义投诚，米格15一架黄金一千两,米格17一架黄金两千两”。

“东方红太阳升…”

福建前线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毛主席语录时间…”，“起义来归祖国，…奨黄金”。我们读初中时，小耳机是违禁品，不准收听大陆广播。

80年代中，台湾有个中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货机飞去了广州白云机场，几天后为了大做宣传，中共把它飞到了北京。那时我正在北京，对台办的人要我做秀，安排去参观“起义来归”飞机，上电视讲话，我拒绝了，并对他们说了“这飞机不是军机，是驾驶员偷来的民用货机，应该交还给物主的，你们怎能把偷窃赃物拿来展览宣传？”

两天后，他们传话说飞机已经不声扬地飞回广州，将在香港交还华航。这事，中国政府做对了，我感激有关方面把话听近去了。

在王锡爵劫华航货机之前，有次我被安排住到北京某招待所，他们说黄植诚曾长住过那房间，后来去当了航校副校长，引起了话题。黄植诚是我们老家嘉义志航大队的，他的双座F5降落福建海滩，之前同僚跳伞，整个故事有点奇怪。我当时请招待所的头头传话给黄植诚，说我想请他吃饭聊天。隔天，黄植诚电话来，说他正在南方出差，日后再见面，我终不得机会与他长谈。

黄植诚的故事有点奇怪，他的那个志航大队是国府空军忠诚精锐，纪念抗战初笕桥空战英雄高志航的。他的双座F5当时是台湾最先进的飞机，发生“故障”同僚先跳伞，被台方救回还一直找，两天后中共才宣布，不像一般“起义来归”马上出新闻的。黄植诚长住过的那招待所的人说：黄在大陆并无亲人，通常郁郁寡欢。他们问知我同学家庭不少是住空军眷舍志航新村的，可能聊聊老家旧事能让黄植诚高兴一点，热衷于促成我的邀请黄吃饭聊天，可是我实在不知道黄植诚原单位的事，无法在电话上让黄放松他的警戒性，黄说他正在南方出差，日后再见面，但是从语气上我体会到他的“有话不能说”，他其实没出差。

我生性愉悦，不喜欢听到有人“很少笑容”，不管黄植诚做了什么，我只希望他一生能多多开怀，真实“迫降海滩”故事他说不说都再也不重要了。

以前国府空军有一个传统，飞行员“舍命保飞机”的传统。老时代，人命比较不值钱。中国空军的建军，就是“捐款献机”买来的一些飞机，或着看外国脸色援助得到的，宝贵得很，所以飞机出故障时，飞行员会挣扎地试着把飞机开回来。F86的罩窗破裂，就损失了两个。另一次F100起飞故障，飞行员也没跳伞，飞机迫降农田，飞行员重伤。（参考侳文“华裔航空英烈”2003华夏文摘cm0312a）

这根深蒂固“舍命保飞机”的传统，至少维持到黄植诚时代，我怀疑黄当时只想到如何安全迫降，看到一片沙滩就下去了。

（在华夏论坛讨论时，网友闽南贴过黄植诚报道及档案照片）

５．“芒果树旁的土堆”

我小时家里有个常客，祖辈同科，长袍马挂，老头一条清式长发缏子，手拿线装书，满口汉语，伊伊啊啊地吟唱。我的舅舅是医生，二战前东帝毕业坐船回台，他穿西装打领带，满口霓虹霓虹(日本)。甲午割台后，我们乡里死了两百多，老秀才的脚挨了一枪，几十年后228事件乡里死了两个，舅舅等人刑场得救，同样死里逃生，他们两个人却毫无共同语言，万一不巧碰头了，气氛冰冷僵硬，话不投机胡子翘，“日本马”，“褔州马”，鸡同鸭讲，不欢而散。

以前，我们乡下村里有个土堆，听说是埋了两匹马，台民抗日时死的两匹马。土堆旁的芒果树很矮小，小孩站在土堆上伸手就可以摘到芒果，可是，芒果长不好，有人说土堆里埋了“日本马”，台民教训了侵台军官，日本人从此不敢在本地太放肆，有人却说土堆里埋了“褔州马”，“四脚仔”(日本狗)杀鸡儆猴，当地从此顺伏。（“三脚仔”就是当日本走狗的台湾人。）

这土堆可神了，有人会插“战魂不死”日本太阳旗，清明时节有人插香压银纸，也看过芒果树上贴纸“倭马奄息，我民志扬＂。天灵灵，地灵灵，符咒也不少，这土堆是我小时的探奇宝地。

土堆里到底埋了什么马呢？村里后来来了两个褔州人，来处理田租房契什么的，听他们说那两匹马，是大陆来的“褔州马”没错，病死的，那两匹马没有任何战争或族群胜败的意义。那两个穿宽大黑裤的褔州人，真没趣味，自从他们来了后，那土堆再也不好玩了，祭拜的人不来了，我也不掏出宝贝灌溉芒果树了，芒果树就越来越不行了。

几年前我回到台湾乡下，早上散步到土堆那儿，土堆小了平了，没看到芒果树，可是灌溉内急感仍然自动来了，什么树都没有，而且附近住宅太多，老头子絶不能重温儿时爽快了，快走吧。

６．“大鼻子推粪车”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几幅难忘的影像在脑袋里，洞房花烛什么喜庆大事等的，可是我有点倒霉，难忘印像中里有一幅「大鼻子推粪车」，臭哄哄的苏联大鼻仔。

都可能是近三十年的老事了，那时有人请我去东北看一看，因为机场扩建整修，就从北京坐了软卧去长春，下车时一排穿西装的人挡住我，我想绕开，却被强行拉住，原来是省里派来“欢迎外国专家”的。（外国？好吧，我只是个假美帝鬼子，你要说我是美国人、中国人、台湾人，都可以，请便。但是，我抗议过、拒绝过你们这种欢迎场面，不要再让小朋友们为我们唱歌跳舞啦。）

“你好，你好”，很多挂着金日成像章的朝鲜人，我，真的到了完全陌生的国度了。唉!是不是因为在东方人很少的地方住久了，怎么有“举目无亲”的感觉呢?怎么没有半个人看起来像我的邻居或同事?洋白人一个也没有。我，他们叫我外国人，对呀，这里我无亲无故。

“呸！外国鬼子，害得我们要冲水。”一口浓痰吐在我们背后。

我住贵阳时，常和另位“外国专家”逛街尝鲜，那儿的人“吐痰神功”特好，满地的痰，我们常在街道上“跳舞”，找无痰处下脚走路。有次，我在头头的红旗黑车后座，司机开窗吐痰飘得我满脸，我用纸擦了没说话，邻座头头却好像有点脸红。之后，我们上街，发现我们常走的街道全冲水洗过，“万一外国人在街上跳舞摔死上新闻就不好了”。(后来，贵阳评上了全国第一的“文明城市”，我们倍感荣幸。)

看了几天的厂房，走了几天的室内“水路”。“你贵州跳舞的名气太大了，这里他们也因此冲水哩。”我才不信呢，安排参观的厂房里面会冲洗，街道不会吧？溜出去看一看！

走啊走，东看看西看看，哇！看到了一个白人，高大赤膊的白人，就像我那夏天除草的邻居，亲切感一下子就冒上心来。大鼻子的白人，穿着脏兮兮的解放军裤，推着个臭哄哄的两轮粪车。亲切感来得快，去得也快，突然生出一股快恨之意：“哼！族群歧视的世界里，你们白人也有坏日子的时候。”

粪车过去了，令人窒息的臭味很可怕，接着看到了一个黑发小女孩，她挑着一担麦杆走过来，她脸很白，脚很黑。我自己从来不太喜欢穿黑皮鞋，就注意到她厚厚的一双脚，赤脚上的臭黑泥巴。突然，我想到了小时候在台湾乡下踩的鸡屎，我曾满脚鸡屎，才发明了找下脚处的“跳舞”。刚刚对大鼻子白人几秒钟的“报复性的满足感”不见了，心里接者来了是很奇怪的感觉，描述不出来的“眼睛出汗”。

大鼻子推粪车，小女孩挑麦杆，影像蒙蒙泷泷，却难忘。

朋友！推粪车的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人生难免沾上一点粪，沾上一点痰。

朋友！你眼睛别出汗，我知道，那感觉很不好。

　·琳·

７．“早先归乡未必是福”

华夏网友芳华说：“我父亲那一代在台湾的外省人，一生所经历的生离死别，真是很难想象的。那时候的人总想，对日抗战也不过八年，没想到内战才是更久更久的。父亲没能等到开放就走了，但，也许回头要去面对逝去的岁月，更叫人痛心疾首吧。”

我说：“令尊没能等到开放就走了，遗憾是遗憾，可是，早先归乡未必是福。”

78年起，我就与大陆有来往，是最早进去的“呆胞”之一，跑了不少地方，也啃过那啃不动的北京月饼，一些朋友更托我趁机帮助寻亲，所以能感受那种生离死别的心绪。在那时，大陆文革的破坏明显，生活环境大多悲劣，就是北京城内菜蔬花样也很少很少，回去的人看了无不心痛沉重，容易发生回了老家心理崩溃的情况，早先归乡未必是福。也因此，我乐见大陆进步飞快，久别亲人回去，他们能有杯酒热肴相待，或是一片祥和让归魂心安。（参考侳文“没袜子的金边老人”2003华夏文摘）

“想念而不得见”，来台外省人与大陆亲人，有联系的也很困难痛苦的，以前我学校里有个江西职员，他就与老家一直经香港转信通讯，大陆难民潮满香港那段时间前后，他更是省吃俭用，每个月寄一大布袋萝卜干给她妈妈，夹带维他命补药什么的，他说萝卜干不会让人贪图，比较能保证他家人能收到，他妈妈会偶而请人写个回信。

有一年秋前，他转寄了些调味豆干肉脯去江西，收到了一张薄纸回信，钢笔字体工整，文情并茂地要求更多接济。他说他老家根本没有这样文笔的读书人，直觉不对，就写信给邻村朋友请托看望。那个人回了信，但香港没有转寄台湾，只是说大陆困难时期已过，东西不必再寄了。

追问下，中秋过了，他才被告知，他老妈已过世了三年，三年整。

这位先生把信给我看的时候是65或66年，他狭小的宿舍里还有没寄走的一布袋萝卜干，印象深刻的是那张信纸，工整钢笔楷字都透到另面，写的一面光滑,但很薄很薄，是我看到最薄最轻的纸。这种与“匪区”来往的事，当时是不能公开说的。

８．“两道关”

我第一次香港罗湖过关，那时深圳才几万人口，城市很小，成立经济特区后有第二道关口，从深圳到广州都要出示证件的。那时代出入两道关的人流情况，回想起来都感到有点悲哀，内地的青年“偷渡”到特区打工，小商人“办证”去香港弄点货物，都只为了赚钱糊口。那时在深圳特区，四川湖南来的找不到职业的青年人根本没钱回家，我在车站就给过他们钱，也知道了要给某些穷困地区来的新聘人员预付薪资，不然他们第一天就可能饿着上班。

后来，深圳特区扩张得很快，通关的人流大增，还有了“保税区”，从香港进出的货物重量详细过秤登记，生产后的边角料和垃圾也要报关。经济规模逐年成长，后来变得比香港还繁荣娼盛，以前香港常看到“鬼妹子”的招牌消失了，深圳出现许多“洗脚”“松骨”的招牌。

老邓开放见效之初，某较贫困省的领导也到繁荣娼盛的南方考察，他是个很清廉节检的，不愿跟外宾一起住星级饭店，他住到了个较差的地方，结果为了应付一再来敲门找生意的“鸡”，他搬了桌椅挡门，整夜不得安稳，第二天睡眼睲松。

这位省里头头常说:“我都破藤椅，一个小公司的经理怎么能坐皮椅红木桌？”

他不明白的是：一个高官都只能坐三脚破藤椅的社会里，底层人民将是十分痛苦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看得开想得远是经济全面繁荣的条件，要能容忍鸡的要下蛋。

这个节约刻苦的省里头头被换下来后，听说他那个省马上出现了“腐败现象”，经济蓬勃发展。

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到现在“世界债权超级大户”，大陆走过来了，做为历史的小小参与者，我们感到某种欣慰。

９．“蕃茄酱的故事”

有人说“吃难以适应”，“也许是华人的嘴自小就养刁了”，我嘴巴不刁，能吃也爱吃大多族裔的食品，我上义裔葡裔餐馆也比上中餐馆多，不过，我也有“吃难以适应”的时候。

老时代北京的菜蔬花样很少，尤其是冬天，有次我在京待过久，吃腻了那些东西，结果就馋想个greasy hamburger，打听到天安门附近的老北京饭店有卖，就从郊外租车专门去吃汉堡包。唉，那个法国厨子的hamburger，是用刀切牛肉煎的，比不上麦当劳的，价钱还差不多是当时局级干部的月薪。不过，他们用的是西式蕃茄酱，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很值啦，那么多的车钱加饭钱，只是为了满口的牛油，加上蕃茄酱。

蕃茄，北京话是“西红柿”，那时北京菜场上，就只有大白菜、蒜台等，看不到蕃茄，就连渋外的国际“友谊商场”，也看不到西式蕃茄酱。

有次，我们代表团在西安赴饺子宴，成员之一拿出了一小瓶蕃茄酱，说“this is the life saver”，我质问他从哪儿搞来的，他说是从北京渋外餐馆偷来的。后来，我发现另个成员裤袋鼓鼓的，他竟然也在北京偷了一瓶蕃茄酱：“We bet with each other to see who can swipe a bottle of the ketchup from the restaurant. Apparently he succeeded too.”

那时的中国更是崇洋媚外，但因为我华人面孔，他们以为我是个陪伴跟班的，直到看到我大沾蕃茄酱，才有一丁点把我当团长对待的样子。当时我感觉并很不好，至少，那蕃茄酱是偷来的，一个小偷还算了，一个美国代表团里两个小偷，还比赛谁偷到了。

老美偷老中的蕃茄酱，唉！

１０．“皮包的故事”

有一次我被安排住到北京丰台的招待所几天，事因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不过那儿的一大片油绿，当时我印象深刻。

那招待所好像是属于总参啥的，庭院里有草坪，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的修剪整齐的绿草坪，在“城市绿化”口号前，那真是很难得的眼褔呀。住那儿的时候，因为早上九点车才来接，我清晨就到附近散步，到农田里看农民种菜。第二天，我看菜田来劲了，绿油油的青菜，看完一个菜圃又看另一个，走得相当远。

“你快回来，大家在找你！”

远远地听到有人叫，田埂上一个小兵跑过来了，他说招待所“丢了人”，大家在找呢，客房里皮包还在，人不见了。

“你嘛拜托一下，不要到处乱走嘛，他们只盯着你皮包哩。”接待单位要我体谅那些暗跟保护我的人，跟丢了人，有人要负责的，我明白了，后来就只在草坪上，看解放军出操，不去农田里看农民种菜了。

在那个要通行证的年代里，虽然要搞到些粮票才能溜出去吃饭，到处旅行是很安全的，而且皮包不必自己拎，通常有人帮你拿。我到中国习惯了有人接，有人跟，直到后来老了没用了，没有来接飞机接人的，更没人跟随保护了。

前年从香港到深圳，我单人走出关，有个小年轻伸手拿了我皮包，说带我去坐车，等我反应过来，已陷重围，更不敢坐他们车，只好花了一千人民币赎回皮包，再向公安报案。以前的共产党社会，会有这种事吗？皮包丢不了，人也丢不了。

以前是“盯着皮包不盯人”，现在“只要皮包不要人”，难怪有人怀念毛主席哩。

１１．“不肯站立的陈水扁”

（2007年，陈水扁致力挑动中美台海冲突，以掩瞒其贪污洗钱行径，台独大老们也在美媒鼓吹，意图影响美国两岸政策。以下文字是我的部分回应。）

「挣扎地站起来」

以前去过一个世界文化活动，各国侨民出示一些文物服饰等，我走呀走，看到了台湾也有个台位停下，看完摆示回头走开时，后面有个轮椅，轮椅上坐了个老头，老头正举手行军礼，也对我笑了一下，我也就回了他一个标准举手礼，老头笑着说：“I am not saluting you,I am saluting that flag of our allies in the war. We wear that flag on our jackets.”

我问他是否二战受的伤，他说不是，说他应该可以站起来行礼的，说着说着挣扎地想站起来，我说不必了，“Those more than two thousand lost Flying Tigers know we still remember them. And,thank you so much…”

“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飞虎队的皮夹克后面绣的旗子，就是那天墙上挂的青天白日。这老兵见物思情，想站起来对已往战友表示敬意。

当年罗斯福总统在租借法案通过后，在大西洋战舰上会丘吉尔，双腿麻痹的他，说为了表示对战时盟友的尊重，“Ｉ need to meet the war allies half way”，他挣扎地从轮椅站了起来，扶着缆绳，小半步慢慢地挣扎地走了舰桥半途与丘相握手，美英海军见之激动，是二战最感人情景之一。

话说，前阵子有个盟邦的継位者，他到了珍珠港“胜利受降”军舰纪念馆，主人给了他一个胡锦涛都没资格上的讲台，结果陈水扁的表现是不屑中美二战同盟的历史荣耀，间接地污辱了西太奋勇牺牲“终战”解放台湾的美国大兵。能作贱自己的人，我们竟然笨得让他来。(所以不再让夏威夷过境。)

这几年台湾来的大官小官，在岛上不尊重他们自己的伦礼体制，到外面来也不尊重主人国家的伦礼体制。台湾的外事小子们动不动就说“你们说的不代表布什总统他本人”，害得老美官员对两岸事务常常都得加一句「代表美国政府一致的看法」。台官不维护自己伦礼体制的尊严，自己降低了人格国格，还有脸要求别人“高规格接待”台湾的“花轿一号”?

善良和一致性是人格主体，没自尊的人作贱自己，也同时作贱别人。「挣扎地站起来」是给别人尊严，能站起来的时候站起来是给自己尊严。能站起来的人必须站的时候，不站起来就是自己不要脸，旁边的人跟着丢脸。

不给自己国旗和军人站起来行礼的人，能当打仗的盟友吗？(台湾“国庆阅兵”，陈水扁一直坐着，没站起来。)

辜宽敏的公开信“请美国人民不要把台湾民主丢拉圾桶”，我给如下回应：“你们让我失望，那样幼稚野蛮的台湾民主，凭甚么要别人冒险？你们能站起来的时候，先都站起来再说吧。”

１２．“龟毛的马英九”

“龟毛”是台湾话，注重细节，不能大分大合，大起大落。一个领导人如果有太多拿不起放不下的规矩，那就注定要失败一半了，如果心里还不愿与别人分享未来胜利的荣耀，就注定必然失败。

2008年马英九赢得大选后，我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吝啬者”，更警觉到“忌才之人”的舒展影响。乱世中兴，必须罗揽四方豪杰，分工努力，才能很快地创造胜利。一个畏首畏尾的人，随时防卫别人来沾权分利还能说得过去，可是，不愿大大方方把成功的荣耀分享大家，那就是性格上的缺陷了，领导人自己反可能成为“挡路石头”，还没达到成功之顶就斤斤计较的，不太可能创造万丈光芒。这点，天生的成份大，很难修补的，青少年以后的人，最多只能自我警惕，勉励自己放大胸襟眼界。

“禁烟与禁烟”

禁烟，就是“严禁烟火”的简化，意图防火消灭“火因”，不允许任何点火动机。先有火源的小“烟”，物品才起燃烧冒大“烟”。可是，“烟”“烟”两字后来基本通用了，中共简化字里甚至把烟草的“烟”字也简掉了，只用了一个“烟”字。

林则徐为了禁“烟”，跟英国打了鸦片战争，失败了，中国到了蒋介石“新生活运动”时代才真的禁了烟。后来的禁“烟”，是禁止某些场地不能抽烟，有关烟草，无关鸦片。禁“烟”的地方，主要因为烟臭影响别人，大家互相不能抽吸香烟雪茄，但是你可能可以点蜡烛举圣火。

一字之差常造成误解，有些人很小心的。例如以前国民党的课本里，就有老蒋在信里告诉年轻的经国先生：“错字要写完才改正，不要写一半就涂掉。”他们生活节俭，写字也以严谨自律。经国先生开明，不许子孙预政，蒋家绩业后来传到了“大总管”马先生身上，外号“马更正”，常常拿出大红笔改正部署错字，听说他用大红笔把禁烟的“烟”字圈了大红圈，注明“应是草字头的烟”！

“严禁烟火”包括禁烟，禁了草字头的烟，禁“烟”写得这么清楚，那就意味着点蜡烛是可以的，军火库里上个生日蛋糕，点蜡烛能允许吗？一个崇尚节流但拙于开源的人，马先生要求大家下了班马上关灯节能，很好，为了健康不要抽“烟”，也很好，但是，拜托，拜托，不要“更正”得太过分了，哪天，如果睌上来清洁的工友点起蜡烛，把“总管府”引起火灾就不好了。

请大家荐请马英九先生不要成了窝囊废，告诉他，不要再去计较“英”字底下是一撇还是一点了，“英”字从央从大，大撇大落，不是他说的从“小”的那一小点。

１３．“英文老师”

老时代的台湾很少够资格的英文老师，大部分是日本腔的本省教员，发音不准。（参考“多语家庭一代又一代”２００６华夏快递ｋｄ０６０２１６）

有一年，我们碰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英文老师，年轻的外省单身汉，他纠正了我们一些英语发音，同学们喜欢这位老师，有关他的事情就耳听口传了，他还是那个时候到过美国的，希奇无比，有这样的老师是我们班级的骄傲。

同学们说，他是空军飞行员，曾被派到美国学习当时最先进的Ｆ１０４倍音速星座战机，难怪英文好。可是他近视眼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家不让他继续飞了。飞行员待遇好，当时唯一能吃到牛肉的极少数，当老师薪资少了，女朋友也跑了。

那是隐型眼镜尚未发明的时代，有一次课堂上，有个同学问：“老师，听说你高度近视，为什么从来没看过你戴眼镜？”

老师愣着没回答，眼泪掉了下来，他转过身靠着黑板一直擦泪，直到下课铃响。

１４．“派克金笔”

上初中的时候，大陆上海的电台还有雪花膏的广告，虽然处处“反共抗俄”“保密防谍”的标语，大陆走私货并不少，学校边的文具店有卖上海产“青年牌”钢笔什么的，有些乡亲们的喜宴还宣扬用了大陆黄鳝和血蚶。

他们说对岸来的血蚶好吃的不得了，希奇的不得了，新娘家努力了几天才弄到了一篓筐。那一天，他们用竹筛盛了浇滚水，烫开了上桌，看了哪个鲜红害怕，我把我的份让给了一个阿伯，换来了他笑呵呵地赞扬，好像我有“孔融让梨”那样地伟大。

文具店的老板，也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同学们挤爆了他的小店“偷买匪货”。钢笔的好坏在于笔尖的润滑流利，美国的“派克（Ｐａｒｋｅｒ）”“西华（Ｓｈｅａｆｆｅｒ）”等牌的笔为众人喜爱，但相对昂贵，换个铱合金的笔尖也得花掉几个星期的零用钱，所以我们就买了物美价廉的上海货，何况用起来比日本“百乐（Ｐｉｌｏｔ）”钢笔还好用。

不多久，高档喜宴没血蚶了，文具店的老板劝我们买日本笔了，学校公告新闻栏里出现了更多的“人民公社”和“水深火热”。大陆那边丢了雪花膏，丢了钢笔，他们去搞“土法大炼钢”了。

大陆“困难时期”间，老蒋想反攻大陆，欲寻购登陆艇等，美国不支持，反而停止各项援助，并掐住油源，国府只好征收“国防特捐”，火车票等加价，人民负担大增，直到１９６３年６月停征，戏票价等才回降。那段日子是真的苦，很多贫困同学们冬天的裤子是夏天短裤加管子的，雪上加霜，那家比较便宜的文具店不知为何关门了，买文具只好到大书店去了。“派克金笔”，高档一点的笔套或羽箭型笔夹是镀金的，家里不是医生或政客的大多买不起，经济还没起飞的时代，不但好笔买不起，参考书也买不起啊，我们不敢随便走进大书店买东西啊。（我妈妈有次路过书店门口，有个小孩诉说没钱买书，妈就给了他两张千元台币，还责怪在旁制止的二哥，看来那个小孩利用了这段历史。）

两支“匪货”钢笔，我用到笔尖完全磨损。

比赛获奖得来的银灰色“派克金笔”，我用的更久，笔尖修磨了几次，还带来了美国，之后常久不用，找不到了。

１５．“难看的头发”

１９８４年，公司代表团去大陆，老外四个，就我一个老中。我地位最高，但因我是老中，会讲普通话，所到之处，得到的常是崇洋媚外情况下的代遇。在西安大雁塔的“友谊”柜台，我买了几份摹帖，柜台小姐不耐烦地丢过来。我又想买文具，柜台小姐说：“你有钱买吗？”我：“有”，她：“你们当翻译的很神气嘛”。我就不再买了，到隔壁就席吃饭。后来接待单位找了负责人来道歉，我要他不要再鞠躬说话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不想让这些老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老外果然问起，我说：“他们道歉说菜上错了，我说没关系”。

１９８５年，我听说“内宾”的理发费比“外宾”便宜个好几倍，便在北京的一家理发店修头发。只因为说了一声：“你们的水好冰“，理发“师父”问我是那里来的。我不想说是美国来的，便说是台湾来的。“师父”说道：“原来是台湾特务”，把我整了又整，冷水流背，头发乱修，太难看了，只好回宾馆，再花一次“外宾”理发费。

隔天，有个来访的市委或人大的头头看着我的头发，问是哪儿剪的，我就从实抱怨了，他问得很详细写下来了。第二天，他电话来，说事情查清楚了，他们已经“处理了”那个理发匠，听得我又背脊发凉，“处理了”？但愿是从轻处理，骂一骂那个理发匠就算了。

那次之后，发型一变，我就不当“外籍专家”、“联合国顾问”那种专用外汇券的人，当起“广州来的皮包商”或者“福建来开会的内宾”，没太多人怀疑。

１６．“更难看的剃头”

大陆后来很流行清初康熙乾隆等的电视剧，我看了一些，才知道满清的发型是那么难看，前面剃光光，后面留一条长辫子。

看着电视剧里那些剃光脑门的演员，心里发笑，太丑了，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难看的男人发型，难怪满清入关后的“剃发”令人无法接受。

回想祖辈也有人留辫子的，可是好像没有剃光脑门的，我后来查证了一下，虽然康熙对招抚台湾的条件一再坚持剃头，“留发不留头”。从来没有公开允许对比朝鲜越南的免剃成例，但是“武力统一”后，没有严厉地在台湾推行血腥剃头政策。

清代台湾应考科举的，瓜皮帽后面拖着一条尾巴，“登陆”前剃掉前面就是了。

野史故事说康熙皇帝后来去了五台山做和尚，果真如此，他头全剃光了吗？

中共说“为了祖国统一，什么都可以谈”，果真如此，他们会比康熙皇帝更宽宏大量吗？

（本系列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大陆“困难时期”间，老蒋想反攻大陆，欲寻购登陆艇等，美国不支持，反而停止各项援助，并掐住油源，国府只好征收“国防特捐”，火车票等加价，人民负担大增，直到１９６３年６月停征，”

这个以前不知道。

琳：成长于阿里山下

·琳·

看了网友芳华的好文章“阿里山的往事”，往事，成长时的一些往事也就被挑动浮现出来了，我也来说说吧。

1.「阿里山上的姐姐」

“阿里山”在我家也是个避免碰触的话题，二战期间，日本人命令我们家搬到阿里山，台湾光复了几年后才搬下山。提到孩子们出生地时，妈妈用的是那里的村落名称，达邦或畚箕湖（奋起湖），不爱说到阿里山。

妈妈生出我后没有奶水，山胞(原住民)曹(邹)族妇女们主动地天天来喂我奶，我才存活、长得白白嫩嫩地。“原始共产社会”有大大好处，山胞们不曾让我们挨饿，会分送打到的野猪和挖到的竹筍，我更是受到优先哺乳的宠爱。（参考拙文“文化酱缸的边缘——从喂奶说起”，华夏快递kd040712）

老家门口往东看就是壮丽的玉山，东南亚最高峰，和比较矮的阿里山，在彩虹下更是好看。写生画图比赛我常得奖，有一次我把画的山景给妈妈看，她眼睛出了汗，没说话没奖励，我逐渐发现妈妈不爱山，更不爱往东看，因为那个方向就是阿里山。

小时有一天，天还没亮，我被妈妈的啜泣声惊醒，她拍拍我，要我继续睡，我闻到了祭拜的燃香味。后来，我发现妈妈会在某些日子的晚上偷偷地祭拜阿里山。那时我并不知道我还有两个姐姐，玲子和惠子（战时户口未及有中文名字），她们短暂的生命全在阿里山上，因毒花过敏或免疫失调等急症，让健走如飞的山胞们抱着下山求医，可惜仍相继病故襁褓，不知道她们被埋葬在山上的哪个角落了，但是我从来不敢问起。

阿里山，十几年后我跟四哥上去了一次，没告诉妈妈我们去了。妈妈有些时候把四哥打扮得像个女孩子，她祈望玲子和惠子的再投胎，才连续地又生了我们几个兄弟，我是老幺，她把给姐姐们的爱全都给了我。有些女生们说我“臭男孩有那么好的皮肤做什么”，妈也说我应生为女儿身，我说：“投胎成女的要蹲着小便，草里有蛇，怕怕哩”，妈笑了。

我那两个小姐姐去世时，一个刚会走路，一个刚会跳绳唱歌，听说我这两个小姐姐很甜很可爱，她们今天应已在天上陪着爸爸妈妈，不在阿里山上了。

2.「珠算比赛」

以前乡下煮饭是烧草枝木头的，妈妈为了“节能省碳”，常会在灶烬中埋个蕃薯，有些时候把块猪臀肉放进有盖的小陶罐，加点青葱酱油，埋进炉灰中乾烘，很好吃的。经济尚未起飞的时代，吃蕃薯比吃肉的时候多，妈妈最宠我，如果我又拿了几张奬状回家，她就会叫我去挖陶罐，先吃了。

老时代的学校裡也教珠算，练习用算盘，也要考用算盘做算术。算盘的珠子很滑溜的，把算盘翻过来，脚踏上去蹬，咻！可以当溜冰鞋哩。

我小时候的心算速度相当快，“珠算心诀”当耳边风，从来没真的用算盘，珠算成绩却还可以。县裡的小学“珠算比赛”来了，老师们要挑个代表参赛，因为我的写生和书法曾替学校得过几次奖，虽然我的珠算成绩平平，仍然又选了我代表学校“出征”。为什么？因为老师们看到我手中常常拿了个算盘，算盘珠子磨损得那麼厉害，太明显了。（看来这学生天天使用算盘，不到几天，算盘就能磨损到比得上千年当舖的掌柜，想来一定是朝暮苦练，可比李白的“铁杵磨成绣花针”，其志想必可嘉。）

穿着妈妈缝的新衣服，被老师带著坐火车上县城“珠算比赛”，得了十几分“倒数第一名”回来，爸爸骑脚踏车到火车站接我，路上没讲一句话。

妈妈学的“国语”是日本语，听不明白普通话的“倒数第一名”，真的县裡啥“第一名”？好！做好吃的奖励儿子！

那天晚上，我去炉灰中挖陶罐，吃烘肉的时候，爸爸一直好像有话要说，最后仍然一句话没讲。（他如果把这“第一名”的真相说出来，我一双腿必然成了“红豆冰棒”。）

3。「音乐考试」

读中学的时候，只要有一科不及格就得留级全部重读，我最担心的是音乐课和体育课，跑不快，跳不高，歌唱得更不好。（参考拙文“从孟姜女到邓丽君”，华夏文摘cm0209a）

“唱呀，快唱呀！”老师越催促，我越唱不出来。“吹呀，吹口哨呀，男孩子都会吹口哨的呀，不会吹口哨的男孩子以后不会生小孩，娶不到老婆，只能当和尚喔”，我从来吹不出哨声，合唱“桂河大桥”那种要吹口哨的，我只好嘟着嘴巴装模做样，心里觉得很窝囊。说出“我当了和尚一定去勾引庙里的俏尼姑”后，没人催我学吹口哨了，可是歌还是得唱。

初二那年差一点留了级，正值老蒋最后试图“反攻大陆”的“困难时期”，家里变卖了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老风琴，来看来买的人竟然就是我的音乐老师，他家里开乐器店，发现了我是他同学的儿子，给了我六十二分勉强及格。

初三那年又差一点留了级，那个外省籍的音乐老师很通情达理，“随便挑一首歌，能唱完就是八十分，唱得好加分”。第一学期的期末考，我唱到一半唱不下去了，他给了四十分。第二学期的考试，我又唱了一半，他说“你难道没有一条歌能从头唱到尾的吗？” 我开口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终于“贯彻始终”，他给了八十分，平均分数正好及格。

高中的音乐女老师是个留美回去的，教的多是Old Black Joe那种美国民歌，考的却是钢琴的音阶，她在钢琴上咚咚两声，要我们说出是哪两个音。我跟本听不出来，补考时幸好有同学帮忙，用棒球捕手的手式，以五指当五线谱的谱线，给我打暗号，作弊下我通过了音乐考试。因为让学生们全力准备大学联考，高三没有音乐课，我终于再也不用担心被留级了。

（成长时各种考试的压力很大，大学同班顺利毕业的只有入学时的三分之一，这改变了我后来教学的观念，自己宁愿给出有启发性的题材和open book exam，学生们就是考试作弊效果也很有限，可是这样太花费精力了，连兼个小班都会累死人，我们家当老师的已经太多了，不缺我一个偶而兼差的。）

音乐考试作了弊，是我人生的某种遗憾。后来，我来美之前，台湾把初中归入了义务教育，我们系里必须陪训一批理化教员，通不过检定考试的就失去了教学资格，监考发试卷时，“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更加紧学习，真正的检定考试是在你们面对学生的时候”，我说完后离开，明知有人为了职业必然作弊，可是教员缺欠的情况下，学生们有老师总比没有好，难怪上头只派我一个人来监考。收卷时间到，我从窗外向里一看，里面的人东传西抄的，混乱噪杂，我宣布延长十分钟。

十分钟，多了十分钟，理化考试可以核对答案，音乐考试可以先清清喉咙，慢慢地准备好了再开口唱：“三民主义”，可以“贯彻始终”唱五次，“Simple Gifts”，也可以哼个五次：

T’is the gift to be simple.
T’is the gift to be free.
T’is the gift to come down where you/we ought to be.
And when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place just right.
It will be in the valley of love and delight.
When true simplicity is gained.
To bow and to bend we will not be ashamed.
To turn， turn， will be our delight.
Till by turning， turning， we come round right.

谢谢这篇有趣的文章，给了我一个愉快的午休。